我国何时开始酿酒？《说文解字》上说杜康是酒的发明者。杜康史无确载，是传说中的人物，《说文》把这项“专利”给他，是不可信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我国酿酒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喝酒已成风气了。比如《尚书·微子》、《尚书·酒诰》、《诗·大雅·荡》等，都说商纣王“好酒淫乐”，造“酒池肉林”，最后因贪酒色而亡国。西周铜器《大盂鼎》铭也说：“唯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殷代青铜酒器被发掘出来的品种与数量，也可以证明殷商时嗜酒成风，酿酒业十分发达。
　　酿酒业的发达，说明殷商时期中原农业的发达，社会的富庶。而这一时期，处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蜀国则并不亚于中原地区。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酒器特别丰富。陶器有：盉、杯、尖底盏、觚、壶等；青铜器有：罍、壶、尊、方彝等。其中，仅瓶形杯数量就达几百件。这种杯外形如瓶或筒，具体式样又有差异，典型器形为：侈口似喇叭形，束颈，腹壁向上斜收，平底，全器的最大径在底部。有的在颈部加一圈附加堆纹。器形细长，高低从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不等，最高的约13厘米左右，容量约为100毫升，酷似现在北方烫酒用的小瓶。
　　最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制品六鸟三牛尊和三鸟三羊尊。六鸟三牛尊共两件，口径分别为49厘米、47厘米，通高分别为56．5厘米、52．6厘米；在肩折处立雕有三个突出的牛头，牛头上和相邻两头牛之间各铸一鸟，作浮游状。其牛角向上微弯，似现在水牛的图像，鸟站在牛头上。牛眼用云雷纹代。整个造型不求形似，而求神似，透溢出一种威严的气氛。三鸟三羊尊亦两件，口径分别为42．6厘米、40．4厘米，通高分别为 45．5厘米、41．6厘米；肩上立雕有三个羊头和三只鸟。羊头的眼雕为小眼，长有向后盘曲的一双大角。整个形象和现在的绵羊极为相似。它们都是用以盛酒的，但如此造型，在中原地区的商周出土青铜酒器中极少见；然而却与湖南华容（长江中游）及陕西城固（汉江上游，属长江水系）出土的青铜尊的风格颇为接近。
　　至于其他青铜酒器，如二号坑出土的两件四羊铜罍，也制作得十分精美：小敞口，短颈，方唇，斜折肩，矮圈足，肩、腹、圈足饰有繁复的凸弦纹、饕餮纹和云雷纹等。外缘及器壁上用补铸法铸雕四个羊头，羊角卷成云形。二号坑还有一件四鸟四羊罍，羊角向外作左右勾曲状，造型甚为奇异。
　　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古蜀青铜酒器在成都平原其他地方也有出土，主要出于墓葬和窖藏。据统计，已达一百余件，主要器类有罍、壶、尊、钫、缶、勺、鍪等。它们大多与中原形制相同，也有少数明显地带有巴蜀地域特色。这是那一时期长江上游文明既与黄河流域文明交往，又相对独立发展的一项有力佐证。
　　三星堆以及成都平原其他地区出土的古蜀酒器，当然还有力地说明了成都平原的酿酒历史至少可上溯至商代。在历史上，成都平原曾酿造出郫筒酒、临邛酒、清醥、乳酒、烧酒、锦江春、竹叶青、薛涛酒等。而史有明记的成都平原酿酒的最早记录，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华阳国志·蜀志》说：蜀王移治郫邑后的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这是指蜀国开始仿效西周礼乐制度立宗庙，祭以恬（甜）酒，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早年在成都市百花潭中学校园内出土的战国早期错金铜壶上的宴乐武舞图像，便表现出古蜀贵族们赏乐观舞、举杯豪饮的情形，形象地佐证了当时成都平原的酿酒业盛况。
　　需要说明的是，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后的醴酒乃是一种“汁滓相将”的甜酒，即所谓“酿之一宿而成体，有酒味而已”的薄酒、浊酒。那时的人们一般都是酒与糟一同吃的。袁庭栋先生说：“这样的吃法是不会浪费粮食的。”这在宋代蒸馏酒（即通常所说的烧酒或白酒）出现以前大致都如此。三星堆文明时期酿酒业的发达，反映出古蜀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比较丰富的一面。那时候，人们可能就已用醴酒来祭祀图腾、神灵和祖宗了。所以，当九世开明帝仿周制“始立宗庙”时，才可能按照传统继续在宗庙里祭以醴酒。在此之前的祭祖，则是在旷野的祭坛里进行。
　　


　　郫邑曾是杜宇王族和开明王族的蜀国首都。这里的郫筒酒，有可能便是早蜀醴酒的遗存。
　　郫县郫筒镇（今郫县城关）内曾有两口怪井，一方一圆，水清甘洌，皆坐落在郫筒池的水池间；且此井汲水，便波及彼井水动。明人曹学佺因之称奇，曰“鸳鸯井”。又，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井畔产巨竹，刳为筒，汲水而酿，包以蕉叶，缠以藕丝，信宿香达于外。”这样，郫筒镇便靠着鸳鸯井和大竹筒——郫筒这两件一方尤物，酿制出名噪千载的郫筒酒（至今还是川菜，特别是川味鱼烹调中，不可或缺的名料酒）来。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杜甫从阆州（今阆中市）返成都途中作过一篇《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有云：“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沽。”诗人想着又能和好友严武共食丙穴鱼，同饮郫筒酒，不禁喜上心头。南宋时，做过四川制置使的诗人范成大，亦留下有“草草郫筒中酒处，不知身已在彭州”的诗句。而今四川著名美食家车辐先生也夸耀说：“我们四川郫县郫筒酒厂出了一种‘甜黄酒’，不亚于绍兴加饭酒。”他指的这种“甜黄酒”，其实就是郫筒镇一种传统的郫筒酒——“桂花陈酿”。这种桂花酒，苏东坡在谪居惠州时曾酿过。据林语堂先生考，其“酒精含量不多”，“有点像微酸的淡色啤酒”。苏东坡在杭州太守任上时，对朋友感慨道：“可恨蜀山君未见，他年携手醉郫筒。”所以，他后来虽在数千里外的岭南，也要自己动手酿制以解馋。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秋至十三年春，康熙帝第十七子果毅亲王护送六世达赖喇嘛还藏途中路过郫筒镇，忆起古时与此相关的风流韵事，不由得飞毫写下“酴醿传香”四个大字。
　　酴醿酒工艺乃蜀人首创。据成书于6世纪中叶的《齐民要术》卷七讲：蜀人以流水渍小麦曲，取其汁水和米煮成饭，加工后，“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后来的郫县人大概在此基础上改大坛密封为竹筒密封，信宿（连宿两夜）便酿成，时间短而又可口。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酿酒业的兴旺发达。今天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惊人、品类繁多的各种陶质酒器中的那种腹部圆鼓的高领罐，大致就是酴醿酒的酿酒器。其“领高、口直，十分适宜封口密闭，既可避免杂菌入侵滋生，又可造成有利于发酵的厌氧条件。”而它的下腹部成反弧内收，则便于受热；小平底虽不稳却宜于埋在灶坑边的热灰中保温。段渝先生认为：“这种酿酒器皿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它反映出三星堆先民独特的创造性与鲜明的审美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