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日清晨，记者就来到了宋副局长位于北京郊区某小区的家，因为他下午就要飞回江西执行任务，只有一上午的空闲时间，所以见面互相问候了两句，就进入主题。宋副局长是河北省张家口人，一派燕赵子弟的豪爽之情，讲话直来直去，丝毫不拖泥带水，眉宇间透射着长期军旅生活磨练而出的英武气概。
　　从军
　　我是张家口农村的，父亲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任何“背景”。这时进来给记者倒茶的宋副局长的夫人——一位身材匀称、面容清秀的中年妇女插了一句话：“他这一辈子都献给了直升机事业。回首往事，我们觉得问心无愧，并充满了事业成功的满足感！”
　　“她是四川宜宾人，也是一位从军三十多年的军人了！我的女儿已经小学五年级了。”
　　宋副局长夫妇这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使记者对他们更平添了一份真正的尊敬和钦佩……
　　1977年，通过极为严苛的身体检查和政治审查，我进入了空军保定第二航空预备学校。该校在前几年已被撤消，现在空军预科学习都在长春航空大学。预校学习一段时间后，我到云南的十航校学习歼击机飞行。但由于我的身材偏高，不适于飞歼击机，毕业后就改飞了运输机，而且飞的是直升机，从那时起就和直升机结下了缘。
　　1980年5月，我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第七独立运输大队，飞的是直-5型直升机，干了7年。1987年10月，昆明、成都两大军区合并为成都军区之前，我被调到了空军第二飞行学院，位于宜宾市第二飞行训练团，继续飞直-5直升机。对于这种我军第一种批量列装的直升机，我得夸几句：直-5直升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依照从苏联米里设计局引进的米-4直升机图纸资料，在哈尔滨飞机厂（现哈飞公司）生产的。该机属于中小型直升机，有效载荷一吨左右，配装功率为1 300千瓦的活塞式航空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有14个缸，比较费油，噪音也挺大，但工作稳定可靠。飞行速度为180千米/小时，最大速度小于250千米/小时，最大航程800千米。该机在我军正式入役以后，质量一直很好，享有“空中保险箱”的美誉。敬爱的周总理乘坐直-5直升机视察过邢台地震灾区，在“文革”中总理还乘坐直-5陪同外宾视察过当时河北的农村先进典型沙石峪。总理还把直-5直升机作为国礼送给越南的胡志明主席。该机在我军曾装备过数百架，直到本世纪初才退出了现役，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架直-5存放在部队和博物馆里。每当我看到自己的“老朋友”直-5直升机，心中总是充满了一种由衷的感谢之情。当时我们第二训练团有20多架直-5，还有少量引进的法国“云雀”-3轻型直升机。在四川宜宾一待就是11年，1991年转隶陆军航空兵，从此，我就进入了陆航序列。后来我又调入山西侯马等地担任领导以及完成教学任务。2000年10月组建陆航试飞大队并担任大队长。2010年调入陆航装备机关工作，2015年退休。从入伍到退休屈指算来也有30多年了，前后换了多次工作，转战过全国几十个机场，飞过初教-6、歼教-5、直-5、米-8、直-9，“云雀”-3、米-17、直-11、直-8、直-10、直-19等军、民用直升机。在南非培训期间还飞过贝尔-206、EC-120、BO-105等多个机型。
　　在长达30多年的驾驶和试飞直升机的生涯中，经历了多次生与死的考验，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您要问，什么事情是令我最难忘的往事呢？我会毫不迟疑地告诉您：1984年4月到8月间在云南前线参与战场救护的那四个月！
　　参战
　　刚才我讲过，虽然我在云南工作了很多年，也耳闻了越南这个当时的地区小霸无端生事挑衅的罪行，也一直憧憬能有一天，亲自参加惩罚那不知天高地厚忘恩负义的“白眼儿狼”的战斗，但我军于1979年2月17日发起的、历时1个月的自卫还击战，我并没能参加。说实话，以后每当听到作战英模报告时，心中总有一点遗憾。
　　1984年4月，我云南边防部队收复老山、者阴山的作战即将开始时，我所在的驻在云南呈贵县的独立运输大队奉命参战，负责救护伤员和运输医疗器械物资任务。收复两山的作战于1984年4月28日凌晨打响（收复老山作战在先，稍后是收复者阴山）。我们是4月27日抵达前线砚山机场。当时为统一协调运输机部队（也含直升机）抢运伤员，专门成立了“8405”办公室，我们中队长杨增顺同志是办公室成员之一，他比我们提前一天到了砚山机场。

　　在1979年初的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央军委为了避免战争规模扩大升级，明令空军只在边境线我方一侧进行威慑警戒飞行，而不进入越境直接支援陆军作战。1984年4月28日开始的以攻取两山为代表的骑线拔点作战时，空军基本上还遵照这一原则。所以我们都脱下空军上绿下蓝的军装，换上陆军的绿军装。
　　当时机场上共3架直-5直升机、2架米-8直升机，另外还有安-24、安-26两型固定翼运输机。那些特别危重的在云南前线野战医院抢救不了的伤员，将被送上这些飞机运到昆明、成都、北京、上海等内地的大医院救治。机场上的5架直升机，4架出动一架备用。我们机组3个人，我是机长，另外有两位战友，他们是80年入伍的冯玉仙和孙宏胜。我们的直-5直升机能载6名重伤员，机舱内左右各能放三副担架，上中下排列，随机两名医护人员。如果是轻伤员能装10多名。我们在前线的降落点有南温河、落水洞、麻栗坡等几处，部队的医护人员用担架把重伤员送到这些降落地点，等我们落地以后，把伤员抬上直升机就立即起飞。有时是一两位伤员，有时伤员多一些。负责往降落点送伤员的不仅有部队的人，也有当地的民工，据说每人每天6块钱。他们也很辛苦，也很尽责，有的人甚至为此负伤和牺牲。当时战区的军民关系还是很好的。一般情况我们每天飞5～6次，一个往返要40～60分钟的时间。 　　在前线执行任务的4个多月里，我们机组一共抢运了200多名伤员，大部份都是颅脑伤、胸部伤和被地雷炸伤下肢的伤员。别看小地雷不起眼，但它对人造成的伤害非常厉害，有时只是脚部的局部受伤，但为了防止感染，也要把整只脚都锯去，造成残废。由于我们抢运的大部分都是重伤员，尽管前线卫生员做了紧急包扎止血等应急处理，但还是有很多伤员在流血。所以每次飞行后，我们的机舱内会留下很多血迹，都要用清水冲洗机舱并消毒。飞往前线运伤员时，我们会把前线所需的医疗急需药品和器械带去，前线医务人员也会搭乘我们的直升机往返。
　　战争是惨烈的，流血牺牲是寻常事。但有两次的经历还是让我终生难忘。有一回我们机组抢运了一位只有18岁的小战士，他的大腿让子弹打了一个大洞，流了很多的血。听护送他的前线卫生员讲，当时是费了很大劲才把他架回来的，因为他非要继续冲锋。当把他抬上直升机时，他仍然满眼含泪，不停在喃喃自语：“我没有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对不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对不起战友……”那一刻我们在场的人都哭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小战士，不是在唱高调也不是在“演戏”，而那是他发自内心的报国激情。
　　还有一次，我看见担架上躺着一位脸部已经灼烧得完全发黑，但眼睛还在转动的重伤员。他身体被完全蒙住，我便要拉开床单看一下。医生连忙对我讲：“您最好别看了！”他越是这样说，越激发了我想看的欲望。但当我真的打开床单才发现，这位战友的身体和四肢几乎被烧成了焦炭样。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伤成这样，他为什么还能顽强地眨眼看着我们……

　　我的那些战友都是那么年轻，许多人还不到20岁，入伍才几个月就投入了残酷但却是神圣的自卫还击战争，而且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我也几次听这些战友们讲过：“刚上战场时，我们真是害怕，但看到自己的战友倒在敌人子弹之下的那一刻，胆小害怕不见了，而变成了视死如归、同仇敌忾的战斗意志，变成了替战友报仇的豪迈激情。
　　讲到这里，宋局长的眼眶里噙满热泪，他从纸巾盒里拽出一方纸巾、轻轻地擦着……
　　近几年记者在全国各地采访过二十多位当年参加过自卫还击作战的人，他们之中有身经百战的将军，也有从军的真正的“官二代”和一线的指战员。他们讲的战斗往事各异，但每当讲起战友的流血牺牲，几乎每个人都伤心落泪，甚至痛哭失声！
　　我们的战友不仅在战场上是真英雄，就是负伤也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我们运过那么多伤员，有的昏迷，有的还很清醒但我极少听见他们呻吟叫喊！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他们时，还是一阵阵心痛。他们现在过得还好吗？
　　飞行风险
　　我们虽然没有前方将士那样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但在那几个月的飞行过程中也时时充满着危险。
　　首先是来自越军的偷袭。我们机场尤其是临时起降点离边界只有1 000多米，飞偏一点就有可能飞越国界，从而受到敌方地面火力的威胁。虽然我们的直升机上都喷着很大很醒目的红十字，按照《国际法》他们是不敢打我们的，但谁知道那帮被我军打得输红了眼的“小人”会不会铤而走险呢？我们的机场有高炮部队负责警戒防空，应该比较安全，但我们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越军的特工人员随时可能进行破坏。
　　不过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云南前线复杂的地形地貌和一日三变的复杂气象条件。云南边境一带属于云贵高原，山岳丘陵峡谷纵横，地形非常复杂，加之直-5性能比较差，所以到前线救伤员只能从云底下顺着蜿延曲折的河谷向前飞行。有时刚转一个弯，迎面可能马上就是一座高山，必须迅速进行急转弯，否则转瞬之间就可能撞山。唐代大诗人李白形容蜀道险峻时曾有“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名句，拿来形容我们的飞行环境是很恰当的。云南地区气候也非常复杂，忽而晴空万里，转眼之间就是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当时我们的直升机是严格禁止入云飞行的，因为当时机载导航设备比较落后，一旦进入云层，随时都有撞山的危险，所以只能尽可能在低高度保持目视飞行。直升机距地面的高度有时只有50米，有时甚至只有20～30米，真是在树梢上飞行，必须加倍小心。一个往返飞回来，往往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那时的气象预报设备也不能及时和准确地预报天气，为了抢运伤员，我们只好凭自己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每次到前线抢运伤员，我们在机场只要能看见航线方向的山口，就可以进入山口顺着峡谷飞往野外救护场了，由此形成了一条生命通道。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我们机组、地勤和其他保障同志的努力，我们整个“8405”办公室所属的直升机没出过任何问题，圆满地完成了空中救护任务。

　　虚惊一场
　　有一次我们机组奉命去南温河陆军野战医院抢运两个重伤员。在我们当时常飞的几条航线中，这条航线是最难飞的，进入山谷之后，只能尽可能低高度小速度飞行，几乎紧贴着两岸的峭壁“之”字形飞行。有时速度会降至70～80千米/小时，这已经是极限，如果再低，直升机就会失速丧失升力，像块石头一样坠向地面。
　　这个地方不仅飞行过程艰险，而且连一块稍大点的供我们降落的平地也没有！考虑再三，我们只好把直升机降落在横跨南温河的一座桥上。好不容易把直升机降了下来，机轮（起落架）离桥墩只有不到半米！稍一晃动就会撞上桥梁护栏。直升机刚降稳，同志们就把两名伤员抬上直升机，我们马上起飞，旋翼卷起了地面的红土和草屑杂木在地面打旋。

　　没想到我们刚离开地面向前增速十几米，忽然传来几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连忙往下看，只见桥墩四周腾起了烟雾和水柱并夹着碎石，人们向四处跑去。我们以为是越军的远射程火炮打过来的炮弹（两山作战时期，越军曾从苏联进口了射程超过30多千米的远射程火炮，专门对付我军纵深的重要目标。而我军当时射程最远的军属59-1式130毫米加农炮射程才27 490米，后来有关方面紧急从127厂调去数门刚研制成功、尚未定型的射程也超过30千米的83式152毫米加榴炮与之抗衡才解了燃眉之急），连忙加快了上升速度，并与地面联络才获知是虚惊一场。原来，当时越军为了切断我军的运输线，经常派特工潜入我境内，妄图炸毁这座极为重要的大桥。我军为了防备其偷袭，就在大桥桥墩附近埋挂了小地雷。直升机降落时，气流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没事，而直升机起飞时气流是向下加速运动的，强度加大，所以“吹爆”了这些地雷。所幸大桥和地面人员都没事！
　　前线生活
　　按照我军的供给标准，我们应该吃空勤灶，而且还要有战时补助，但当时根本达不到。由于频繁的救护飞行，吃饭时间没有保证。早饭好一点，鸡蛋、馒头、粥和咸菜。中午差不多都吃盒饭，很简单。晚饭也没个准点，啥时候回来啥时候吃，胡乱吃几口就睡觉去了。我们机组人员唯一比较特殊的是饮用水，一些医务人员为了给我们增加点“营养”，专门勾兑了加有葡萄糖粉的蒸馏水，这算是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吧。
　　吃的不行，连日常用水也很不方便。老天爷下雨也没个准时候，指望不上雨水。山里的河水也不敢用，因为怕越军在里面投毒。平时洗漱只能用机场水窖的水凑合。云南那边很潮湿，一天飞下来，身上的味儿很难闻，而机场也没有浴池。没办法，我们只好用砖头垒个高台，上面架上报废的歼击机副油箱（容积大约有200公升左右），在里面灌上水。洗澡时，我们就蹲在高台下面，凑合冲一下，虽然洗得很不舒服，但我们很知足。我们知道比起那些赤身露体守卫在狭小潮湿闷热的猫耳洞里，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而且时刻面临死亡的陆军兄弟们，我们这已是超豪华的享受了！
　　由于我们机组圆满地完成了前线抢运伤员和运输物资人员的任务，所以上级也给我们立功嘉奖。但我认为这四个月在前线血与火、生与死的历练中自己所获得的人生感悟和真谛才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我随我军陆航代表团出访过越南，从河内到胡志明市（原西贡市）。我们主要参观了越军的陆航部队，他们的直升机数量不多，机型也比较老旧，也就相当于我军七八十年代的水平。同时还参观了他们的陆航院校，教学设施一般。

　　反思
　　这些年我也常去云南那边，中越两国边贸很发达也很热闹。每当我看到这些情景时，总会想起那些为了祖国边境和平安宁流血牺牲的烈士们。我总在想，如果没有当年战士们的浴血奋战，能有眼前的和平环境吗？
　　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悟出一个道理，国家的和平是要以强盛的国力和强大的军队来保障的。否则，即使有和平也只能是屈辱忍让片面苟安的暂时和平。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知记者同志和贵刊的广大读者朋友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宋副局长讲这番话时，脸色是凝重的，语气是坚定的，那种神情不由得不让人从内心里对他的观点表示由衷的心悦诚服！
　　后来，由于宋副局长的发奋努力和个人秉性的聪慧，使他得以成为我国第一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直-10直升机的首席试飞员，为这款国产专用武装直升机的研发、定型装备部队，形成作战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其中应该有一些现在可以公开的故事。但时钟已经指向1：30分，他很快就要飞回江西景德镇了，实在不能再耽误他的宝贵时间了。所以记者只好单方面中断采访，但同时约定以后如有机会，会请他谈谈这个广大读者都很期待的话题。
　　在宋副局长和夫人及聪明可爱的小女儿的祝福声中，我离开他家。但脑子里还总在回想着他讲的那些有关自己和直升机的故事……
　　陆军航空兵学院飞行理论系黄殿义教授和学院宣传处倪天宝处长为本次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