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月的时候，刚刚加入未读的第二天，我的同事、“未读”公众号的主编白明辉推荐过来一篇微信文章，是《新京报》书评周刊当天刊发的《91岁外婆和她毕业册里的青春》。毕业册是作者张哲在外婆因脑出血手术时，从外婆的杂物中意外发现的。这一件穿越70年时光的旧物，在今天读到，仍然能感受到其中跳动的脉搏。
　　得益于《新京报》的平台，这篇文章当天的点击量就超过三万。新媒体的时代，出版不再只是从作者创作到编辑出版的单向度过程，这三万多的微信点击实际上让读者提前参与到了出版进程中。换句话说，现在出版也可以是读者先找到一本（仍未/可能将要成型的）书，然后这本书找到了编辑（比如我）。
　　关于全世界最大的二手书店——纽约的思存书店（Strand Bookstore）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当你走进思存，不要去找书，让书来找你。”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用在这本书的出版上。我直觉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选题，这既源于我个人的阅读取向——对非虚构的个体叙事一向情有独钟——也源于自己的一点生活经验。
　　张哲的外婆刘梅香1941-1945年在流亡中的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就学，毕业纪念册的同学题字多写于临近毕业的1944年春夏。那是抗日战争最后的艰苦时期，当时生活于其中的人仍难看到曙光的来临。而2015年恰好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官方安排了一系列盛大的纪念活动。但脱去这层鲜亮的外衣后，当你试图寻找关于这段历史细节的文字和影像材料时，不是语焉不详，就是观点陈旧，甚至混淆是非。相比于欧美关于战争记忆和反思浩如烟海的论文、专著、影像、口述遗存，我们忘记历史的速度如此之快，态度如此之决绝。而外婆刘梅香保存下来的留言和回忆，无疑可以成为我们再次走近那段历史的一个契机。这是一份亲历者的个人见证，是平凡人对一个大时代独有的个人观感。
　　而从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我对外公外婆那一辈的生活经历也相当感兴趣。不同于我们这个“扁平化”“人机交互”“娱乐至上”“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局限在自己周围的小圈子，但人际关系也更加紧密；娱乐生活也许单调，但不见得过得不快乐；对信息的极度渴求，则使他们对知识有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态……不过是两代人的时间，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发生了这样翻覆的巨变。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回去看看走过的来路如何？从那个年代的旧人手里，我们能学到些什么新知识？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能从一部外婆的口述回忆录中找到部分答案。这答案正是我们形塑自己的重要材料——家族记忆、家世传承这种材料，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缺货了。
　　基于这样两个理由，我打算跟张哲约稿，让他把外婆求学和年轻时的故事写下来。八个月后，终于打磨出了这部《梅子青时；外婆的青春纪念册》。梅子青时——“梅子”是指外婆梅香，“青时”意谓外婆的少时故事；简简单单四个字，希望传达给读者一种即便身处扰攘的战争年代，青春少年的生命能量仍跃然向上的感觉。如果这种能量能传递给下一代、下下代的我们这些读者，这本书的使命也就达成了。
　　从一月约稿到九月成书，我都还没有和张哲见过面，电话也没有通过几次，大部分的沟通都是在微信上完成的。编稿子的时候，他常冷不丁给我发过来一两张老照片，都是他和外婆聊天之余的意外收获——从外婆那搜罗不尽的回忆和杂物中发掘出来的新鲜“尖儿货”。这些本是别人家族记忆的东西，却常常让我眼泪盈眶。张哲是幸运的，有这样一位记忆超群、仍然健在的九十岁外婆；外婆也是幸运的，还有一位愿意溯流而上，去寻找家族记忆的80后外孙。书出版后，好几个朋友和媒体人都反馈给我，说自己受到启发，也打算或已经开始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做这样的口述回忆了。这是完全意料之外的收获！
　　从一篇微信文章，到一部反复打磨成型的稿件，再到书名的权衡，排版、设计、印刷过程中无数“不堪回首”的辛苦与委屈……然而当第一次拿到书的时候，还是被它惊艳到了。张哲收到样书的时候，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书收到了，美不胜收！谢谢！”虽然它还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这一刻还是有一种努力终被奖赏的欣喜。
　　我不知道最后这本书会卖出去多少本，有多少人有幸（没错，是有幸）能读到这个关于外婆的故事。就像传记作家皮埃尔·阿苏里在《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中所说的；“你永远无法预知一本书的命运。”但我仍然很高兴，在成为过去的2015年，这本《梅子青时》找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