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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请命，这个成语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平定齐地，刘邦封其为齐王。在项王与汉王的斗争中，韩信的作用愈益突出，成为决定双方谁胜谁负的关键因素。当时，一些说客代表不同的立场，纷纷游说韩信。其中，齐国人蒯通以相人之术前往游说，说韩信虽居臣子之位，却有震主之功，这是很危险的。蒯通如此说 ：您要是听从我的计谋，不如让楚、汉双方皆不受损，同时并存，你和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此种局面一旦确立，就没有谁敢轻举妄动。凭借您的贤能圣德，拥有众多的人马装备，占据强大的齐国，迫使燕、赵屈从，出兵到刘、项两军的空虚地带，牵制他们的后方，顺应百姓的心愿，向西去制止刘、项分争，为百姓请求保全性命，那么，天下就会迅速地群起而响应，有谁敢不听从！（“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31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而后，割取大国的疆土，削弱强国的威势，用以分封诸侯。诸侯恢复之后，天下就会感恩戴德，归服听命于齐。稳守齐国固有的疆土，据有胶河、泗水流域，用恩德感召诸侯，恭谨谦让，那么天下的君王就会相继前来朝拜齐国。当然，对于蒯通的游说，韩信虽然心存犹豫，但因为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情，最终并没有按照蒯通的设想去做。
蒯通说的“西乡为百姓请命”，就是“为民请命”的最初的语源。因为齐国在东方，所以制止项王与汉王的争斗时称西乡，楚汉之争平息，则士卒、百姓因此免于死亡，这就是请命的意思。因此，为民请命最初就是指替百姓请求保全性命的意思。后来，这个词语的内涵有所扩大，凡是代表百姓向当权者陈述困难、提出请求，或替百姓说话，都可以称为为民请命。
为民请命，实则是民本思想的最突出表现。所谓民本，即以民为本，因为在古代社会，君主专制，官员高高在上，君本位、官本位是政治、社会常态，所以，提倡以民为本，就尤为可贵。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孟子是比较激进的一位。他说过这样的话 ：“百姓是最重要的，社稷次于百姓，君主的地位是最轻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孟子正义》，卷二十八，《尽心下》，9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尽管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产生很早，但孟子之前，能够表述得如此直接、如此激烈的肯定没有，即使在孟子之后，像孟子这样的表述后人也不大敢说。这种重民、贵民的思想，是孟子学说的基础，为此，他构画了一幅治世的蓝图，大意是说：5亩田的宅地，房前屋后，多种些桑树，5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了。各种家畜、家禽，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季节，70岁以上的人就有肉吃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占夺百姓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饿肚子了。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的，是绝不会有的。由此可见，在孟子的社会治理蓝图中，无不从百姓出发，替百姓着想，呼吁统治者减少对百姓的盘剥。毫无疑问，孟子是为民请命的人。
为民请命，就是要关注民生。凡是能把发展民生作为要务的官员，就是为民请命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汉代的渤海太守龚遂就是这样的一位官吏。
龚遂是汉宣帝时候的人。当时的渤海郡连年饥荒，盗贼并起，郡守毫无办法。丞相、御史等人向汉宣帝推荐龚遂，说龚遂能够把这个地方治理好，汉宣帝于是任命龚遂为渤海太守，并亲自接见他。龚遂个子不高，而且当时已经70多岁了，汉宣帝见之，与从他人口中所说的形象不大相符，就有些看不起他。汉宣帝问龚遂：“渤海郡现在动荡不安，我很担心。你有什么办法平定那里的盗贼吗？”龚遂回答说：“渤海郡动荡，那是因为海滨遥远，没有蒙受圣上的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当地官吏又不知道体恤。那里的百姓被迫武装起事，这就好像小孩子盗窃兵器，在池畔玩耍一样，并非是有意作乱，所以不能用武力征服，而应该德化安抚。”汉宣帝答应了龚遂的请求（“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闻遂对，甚说。”见《汉书》，卷八十九，《循吏列传》，36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龚遂到达渤海地界，郡中官吏听闻新太守上任，派兵迎接，因为当时那里还很不稳定。不过，龚遂把护迎他的人全部打发回去，并移送文书到所属各县，要求彻底遣散追捕盗贼的官吏，说所有手持锄镰等农具的人都是善良的百姓，官吏不得过问，而手持兵器的人就是盗贼。龚遂单车一人到达郡府，郡中盗贼马上解散，完全平息。于是龚遂开仓放粮，济救百姓，调整官吏，选拔有德行的官吏，安抚管理百姓。
在担任渤海太守期间，龚遂发现当地民风喜欢奢侈，好工商业，不乐农事，于是龚遂亲作表率，躬行节俭，并鼓励百姓致力于农桑，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种植一棵榆树、一百棵薤、五十棵葱、一畦韭菜，每一家要喂养两只母猪、五只鸡。百姓携带刀剑者，让他们卖掉刀剑，用来买牛。春夏两季劝百姓到田野耕作，到了秋冬就督促他們收割，还让家家户户多储果实、菱角、芡实之类。由于龚遂的巡视劝勉，郡中都有积蓄，吏民富足，诉讼案件也销声匿迹（见《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龚遂心中装着百姓，胸怀爱民之心，故能够为民请命，对于地方的叛乱，反对使用暴力镇压，主张教化，并积极赈济灾民、选拔良吏、劝课农桑，所以治理升平，他能够进入《汉书·循吏传》，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民请命，就是要顺应民心。《管子》中说：“政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之所以被废除，在于违背民心。人民厌恶忧劳，我就使他们安逸；人民厌恶贫贱，我就使他们富贵；人民厌恶危难，我就使他们安定；人民厌恶绝后，我就使他们生育繁衍。”（“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 ；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 ；民恶灭绝，我生育之。”黎翔凤 ：《管子校注》，卷一，《牧民》，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了解百姓心里在想什么，不调查，不研究，不走访，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那是实现不了的，更不用说要为民请命了。 为民请命，就是要体恤民情。《国语》记载，楚国的令尹子文曾经三次辞去令尹的职务，家里却没有一天的储粮，这是因为体恤百姓的缘故。楚成王听说子文吃了早饭就没有晚饭吃，因此每逢朝见时就预备一束干肉、一筐干粮，用来赏赐子文，竟因此成为国君对待令尹的常例。楚成王每次增加子文的俸禄时，子文一定辞官逃避，等到成王不再这样做时，他才回来任职。有人对此不理解，问道：“别人一生都在追求富贵，您却总是要逃避，这是为什么呢？”子文说 ：“从政者是要保护百姓的。百姓还很贫困，我却图取富贵，这是使百姓劳苦让自己富足，这样的话，就离死不远了。我是在逃避死亡，不是在逃避富贵。”（“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徐元诰：《国语集解·楚语下》，5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令尹子文先恤民而后己，后来若敖氏家族都被灭了，只有子文的后代存了下来，世为良臣。作为执政者，时刻想到百姓，先民后己，甚至舍身为民，北宋时期的窦卞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窦卞在出任深州知州的时候，黄河在滹沱河处决口，水漫郡城，并发生了地震。流民从恩州、冀州逃来，接踵而至，窦卞果断发放常平仓的粮食，赈济灾民。常平仓是国家备荒以急民需的粮仓，是不能随便乱动的，开仓放粮必须向朝廷请示才行。所以身边的官吏赶紧告知窦卞说，擅自发放常平仓的粮食会被治罪的。窦卞哪能不知道这个规定，不过他说：“等到请示得到批复之时，百姓早都饿死了。我宁愿用自身性命换得数万百姓的性命。”（“俟请而得报，民死矣。吾宁以一身活数万人。”见《宋史》，卷三百三十，《窦卞传》，106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代乾隆年间，郑板桥在潍县知县任上，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当时遇到荒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事。郑板桥来不及上报就下令开仓赈济。有人劝阻，他说 ：“这都什么时候了？等着辗转上报并批复下来，百姓早就饿死了。如果上司追责，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于是开仓出谷，让百姓凭券借用，等到丰年再归还，就这样拯救了一万多人。当年秋天，粮食歉收，郑板桥将自己的养廉银全部捐出，替百姓垫付税款。离任的时候，他又将百姓写的垫付借据全部烧毁。潍县百姓感恩戴德，为他立生祠供奉（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重修兴化县志》，卷八，《仕迹》，23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为民请命，就是要为民除害，为民申冤，替百姓解忧，替百姓说话。战国时期魏国的邺令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曾多次选入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因此家喻户晓。邺地的官绅和巫婆狼狈为奸，巧取豪夺，愚昧百姓。西门豹上任之后，通過调查，搞清了官绅、巫婆迫害百姓的事实，巧设计谋，破除迷信，惩治了地方恶霸，为百姓除去一害，并大力兴修水利，让邺地重获繁荣（见《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
明朝时，夔州人青文胜在龙阳县做县令的属官。龙阳毗邻洞庭湖，连连水灾，拖欠赋税几十万，百姓如牛负重，不堪重负，在死亡线上挣扎，郡县长官不但不加体恤，反而加剧勒索。百姓无以纳税，有的逃亡他乡，老弱病残活活饿死，有的被关进大狱，受鞭挞刑罚而死的人接连不断。青文胜痛心疾首，情绪激昂，冒着越级呈诉的罪名，亲自进京到宫门之外向洪武皇帝呈献奏章，为百姓请命，再三上书，皇帝却没有任何答复。青文胜仰天长叹：“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乡亲父老啊！”又一次准备好奏章，击登闻鼓，并在鼓下上吊自尽。洪武皇帝知道后非常吃惊，同情他为百姓而牺牲自己，下令免除了龙阳赋税。青文胜家贫，他死后，妻子和孩子因为贫困不能返乡，乡里人感念他，决定用百亩公田奉养其妻子和孩子（见《明史》，卷一百四十，《青文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都是为民请命的体现。百姓的艰难困苦，人人皆知，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吏都能够为民请命，因为这需要有勇气，要不惧权贵，须有献身精神，要“敢”字当先。唐代的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宋代的包拯不惧权贵，敢于为百姓鸣不平，人称“包青天”；明代的海瑞不畏强暴，敢于让宰相归还强占的百姓田地。
宋初有个大臣叫姚坦，性格木讷、正直、固执。有一次宋太宗的第五子赵元杰造了一座假山，花费无数，落成之后，召集宾客畅饮，一起欣赏假山。姚坦独自低头，看也不看，赵元杰强迫他观看，他说 ：“我只看到一座血山，哪里有假山啊！”赵元杰惊问其故，姚坦说：“我在乡下看到州县催租，抓人家的父子兄弟，送县里用鞭子抽打，遍体流血。这假山都是用百姓缴纳的租税建成的，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当时，宋太宗也在造假山，听到这件事情后，立即把假山毁了（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七，《姚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代有个叫王仁福的官员，敢于担当。同治五年，他在河南省做官。当时，黄河改道，水灾连连，朝廷连年发动征战，没有多余的钱财修河筑堤，王仁福到任之后，尽力修守。同治六年秋，汛期河水暴涨，王仁福奔走于风雨泥泞之中，抢修堤坝七天七夜，材料用尽，大堤岌岌可危。百姓像蚂蚁一样挤在河堤之上，王仁福痛哭流涕，说：“我为河官，挤汝等于死，我之罪也，我为当身先之！”（见《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九，《循吏四》，130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他慨然走向坝顶，风浪卷堤，没入水中，竟然风止浪定，堤坝得保。
清代著名学者万斯大说：“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万斯大：《周官辨非·天官》，乾隆二十四年重刻本）意思是说，只要是对百姓有利的事情，再小的事情也要去做；对于残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废掉。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可真无愧于被称为中国脊梁了。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平定齐地，刘邦封其为齐王。在项王与汉王的斗争中，韩信的作用愈益突出，成为决定双方谁胜谁负的关键因素。当时，一些说客代表不同的立场，纷纷游说韩信。其中，齐国人蒯通以相人之术前往游说，说韩信虽居臣子之位，却有震主之功，这是很危险的。蒯通如此说 ：您要是听从我的计谋，不如让楚、汉双方皆不受损，同时并存，你和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此种局面一旦确立，就没有谁敢轻举妄动。凭借您的贤能圣德，拥有众多的人马装备，占据强大的齐国，迫使燕、赵屈从，出兵到刘、项两军的空虚地带，牵制他们的后方，顺应百姓的心愿，向西去制止刘、项分争，为百姓请求保全性命，那么，天下就会迅速地群起而响应，有谁敢不听从！（“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31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而后，割取大国的疆土，削弱强国的威势，用以分封诸侯。诸侯恢复之后，天下就会感恩戴德，归服听命于齐。稳守齐国固有的疆土，据有胶河、泗水流域，用恩德感召诸侯，恭谨谦让，那么天下的君王就会相继前来朝拜齐国。当然，对于蒯通的游说，韩信虽然心存犹豫，但因为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情，最终并没有按照蒯通的设想去做。
蒯通说的“西乡为百姓请命”，就是“为民请命”的最初的语源。因为齐国在东方，所以制止项王与汉王的争斗时称西乡，楚汉之争平息，则士卒、百姓因此免于死亡，这就是请命的意思。因此，为民请命最初就是指替百姓请求保全性命的意思。后来，这个词语的内涵有所扩大，凡是代表百姓向当权者陈述困难、提出请求，或替百姓说话，都可以称为为民请命。
为民请命，实则是民本思想的最突出表现。所谓民本，即以民为本，因为在古代社会，君主专制，官员高高在上，君本位、官本位是政治、社会常态，所以，提倡以民为本，就尤为可贵。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孟子是比较激进的一位。他说过这样的话 ：“百姓是最重要的，社稷次于百姓，君主的地位是最轻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孟子正义》，卷二十八，《尽心下》，9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尽管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产生很早，但孟子之前，能够表述得如此直接、如此激烈的肯定没有，即使在孟子之后，像孟子这样的表述后人也不大敢说。这种重民、贵民的思想，是孟子学说的基础，为此，他构画了一幅治世的蓝图，大意是说：5亩田的宅地，房前屋后，多种些桑树，5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了。各种家畜、家禽，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季节，70岁以上的人就有肉吃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占夺百姓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饿肚子了。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的，是绝不会有的。由此可见，在孟子的社会治理蓝图中，无不从百姓出发，替百姓着想，呼吁统治者减少对百姓的盘剥。毫无疑问，孟子是为民请命的人。
为民请命，就是要关注民生。凡是能把发展民生作为要务的官员，就是为民请命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汉代的渤海太守龚遂就是这样的一位官吏。
龚遂是汉宣帝时候的人。当时的渤海郡连年饥荒，盗贼并起，郡守毫无办法。丞相、御史等人向汉宣帝推荐龚遂，说龚遂能够把这个地方治理好，汉宣帝于是任命龚遂为渤海太守，并亲自接见他。龚遂个子不高，而且当时已经70多岁了，汉宣帝见之，与从他人口中所说的形象不大相符，就有些看不起他。汉宣帝问龚遂：“渤海郡现在动荡不安，我很担心。你有什么办法平定那里的盗贼吗？”龚遂回答说：“渤海郡动荡，那是因为海滨遥远，没有蒙受圣上的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当地官吏又不知道体恤。那里的百姓被迫武装起事，这就好像小孩子盗窃兵器，在池畔玩耍一样，并非是有意作乱，所以不能用武力征服，而应该德化安抚。”汉宣帝答应了龚遂的请求（“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闻遂对，甚说。”见《汉书》，卷八十九，《循吏列传》，36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龚遂到达渤海地界，郡中官吏听闻新太守上任，派兵迎接，因为当时那里还很不稳定。不过，龚遂把护迎他的人全部打发回去，并移送文书到所属各县，要求彻底遣散追捕盗贼的官吏，说所有手持锄镰等农具的人都是善良的百姓，官吏不得过问，而手持兵器的人就是盗贼。龚遂单车一人到达郡府，郡中盗贼马上解散，完全平息。于是龚遂开仓放粮，济救百姓，调整官吏，选拔有德行的官吏，安抚管理百姓。
在担任渤海太守期间，龚遂发现当地民风喜欢奢侈，好工商业，不乐农事，于是龚遂亲作表率，躬行节俭，并鼓励百姓致力于农桑，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种植一棵榆树、一百棵薤、五十棵葱、一畦韭菜，每一家要喂养两只母猪、五只鸡。百姓携带刀剑者，让他们卖掉刀剑，用来买牛。春夏两季劝百姓到田野耕作，到了秋冬就督促他們收割，还让家家户户多储果实、菱角、芡实之类。由于龚遂的巡视劝勉，郡中都有积蓄，吏民富足，诉讼案件也销声匿迹（见《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龚遂心中装着百姓，胸怀爱民之心，故能够为民请命，对于地方的叛乱，反对使用暴力镇压，主张教化，并积极赈济灾民、选拔良吏、劝课农桑，所以治理升平，他能够进入《汉书·循吏传》，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民请命，就是要顺应民心。《管子》中说：“政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之所以被废除，在于违背民心。人民厌恶忧劳，我就使他们安逸；人民厌恶贫贱，我就使他们富贵；人民厌恶危难，我就使他们安定；人民厌恶绝后，我就使他们生育繁衍。”（“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 ；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 ；民恶灭绝，我生育之。”黎翔凤 ：《管子校注》，卷一，《牧民》，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了解百姓心里在想什么，不调查，不研究，不走访，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那是实现不了的，更不用说要为民请命了。 为民请命，就是要体恤民情。《国语》记载，楚国的令尹子文曾经三次辞去令尹的职务，家里却没有一天的储粮，这是因为体恤百姓的缘故。楚成王听说子文吃了早饭就没有晚饭吃，因此每逢朝见时就预备一束干肉、一筐干粮，用来赏赐子文，竟因此成为国君对待令尹的常例。楚成王每次增加子文的俸禄时，子文一定辞官逃避，等到成王不再这样做时，他才回来任职。有人对此不理解，问道：“别人一生都在追求富贵，您却总是要逃避，这是为什么呢？”子文说 ：“从政者是要保护百姓的。百姓还很贫困，我却图取富贵，这是使百姓劳苦让自己富足，这样的话，就离死不远了。我是在逃避死亡，不是在逃避富贵。”（“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徐元诰：《国语集解·楚语下》，5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令尹子文先恤民而后己，后来若敖氏家族都被灭了，只有子文的后代存了下来，世为良臣。作为执政者，时刻想到百姓，先民后己，甚至舍身为民，北宋时期的窦卞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窦卞在出任深州知州的时候，黄河在滹沱河处决口，水漫郡城，并发生了地震。流民从恩州、冀州逃来，接踵而至，窦卞果断发放常平仓的粮食，赈济灾民。常平仓是国家备荒以急民需的粮仓，是不能随便乱动的，开仓放粮必须向朝廷请示才行。所以身边的官吏赶紧告知窦卞说，擅自发放常平仓的粮食会被治罪的。窦卞哪能不知道这个规定，不过他说：“等到请示得到批复之时，百姓早都饿死了。我宁愿用自身性命换得数万百姓的性命。”（“俟请而得报，民死矣。吾宁以一身活数万人。”见《宋史》，卷三百三十，《窦卞传》，106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代乾隆年间，郑板桥在潍县知县任上，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当时遇到荒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事。郑板桥来不及上报就下令开仓赈济。有人劝阻，他说 ：“这都什么时候了？等着辗转上报并批复下来，百姓早就饿死了。如果上司追责，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于是开仓出谷，让百姓凭券借用，等到丰年再归还，就这样拯救了一万多人。当年秋天，粮食歉收，郑板桥将自己的养廉银全部捐出，替百姓垫付税款。离任的时候，他又将百姓写的垫付借据全部烧毁。潍县百姓感恩戴德，为他立生祠供奉（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重修兴化县志》，卷八，《仕迹》，23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为民请命，就是要为民除害，为民申冤，替百姓解忧，替百姓说话。战国时期魏国的邺令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曾多次选入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因此家喻户晓。邺地的官绅和巫婆狼狈为奸，巧取豪夺，愚昧百姓。西门豹上任之后，通過调查，搞清了官绅、巫婆迫害百姓的事实，巧设计谋，破除迷信，惩治了地方恶霸，为百姓除去一害，并大力兴修水利，让邺地重获繁荣（见《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
明朝时，夔州人青文胜在龙阳县做县令的属官。龙阳毗邻洞庭湖，连连水灾，拖欠赋税几十万，百姓如牛负重，不堪重负，在死亡线上挣扎，郡县长官不但不加体恤，反而加剧勒索。百姓无以纳税，有的逃亡他乡，老弱病残活活饿死，有的被关进大狱，受鞭挞刑罚而死的人接连不断。青文胜痛心疾首，情绪激昂，冒着越级呈诉的罪名，亲自进京到宫门之外向洪武皇帝呈献奏章，为百姓请命，再三上书，皇帝却没有任何答复。青文胜仰天长叹：“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乡亲父老啊！”又一次准备好奏章，击登闻鼓，并在鼓下上吊自尽。洪武皇帝知道后非常吃惊，同情他为百姓而牺牲自己，下令免除了龙阳赋税。青文胜家贫，他死后，妻子和孩子因为贫困不能返乡，乡里人感念他，决定用百亩公田奉养其妻子和孩子（见《明史》，卷一百四十，《青文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都是为民请命的体现。百姓的艰难困苦，人人皆知，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吏都能够为民请命，因为这需要有勇气，要不惧权贵，须有献身精神，要“敢”字当先。唐代的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宋代的包拯不惧权贵，敢于为百姓鸣不平，人称“包青天”；明代的海瑞不畏强暴，敢于让宰相归还强占的百姓田地。
宋初有个大臣叫姚坦，性格木讷、正直、固执。有一次宋太宗的第五子赵元杰造了一座假山，花费无数，落成之后，召集宾客畅饮，一起欣赏假山。姚坦独自低头，看也不看，赵元杰强迫他观看，他说 ：“我只看到一座血山，哪里有假山啊！”赵元杰惊问其故，姚坦说：“我在乡下看到州县催租，抓人家的父子兄弟，送县里用鞭子抽打，遍体流血。这假山都是用百姓缴纳的租税建成的，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当时，宋太宗也在造假山，听到这件事情后，立即把假山毁了（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七，《姚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代有个叫王仁福的官员，敢于担当。同治五年，他在河南省做官。当时，黄河改道，水灾连连，朝廷连年发动征战，没有多余的钱财修河筑堤，王仁福到任之后，尽力修守。同治六年秋，汛期河水暴涨，王仁福奔走于风雨泥泞之中，抢修堤坝七天七夜，材料用尽，大堤岌岌可危。百姓像蚂蚁一样挤在河堤之上，王仁福痛哭流涕，说：“我为河官，挤汝等于死，我之罪也，我为当身先之！”（见《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九，《循吏四》，130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他慨然走向坝顶，风浪卷堤，没入水中，竟然风止浪定，堤坝得保。
清代著名学者万斯大说：“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万斯大：《周官辨非·天官》，乾隆二十四年重刻本）意思是说，只要是对百姓有利的事情，再小的事情也要去做；对于残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废掉。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可真无愧于被称为中国脊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