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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迅速热销，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给予关注和报道，成为当年最轰动西方世界的中国版图书。它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标志。
“说不”的影响力
《国家历史》：当时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呢？
宋强：在出版领域做事的人，对民间思潮的涌动有很强的感知力。这本书的策划是张小波（署名“张藏藏”）。在此之前一年，他就给我说，能不能写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当时他已经介入出版很久了。
写《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依靠平时的积累，通过讲经历讲故事的方式就把它写完了，写完了之后出版也很快。这里边有一个作者叫乔边，他是一个诗人，他在书里写到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对他的刺激。乔边那段文字能够解释我们很多同样经历的书商和有想法的文学青年的心理感受，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感受写进书里。
《国家历史》：你和张小波、乔边、古清生、汤正宇五人是怎么聚集在一起的？
宋强：张小波在1980年代就是很有名的城市诗派诗人，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夏雨诗社，我和张小波都写诗，他比我高三年级。我们之间联系沟通比较多。古清生，下海当自由撰稿人，但我不认识，他与写作界比较熟。汤正宇是张小波的好朋友，那时是中国工商时报记者，现在是北京青年报证券专版的主编。乔边这个笔名是两个人，但写这本书的乔边是莫非，他也是写诗的，所以这里边有三个都是写诗的。
当时没有很大的利益驱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写一本言论性的书，大家觉得挺开心、挺带劲的，用四川话来说，叫挺提气的。由于是自由组合，这就看谁有时间，最后用的是我们五个人的稿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很多年来就说，实际上这本书谁写可能起的作用都一样，谈不上谁的文笔更好的问题，换了别人同样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国家历史》：在《中国可以说不》之前有一本书叫《日本可以说不》，你们是看了《日本可以说不》之后模仿写作的吗？
宋强：一本书受到一个概念的启发，在写作中是非常正常的。《日本可以说不》是针对美国的，它代表日本的民意，这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概念与姿态。《中国可以说不》有我们自己的考虑与出发点，与《日本可以说不》的内涵有不一样的地方，肯定不是一脉相承，只是借鉴。这是畅销书策划中一种正常和正当的现象。因为我们国内的畅销书很少去用国外的概念，我们做到了，这证明至少在商业上是比较成功的。
《国家历史》：你们想通过这本书获得什么？
宋强：首先，发表言论的欲望与兴奋始终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固有心态。名利双收我们也不会排拒。
其次，几乎所有的作者，像乔边、古清生，没有一个去吃“说不”饭，甚至没有一个去报纸时评版做编辑，没有因为造成大影响了就借势上台，实质上大家写作的选择是很多的。
再次，张小波作为策划人，当时他说关于中美关系的书，肯定是一个民间思想的兴奋点，我们不排除商业利益，这是一个卖点。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是合适的，在业余时间写。但主要还是文人性格，有一种发表的欲望。但事后的事态，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但武汉作家方方断定这是一本书商的书，这是不可忍受的。每一个作家都向往自由出版，我们开创了一个自由出版的渠道，你就觉得是另类。实质上，当时很多出版物都是二渠道操作的。90年代有一个特点，本身有写作资质的、读过大量书籍的、有一定影响、本身是作家的人进入出版这个行当。
《国家历史》：这本书从介入到出版总共花了多长时间？
宋强：这个比较快，策划从一年前就开始了，真正构思是在出版前两个月的事。有一次张小波跟我说，我们写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我说可以啊，我还以为指的是国际关系，我的想法就是对满大街的广告牌说不，对洋奴文化说不，对卑贱心态说不。当时自己受影响的还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国家历史》：1996年5月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宋强：这本书的影响，一个就是“说不”成为1996年的一个标志性话语、最流行的话语。《编辑部的故事》在1997年春节播放的时候，还拿这本书来调侃。当年确实掀起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接到很多来信，甚至有人来信倡议成立民族主义的协会或联盟。思想界相对比较隐藏的争议，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基本上浮出了水面。
国务院新闻办一位人士说，这本书是20年来中国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国外对中国的兴趣和兴奋点是在中国出了什么事，不是说中国出了一本有价值的书。这本书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新闻点。借助这个新闻点来描述中国的现状，来传达一种中国的新闻。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在西方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国内知识界很多人都是反对的。王蒙曾说，有些名词是昙花一现的。《南方周末》开始用一整版来正面介绍这本书，过一段时间，他们的时评版就开始严厉批评。当时国内主流媒体，还是客观报道，当然批评的还是很多。
《国家历史》：这本书在海外出了哪些版本？
宋强：香港明报集团出了繁体版，面向东南亚发行。《亚洲周刊》的香港书刊排行榜显示，在几十个周的时间里，《中国可以说不》总是排第一，《中国还是能说不》排第二。还出了日文版、韩文版，但没有出英文版，去年年底法国接触准备出法文版。影响比较大的是日文版，在日本非常畅销，在美国卖得较多的还是繁体版。
《国家历史》：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如何看待《中国可以说不》，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宋强：当年我32岁，靠着激情、狂狷写东西，也是年轻人应有的状态。我是抱着真诚的态度去写这本书的，主要的东西还是站得住脚的。我不能说是我写的最好的东西，但动机是真实的。批评这本书的时候，不要把它拆开来看。我们写这个东西不后悔，还是维护自己的观点。当时确实很鲁莽，很多东西缺乏考证，现在确实要付出一些受批评的代价。我不可能解释我每句话都说得对，但可以去调整一些措辞。石原慎太郎攻击我们的原话说，这几个年轻人是幼稚的国粹主义。但这里边肯定没有幼稚的国粹主义。但我说的“中国人很雄”、“中国的功德”、“唯一动力”、“人类解放”确实需要反省一下，这里边很多过头的话是我写的。当时存在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作为写作的心态确实轻率了一点。
《国家历史》：你们五位作者中有三个是诗人，是不是你们写作时带有诗人的气息？
宋强：《中国可以说不》有没有诗情的呢？如果把抒情的东西都称为诗性的话，那就是贬低诗歌了。我对诗歌抱着一种敬畏的态度。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国家历史》： 你在书的序言里提到，80年代的知识分子，包括你在内也喜欢美国，为什么在90年代却发生了变化，这中间有什么经历或事件发生？
宋强：乔边曾说，我为什么从一个世界主义者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可能经历了一系列的外交方针和国际舞台上的事件，看到西方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老百姓、市民或者时尚阶层可能觉得国外的都是好的。但那时候已经过了十多年的思想解放，如果我们还保持这种姿态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王小东、房宁在1995年做了一个调查显示，很大比例的青年说，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这是在《中国可以说不》之前一年做的。美国官方对这条信息反应是比较茫然失措的。出现这种中国青年讨厌美国的声音，然后再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他们说，唉，不可能吧？他们觉得90%以上的青年是思想解放的，肯定是很喜欢美国的。
我们就给美国大使馆说，你们接触的信息是什么人给你的，肯定是围绕在你旁边的中国人。现在民间出现这种声音，他们傻眼了，究竟怎么回事呢？其实克林顿说了一句话，在1996年之后，我才认识到中国国内的情绪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如果《中国可以说不》的影响是官方来操控的，或者1995年那个调查是虚假的，那么美国没有必要去认真对待。所以《中国可以说不》发出这种信号，至少从国际交流上来说，是做了一件好事，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信息。
《国家历史》：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当时您有什么反应？
宋强：在北约入侵南斯拉夫时，几个学界的朋友就探讨能不能写一本关于西方眼里世界秩序的真相，但还没有发生轰炸大使馆的事件，当时我没有太重视。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张小波、莫非，还有宋炜一起去美国大使馆，看到有人冲击美国大使馆。冲击警戒线的时候，我基本站在第一排，发现武警非常有经验，能把这些人拦着，让大家不要太过分。晚上我去了北大三角地，看学生聚会。
当时我急于出版我与王小东、房宁想好的那个《全球化阴影之下的中国之路》。这本书一年前就运作了，稿子也是齐的。我听说北大一些亲美的教授伤心啊，完全想不到，欲哭无泪。大家以浪漫主义的态度拥抱西方时，西方却踹了一脚。有一个学者对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说，我们应该抛弃意识形态。霍克就说，基本上翻译过来就是，刚才这位先生的表述是错误的，国与国之间首要的是意识形态。
后来有人说《中国可以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蔑视人类的共同价值，这类书我也看得特别多。我就问，美国为什么不能批呢？好像存在一个底线：批评美国就是赞美专制。这个事件催生了《全球化阴影之下的中国之路》这本书。
《国家历史》：你说过《中国可以说不》引起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他们是怎么看这本书的？
宋强：我认识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非常善良的，他们也是为中国好，他们是国策派，但存在很大的毛病就是把西方人想得与自己一样。林毅夫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他是用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本书。当时北京有一个杂志叫《战略与管理》，一直在做“世纪之交的中国和美国”，他们没有想到这本书出来这么快。房宁看了这本书后，没想到比他想象的还快还尖锐，比他想象的影响还大。他预感到这一天的来临。他们肯定这个事件，肯定这本书恰逢其时，不是说这本书文本怎么样好，经得起考究推敲。
《国家历史》：2005年的反日游行，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宋强：我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美国，日本相对来说无害，反日容易把这个东西混淆。中国是一个穷国，但日本、韩国做得比我们好，他们认认真真地做每一件事情。这种勤俭、爱护自己的国家的态度，是中国人身上奇缺的。不参与游行，但签名我还是签了，我跟童增说过两句话，害怕反日游行失足，会不会被美国人利用。
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个日本留学生发了一个帖子说：“支那人”已经没有武士了，大和民族比中国人优越。当时我看了觉得这个东西是假的。因为国内没有兴奋点了，就搞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帖子，把中国人的情绪调动起来，大家就有事干了。这是极不严肃的。后来过了几年，有人说这个帖子是假的，中国人自己造的。如果是反日反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很有问题。
《国家历史》：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时，有一部分中国人认为炸得好，但《南风窗》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进行批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宋强：我对“9.11”事件比较关注，人类都有一种恐惧情绪。但我对《今夜，我与美国人同悲》这样的做秀，是非常反感的。“9.11”事件是在美国最富有的地方发生的事件，但是巴勒斯坦每年都死这么多人，谁去关注过他们？全世界不发达国家战乱死那么多人，谁去关心过？他们不是处于主流媒体的报道核心。我希望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平和的态度。网络会误导人对信息的判断。网络对“9.11”事件的赞美也会导致对信息的误导，实质上这些人在生活中没有能量，但在网络上跳得高得很。网络的东西不能代表民意，它是一种夸大的东西，即使言论再强悍，也不能代表真实的生活。
《国家历史》：你如何看“愤青”、“爱国贼”这些对民族主义者的批评？
宋强：既然有这么极端的民族主义，所以对民族主义的谩骂都很正常。我在乎批评，也因为我不是大人物。但中国确实变成匿名者的天堂，使我感到比较忧虑。作为分析国策、政策、判断的依据时，是不是需要认真对待一些故作惊人之语的网站？如果认真对待就糟了。
《国家历史》：2004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您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
宋强：实际上在香港也出版了一本《中国如何应对世界》，选用了其中一些作者的文章。这本书都是多年来文章的汇集，这些言论我并不陌生。这本书据说影响也很大。但把民族主义说成是一种“潜流”、是“阻碍历史前进，与改革开放背道而行的”，我不这么看。
什么叫民族主义？什么叫极端民族主义？什么是狭隘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等同于狭隘民族主义，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在西方，民族主义是一种人文的自觉，在英国，说一个人是英国人，他会说自己是一个苏格兰人，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是一种人本的民族主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这本书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所以《中国可以说不》是有害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狭隘民族主义。我本身是出版中人，出这样一本书，也是好事。它也是一本讲道理的书，但文人写文章往往顾三不顾四，可能摘取有利的三点，而丢弃其他四点。
《潜流》这本书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编的。自由主义在人人看来都是可爱的，但现地现时对中国有多大帮助，我是怀疑的。我觉得中国乡村知识分子都是自由主义者，这是天然的，人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是天然的。现时现地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周边环境，不是骂骂义和团就能解决的。20世纪我们形成了很多错误的知识，但如果把民族主义与黑暗、专制、倒退划等号，我觉得这是一刀切，是很荒谬的。
《国家历史》：在《潜流》里边，西南民族大学的肖雪慧这样说：“读罢《中国可以说不》，惊异于这样一本格调低下、语言拙劣、情感矫揉造作而又满篇妄语的书竟也鼓噪一时。”对此，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批评的？
宋强：有时候文人骂人会堆砌一些词语，这不是说我不认真对她的批评。这本书确实是比较粗糙的东西。当时我接到另一种批评说，我这这本书里看不到一种人本的关怀，看不到和平的希望。我说一本书只能承载一种使命，不可能要求每一本书都四平八稳，要人本关怀，又要对国际矛盾的剖析。文人写东西，用一些偏激词，可以理解。我觉得写了一本书就必须为自己的文字付出代价，承担一些批评。
《国家历史》：据说有民族主义联盟之类的民间团体希望你们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说不”的倡导者，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参与呢？
宋强：我就说过一句话，爱国不能当饭吃。但是确实也当了饭吃，也得到了收入。我们几个作者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像古清生写美食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张小波的小说也是别人评价非常高的；我本人就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也是一个写作爱好者，涉猎过各种语体。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写作志趣，而且能写出好的畅销书的。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写了，展现了，使命就完成了。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做别的事肯定比做这个还出色，可能影响没有这么大，但人这一辈子总有主业。我连国际关系方面的东西都不愿意去拜读。报纸让我去做时评部主任，我说算了，我写时评还是没有薛涌他们写得好，而且我的理论、政策水平不是很好。
《国家历史》：今天如何看到90年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宋强：实际上在80年代存在一种总体反思，存在一种虚无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90年代，官方启动民族伟大复兴运动。民族主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人不是太保守了，太僵化了，而是太浮躁了。我觉得民族主义是让自己对生活有所敬畏、有所敬悟的因素。我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民族主义的。
《国家历史》：今天的民族主义与90年代相比，有什么变化，变强还是变弱了？民族主义将会对未来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宋强：我觉得民族主义已经形成一种势力。在各种思潮的反应，比如对日本的态度，但是民族主义始终没有妨碍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包括年轻一代是不保守，对西方是极其天真浪漫的。我觉得需要一种随时随地的民族主义精神来倒拨一下未来的趋向。因为民族国家还是世界格局的一种基本形态，中国外在威胁的国际环境一天没有解除，那么民族主义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还有其发展的余地。在将来，民族主义对内在于文化构建，对外还是一种防范的自觉，对自己本国利益的维护。
宋强
1964年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与人合著《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等作品。
“说不”的影响力
《国家历史》：当时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呢？
宋强：在出版领域做事的人，对民间思潮的涌动有很强的感知力。这本书的策划是张小波（署名“张藏藏”）。在此之前一年，他就给我说，能不能写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当时他已经介入出版很久了。
写《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依靠平时的积累，通过讲经历讲故事的方式就把它写完了，写完了之后出版也很快。这里边有一个作者叫乔边，他是一个诗人，他在书里写到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对他的刺激。乔边那段文字能够解释我们很多同样经历的书商和有想法的文学青年的心理感受，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感受写进书里。
《国家历史》：你和张小波、乔边、古清生、汤正宇五人是怎么聚集在一起的？
宋强：张小波在1980年代就是很有名的城市诗派诗人，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夏雨诗社，我和张小波都写诗，他比我高三年级。我们之间联系沟通比较多。古清生，下海当自由撰稿人，但我不认识，他与写作界比较熟。汤正宇是张小波的好朋友，那时是中国工商时报记者，现在是北京青年报证券专版的主编。乔边这个笔名是两个人，但写这本书的乔边是莫非，他也是写诗的，所以这里边有三个都是写诗的。
当时没有很大的利益驱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写一本言论性的书，大家觉得挺开心、挺带劲的，用四川话来说，叫挺提气的。由于是自由组合，这就看谁有时间，最后用的是我们五个人的稿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很多年来就说，实际上这本书谁写可能起的作用都一样，谈不上谁的文笔更好的问题，换了别人同样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国家历史》：在《中国可以说不》之前有一本书叫《日本可以说不》，你们是看了《日本可以说不》之后模仿写作的吗？
宋强：一本书受到一个概念的启发，在写作中是非常正常的。《日本可以说不》是针对美国的，它代表日本的民意，这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概念与姿态。《中国可以说不》有我们自己的考虑与出发点，与《日本可以说不》的内涵有不一样的地方，肯定不是一脉相承，只是借鉴。这是畅销书策划中一种正常和正当的现象。因为我们国内的畅销书很少去用国外的概念，我们做到了，这证明至少在商业上是比较成功的。
《国家历史》：你们想通过这本书获得什么？
宋强：首先，发表言论的欲望与兴奋始终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固有心态。名利双收我们也不会排拒。
其次，几乎所有的作者，像乔边、古清生，没有一个去吃“说不”饭，甚至没有一个去报纸时评版做编辑，没有因为造成大影响了就借势上台，实质上大家写作的选择是很多的。
再次，张小波作为策划人，当时他说关于中美关系的书，肯定是一个民间思想的兴奋点，我们不排除商业利益，这是一个卖点。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是合适的，在业余时间写。但主要还是文人性格，有一种发表的欲望。但事后的事态，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但武汉作家方方断定这是一本书商的书，这是不可忍受的。每一个作家都向往自由出版，我们开创了一个自由出版的渠道，你就觉得是另类。实质上，当时很多出版物都是二渠道操作的。90年代有一个特点，本身有写作资质的、读过大量书籍的、有一定影响、本身是作家的人进入出版这个行当。
《国家历史》：这本书从介入到出版总共花了多长时间？
宋强：这个比较快，策划从一年前就开始了，真正构思是在出版前两个月的事。有一次张小波跟我说，我们写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我说可以啊，我还以为指的是国际关系，我的想法就是对满大街的广告牌说不，对洋奴文化说不，对卑贱心态说不。当时自己受影响的还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国家历史》：1996年5月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宋强：这本书的影响，一个就是“说不”成为1996年的一个标志性话语、最流行的话语。《编辑部的故事》在1997年春节播放的时候，还拿这本书来调侃。当年确实掀起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接到很多来信，甚至有人来信倡议成立民族主义的协会或联盟。思想界相对比较隐藏的争议，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基本上浮出了水面。
国务院新闻办一位人士说，这本书是20年来中国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国外对中国的兴趣和兴奋点是在中国出了什么事，不是说中国出了一本有价值的书。这本书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新闻点。借助这个新闻点来描述中国的现状，来传达一种中国的新闻。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在西方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国内知识界很多人都是反对的。王蒙曾说，有些名词是昙花一现的。《南方周末》开始用一整版来正面介绍这本书，过一段时间，他们的时评版就开始严厉批评。当时国内主流媒体，还是客观报道，当然批评的还是很多。
《国家历史》：这本书在海外出了哪些版本？
宋强：香港明报集团出了繁体版，面向东南亚发行。《亚洲周刊》的香港书刊排行榜显示，在几十个周的时间里，《中国可以说不》总是排第一，《中国还是能说不》排第二。还出了日文版、韩文版，但没有出英文版，去年年底法国接触准备出法文版。影响比较大的是日文版，在日本非常畅销，在美国卖得较多的还是繁体版。
《国家历史》：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如何看待《中国可以说不》，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宋强：当年我32岁，靠着激情、狂狷写东西，也是年轻人应有的状态。我是抱着真诚的态度去写这本书的，主要的东西还是站得住脚的。我不能说是我写的最好的东西，但动机是真实的。批评这本书的时候，不要把它拆开来看。我们写这个东西不后悔，还是维护自己的观点。当时确实很鲁莽，很多东西缺乏考证，现在确实要付出一些受批评的代价。我不可能解释我每句话都说得对，但可以去调整一些措辞。石原慎太郎攻击我们的原话说，这几个年轻人是幼稚的国粹主义。但这里边肯定没有幼稚的国粹主义。但我说的“中国人很雄”、“中国的功德”、“唯一动力”、“人类解放”确实需要反省一下，这里边很多过头的话是我写的。当时存在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作为写作的心态确实轻率了一点。
《国家历史》：你们五位作者中有三个是诗人，是不是你们写作时带有诗人的气息？
宋强：《中国可以说不》有没有诗情的呢？如果把抒情的东西都称为诗性的话，那就是贬低诗歌了。我对诗歌抱着一种敬畏的态度。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国家历史》： 你在书的序言里提到，80年代的知识分子，包括你在内也喜欢美国，为什么在90年代却发生了变化，这中间有什么经历或事件发生？
宋强：乔边曾说，我为什么从一个世界主义者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可能经历了一系列的外交方针和国际舞台上的事件，看到西方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老百姓、市民或者时尚阶层可能觉得国外的都是好的。但那时候已经过了十多年的思想解放，如果我们还保持这种姿态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王小东、房宁在1995年做了一个调查显示，很大比例的青年说，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这是在《中国可以说不》之前一年做的。美国官方对这条信息反应是比较茫然失措的。出现这种中国青年讨厌美国的声音，然后再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他们说，唉，不可能吧？他们觉得90%以上的青年是思想解放的，肯定是很喜欢美国的。
我们就给美国大使馆说，你们接触的信息是什么人给你的，肯定是围绕在你旁边的中国人。现在民间出现这种声音，他们傻眼了，究竟怎么回事呢？其实克林顿说了一句话，在1996年之后，我才认识到中国国内的情绪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如果《中国可以说不》的影响是官方来操控的，或者1995年那个调查是虚假的，那么美国没有必要去认真对待。所以《中国可以说不》发出这种信号，至少从国际交流上来说，是做了一件好事，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信息。
《国家历史》：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当时您有什么反应？
宋强：在北约入侵南斯拉夫时，几个学界的朋友就探讨能不能写一本关于西方眼里世界秩序的真相，但还没有发生轰炸大使馆的事件，当时我没有太重视。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张小波、莫非，还有宋炜一起去美国大使馆，看到有人冲击美国大使馆。冲击警戒线的时候，我基本站在第一排，发现武警非常有经验，能把这些人拦着，让大家不要太过分。晚上我去了北大三角地，看学生聚会。
当时我急于出版我与王小东、房宁想好的那个《全球化阴影之下的中国之路》。这本书一年前就运作了，稿子也是齐的。我听说北大一些亲美的教授伤心啊，完全想不到，欲哭无泪。大家以浪漫主义的态度拥抱西方时，西方却踹了一脚。有一个学者对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说，我们应该抛弃意识形态。霍克就说，基本上翻译过来就是，刚才这位先生的表述是错误的，国与国之间首要的是意识形态。
后来有人说《中国可以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蔑视人类的共同价值，这类书我也看得特别多。我就问，美国为什么不能批呢？好像存在一个底线：批评美国就是赞美专制。这个事件催生了《全球化阴影之下的中国之路》这本书。
《国家历史》：你说过《中国可以说不》引起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他们是怎么看这本书的？
宋强：我认识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非常善良的，他们也是为中国好，他们是国策派，但存在很大的毛病就是把西方人想得与自己一样。林毅夫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他是用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本书。当时北京有一个杂志叫《战略与管理》，一直在做“世纪之交的中国和美国”，他们没有想到这本书出来这么快。房宁看了这本书后，没想到比他想象的还快还尖锐，比他想象的影响还大。他预感到这一天的来临。他们肯定这个事件，肯定这本书恰逢其时，不是说这本书文本怎么样好，经得起考究推敲。
《国家历史》：2005年的反日游行，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宋强：我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美国，日本相对来说无害，反日容易把这个东西混淆。中国是一个穷国，但日本、韩国做得比我们好，他们认认真真地做每一件事情。这种勤俭、爱护自己的国家的态度，是中国人身上奇缺的。不参与游行，但签名我还是签了，我跟童增说过两句话，害怕反日游行失足，会不会被美国人利用。
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个日本留学生发了一个帖子说：“支那人”已经没有武士了，大和民族比中国人优越。当时我看了觉得这个东西是假的。因为国内没有兴奋点了，就搞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帖子，把中国人的情绪调动起来，大家就有事干了。这是极不严肃的。后来过了几年，有人说这个帖子是假的，中国人自己造的。如果是反日反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很有问题。
《国家历史》：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时，有一部分中国人认为炸得好，但《南风窗》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进行批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宋强：我对“9.11”事件比较关注，人类都有一种恐惧情绪。但我对《今夜，我与美国人同悲》这样的做秀，是非常反感的。“9.11”事件是在美国最富有的地方发生的事件，但是巴勒斯坦每年都死这么多人，谁去关注过他们？全世界不发达国家战乱死那么多人，谁去关心过？他们不是处于主流媒体的报道核心。我希望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平和的态度。网络会误导人对信息的判断。网络对“9.11”事件的赞美也会导致对信息的误导，实质上这些人在生活中没有能量，但在网络上跳得高得很。网络的东西不能代表民意，它是一种夸大的东西，即使言论再强悍，也不能代表真实的生活。
《国家历史》：你如何看“愤青”、“爱国贼”这些对民族主义者的批评？
宋强：既然有这么极端的民族主义，所以对民族主义的谩骂都很正常。我在乎批评，也因为我不是大人物。但中国确实变成匿名者的天堂，使我感到比较忧虑。作为分析国策、政策、判断的依据时，是不是需要认真对待一些故作惊人之语的网站？如果认真对待就糟了。
《国家历史》：2004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您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
宋强：实际上在香港也出版了一本《中国如何应对世界》，选用了其中一些作者的文章。这本书都是多年来文章的汇集，这些言论我并不陌生。这本书据说影响也很大。但把民族主义说成是一种“潜流”、是“阻碍历史前进，与改革开放背道而行的”，我不这么看。
什么叫民族主义？什么叫极端民族主义？什么是狭隘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等同于狭隘民族主义，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在西方，民族主义是一种人文的自觉，在英国，说一个人是英国人，他会说自己是一个苏格兰人，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是一种人本的民族主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这本书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所以《中国可以说不》是有害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狭隘民族主义。我本身是出版中人，出这样一本书，也是好事。它也是一本讲道理的书，但文人写文章往往顾三不顾四，可能摘取有利的三点，而丢弃其他四点。
《潜流》这本书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编的。自由主义在人人看来都是可爱的，但现地现时对中国有多大帮助，我是怀疑的。我觉得中国乡村知识分子都是自由主义者，这是天然的，人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是天然的。现时现地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周边环境，不是骂骂义和团就能解决的。20世纪我们形成了很多错误的知识，但如果把民族主义与黑暗、专制、倒退划等号，我觉得这是一刀切，是很荒谬的。
《国家历史》：在《潜流》里边，西南民族大学的肖雪慧这样说：“读罢《中国可以说不》，惊异于这样一本格调低下、语言拙劣、情感矫揉造作而又满篇妄语的书竟也鼓噪一时。”对此，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批评的？
宋强：有时候文人骂人会堆砌一些词语，这不是说我不认真对她的批评。这本书确实是比较粗糙的东西。当时我接到另一种批评说，我这这本书里看不到一种人本的关怀，看不到和平的希望。我说一本书只能承载一种使命，不可能要求每一本书都四平八稳，要人本关怀，又要对国际矛盾的剖析。文人写东西，用一些偏激词，可以理解。我觉得写了一本书就必须为自己的文字付出代价，承担一些批评。
《国家历史》：据说有民族主义联盟之类的民间团体希望你们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说不”的倡导者，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参与呢？
宋强：我就说过一句话，爱国不能当饭吃。但是确实也当了饭吃，也得到了收入。我们几个作者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像古清生写美食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张小波的小说也是别人评价非常高的；我本人就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也是一个写作爱好者，涉猎过各种语体。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写作志趣，而且能写出好的畅销书的。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写了，展现了，使命就完成了。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做别的事肯定比做这个还出色，可能影响没有这么大，但人这一辈子总有主业。我连国际关系方面的东西都不愿意去拜读。报纸让我去做时评部主任，我说算了，我写时评还是没有薛涌他们写得好，而且我的理论、政策水平不是很好。
《国家历史》：今天如何看到90年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宋强：实际上在80年代存在一种总体反思，存在一种虚无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90年代，官方启动民族伟大复兴运动。民族主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人不是太保守了，太僵化了，而是太浮躁了。我觉得民族主义是让自己对生活有所敬畏、有所敬悟的因素。我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民族主义的。
《国家历史》：今天的民族主义与90年代相比，有什么变化，变强还是变弱了？民族主义将会对未来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宋强：我觉得民族主义已经形成一种势力。在各种思潮的反应，比如对日本的态度，但是民族主义始终没有妨碍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包括年轻一代是不保守，对西方是极其天真浪漫的。我觉得需要一种随时随地的民族主义精神来倒拨一下未来的趋向。因为民族国家还是世界格局的一种基本形态，中国外在威胁的国际环境一天没有解除，那么民族主义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还有其发展的余地。在将来，民族主义对内在于文化构建，对外还是一种防范的自觉，对自己本国利益的维护。
宋强
1964年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与人合著《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