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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格品诗作为《诗式》的主体内容，最能体现其品诗的优越性，当然也容易暴露其审美的局限性。因为它不仅深受创作主体的审美倾向、思想文化构成、身份地位各个方面的影响，同时还深受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进而印证了一时的文学是一时政治、经济在文化上的反映，所以诗论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文学现象，它不仅仅是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关键词：崇律轻古；格弱
1.崇律轻古
“不用事”、“作用事”作为皎然最得意的品诗标准，其中却对本朝诗歌的评价甚少，只在“作用事”的“律诗”条中肯定沈、宋的贡献。在我看来，皎然之所以赞赏沈宋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律诗”作为一种新的诗学现象出现在诗坛并引起不同寻常的时代影响，另一方面“律诗”是不同于古体诗的一种新型的诗歌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律诗是对古诗自由化进行有节制地束缚，又是对齐梁体诗声律化问题的规范。所以说律诗的产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也是对古诗、齐梁诗继承并发展的历史必然，它的出现符合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必然的、客观的、不为人的意识所改变的。但就从唐诗发展的整体性而言，从初唐至中唐，律诗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实现了由定型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但是此时诗坛上古体诗、齐梁体诗仍处于创作高峰期，如初唐诗坛的“四杰”，他们虽然处于新旧诗学变革的过渡期，但更能说明他们诗体的双重性，他们既擅长古体诗歌的创作，也进行近体诗的尝试，或者说他们的诗歌是两种诗体的杂糅体。从中可知，诗人诗体运用的复杂性也反映了唐代诗坛存在多种诗体。如李白作为盛唐诗坛的两座高峰之一，他不仅擅长古体诗歌的创作，也进行近体诗的创作，但就诗人的创作成就而言，最能体现李白的诗学理想、诗情个性、诗资才性的当属他的古体诗创作，尤其是其乐府、歌行的创作，不仅借鉴继承了前人的创作经验，而且进行符合自我个性的有度的创新。可以说在唐代诗坛中，就古诗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应属于创作、鉴赏高峰期；而律诗则处于定型、发展期；就内容的多元化、形式技巧的圆融成熟而言，这是律诗所不能比拟的。但皎然在品评唐代诗歌的过程中，更多鉴赏的是近体诗，而对古体诗的品评谈之甚少。古体诗和近体诗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近体诗讲究平仄。除此之外两者的区别还在于：其一古体诗押韵自由，近体诗押韵严格，一般押偶数句的末尾字，且押平声韵。其二古体诗字数、句数都不固定；而近体诗字数、句数相对固定，有绝句、格律和长律之分，同时有五言和七言之分。其三古体诗对仗相对工整，近体诗对仗严格，不仅要求词性、结构相同而且要求以仄对平，以平对仄。由此可见古体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自由，而近体诗更加重视艺术形式技巧，有将文学的本质由重内容向重形式过渡的趋势。诗歌一旦走向追逐艺术形式的完美，进而也就步入了程式化的艺术创作，就会对内容本身的价值有所忽视，所以只重视唐代律诗这一新兴诗学现象而对具有多元格局的古体诗避而不谈有失大师风范。
2.“格弱”的主观性
皎然对中唐大历诗歌的评价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在第四格“用事不用事”中的“齐梁诗”一条中独具慧眼，他看到了齐梁诗并非初唐前辈所言的一无是处，皎然站在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及诗歌本身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到，就诗歌发展历程而言，“齐梁诗”是历史的必然，是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诗歌发展从古诗向近体诗转变的过渡期，所以说它的存在是必须的也应该是合理的，不该因一句“格弱”便全盘否定。若说“格弱”岂能与大历诗歌相比，进一步给齐梁诗“格弱”的缺点进行开脱，这种辩证的比较方法是合理的，既然皎然看到了文学的时代局限性是适用于齐梁诗的品评中，也就是说时代赋予某种文学现象的局限性是客观的，是合理的。所以在品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为何皎然在品评大历诗歌面前却忽略了这一条独具慧眼的品评标准，没有看到大历诗歌也有自身的时代局限性。大历诗人历经“安史之乱”的摧残，深刻感受到社会人生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感触于时代赋予他们的软弱性，另一方面在眷戀盛唐盛世的飘然思绪中逐渐看清了时局的跌宕起伏和不可预测性，进而选择一条与世无争的消极遁世之路，渴望在悠然中颐养性情，在竹篁间抱琴而眠、在诗酒中散发诗情、在乍暖还寒之际领悟大自然的真谛，然而一切皆是枉然，真正等待他们的是凄神寒骨、愀怆幽邃的寂寞。这与他们所追求的“心适”迥然不同，这种寂寥之痛犹如沙漠中风沙的怒吼，这种体性自然之苦恍如悬崖隔壁间断崖的坚守，他们在鉴赏自然界中滴水的沉着、落花的优柔、月夜的阴晴时，眉宇间更多的是紧锁。大历诗风确实呈现出萧瑟落寞的倾向，皎然将其定性为“格弱、气不正”也有道理。但是，若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定性这一文学现象，就不会出现像皎然一样对其过于苛刻的评价。大历诗坛的这些诗人，大多历经盛唐辗转“安史之乱”步入大历诗坛，可以说他们经历可谓复杂多变，一方面他们有飘零不偶，无可奈何流落至江南的羁旅行役之感，另一方面理想破灭，盛世消亡，社会大变，前途难测的仕途沦落之悲。从大历诗风总体倾向的成因来看，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是社会赋予人具有选择性、功利性、目的性。如果客观的社会现实未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那么作为社会人的思想意识是不会有大的变化，试想假若没有“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历诗坛的大部分人便会和盛唐士子一样，要么渴望金榜题名，兼济天下；要么驰骋沙场，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正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富有理性的文人在战争面前无能为力，毫无保留地体现其软弱性。在战争中他们已不具备主动权，尽可能被动地跟随大潮。当然他们也不具有杜甫的高智商和高情商。同为过渡时期的文人，他们没有杜甫的“大我境界”，杜甫时刻心系的不是小我之情、小我之境，即便是写小我，那也是以小我见大我。所以杜甫更具备高雅文士的一切品格，即便历经“安史之乱”的伤饬，依旧不改心系天下、心系民瘼的高尚情怀。所以说杜甫的理性思维和儒智本分是同时期诗人乃至后人达不到的思想高度。但试问中古文坛上又有几位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呢？除去神圣的光环，杜甫一样还是一位普通的人，一位具有嬉笑怒骂、百感交集的平凡人，若从人性上分析他和大历诗人并无两样，当生活和生存这两个命题出现时，“生存”便是第一性的，若无“生存”作为前提，那么“生活”便无意义，更不要说去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选择怎样的艺术形式去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或假恶丑。从这一点而言，大历诗人真实的体现了“人性”的真实性，所以说他们所选择的人生道路、选择的诗歌创作倾向是具有合理性的，即便“格弱、气不正”也正是特殊时代下，他们“诗情”的个性体现。
参考文献
[1]皎然著，李壮鹰注.诗式校注[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许连军.皎然《诗式》与中国诗学之转型.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J ].2005，（3）：79 -83.
[3] 白小薇.《诗式》意境说的艺术辩证法.语文学刊[ J ].1995，（6）：11-13.
[4]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6]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康莉（1993.03—），女，汉族，甘肃省礼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崇律轻古；格弱
1.崇律轻古
“不用事”、“作用事”作为皎然最得意的品诗标准，其中却对本朝诗歌的评价甚少，只在“作用事”的“律诗”条中肯定沈、宋的贡献。在我看来，皎然之所以赞赏沈宋的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律诗”作为一种新的诗学现象出现在诗坛并引起不同寻常的时代影响，另一方面“律诗”是不同于古体诗的一种新型的诗歌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律诗是对古诗自由化进行有节制地束缚，又是对齐梁体诗声律化问题的规范。所以说律诗的产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也是对古诗、齐梁诗继承并发展的历史必然，它的出现符合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必然的、客观的、不为人的意识所改变的。但就从唐诗发展的整体性而言，从初唐至中唐，律诗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实现了由定型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但是此时诗坛上古体诗、齐梁体诗仍处于创作高峰期，如初唐诗坛的“四杰”，他们虽然处于新旧诗学变革的过渡期，但更能说明他们诗体的双重性，他们既擅长古体诗歌的创作，也进行近体诗的尝试，或者说他们的诗歌是两种诗体的杂糅体。从中可知，诗人诗体运用的复杂性也反映了唐代诗坛存在多种诗体。如李白作为盛唐诗坛的两座高峰之一，他不仅擅长古体诗歌的创作，也进行近体诗的创作，但就诗人的创作成就而言，最能体现李白的诗学理想、诗情个性、诗资才性的当属他的古体诗创作，尤其是其乐府、歌行的创作，不仅借鉴继承了前人的创作经验，而且进行符合自我个性的有度的创新。可以说在唐代诗坛中，就古诗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应属于创作、鉴赏高峰期；而律诗则处于定型、发展期；就内容的多元化、形式技巧的圆融成熟而言，这是律诗所不能比拟的。但皎然在品评唐代诗歌的过程中，更多鉴赏的是近体诗，而对古体诗的品评谈之甚少。古体诗和近体诗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近体诗讲究平仄。除此之外两者的区别还在于：其一古体诗押韵自由，近体诗押韵严格，一般押偶数句的末尾字，且押平声韵。其二古体诗字数、句数都不固定；而近体诗字数、句数相对固定，有绝句、格律和长律之分，同时有五言和七言之分。其三古体诗对仗相对工整，近体诗对仗严格，不仅要求词性、结构相同而且要求以仄对平，以平对仄。由此可见古体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自由，而近体诗更加重视艺术形式技巧，有将文学的本质由重内容向重形式过渡的趋势。诗歌一旦走向追逐艺术形式的完美，进而也就步入了程式化的艺术创作，就会对内容本身的价值有所忽视，所以只重视唐代律诗这一新兴诗学现象而对具有多元格局的古体诗避而不谈有失大师风范。
2.“格弱”的主观性
皎然对中唐大历诗歌的评价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在第四格“用事不用事”中的“齐梁诗”一条中独具慧眼，他看到了齐梁诗并非初唐前辈所言的一无是处，皎然站在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及诗歌本身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到，就诗歌发展历程而言，“齐梁诗”是历史的必然，是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诗歌发展从古诗向近体诗转变的过渡期，所以说它的存在是必须的也应该是合理的，不该因一句“格弱”便全盘否定。若说“格弱”岂能与大历诗歌相比，进一步给齐梁诗“格弱”的缺点进行开脱，这种辩证的比较方法是合理的，既然皎然看到了文学的时代局限性是适用于齐梁诗的品评中，也就是说时代赋予某种文学现象的局限性是客观的，是合理的。所以在品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为何皎然在品评大历诗歌面前却忽略了这一条独具慧眼的品评标准，没有看到大历诗歌也有自身的时代局限性。大历诗人历经“安史之乱”的摧残，深刻感受到社会人生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感触于时代赋予他们的软弱性，另一方面在眷戀盛唐盛世的飘然思绪中逐渐看清了时局的跌宕起伏和不可预测性，进而选择一条与世无争的消极遁世之路，渴望在悠然中颐养性情，在竹篁间抱琴而眠、在诗酒中散发诗情、在乍暖还寒之际领悟大自然的真谛，然而一切皆是枉然，真正等待他们的是凄神寒骨、愀怆幽邃的寂寞。这与他们所追求的“心适”迥然不同，这种寂寥之痛犹如沙漠中风沙的怒吼，这种体性自然之苦恍如悬崖隔壁间断崖的坚守，他们在鉴赏自然界中滴水的沉着、落花的优柔、月夜的阴晴时，眉宇间更多的是紧锁。大历诗风确实呈现出萧瑟落寞的倾向，皎然将其定性为“格弱、气不正”也有道理。但是，若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定性这一文学现象，就不会出现像皎然一样对其过于苛刻的评价。大历诗坛的这些诗人，大多历经盛唐辗转“安史之乱”步入大历诗坛，可以说他们经历可谓复杂多变，一方面他们有飘零不偶，无可奈何流落至江南的羁旅行役之感，另一方面理想破灭，盛世消亡，社会大变，前途难测的仕途沦落之悲。从大历诗风总体倾向的成因来看，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是社会赋予人具有选择性、功利性、目的性。如果客观的社会现实未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那么作为社会人的思想意识是不会有大的变化，试想假若没有“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历诗坛的大部分人便会和盛唐士子一样，要么渴望金榜题名，兼济天下；要么驰骋沙场，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正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富有理性的文人在战争面前无能为力，毫无保留地体现其软弱性。在战争中他们已不具备主动权，尽可能被动地跟随大潮。当然他们也不具有杜甫的高智商和高情商。同为过渡时期的文人，他们没有杜甫的“大我境界”，杜甫时刻心系的不是小我之情、小我之境，即便是写小我，那也是以小我见大我。所以杜甫更具备高雅文士的一切品格，即便历经“安史之乱”的伤饬，依旧不改心系天下、心系民瘼的高尚情怀。所以说杜甫的理性思维和儒智本分是同时期诗人乃至后人达不到的思想高度。但试问中古文坛上又有几位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呢？除去神圣的光环，杜甫一样还是一位普通的人，一位具有嬉笑怒骂、百感交集的平凡人，若从人性上分析他和大历诗人并无两样，当生活和生存这两个命题出现时，“生存”便是第一性的，若无“生存”作为前提，那么“生活”便无意义，更不要说去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选择怎样的艺术形式去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或假恶丑。从这一点而言，大历诗人真实的体现了“人性”的真实性，所以说他们所选择的人生道路、选择的诗歌创作倾向是具有合理性的，即便“格弱、气不正”也正是特殊时代下，他们“诗情”的个性体现。
参考文献
[1]皎然著，李壮鹰注.诗式校注[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许连军.皎然《诗式》与中国诗学之转型.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J ].2005，（3）：79 -83.
[3] 白小薇.《诗式》意境说的艺术辩证法.语文学刊[ J ].1995，（6）：11-13.
[4]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6]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康莉（1993.03—），女，汉族，甘肃省礼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