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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 毕维尹整理
国家软实力最核心的是我们的文化特点，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未来的出路，是为当下服务的文明
回顾过去，中国一直重视国家软实力，投了很多钱，却没达到相应的效果。软实力体现得最好的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派医疗队援助非洲、修建铁路等等。那是经济援助，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确定了中国在世界的政治光谱、国家角色和价值基础。还有在朝鲜战争、越战、非洲问题上，也体现了自己的软实力。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有褒有贬，那时候中国并不富裕，勒紧裤腰带去支持世界革命。我们常在国外的人知道，中国的国家形象在那时候是最好的。我个人认为，那个时候软实力的具体体现是输出革命，三个世界的划分。
国家软实力是很具体的体现，比如，现在中国的护照在世界上并不好用，外交部部长王毅说了一句话很到位，“要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含金量’”。
改革开放后，中国也进行过很多国家软实力建设，包括孔子学院、奥运、世博、广州亚运会、大运会。但是，今天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比较局限于用另外一个表达—国家形象建设。这实际上是从对外宣传的角度，把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设连在一起。
国家软实力离不开价值观
多年来，国家软实力建设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有进步空间。这个进步怎么取得？国家软实力离不开价值观。我印象非常深的是，2005年文化部第一次带了五个剧目到林肯艺术中心，北京人艺一定要带老舍的《茶馆》，认为它是国家的经典。但很多美国人看完后没明白。美国人讲的是正义、善良、和平，这些普世价值的东西，他们没有新旧社会的概念。因此他们想不通—不就是换届总统嘛，怎么这届总统就认为那届是万恶的呢？
当初选择的所有剧目，第一展示的是我们判断价值的标准，第二重点表现的是艺术形式。西方人认为艺术形式没有高低，最重要的是你所反映的价值观。可见我们在对外宣传上，一直轻价值观，重文化形式。
张艺谋搞的文化符号，比如大红灯笼，满足的是西方人的好奇心理。这就像我们到烟袋斜街，看到一个鼻烟壶，你不是喜欢，只是好奇。所以我们把外国人因为文化差异而对中国文化的某种接受定义为喜欢，这是错误的。再回想李安，他的《喜宴》《推手》《饮食男女》，讲的全都是东方人的人性、家庭理念和人生理念，这些是西方人喜欢看的。中国人为什么拍不了国际题材的电影，因为我们不了解需要用价值观进行沟通。
《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没法走出去，因为外国人很难想象，杀南霸天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白毛女可以借钱不还，所以我们的作品走出去时，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宣传的价值观西方人理解不了。价值观分两类，一类是人类共同认定的，比如善良、美、勤劳、正义，另一类是政治上的，比如西方的三权分立、民主化。让西方看得懂，达到效果，首先要懂得宣传的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2003年，我们去参加日本名古屋世博会，偌大一个中国馆，搞了一个像夜总会一样的伪女子十二乐坊，然后全是浙江小商品交易柜台。二楼整个墙都是龙，阴森森的。我们对龙的表达有问题，没能借机扭转西方人对龙的负面印象。中国馆旁边是印度馆，里面用英文写着“印度—一个古老国家对世界哲学的贡献”，而日本所有馆都在讲环保，叫“爱知县，爱地球”（爱知县是名古屋所在地）。
到了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海倒退到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看事情的层次太低了—中国8亿农民会怎么想呢？所以实际上，国家软实力是价值观的问题。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出路
《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说过一句话，“中国是有文化没文明，西方是有文明没文化”。我们说的文明，更多是聚焦在个人的教养、社会公共意识和法制意识。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公共外交，就是强调人民之间的交流？国家是抽象的，国家形象全体现在人身上。作为中国人，你要走出去传播你的价值观，首先要有文明的方式。很多中国人把卫生间搞得很脏，说话声音很大，走路不看人，何谈文化？一些人经常说中国文化很伟大，要征服西方，但自身文明礼貌都不够，何来征服？
英国带向世界的，首先是绅士风度，使它成为全球文明准则。第二是很具象的英式红茶、下午茶、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华文化走到世界上，有什么是代表我们的？今天讲中国文化有点空，文化要有载体。
法兰西在世界的体现是酒、美食、服装和创意，韩国有全世界都知道的韩国泡菜。中国泡菜历史那么长，但没人知道；韩医来自中医，但人家打向了世界。我们有时候批评韩国剽窃，我觉得没有道理，是我们自己缺乏传承和创新，也缺乏国际观。这就说明我们选择传播软实力的载体不够。
软实力最核心的是我们的文化特点。中国文化是什么，现在很多人没讲清楚。我们过去一说到中国文化，第一是“悠久”，我觉得不对。我们能真凭实据展现给世界的，就是3500年左右的历史，其他的三皇五帝、大禹治水，毕竟都是演绎的，拿不出证据。中华文明是在人类文明的第二个阶段产生，第一阶段是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我们对中华文明强调悠久，有点站不住脚。你去大英博物馆，讲解人类文明的开始，没有提及中国文明。
提到中国文化第二讲“灿烂”，也对也不对。相比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的GDP、人口总数最多，这一定是我们灿烂文明带来的繁荣，但是，中华文明缺乏对当代世界的贡献。我们今天的每一样东西，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小到交通规则，大到现代科技和艺术。所以，文化的灿烂是要对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有贡献。
中国的文化是看不见的，到了故宫才发现很多都是后来翻新的。在罗马的大街上，上千年的东西太多了，中国现在明清早期的建筑都没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现代的中国，是跟过去文化没有关系的中国。
我个人研究发现，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中国文化是说给未来人类听的，中国人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哲学理念，就是平衡理论。中国一切是中道、中庸，西方是建立在二元基础上，非黑即白。中国讲平衡，今天人类出现的所有问题就是平衡问题—人与自然的平衡出了问题、人与人的平衡出了问题、内心与身体的平衡出了问题。
西方所有哲学理念在于征服、创造、创新。今天乔布斯搞的是创新。2008年金融危机，所有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是刺激需求，但实际上不是需求问题，是人的需求过度，带来自然和环境的破坏。为什么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大家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确实把人的需求无限膨胀放大，最后经济走向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不平衡，才导致了金融危机，反过来，治理经济危机的手段又是继续刺激需求。这是不对的。
宋代以后，中国没有发展科技，也没发展经济学，中国的“和”字，“禾”代表大地的供给，“口”代表我们的需求，只有大地的供给和我们的需求达到平衡的时候，才能走向和平。科技和经济学是不断拉动需求，所以要想解决问题，首先要把需求降下来。我觉得中华文明第一个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平衡理论。
中华文明第二个伟大的发现是，中国文化的一切建立在心性基础上，认为一切外在变化都不重要，佛教讲“降伏其心”，心学，包括今天的心灵修炼，只要全世界走这条路，一定要走到中华文明上，我认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出路。
西方主流社会有三大标志：会不会说几句中文，家里有没有中国的古董，是不是信佛教。我指的都是像洛克菲勒这样上百亿资产的家族，沙特的王室就是信佛教的。我认为，中华文明是为当下服务的文明。
所以回到软实力来讲，我们把软实力的问题、出路、构建软实力的中华文化搞明白，这样一步步去做才有意义。
（本文由本刊记者毕维尹采访整理）
国家软实力最核心的是我们的文化特点，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未来的出路，是为当下服务的文明
回顾过去，中国一直重视国家软实力，投了很多钱，却没达到相应的效果。软实力体现得最好的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派医疗队援助非洲、修建铁路等等。那是经济援助，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确定了中国在世界的政治光谱、国家角色和价值基础。还有在朝鲜战争、越战、非洲问题上，也体现了自己的软实力。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有褒有贬，那时候中国并不富裕，勒紧裤腰带去支持世界革命。我们常在国外的人知道，中国的国家形象在那时候是最好的。我个人认为，那个时候软实力的具体体现是输出革命，三个世界的划分。
国家软实力是很具体的体现，比如，现在中国的护照在世界上并不好用，外交部部长王毅说了一句话很到位，“要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含金量’”。
改革开放后，中国也进行过很多国家软实力建设，包括孔子学院、奥运、世博、广州亚运会、大运会。但是，今天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比较局限于用另外一个表达—国家形象建设。这实际上是从对外宣传的角度，把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设连在一起。
国家软实力离不开价值观
多年来，国家软实力建设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有进步空间。这个进步怎么取得？国家软实力离不开价值观。我印象非常深的是，2005年文化部第一次带了五个剧目到林肯艺术中心，北京人艺一定要带老舍的《茶馆》，认为它是国家的经典。但很多美国人看完后没明白。美国人讲的是正义、善良、和平，这些普世价值的东西，他们没有新旧社会的概念。因此他们想不通—不就是换届总统嘛，怎么这届总统就认为那届是万恶的呢？
当初选择的所有剧目，第一展示的是我们判断价值的标准，第二重点表现的是艺术形式。西方人认为艺术形式没有高低，最重要的是你所反映的价值观。可见我们在对外宣传上，一直轻价值观，重文化形式。
张艺谋搞的文化符号，比如大红灯笼，满足的是西方人的好奇心理。这就像我们到烟袋斜街，看到一个鼻烟壶，你不是喜欢，只是好奇。所以我们把外国人因为文化差异而对中国文化的某种接受定义为喜欢，这是错误的。再回想李安，他的《喜宴》《推手》《饮食男女》，讲的全都是东方人的人性、家庭理念和人生理念，这些是西方人喜欢看的。中国人为什么拍不了国际题材的电影，因为我们不了解需要用价值观进行沟通。
《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没法走出去，因为外国人很难想象，杀南霸天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白毛女可以借钱不还，所以我们的作品走出去时，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宣传的价值观西方人理解不了。价值观分两类，一类是人类共同认定的，比如善良、美、勤劳、正义，另一类是政治上的，比如西方的三权分立、民主化。让西方看得懂，达到效果，首先要懂得宣传的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2003年，我们去参加日本名古屋世博会，偌大一个中国馆，搞了一个像夜总会一样的伪女子十二乐坊，然后全是浙江小商品交易柜台。二楼整个墙都是龙，阴森森的。我们对龙的表达有问题，没能借机扭转西方人对龙的负面印象。中国馆旁边是印度馆，里面用英文写着“印度—一个古老国家对世界哲学的贡献”，而日本所有馆都在讲环保，叫“爱知县，爱地球”（爱知县是名古屋所在地）。
到了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海倒退到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看事情的层次太低了—中国8亿农民会怎么想呢？所以实际上，国家软实力是价值观的问题。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出路
《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说过一句话，“中国是有文化没文明，西方是有文明没文化”。我们说的文明，更多是聚焦在个人的教养、社会公共意识和法制意识。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公共外交，就是强调人民之间的交流？国家是抽象的，国家形象全体现在人身上。作为中国人，你要走出去传播你的价值观，首先要有文明的方式。很多中国人把卫生间搞得很脏，说话声音很大，走路不看人，何谈文化？一些人经常说中国文化很伟大，要征服西方，但自身文明礼貌都不够，何来征服？
英国带向世界的，首先是绅士风度，使它成为全球文明准则。第二是很具象的英式红茶、下午茶、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华文化走到世界上，有什么是代表我们的？今天讲中国文化有点空，文化要有载体。
法兰西在世界的体现是酒、美食、服装和创意，韩国有全世界都知道的韩国泡菜。中国泡菜历史那么长，但没人知道；韩医来自中医，但人家打向了世界。我们有时候批评韩国剽窃，我觉得没有道理，是我们自己缺乏传承和创新，也缺乏国际观。这就说明我们选择传播软实力的载体不够。
软实力最核心的是我们的文化特点。中国文化是什么，现在很多人没讲清楚。我们过去一说到中国文化，第一是“悠久”，我觉得不对。我们能真凭实据展现给世界的，就是3500年左右的历史，其他的三皇五帝、大禹治水，毕竟都是演绎的，拿不出证据。中华文明是在人类文明的第二个阶段产生，第一阶段是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我们对中华文明强调悠久，有点站不住脚。你去大英博物馆，讲解人类文明的开始，没有提及中国文明。
提到中国文化第二讲“灿烂”，也对也不对。相比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的GDP、人口总数最多，这一定是我们灿烂文明带来的繁荣，但是，中华文明缺乏对当代世界的贡献。我们今天的每一样东西，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小到交通规则，大到现代科技和艺术。所以，文化的灿烂是要对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有贡献。
中国的文化是看不见的，到了故宫才发现很多都是后来翻新的。在罗马的大街上，上千年的东西太多了，中国现在明清早期的建筑都没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现代的中国，是跟过去文化没有关系的中国。
我个人研究发现，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中国文化是说给未来人类听的，中国人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哲学理念，就是平衡理论。中国一切是中道、中庸，西方是建立在二元基础上，非黑即白。中国讲平衡，今天人类出现的所有问题就是平衡问题—人与自然的平衡出了问题、人与人的平衡出了问题、内心与身体的平衡出了问题。
西方所有哲学理念在于征服、创造、创新。今天乔布斯搞的是创新。2008年金融危机，所有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是刺激需求，但实际上不是需求问题，是人的需求过度，带来自然和环境的破坏。为什么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大家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确实把人的需求无限膨胀放大，最后经济走向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不平衡，才导致了金融危机，反过来，治理经济危机的手段又是继续刺激需求。这是不对的。
宋代以后，中国没有发展科技，也没发展经济学，中国的“和”字，“禾”代表大地的供给，“口”代表我们的需求，只有大地的供给和我们的需求达到平衡的时候，才能走向和平。科技和经济学是不断拉动需求，所以要想解决问题，首先要把需求降下来。我觉得中华文明第一个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平衡理论。
中华文明第二个伟大的发现是，中国文化的一切建立在心性基础上，认为一切外在变化都不重要，佛教讲“降伏其心”，心学，包括今天的心灵修炼，只要全世界走这条路，一定要走到中华文明上，我认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出路。
西方主流社会有三大标志：会不会说几句中文，家里有没有中国的古董，是不是信佛教。我指的都是像洛克菲勒这样上百亿资产的家族，沙特的王室就是信佛教的。我认为，中华文明是为当下服务的文明。
所以回到软实力来讲，我们把软实力的问题、出路、构建软实力的中华文化搞明白，这样一步步去做才有意义。
（本文由本刊记者毕维尹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