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辞格的综合运用
　　综观《围城》，我们几乎可以找到目前所知的每一种辞格恰当运用的例子，现择其较为典型的几种表述：
　　1、比喻——通常认为比喻的辞格，目的是把陌生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抽象的事理具体形象化。钱先生认为“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他甚至认为“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分析起来，《围城》中的比喻具有如下特征：
　　（1）本喻体间差异大，悖逆比喻功能。钱先生在常人一般看不出联系的两事物之间，独具慧眼地找出联系点，使人觉得新颖而又能够接受。如钱先生写唐晓芙的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照理，人的眼睛与政治家的大话之间应无多大联系，而且“话”之类的东西十分抽象，但先生偏能找到共同之处：“大而无当”，以抽象比具体，反衬出唐小姐眼睛的可爱。
　　（2）对某些经典比喻重新诠释，褒贬逆转。所谓经典比喻，是指前人已经造出，对于比喻特定对象而为后人普遍接受的，意义与功用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比喻句。如“以后飞机（日本鬼子的）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众所周知，“倾国倾城”是专指美女的，具有褒扬赞美之意，作者却用来指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狂轰滥炸，毁灭城市和国家，反倒引起亡国之恨。
　　2、仿词——仿词往往会产生独特的诙趣，如方鸿渐从张吉明家中看亲“逃”到街上后，十分轻松地说了句“我你他（Anita的谐音），咱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的说法，被仿成了“举碗齐眉”，一字之差意思殊异：前者是夫妻相亲相爱相敬的表现，后者至多只是勉强凑合，同锅共食的象征。
　　3、反论与反讽——反论，意思是似非而是的论点，似非而是的隽语，此类妙语看似有悖常理，却又在情理之中。方鸿渐在苏小姐家中闻着沈太太身上难闻的气味，心想“这真是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带到中国来了，自己在巴黎从来没有遇见过她，今天偏避免不了，可见巴黎太大而天下太小。”作者这样说，是巴黎的恶俗恶味，由沈太太这个粗俗的女人带到中国，所以是“大”；而在苏家这个狭小的空间遇到最不愿见到的女人，可见天下又这么“小”。反讽，最显著的特征，即言非所指，也就是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表明的意义相矛盾，而产生如瑞恰兹所言之“对立物的均衡”的效果，常常表现为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赵辛楣说“方先生昨天去得迟，今天来得早，想是上银行办公养成的习惯，勤勉可嘉，佩服佩服”。其中的嘲讽意味显而易见，显示了赵辛楣居高临下的阴暗晦涩的心理。
　　此外，谐音、夸张、双关、比拟、反语、借代等一些辞格，钱先生均能驾轻就熟，“手到擒来”，使《围城》几乎成了修辞学的最好注脚。
　　二、幽默讽刺的语言风格
　　有人评价《围城》这部小说时说“幽默是这部小说的显著特色和最迷人之处，它来自洞见、智慧、学识、才华及一种观赏的情趣”。钱先生的幽默具有引人深思的艺术魅力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幽默的产生主要有如下特征：
　　1、故意夸大事物的矛盾，产生一种“事与愿违”的效果。方鸿渐与鲍小姐到西贡上一家西餐馆，作者写道“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这里该热的不熱，该冷的不冷，该酸的不酸，就是夸大事物的矛盾，与客人的愿望正好相反。
　　2、“别有用心”的“析”字。一个词原本放在句子里没有什么超乎寻常的意义，可是，钱先生偏要提出来，作一番辨析，从而产生新的令人发笑而引人深思的意义。钱先生对“中立”一词，别有高论：“中概不能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了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欧美国家只求本国在中国的利益，根本不会顾及“并肩作战”的中国朋友。读者在品味作者的幽默之余，势必会感到国力衰微的沉重。
　　3、利用模仿或谐音产生幽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遇到甲模仿乙，则无论是仿声还是仿形，都会令人发笑。钱先生除了利用这些外，还引进外语单词的音和义。如张吉民爱卖弄，总喜欢在中文里夹些无谓的单词，“他说‘very well’二字，声音活像小洋狗在咕噜——‘vurrywul’”，其他如“约翰牛‘John bull’一味吹牛，山姆大叔（Uncle Sam）原来只是冰山（Uncle Sham），不是泰山”，这里都是利用两个单词读音相近，而意义不同来进行分析，幽默便产生。
　　《围城》的语言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究之不尽，研之不竭，无论怎样去写均只是片面的，甚至是肤浅的看法。
　　方叔季，方华，湖南临湘市第二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