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天下，古代中国基本就是忠孝治天下。明清之际，仅就节妇孝妇而言，各地上报的道德典型简直多如牛毛，这些先进典型，在我看来大多是假的。例如，一个寡妇不仅为丈夫守节，还不惜性命为公婆尽孝。有一天婆婆病了，她便“割股疗亲”，把自己的肝挖出来给婆婆吃。吃过肝后，婆婆就神奇地康复了。
　　肝有药用价值，纯属天方夜谭，而一个对人体解剖一无所知的农妇，挖自己的肝竟轻松得就像摘个桃子，这样的故事已经很荒诞。
　　当欧风美雨伴着坚船利炮袭来时，摇摇欲坠的表面上是帝国的政治版图，更深重的危机，是积弱积贫的精神信仰世界。屈居人下的愤懑和图强的焦灼，首先转化为对传统文化的回眸和拷问，甚至是彻底地否定传统的“刨祖坟”。这种冲动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文化哲学内蕴，也有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识，更杂糅了20世纪民粹主义的道德激情。
　　仅就孝道而言，到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学生斗老师，儿子斗父亲，甚至亲属间人人自危或者落井下石，历史走到这儿，传统的道德伦理关系已经荡然。
　　到今天，我们发现周围的孝道早已日益稀薄，甚至在贫困的山村都能依稀嗅到丛林法则的气味。近年来，年轻人忙于在韩剧中追星，一些中老年人也沉湎其中，但二者的兴奋点大约毫无共同之处。我想，后者寻找和痴迷的，其实是家庭或人际关系中分明的伦理秩序，以及这种“天然”秩序下的温馨与和谐。这曾经是我们的祖产，韩国人是从咱们这儿进口的，但在人家那儿依旧青葱着，在“娘家”却只剩了几许枯枝，可胜浩叹!
　　孟子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意思是说，人这种动物跟禽兽是差不多的。关于人，西方还有一种更通俗的说法，叫猴子穿上了裤子。这条“裤子”，简单说来就是一套文化软件系统。儒家的忠孝和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国人用了2000年的文化软件，并创造过令人眼热的辉煌。当然，它有老化和僵化的趋势，与时更新是必要的，全盘否定却是不科学的，更是危险的，就像一个性急的外科大夫要把病人的血全部换掉。
　　考察各国文明史，尤其是亚洲四小龙，一个基本事实是，只有那些更多保存了传统的社会，才可能是自新能力更强的社会，而彻底否定传统的民族，在前行的路上无一例外都如履薄冰。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当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孝子孝女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有了更多的现代公民。如果更多的人把打爹骂娘视同儿戏，则我们大约只能走向血腥的丛林。
　　文化的最终产品是人格，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无一例外都能将传统与现代和谐地统一于一身：蔡元培曾在年青时“割股疗亲”，但并未妨碍他成为中国第一位开明并卓有建树的北大校长；胡适是全盘西化派，但他对自己的小脚夫人始终非常尊重，并成为一时佳话；鲁迅是激烈的，但他并未摒弃传统的美德，对待母亲的态度一如传统的孝子。
　　鲁迅在评价柔石时说，无论是旧道德还是新道德，他都拿来背在身上。其实，这是整整一代人的人格写照。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日渐多起来，我们始能完成健全的现代人格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