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想到，2008年年初最流行的一句话竟然是“很黄很暴力”。《新闻联播》一则关于国家发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的报道中，一位13岁的小女孩接受采访时现身说法：“上网查资料时突然弹出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赶紧把它给关了”——出自未成年人之口的这句话激起网友强烈反感，这个女孩立即成为网友攻击和恶搞的对象。
　　在反抗“传播霸权”中异化为另一种霸权，“很黄很暴力”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国当下传播现实中两种问题共存的景象：一方面，传播话语权掌握在某种权力手中，权力通过操纵媒体进行思想灌输、道德宣教和意识形态规训。另一方面，传播话语权也分散在大众和草根手中，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掌握到无数匿名的网友手中，这既为公众自主、方便和快捷的表达提供了平台。也蕴藏着网络暴力的危险——由于匿名，表达者很容易不负责任，由于互联，匿名的网友很容易聚集起来对“想像的不道德者”进行伤害。
　　借一个13岁小女孩之口批判网络“很黄很暴力”。其中确实隐藏着习惯性的正面宣传和制造典型的思维：主导传播的人已有了先行的价值判断，然后通过镜头借助一张平民的嘴巴机械地说出来，将其装扮成民意。在这种思维的长期熏陶下，一些主流媒体养成了政府出台什么政策或宣传什么价值就在人群中寻找乃至制造典型的习惯；许多平民也养成了揣摩镜头意图和迎合宣传需求的本能：就什么政策接受采访时，会非常配合地对着镜头喊几句“某某政策好，温暖百姓心”的口号；在反映工资拖欠得到解决时，农民会本能地迎着镜头摆出“笑着数钱”的姿态。
　　更严重的是，不仅成人如此，孩子们在“听话做好孩子”的训导中也养成了世故、圆滑和虚伪，知道面对镜头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但孩子毕竟只是这套教育和宣传体制的受害者——网友的批判，应该指向主导传播话语权的权力，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无辜者。正如有媒体评论称：这个社会应该感到无地自容，不知道谁还能有颜面站出来对她说一句，小姑娘，对不起，这个世界很黄很暴力。
　　
　　贝·布托：你杀死不了思想
　　刘洪波
　　贝娜齐尔·布托说过，“你可以囚禁一个人，但是囚禁不了思想；你可以流放一个人，但是流放不了思想，你也可以杀死一个人，但是你杀死不了思想”。
　　这句话简直如同谶言，她曾经被囚禁，被流放，现在她终于被杀死。
　　还在美国留学时，贝·布托就在反越战活动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决心回到祖国给我的人民以自由和选择”。她两度赢得民众的选票，出任总理，却两度被解除职务。尽管选举期间对手百般刁难，可她还是赢了。
　　“我希望由于推翻军事独裁和开启巴基斯坦民主时代而被人们铭记在心，但是最重要的，我希望由于我为妇女所做的事情而被记住”，贝·布托说。她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她坚定地认为残害和歧视妇女是“巴基斯坦的耻辱”，这在一个尚未批准联合国《取消对妇女的各种形式的歧视的公约》的社会里会激起怎样的反应，可想而知。
　　贝·布托被杀，世界各国对她哀悼，对暗杀谴责。反过来说明，也许这也正是她被暗杀的理由。在一个那么复杂的社会里，一个如此有影响、如此广受尊敬的伊斯兰政治家，一个坚定地相信政治是阳光事业并百折不回投入民主政治的领袖，除了杀死她，还有别的办法阻止她一往无前吗?
　　
　　管好“县太爷”
　　徐迅雷
　　因为拆迁赔偿问题，女商人用手机短信将县委书记讽刺了一把，书记龙颜大怒，女商人被判了诽谤罪——这个发生在辽宁西丰县的“短信诽谤案”，又让报道此事的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旗下的刊物《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被西丰公安人员进京拘传。
　　2008年新年过后不足10天，“县官丑闻”连续出现，看来并非偶然。我们对地方官，尤其县一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值得深刻反思。一些位不算太高但权却很重的地方官，尤其是某些“县太爷”，大抵已成为最不接受党的方针政策、最不接受十七大精神、最不接受现代法治文明的分子，故才有类似的滥权事件一而再地发生，才有老百姓只要在太岁头上“动口”，就立马遭公检法“埋葬”现象的出现。这些土皇帝心里很明白，在与“小民”的博弈中，他们没有多大风险。遥想“彭水诗案”，当地的“一把手”被免职后不久，很快就换个地方照样做官，级别一点未变。呵呵，原来整体的制度环境带来的现实就是：“领导很生气，百姓后果很严重”，而不是“百姓很生气，领导后果很严重”。
　　“只有不讲道理的领导，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一些干部早就脱离了群众，还口口声声说群众难管。你不把心思花在老百姓身上，群众怎么能够服气?一有事情就首先问罪群众，这是神经衰弱、没有力量的表现。”这是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的一段名言。卫留成说一些干部“神经衰弱、没有力量”当然也对，但事实上，这些权力中入神经坚强得很，力量强大得很。例如西丰县政法委书记周静宇给朱文娜出示的。是一份西丰县政府文件，指称朱文娜报道严重失实。动用“政府文件”来对付“报道失实”，不就证明了权力的强大吗?
　　由此想起美国建国之前的1735年发生的“曾格案”。因为《纽约周刊》讽刺了当时的纽约总督科斯比，该刊创办人曾格被起诉，罪名就是诽谤。结果法律与法庭教育了权力人士。为曾格辩护并胜诉的是后来被视为美国英雄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他在辩词中提出的“自由精神”，使美国成为“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滥用如防洪水猛兽”的法治国家，直至现在。
　　我们的法律与法庭，为何不能教育权力中人?因为这些权力中人很大程度上可以“驾驭”司法。比如县委书记能够轻易召唤县政法委书记带领公安人员抓媒体记者。如果地方官一旦成了“土皇帝”，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教育他?没有了，因为从来都是皇帝教育臣子、教训黎民的。
　　
　　范进中举与大学生中彩
　　叶　雷
　　南京一名大二学生买彩票中500万元巨奖后。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闷声不吭，而是到处向同学报喜，还分钱给同室好友。该学生在领完奖之后立即卷铺盖回老家，说不上学了。(2007年12月27日《现代快报》)
　　这名大学生中彩后的表现，马上让我想起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不同之处在于范进是喜极而疯，而这名大学生也许是非常理性而清醒的。，
　　对于范进中举，一般都认为他是科举制度的殉道者。面对这名中了大奖，有着和范进类似感觉的大学生，也应抛开人物个性分析。去深刻反思当今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
　　提倡素质教育已经有些日子了。但目前依然是应试教育唱主角。大学教育的本义很多人描述过。罗斯金说“教育并不只是教导人们懂得原本不懂得的东西，而是教导人们去做他们原本不会做的事”。蔡元培强调“读大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应当在于它通过细心体会才能获得的一种超乎书本之外的处世哲学与智慧”。在良奈尔大学门口更是悬挂着这样一句话：“走进这里，你会更加博学和智慧；而走出这里，你会对社会和人类更有价值和意义。”正因为如此，大学才被称为纯洁的象牙塔。
　　可当下的大学教育呢?从一进校，就开始为将来的就业着急，就想着将来能够找一份多少钱的工作。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郭荚剑教授说：“近20年来，中国的高校升本、改大学成风，但毫不客气地讲，大学越來越成了职业技术学院。不仅经、法、商、工、农、医等学科在强调实用性，就连人文学科都在强调其实用性，有用与无用似乎成了衡量学科的标准。”更有人指出，中国的大学连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学院都比不上，因为别人的职业技术学院确实能够培养技术专家，而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往往是只知皮毛、眼高手低、无法使用的次品。需要“回炉”。在这种背景下，中了彩的大学生选择回家创业，可能比选择读完大学更理性，至少他珍惜了宝贵的光阴。
　　
　　“鼠年”能否捉鼠
　　陈锦润
　　2008年是农历鼠年。十二生肖中，鼠劣迹昭著，为害人类。我们的祖先当初在确定十二生肖的时候。为什么让老鼠混入其中并位尊“首席”，而亲和如猫、鸭、鹅等却被拒之门外?恐怕是祖先搞了“一言堂”，没有听取群众意见，由此联想到，现在一些“硕鼠”型腐败官员，虽然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却稳如泰山甚至步步高升，恐怕也和“选官”与“考官”机制缺乏群众的参与有关。
　　狗年赞狗，猪年夸猪，鼠年能否提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