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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联合CBS在2015年12月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恐怖袭击的恐惧程度处于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最高峰。这可能是一个月前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宣称对巴黎袭击事件负责的“伊斯兰国”（IS）表示这是对法国“杀害”其在叙利亚的圣战者的报复，并选择在巴黎这个“卖淫和淫秽的首都”实施行动。无论IS怎么扭曲他们发动袭击的动机，他们一个重要的企图一定程度上得逞了——那就是要让人们感到深深的恐惧和焦虑。
一位幸存者这样向《纽约客》描绘她在这场恐袭中的遭遇：“我的邻居，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被击中了右脸，脑浆和肉块飞到我的眼镜上，我害怕得往地面看，结果是一大滩的血……”在经历这样恐怖的场景后，相信这名幸存者不仅需要肉体上治疗，精神的创伤也需要抚平。
而作为普通的一名“旁观者”，你每天从媒体中看到、读到和听到这些有关恐怖袭击的新闻，当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这很可能会明显地改变你的世界观和你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可能会因此变得脆弱，对世界感到无力乃至恐惧。人们对受害者遭遇存在同理心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当它过度的时候往往会给人们带来困扰。
看新闻也会“受伤”
目前还很难说有多少遭遇此次巴黎袭击案的人会出现精神病症状，但考虑到袭击的规模和方式（随机的、不加选择的杀戮且威胁还有后续的袭击），其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肯定不小。法国著名哲学家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有感而发：“我们害怕，同时也充满了怨恨。”
而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可以作为参考。
1995年和1996年，法国发生了几波针对公交系统的爆炸案，造成了12人死亡及超过200人受伤。2004年的一份回顾性研究发现，31%的受害者曾经经历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人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后，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的后遗症，其症状包括不住地闪现恐怖场景、做噩梦、害怕外界的迫害。也有人是逃避会引发创伤回忆的事物，或者出现此前所没有的强烈焦虑感等等。
研究还发现，某地发生恐怖袭击后，该城市居民的精神病患病率会出现增长。如2004年马德里发生了针对铁路系统的袭击，有调查发现在爆炸案发生后的1到3个月内，马德里居民患PTSD和抑郁症的情况有所增加。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增加的情况是暂时的。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伦敦“7·7”爆炸案发生几周后，31%的受访市民表示其心理压力明显变大，32%的人称自己有计划地减少出行。但后续调查发现，事件发生七个月后，伦敦市民的高压力情况已明显改善。但该研究同时指出，爆炸案对人们产生更持久的影响，许多人称自己明显更警惕来自外界的威胁，对世界的观感也变得更悲观。
如果说这些都还比较容易理解的话，以下的发现则相对令人意外：在恐怖袭击发生城市以外的地方，也能观察到人们精神疾病情况明显的增加。
“9·11”发生后不久的一份调查发现，17%的纽约市以外的美国人都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六个月后，这个数字下降到5.6%。
2005年对此问题的回顾性研究证实，“9·11”后，出现精神疾病症状的人数迅速攀升，在接下来的6到12个月又相对快速地恢复正常;住在越接近恐袭发生地的人越容易患上PTSD。
为什么没有直接遭遇恐袭的人群也会出现PTSD增加的情况？原因很可能在于媒体对恐怖袭击的报道。“9·11”之后一项对2000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他们看有关袭击事件的电视报道越多，PTSD的患病几率就越高。因此，有人认为，媒体对恐怖袭击过多的曝光让一部分人产生了本可以避免的主观的恐惧情绪和对未来恐怖袭击潜在威胁的无力感。
恐袭改变人与政府的关系
对像巴黎袭击案那样的恐怖事件感到一丝恐惧很正常，不过每个人的反应和可能采取的措施会不一样，这可以反映在人们职业选择和交际对象选择的变化，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习惯和是否回避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上。
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你还能发现恐怖袭击对国家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像旅游业和零售业会首当其冲，“9·11”后美国航空业就经历了萧条，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并大幅裁员。股市的反应更灵敏，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很容易造成全球股市的下跌，只是反弹也会很快出现。
恐袭事件的发生还会影响民众与政府间的关系。
恐怖分子会利用“恐惧”作为心理武器，对个人或者国家发起心理攻势。一场恐袭后，人们潜在的恐惧感可以维持长达数年。
这种潜在的恐惧感也会影响民众的政治参与及对政府决策的信任感。在恐袭发生后，人们通常会给予政府更大的信任感，以期其能防止下一次大规模暴力袭击的发生。如在“9·11”袭击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低迷，但恐怖袭击引发了民众的恐惧，结果公众对美国政府维护公共安全的信任度涨到了几十年来所未见的高度。
还有一种情况发生在挪威，当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本身就很高时，暴力袭击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会小得多。一项研究根据挪威2011年爆炸及枪击事件发生不久前、不久后及10个月后民众的反应，来观察挪威人恐惧和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政府的高信任度可以“缓解”恐袭所带来的恐惧。人们在事件后也会产生“恐袭后更加信任政府”的普遍效应，但研究指出，这并不像一般情况下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由来已久的“高信任度”。
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曾写道，“这个国家，恐惧无处不在……人们变得偏执，对陌生人充满猜忌。这导致以种族、国籍和宗教信仰为界限所产生的很多刻板印象及被污名化。在这样一个排外的政治气候下，仇外主义和民族主义就会兴起。”
有人认为，媒体对恐怖袭击过多的曝光让一部分人产生了本可以避免的主观的恐惧情绪和对未来恐怖袭击潜在威胁的无力感。
在这次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法国右翼国民阵线强势崛起，或许也是一个例证。
“虽然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危险的人，这些恐怖袭击确实很可怕，但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和大部分人都是美好的……不要锁住自己，走出来，用平常心看待这个世界。”
走出恐惧
持续的冲突和恐袭所带来的恐怖阴影对人们长期健康的影响不容小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人员2015年发布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份研究，对17000名以色列人做了调查，结果发现，长期处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下，导致他们的静息心率升高及一种叫“乙酰胆碱”的神经递质减少，这些都增加了人死于心脏病的风险。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应对恐怖袭击威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个更长期、复杂且艰巨的话题。而对于大部分离恐怖袭击很“遥远”，或者仅不幸遭遇一次的人来说，很多机构和专业人士给出的相关建议或许会非常实用。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心理协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应对恐怖主义及其他灾害的指南。如其指出，在那段压力期，一定要保持相对固定的行程安排;维持自己社交网络，如保持和朋友、家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联系;保持健康的饮食及作息习惯等等。
理性地认清相关关键事实也很重要。比如美国威尔康奈尔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iedman）提醒人们，美国人死于车祸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死于一场恐怖袭击。
心理学家及耶鲁大学副教授琼·库克（Joan Cook）长期协助PTSD病患做康复治疗。他告诉他的患者，“摘下自己的‘创伤色彩的眼镜’，清洗它——你不需要给它换成乐观的色彩，只需要让它干净，能让你清晰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就可以了……虽然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危险的人，这些恐怖袭击确实很可怕，但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和大部分人都是美好的……不要锁住自己，走出来，用平常心看待这个世界。”
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因为其1989年的作品《撒旦诗篇》而招致伊朗长达9年的追杀，在被问到“如何应对恐惧感”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不要恐惧。即便你感到害怕，也不要让恐惧支配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