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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众文化语境的生成及特征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阶段，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即消费时代。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西方消费时代的种种特征。而与消费时代孪生的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以生活的世俗化、文化的大众化、通俗化，在90年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消解着20世纪以来出现的崇高的、理想的、形而上的、深刻的观念，直接导致人们对近的和远的所有苦难和困惑的遗忘。事实上，90年代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的力量在于人们在面临新的生存压力时，必须去重新寻找和确立自己的身份。同时，生活的世俗化、享乐化，文化的通俗化、平面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解放人性的功能。这意味着，在中国文化的上下文中，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解放人性的功能和消解理想和神话的功能同时并存。
二、关于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极度追捧和赞扬；而在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其一度销声匿迹，即使偶尔被提到，也是作为被否定的反面形象而出现；但是进入90年代后，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它却再度复兴并掀起了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狂潮，至今尚未消退。那么，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改编将会呈现出一副怎样的面貌呢？
“红色经典”这一概念在当代语境中有泛化和滥用的倾向，它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只能很宽泛地认定“红色经典”是指那些岁月久远的、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这其中包括小说、电视、电影和歌曲等。对于这些艺术形式来讲，因为统称为“红色经典”，比如现在已经播出的或者正在拍摄的红色经典改编剧大多数改自小说、电影、样板戏、歌剧和话剧等，如《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苦菜花》等。无论这些改编依据的主要蓝本是什么，它们之所被改编，都应该与曾经有过的同名电影的巨大影响力有关。并且，它们所大力弘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曾经作为一种精神食粮，不管人们如何批判“红色经典”的瑕疵，但不可否认，“红色经典”是创作者在怀着满腔热情、执着地追求革命理想主义下的真诚阐发。在中国几代人身上产生过重大意义。
三、红色经典的核心精神与传承策略
红色经典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它是革命战争年代和祖国建设初期革命英雄可歌可泣事迹的艺术升华，承载了对无数英勇献身的先辈们发自内心的记忆和敬重，饱含了对先烈的怀念和崇高敬意。早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改编。那次改编的特征是严谨地遵循原著的核心精神，体现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而综观时下很大一部分红色经典的改编作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尊重原创的核心精神
红色经典再创作整体受挫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如社会文化的享乐消遣倾向，泛人性化文艺思潮的流行，中老年观众的期待与结果的反差等。但根本原因是改编者忽视了红色经典不可改变的地位和价值，滑入媚俗、时尚的娱乐文化定位，放弃对原创的核心精神的尊重。红色经典共同形成的核心精神，就是对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必胜信念、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献身祖国的英雄本色、宁死不屈的高尚志节； 是祖国建设时期勇于面对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充溢于作品中激励全民族奋发向上的高昂主旋律。对红色经典核心精神的尊重，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崇高的民族精神的尊重，是改编者必须守住的底线。
（二）作品中的人物、情节与核心精神
一般说来，红色经典的改编，原著的主要人物和情节主线不能改变。这是忠于原著内容、保持原著特色的要求。但这一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根本原则。试以电视剧《小兵张嘎》为例，再创作在小说和电影的基础上，增加了刘燕、佟乐、石垒等人物；故事情节的主线也转移到确保八路军急需的药品安全经过白洋淀上来。这两点虽然与原著差别较大，但总体上没有违背原著的核心精神——突出的是革命的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因此，还是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肯定。而改编剧《红色娘子军》虽然还带着“红色”的名字，却打出“青春偶像剧”的口号，大大咧咧地让剧中每个人谈起恋爱，让吴琼花与洪常青激情热吻，以致原作中激荡人心的英雄主义情结荡然无存，让观众感到不仅变味，而且“变色”。《苦菜花》让革命母亲冯大娘卷入“婚外情”的闹剧……这种违背原著核心精神的现代浪漫情调，就难免让观众倒胃口。红色经典固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改编可以让人物形像更丰满、细节更贴近生活，但丰富的艺术不是增加情色因素，更不是让红色经典红中透黄、红中带灰。
四、对大众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大众文化是我们这代人乃至几代人必须经历的一种时代文化，这一文化新生儿正一路嬉戏玩耍、一路淘气地拿着后现代主义之笔涂鸦我们的生活，涂鸦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经典。面对这景象，大部分人都会经历一种难以避免的困惑与迷茫：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的未来走向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确值得去深思。人类的文化历史向我们彰示，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经典。之所以需要经典，是因为经典积淀了人类的智慧，蕴涵了民族精神，可以不断启示人们对文化价值的理解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如红色经典这种主要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体制的合力所产生的经典。事实上，许多经典正是经过不断阐释和改编才获得了一代又一代广泛的传承的。然而，重新理解和阐释并不能肆意妄为，极尽一切戏谑恶搞与颠覆消解之能事，而必须要怀着赤诚之心，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去塑造人物、阐释作品底蕴内涵。
目前这些作品出现庸俗化的改编，这些改编作品打着“人性化”、“生活化”的幌子，实质上是将英雄人物庸俗化。其中最典型的也就是骂声最多的改编为电视剧版的《林海雪原》和新编小说《沙家浜》，改编红色经典要找到原著与现代生活的最佳契合点，让红色经典的核心精神从鲜活的叙事中自然流露出来，担负起社会启蒙的重任，实在是任重道远。
总之，红色经典的改编应该是合理的的演绎而不是胡编乱造，视听具象化而不流于时尚，适当纠正和提升而不低俗。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阶段，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即消费时代。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西方消费时代的种种特征。而与消费时代孪生的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以生活的世俗化、文化的大众化、通俗化，在90年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消解着20世纪以来出现的崇高的、理想的、形而上的、深刻的观念，直接导致人们对近的和远的所有苦难和困惑的遗忘。事实上，90年代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的力量在于人们在面临新的生存压力时，必须去重新寻找和确立自己的身份。同时，生活的世俗化、享乐化，文化的通俗化、平面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解放人性的功能。这意味着，在中国文化的上下文中，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解放人性的功能和消解理想和神话的功能同时并存。
二、关于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极度追捧和赞扬；而在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其一度销声匿迹，即使偶尔被提到，也是作为被否定的反面形象而出现；但是进入90年代后，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它却再度复兴并掀起了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狂潮，至今尚未消退。那么，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改编将会呈现出一副怎样的面貌呢？
“红色经典”这一概念在当代语境中有泛化和滥用的倾向，它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只能很宽泛地认定“红色经典”是指那些岁月久远的、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这其中包括小说、电视、电影和歌曲等。对于这些艺术形式来讲，因为统称为“红色经典”，比如现在已经播出的或者正在拍摄的红色经典改编剧大多数改自小说、电影、样板戏、歌剧和话剧等，如《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苦菜花》等。无论这些改编依据的主要蓝本是什么，它们之所被改编，都应该与曾经有过的同名电影的巨大影响力有关。并且，它们所大力弘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曾经作为一种精神食粮，不管人们如何批判“红色经典”的瑕疵，但不可否认，“红色经典”是创作者在怀着满腔热情、执着地追求革命理想主义下的真诚阐发。在中国几代人身上产生过重大意义。
三、红色经典的核心精神与传承策略
红色经典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它是革命战争年代和祖国建设初期革命英雄可歌可泣事迹的艺术升华，承载了对无数英勇献身的先辈们发自内心的记忆和敬重，饱含了对先烈的怀念和崇高敬意。早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改编。那次改编的特征是严谨地遵循原著的核心精神，体现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而综观时下很大一部分红色经典的改编作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尊重原创的核心精神
红色经典再创作整体受挫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如社会文化的享乐消遣倾向，泛人性化文艺思潮的流行，中老年观众的期待与结果的反差等。但根本原因是改编者忽视了红色经典不可改变的地位和价值，滑入媚俗、时尚的娱乐文化定位，放弃对原创的核心精神的尊重。红色经典共同形成的核心精神，就是对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必胜信念、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献身祖国的英雄本色、宁死不屈的高尚志节； 是祖国建设时期勇于面对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充溢于作品中激励全民族奋发向上的高昂主旋律。对红色经典核心精神的尊重，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崇高的民族精神的尊重，是改编者必须守住的底线。
（二）作品中的人物、情节与核心精神
一般说来，红色经典的改编，原著的主要人物和情节主线不能改变。这是忠于原著内容、保持原著特色的要求。但这一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根本原则。试以电视剧《小兵张嘎》为例，再创作在小说和电影的基础上，增加了刘燕、佟乐、石垒等人物；故事情节的主线也转移到确保八路军急需的药品安全经过白洋淀上来。这两点虽然与原著差别较大，但总体上没有违背原著的核心精神——突出的是革命的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因此，还是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肯定。而改编剧《红色娘子军》虽然还带着“红色”的名字，却打出“青春偶像剧”的口号，大大咧咧地让剧中每个人谈起恋爱，让吴琼花与洪常青激情热吻，以致原作中激荡人心的英雄主义情结荡然无存，让观众感到不仅变味，而且“变色”。《苦菜花》让革命母亲冯大娘卷入“婚外情”的闹剧……这种违背原著核心精神的现代浪漫情调，就难免让观众倒胃口。红色经典固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改编可以让人物形像更丰满、细节更贴近生活，但丰富的艺术不是增加情色因素，更不是让红色经典红中透黄、红中带灰。
四、对大众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大众文化是我们这代人乃至几代人必须经历的一种时代文化，这一文化新生儿正一路嬉戏玩耍、一路淘气地拿着后现代主义之笔涂鸦我们的生活，涂鸦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经典。面对这景象，大部分人都会经历一种难以避免的困惑与迷茫：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的未来走向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确值得去深思。人类的文化历史向我们彰示，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经典。之所以需要经典，是因为经典积淀了人类的智慧，蕴涵了民族精神，可以不断启示人们对文化价值的理解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如红色经典这种主要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体制的合力所产生的经典。事实上，许多经典正是经过不断阐释和改编才获得了一代又一代广泛的传承的。然而，重新理解和阐释并不能肆意妄为，极尽一切戏谑恶搞与颠覆消解之能事，而必须要怀着赤诚之心，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去塑造人物、阐释作品底蕴内涵。
目前这些作品出现庸俗化的改编，这些改编作品打着“人性化”、“生活化”的幌子，实质上是将英雄人物庸俗化。其中最典型的也就是骂声最多的改编为电视剧版的《林海雪原》和新编小说《沙家浜》，改编红色经典要找到原著与现代生活的最佳契合点，让红色经典的核心精神从鲜活的叙事中自然流露出来，担负起社会启蒙的重任，实在是任重道远。
总之，红色经典的改编应该是合理的的演绎而不是胡编乱造，视听具象化而不流于时尚，适当纠正和提升而不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