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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入世三年之际,龙永图终于有机会打开话匣,披露当年入世谈判的一些内幕和底线思考。种种情况,忆来忧如昨日——
观念是怎样转变的?
谈判既是对外交涉,也是内部观念变化的过程。过去谈判,认为我们的关税越高越好,保护程度越大越好。到1998年以后,发现关税很高但走私猖獗。乐凯公司的老总在《经济日报》上说:我们不怕外国竞争,就怕走私。这对我们震撼很大。把关税定得很高,实际上并没有拿到。羊毛的关税当时也很高。朱镕基总理就说,要算一下,羊毛关税降到多少,走私才无利可图。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开始谈判时,中国进口产品中有1000多种需要审批。掌握这批进口许可证发放的部门有很大的权力,要让官员们放弃手中的权力并不容易。后来把1000多种需要配额的产品,降到200多种,到入世谈判完成时,只有100多种,到2005年配额、进口许可证完全取消。
当时对汽车进口配额看得非常重,认为是保卫民族汽车工业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多年来已形成了汽车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的市场,利益很大。现在看来,在2005年取消汽车进口配额是完全正确的。不能依靠它来保护我们的汽车工业,而是应该通过市场的竞争促进市场的发展。这才是真正最好的保护。
协调难在哪里?
电信行业阻力很大。中国的电信产业长期政企不分,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电信是一家。电信的利益随着电信市场的发展,越来越明显。每个城市的电信大楼,都是很漂亮的。当时它们完全是国家保护的。当我们要开始对外开放时,遇上的阻力很大,甚至搬出“信息安全”这样的大帽子。后来我们根据调查,发现很多国家开放了电信业,国家的信息安全也并未受到威胁。当然电信业采取的是逐步放开的政策。
除了电信,银行业也是难点之一。对外资开放银行业,当时听起来是可怕的事情。其实,银行、保险业和当地文化有很紧密的关系。中国老百姓大多愿意把钱存到本土的银行,认为就是存在政府手里。中国入世三年,外资银行的总资产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不到2%。业内估计,到2010年,外资银行会占中国银行业的10%。即使达到这个数字,对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力保哪些底线?
在证券方面的开放是最慎重的。经过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发生的情况,觉得绝不能在中国重演。外国谈判对手当时提出要中国承诺开放证券市场的时间表,要五年内实现汇率浮动。
现在很多人责怪我们当时签订的反倾销条款,但应该记得我们作出让步,是为了保留一些最基本的底线。比如坚决不承诺五年内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汇率自由浮动。如果我们当时承诺了,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全球的“热钱”都想进来。当时测算过,我们在反倾销方面的让步,只涉及整个出口的0.5%;但如果在金融方面做出承诺,就涉及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
所谓行业开放的“优先性”,考虑最多的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和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问题,像媒体、影视制作、报刊销售等。我们当时承诺开放电影院,但不允许控股,是非常小的让步。随着文化领域的发展,这些所谓的保护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另外比较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性的、利润丰厚而且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如汽车、人寿保险、基础电信等。这些领域要由国家掌握合资的主导权。
还有就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产品进口,如粮、棉、油、糖、石油、成品油、化肥、食盐、烟草,都是最重要的。
中国入世三年以来,经济承受能力已经增强。在未来新的谈判中,我们与其他成员是完全平等的,将会作出的承诺由我们自主决定,除非有些条款是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的。目前的多哈会谈主要集中在农业问题上。我们承诺的对农业的补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现在是其他国家要与中国作出一样的承诺,取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
本刊记者 张帆整理
观念是怎样转变的?
谈判既是对外交涉,也是内部观念变化的过程。过去谈判,认为我们的关税越高越好,保护程度越大越好。到1998年以后,发现关税很高但走私猖獗。乐凯公司的老总在《经济日报》上说:我们不怕外国竞争,就怕走私。这对我们震撼很大。把关税定得很高,实际上并没有拿到。羊毛的关税当时也很高。朱镕基总理就说,要算一下,羊毛关税降到多少,走私才无利可图。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开始谈判时,中国进口产品中有1000多种需要审批。掌握这批进口许可证发放的部门有很大的权力,要让官员们放弃手中的权力并不容易。后来把1000多种需要配额的产品,降到200多种,到入世谈判完成时,只有100多种,到2005年配额、进口许可证完全取消。
当时对汽车进口配额看得非常重,认为是保卫民族汽车工业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多年来已形成了汽车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的市场,利益很大。现在看来,在2005年取消汽车进口配额是完全正确的。不能依靠它来保护我们的汽车工业,而是应该通过市场的竞争促进市场的发展。这才是真正最好的保护。
协调难在哪里?
电信行业阻力很大。中国的电信产业长期政企不分,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电信是一家。电信的利益随着电信市场的发展,越来越明显。每个城市的电信大楼,都是很漂亮的。当时它们完全是国家保护的。当我们要开始对外开放时,遇上的阻力很大,甚至搬出“信息安全”这样的大帽子。后来我们根据调查,发现很多国家开放了电信业,国家的信息安全也并未受到威胁。当然电信业采取的是逐步放开的政策。
除了电信,银行业也是难点之一。对外资开放银行业,当时听起来是可怕的事情。其实,银行、保险业和当地文化有很紧密的关系。中国老百姓大多愿意把钱存到本土的银行,认为就是存在政府手里。中国入世三年,外资银行的总资产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不到2%。业内估计,到2010年,外资银行会占中国银行业的10%。即使达到这个数字,对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力保哪些底线?
在证券方面的开放是最慎重的。经过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发生的情况,觉得绝不能在中国重演。外国谈判对手当时提出要中国承诺开放证券市场的时间表,要五年内实现汇率浮动。
现在很多人责怪我们当时签订的反倾销条款,但应该记得我们作出让步,是为了保留一些最基本的底线。比如坚决不承诺五年内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汇率自由浮动。如果我们当时承诺了,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全球的“热钱”都想进来。当时测算过,我们在反倾销方面的让步,只涉及整个出口的0.5%;但如果在金融方面做出承诺,就涉及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
所谓行业开放的“优先性”,考虑最多的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和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问题,像媒体、影视制作、报刊销售等。我们当时承诺开放电影院,但不允许控股,是非常小的让步。随着文化领域的发展,这些所谓的保护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另外比较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性的、利润丰厚而且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如汽车、人寿保险、基础电信等。这些领域要由国家掌握合资的主导权。
还有就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产品进口,如粮、棉、油、糖、石油、成品油、化肥、食盐、烟草,都是最重要的。
中国入世三年以来,经济承受能力已经增强。在未来新的谈判中,我们与其他成员是完全平等的,将会作出的承诺由我们自主决定,除非有些条款是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的。目前的多哈会谈主要集中在农业问题上。我们承诺的对农业的补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现在是其他国家要与中国作出一样的承诺,取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
本刊记者 张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