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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理障碍已经成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一种常见疾病，心理量表作为量化工具，可以辅助高校教育工作者发现此类疾病，规避心理卫生危机事件。本文通过检索相关数据库，输入主题词（民族高校大学生和心理健康调查），共筛选到1994至今59篇文献，文章对目前国内常用心理量表（症状自评量表、抑郁/焦虑自评量表、心理健康测查表、艾森克个性问卷、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评定量表、大学生人格健康调查表等）在民族高校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心理量表;民族高校;大学生;现状;比较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5）05-0089-04
基金项目： 青年教师基金项目“民族高校大学生常见精神障碍快速筛查工具的编制和初步研究”（项目编号：8200118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粲（1986-）， 女，四川成都人，医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刘大伟（1982-）， 男，山东临沂人，湖南大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行为科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四川 成都 610041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21世纪之初的调查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全世界每4个人当中就一个人在一生中会罹患精神或神经疾患。约有4.5亿人当前正在经受着这些疾患的困扰，其中又首推精神障碍为全世界致病及致残的主要原因。[1]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然而，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也正是各种心理问题及精神疾病常见的首发年龄阶段。[2，3]2005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在全国高校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中16%-25.4%有心理障碍[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精神障碍休学、退学的人数已占修退学总人数的第一位且比例趋于上升[5]。近年来，关于大学生恶性心理卫生危机事件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因此，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但针对我国民族高校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作为一种标准化的的实用筛查工具，心理评估量表一直是很多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中评估和筛查心理问题的常用方式。本文拟通过对民族高校常用心理量表的特点分析，明确心理量表在民族高校的应用现状。
一、心理量表在高校和民族高校中的应用情况
检索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检出相关文献8191篇（收录年限：1986-2014年）。1986-1989年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0篇，1990-1994年55篇，1995-1999年255篇，2001年以后，每年收录的相关文献均在100篇以上，到了2008以后，每年收录的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的相关文献则高达700篇以上。
然而，以“民族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则仅检出相关文献239篇（收录年限：1994-2014年），其中真正关于民族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的文献仅仅59篇。
对这59篇文献进行研读，发现目前在较大规模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中常用的筛选工具主要是心理健康评定量表和与此相关的人格量表，包括了症状自评量表（SCL-90）、抑郁/焦虑自评量表（SDS/SAS）、心理健康测查表（PHI）、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评定量表（16PF）以及大学生人格健康调查表（UPI）等。其中，SCL-90的应用最为广泛。
二、常用心理量表的特点比较
（一）症状自评量表（ Symptom Checklist 90，SCL- 90）
由Dero gatis，L. R于1975年编制。该量表由90个项目构成，所反映的9个症状因子包括躯体性、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每个项目采用五级评分制（0～4分）， 0分表示无此症状， 1分表示症状较轻，分数越高，症状越严重， 4分表示最严重。由于SCL-90的项目内容涉及感觉、思维、情感、行为、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能够较全面、准确地测量出被试者的心理卫生状况，被公认为国内外应用最广的心理卫生自评量表，也是目前我国大学生心理卫生研究中最常用的量表[6]。但其较多的题目、较复杂的结果分析是该量表的明显不足之处。
（二） 抑郁/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DS/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是由William W.K. Zung分别于1965年和1971年编制而成，又称Zung量表，是评估抑郁/焦虑情绪应用非常广泛的自评量表。SDS由20个和抑郁相关的涉及情感的、精神的和躯体的症状构成，有10个正向评分项目和10个反向评分项目，采用1-4分4级评分。20-49分视为正常，50-59分为轻度抑郁，60-69分为中度抑郁，70及以上为重度抑郁。SAS有20个项目，采用1-4分4级评分法，有15个正向评分项目，5个反向评分项目。总分在20-80分之间，20-44分为正常范围，45-59为轻度到中度的焦虑水平，60-74为严重焦虑，75-80为极重度焦虑。Zung量表的缺陷在于某些文化族群（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患者常对自己的心理问题表现为躯体化症状，而否认其心理问题， 因此它们应用于亚洲人群其检出率并不高。另外， Zung量表的反向评分项目也较多，容易使自评者误解而出现偏倚。 （三）心理健康测查表（ psychological Health Inventory， PHI）
由宋维真[7]等人于1992年编制而成，该量表源自于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查表（MMPI），由于MMPI题目较多，不利操作，研究者对MMPI在我国使用时的测查结果进行计算机分析，选出实用性较强的项目组成了新的测查表PHI。测试分7 个分量表：躯体化（ SOM， Somatization ）、抑郁（DEP， Depression）、焦虑（ ANX， Anxiety）、病态人格（ PSD， Psychopathic Deviate ）、疑心（HYP， Hypochondria）、脱离现实（UNR， Unrealistic）、兴奋状态（ HMA，Hypomania）;再加上3个效度量表： Q（无法回答的题目数）、L（说谎的分数）、F（诈病或装坏分数），共10个分量表。主要根据各分量表的T 分数进行筛选，如果分量表的T 得分在60 分以上， 就可以认为受试者在此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如果得分在70 分以上， 就可以认为受试者在此方面存在的心理问题比较严重。
（四） 艾森克个性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艾森克的多维个性论在个性研究上有一定影响， 他根据这个理论于1976年发展了EPQ。[8]龚耀先教授于1983年主持修订了适用于我国人群的艾森克个性问卷（ EPQ ）。该量表共含内- 外倾（ E ）、神经质（N ）、精神质（ P）三个分量表和一个效度量表（ L）。E 量表的高分表示人格外倾，低分则表示内倾。N 量表得高分的被试可能焦虑、担忧、郁郁不乐、情绪反应强烈、以至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P量表高分则被试有可能表现出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界环境、感觉迟钝、与他人关系不佳、喜欢寻衅闹事等特征。L量表测量说谎或掩饰， 但也代表假设的一种人格特质， 即社会朴实或幼稚。
（五）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评定量表（Cattells 16 Personality Factor，16PF）
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评定量表由美国伊利诺州大学人格及能力测验研究所的卡特尔教授（R.B.Cattell）在个性特质论的基础上采用因素分析法编制而成。16PF通过测量受测者16种基本的性格特质（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实验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全面理解其人格特点。采用3级计分：0、1、2（聪慧性是2级记分），再将原始分按常模表换算成标准分。该量表自1949年问世以来，发展至今已有5个版本，是目前在全世界运用最广泛的人格测验工具之一，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六）大学生人格健康调查表（University Personality Inventory， UPI）
UPI是1966 年由日本大学心理咨询专家和精神科医生集体编制而成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大学新生心理健康调查表，旨在早期发现和治疗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量表由3部分组成，共64题。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等。第二部分是UPI问卷本身，共有60道题，其中4道测谎题不计入总分。其余56道是反映学生的苦恼、焦虑、矛盾等症状的项目，每题计1分，满分为56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第三部分是附加题，主要了解被试对自身身心健康状态的总评价。该调查表于 1991年引入我国后，经由系统修订，目前已经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常用工具。然而，UPI 问卷中的项目是编者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统计学分析，也没有系统的信效度分析，且使用UPI只能筛查出“可能有问题的学生”，必须经过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员回访面谈才能确认。因此，UPI作为标准化量表缺乏可靠性。
（七） 其他量表
近年来国内心理学家根据中国大学生群体的特点自编了一些相关量表或问卷，并被证明有一定的信效度。比如郑日昌等人[9]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包括了躯体化、情绪、人格、性心理、社交、自我意识、精神病倾向等七个方面， 有躯体化、焦虑、抑郁、偏执型人格倾向、强迫型人格倾向、依赖型人格倾向、冲动型人格倾向、性心理障碍、社交攻击、社交退缩、自我意识偏差和精神病倾向等十二个因子， 共104个项目， 采用五点计分， 各因子的分数由属于该因子的项目得分相加而得。邓冰[10]等人在《贵州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中使用了自行设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问卷”。问卷内容涉及： 社会人口学、生活质量、学业负担、家庭环境及个人情感经历等变量。买力坎吐尔逊艾力[11]在他针对《内地高校民考民大学生心理适应研究》的硕士论文中编制了《新疆地区维族大学生心理与学习适应调查》。这些量表的编制虽然注意了中国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及其文化背景，但或者项目较多，不利施测;或者样本量过小，其信效度仍有待继续研究。
三、心理量表在民族高校大学生群体中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纵观民族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常用的这些心理健康调查量表，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文化差异问题
这些量表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虽然经过了我国专家的修订，但仍存在国情、信念、价值观等文化方面的差异。因此，采用翻译引进的西方心理健康调查表是否能准确反映我国民族高校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仍有待研究。
（二）被试群体的适用性问题
很多常见量表（如SCL-90、MMPI、SDS/SAS）是专门用于精神疾病或神经症患者的临床诊断，只能在一个侧面上对个体是否具有某些心理症状进行诊断;另有一些量表（16PF、EPQ）专门用于人格测量，无法在整体上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作出全面的评价和区分;还有个别量表（如UPI）是外国心理工作者根据本国大学新生中的常见情况开发出来的。将这些量表用于我国民族高校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测试，显然有失偏颇。 （三）量表内容的适应性问题
不同量表各自的理论构建不同。比如，SCL-90、SDS/SAS量表均在重点考察神经症症状或精神性症状;16PF、EPQ的条目重在考察人格特点;UPI的项目取自日本大学新生心理障碍群体中的常见表现，且并非标准化的测量工具。因此，对不同量表测量结果的评价也不一样，不便于高校心理工作者对各自的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四） 新开发量表的适用性问题
很多新开发的量表在其编制过程中考虑了我国文化特色和我国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比如，郑日昌等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采用实证法编制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9]。西安交通大学牵头设计的《大学生心理状况自评问卷》[12]参考了目前我国大学生面临的各种常见心理问题和困扰。李东方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编制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13]采用开放式问卷收集了大学生评价心理健康的相关指标，结合国内关于在学生心理健康测量的相关成果初步形成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理论框架。这些量表虽在各自的研究中被证实了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但是否可用于我国民族高校评估大学生心理健康仍然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ntal Health Atlas 2011
[2]Kessler， R.C.， et al.， The global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an update from the WHO World Mental Health（WMH）surveys. Epidemiologia e psichiatria sociale， 2009. 18（01）： 23-33.
[3]Patel， V.， et al.， Ment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a global public-health challenge. The Lancet， 2007. 369（9569）： 1302-1313.
[4]职权冬.从 “心” 培养孩子[J].科学与文化， 2005.（5）： 52-53.
[5]刘协和.某大学 1994～ 2003 年375 例学生休退学原因调查[J].中国校医， 2005，19（2）： 136-137.
[6]马建青.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10年研究得失探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1）.
[7]宋维真， 莫文彬.心理健康测查表（ PHI）的编制过程[J].心理科学，1992，（02）.
[8]龚耀先. 艾森克个性问卷在我国的修订[J].心理科学通讯，1984，（04）.
[9]郑日昌，邓丽芳，张忠华，郭召良.《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J].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5，3（2）：102～108.
[10]邓冰，熊敏，朱焱，张碧昌.贵州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贵州医药，2003，（07）.
[11]买力坎吐尔逊艾力. 内地高校民考民大学生心理适应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 2006.
[12]周振华.大学生心理状况自评问卷的项目筛选和信效度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07.
[13]李东方.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D].华中科技大学，2008.
[关键词] 心理量表;民族高校;大学生;现状;比较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5）05-0089-04
基金项目： 青年教师基金项目“民族高校大学生常见精神障碍快速筛查工具的编制和初步研究”（项目编号：8200118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粲（1986-）， 女，四川成都人，医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刘大伟（1982-）， 男，山东临沂人，湖南大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行为科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四川 成都 610041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21世纪之初的调查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全世界每4个人当中就一个人在一生中会罹患精神或神经疾患。约有4.5亿人当前正在经受着这些疾患的困扰，其中又首推精神障碍为全世界致病及致残的主要原因。[1]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然而，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也正是各种心理问题及精神疾病常见的首发年龄阶段。[2，3]2005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在全国高校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中16%-25.4%有心理障碍[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精神障碍休学、退学的人数已占修退学总人数的第一位且比例趋于上升[5]。近年来，关于大学生恶性心理卫生危机事件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因此，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但针对我国民族高校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作为一种标准化的的实用筛查工具，心理评估量表一直是很多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中评估和筛查心理问题的常用方式。本文拟通过对民族高校常用心理量表的特点分析，明确心理量表在民族高校的应用现状。
一、心理量表在高校和民族高校中的应用情况
检索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检出相关文献8191篇（收录年限：1986-2014年）。1986-1989年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0篇，1990-1994年55篇，1995-1999年255篇，2001年以后，每年收录的相关文献均在100篇以上，到了2008以后，每年收录的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的相关文献则高达700篇以上。
然而，以“民族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则仅检出相关文献239篇（收录年限：1994-2014年），其中真正关于民族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的文献仅仅59篇。
对这59篇文献进行研读，发现目前在较大规模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中常用的筛选工具主要是心理健康评定量表和与此相关的人格量表，包括了症状自评量表（SCL-90）、抑郁/焦虑自评量表（SDS/SAS）、心理健康测查表（PHI）、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评定量表（16PF）以及大学生人格健康调查表（UPI）等。其中，SCL-90的应用最为广泛。
二、常用心理量表的特点比较
（一）症状自评量表（ Symptom Checklist 90，SCL- 90）
由Dero gatis，L. R于1975年编制。该量表由90个项目构成，所反映的9个症状因子包括躯体性、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每个项目采用五级评分制（0～4分）， 0分表示无此症状， 1分表示症状较轻，分数越高，症状越严重， 4分表示最严重。由于SCL-90的项目内容涉及感觉、思维、情感、行为、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能够较全面、准确地测量出被试者的心理卫生状况，被公认为国内外应用最广的心理卫生自评量表，也是目前我国大学生心理卫生研究中最常用的量表[6]。但其较多的题目、较复杂的结果分析是该量表的明显不足之处。
（二） 抑郁/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DS/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是由William W.K. Zung分别于1965年和1971年编制而成，又称Zung量表，是评估抑郁/焦虑情绪应用非常广泛的自评量表。SDS由20个和抑郁相关的涉及情感的、精神的和躯体的症状构成，有10个正向评分项目和10个反向评分项目，采用1-4分4级评分。20-49分视为正常，50-59分为轻度抑郁，60-69分为中度抑郁，70及以上为重度抑郁。SAS有20个项目，采用1-4分4级评分法，有15个正向评分项目，5个反向评分项目。总分在20-80分之间，20-44分为正常范围，45-59为轻度到中度的焦虑水平，60-74为严重焦虑，75-80为极重度焦虑。Zung量表的缺陷在于某些文化族群（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患者常对自己的心理问题表现为躯体化症状，而否认其心理问题， 因此它们应用于亚洲人群其检出率并不高。另外， Zung量表的反向评分项目也较多，容易使自评者误解而出现偏倚。 （三）心理健康测查表（ psychological Health Inventory， PHI）
由宋维真[7]等人于1992年编制而成，该量表源自于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查表（MMPI），由于MMPI题目较多，不利操作，研究者对MMPI在我国使用时的测查结果进行计算机分析，选出实用性较强的项目组成了新的测查表PHI。测试分7 个分量表：躯体化（ SOM， Somatization ）、抑郁（DEP， Depression）、焦虑（ ANX， Anxiety）、病态人格（ PSD， Psychopathic Deviate ）、疑心（HYP， Hypochondria）、脱离现实（UNR， Unrealistic）、兴奋状态（ HMA，Hypomania）;再加上3个效度量表： Q（无法回答的题目数）、L（说谎的分数）、F（诈病或装坏分数），共10个分量表。主要根据各分量表的T 分数进行筛选，如果分量表的T 得分在60 分以上， 就可以认为受试者在此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如果得分在70 分以上， 就可以认为受试者在此方面存在的心理问题比较严重。
（四） 艾森克个性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艾森克的多维个性论在个性研究上有一定影响， 他根据这个理论于1976年发展了EPQ。[8]龚耀先教授于1983年主持修订了适用于我国人群的艾森克个性问卷（ EPQ ）。该量表共含内- 外倾（ E ）、神经质（N ）、精神质（ P）三个分量表和一个效度量表（ L）。E 量表的高分表示人格外倾，低分则表示内倾。N 量表得高分的被试可能焦虑、担忧、郁郁不乐、情绪反应强烈、以至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P量表高分则被试有可能表现出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界环境、感觉迟钝、与他人关系不佳、喜欢寻衅闹事等特征。L量表测量说谎或掩饰， 但也代表假设的一种人格特质， 即社会朴实或幼稚。
（五）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评定量表（Cattells 16 Personality Factor，16PF）
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评定量表由美国伊利诺州大学人格及能力测验研究所的卡特尔教授（R.B.Cattell）在个性特质论的基础上采用因素分析法编制而成。16PF通过测量受测者16种基本的性格特质（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实验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全面理解其人格特点。采用3级计分：0、1、2（聪慧性是2级记分），再将原始分按常模表换算成标准分。该量表自1949年问世以来，发展至今已有5个版本，是目前在全世界运用最广泛的人格测验工具之一，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六）大学生人格健康调查表（University Personality Inventory， UPI）
UPI是1966 年由日本大学心理咨询专家和精神科医生集体编制而成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大学新生心理健康调查表，旨在早期发现和治疗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量表由3部分组成，共64题。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等。第二部分是UPI问卷本身，共有60道题，其中4道测谎题不计入总分。其余56道是反映学生的苦恼、焦虑、矛盾等症状的项目，每题计1分，满分为56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第三部分是附加题，主要了解被试对自身身心健康状态的总评价。该调查表于 1991年引入我国后，经由系统修订，目前已经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常用工具。然而，UPI 问卷中的项目是编者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统计学分析，也没有系统的信效度分析，且使用UPI只能筛查出“可能有问题的学生”，必须经过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员回访面谈才能确认。因此，UPI作为标准化量表缺乏可靠性。
（七） 其他量表
近年来国内心理学家根据中国大学生群体的特点自编了一些相关量表或问卷，并被证明有一定的信效度。比如郑日昌等人[9]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包括了躯体化、情绪、人格、性心理、社交、自我意识、精神病倾向等七个方面， 有躯体化、焦虑、抑郁、偏执型人格倾向、强迫型人格倾向、依赖型人格倾向、冲动型人格倾向、性心理障碍、社交攻击、社交退缩、自我意识偏差和精神病倾向等十二个因子， 共104个项目， 采用五点计分， 各因子的分数由属于该因子的项目得分相加而得。邓冰[10]等人在《贵州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中使用了自行设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问卷”。问卷内容涉及： 社会人口学、生活质量、学业负担、家庭环境及个人情感经历等变量。买力坎吐尔逊艾力[11]在他针对《内地高校民考民大学生心理适应研究》的硕士论文中编制了《新疆地区维族大学生心理与学习适应调查》。这些量表的编制虽然注意了中国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及其文化背景，但或者项目较多，不利施测;或者样本量过小，其信效度仍有待继续研究。
三、心理量表在民族高校大学生群体中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纵观民族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常用的这些心理健康调查量表，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文化差异问题
这些量表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虽然经过了我国专家的修订，但仍存在国情、信念、价值观等文化方面的差异。因此，采用翻译引进的西方心理健康调查表是否能准确反映我国民族高校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仍有待研究。
（二）被试群体的适用性问题
很多常见量表（如SCL-90、MMPI、SDS/SAS）是专门用于精神疾病或神经症患者的临床诊断，只能在一个侧面上对个体是否具有某些心理症状进行诊断;另有一些量表（16PF、EPQ）专门用于人格测量，无法在整体上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作出全面的评价和区分;还有个别量表（如UPI）是外国心理工作者根据本国大学新生中的常见情况开发出来的。将这些量表用于我国民族高校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测试，显然有失偏颇。 （三）量表内容的适应性问题
不同量表各自的理论构建不同。比如，SCL-90、SDS/SAS量表均在重点考察神经症症状或精神性症状;16PF、EPQ的条目重在考察人格特点;UPI的项目取自日本大学新生心理障碍群体中的常见表现，且并非标准化的测量工具。因此，对不同量表测量结果的评价也不一样，不便于高校心理工作者对各自的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四） 新开发量表的适用性问题
很多新开发的量表在其编制过程中考虑了我国文化特色和我国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比如，郑日昌等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采用实证法编制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9]。西安交通大学牵头设计的《大学生心理状况自评问卷》[12]参考了目前我国大学生面临的各种常见心理问题和困扰。李东方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编制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13]采用开放式问卷收集了大学生评价心理健康的相关指标，结合国内关于在学生心理健康测量的相关成果初步形成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理论框架。这些量表虽在各自的研究中被证实了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但是否可用于我国民族高校评估大学生心理健康仍然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ntal Health Atlas 2011
[2]Kessler， R.C.， et al.， The global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an update from the WHO World Mental Health（WMH）surveys. Epidemiologia e psichiatria sociale， 2009. 18（01）： 23-33.
[3]Patel， V.， et al.， Ment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a global public-health challenge. The Lancet， 2007. 369（9569）： 1302-1313.
[4]职权冬.从 “心” 培养孩子[J].科学与文化， 2005.（5）： 52-53.
[5]刘协和.某大学 1994～ 2003 年375 例学生休退学原因调查[J].中国校医， 2005，19（2）： 136-137.
[6]马建青.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10年研究得失探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1）.
[7]宋维真， 莫文彬.心理健康测查表（ PHI）的编制过程[J].心理科学，1992，（02）.
[8]龚耀先. 艾森克个性问卷在我国的修订[J].心理科学通讯，1984，（04）.
[9]郑日昌，邓丽芳，张忠华，郭召良.《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J].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5，3（2）：102～108.
[10]邓冰，熊敏，朱焱，张碧昌.贵州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贵州医药，2003，（07）.
[11]买力坎吐尔逊艾力. 内地高校民考民大学生心理适应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 2006.
[12]周振华.大学生心理状况自评问卷的项目筛选和信效度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07.
[13]李东方.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D].华中科技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