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招生渐进尾声，相比高分考生冲刺北大、清华的紧张心情，其他分数段的考生心情也很复杂。尤其是高考成绩介于两个录取批次之间的考生，他们可谓“高不成，低不就”——成绩达到更高批次的录取线，但未必就能被该批次录取。其中，又以分数达到三本院校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最为典型。“这样的学生最难做出选择，因为三本院校学费高昂，除了能考研之外似乎也没什么出路，找工作时，三本的毕业生和专科生一样待遇，但是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不会放着本科不上，让孩子去读专科。”江西省某民办高校学生王志东如是说。于是，三本院校计划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考生、家长们对其非常谨慎。这又不禁让人反思一个问题——三本批次是否要单独存在？如果把它并入二本，或是并入高职高专，学生的选择余地是否会大许多？
　　呼声与实践
　　取消三本的呼声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曾在2013年的一场高校报告中预计，5年内高等教育将取消“一本、二本、三本”的提法，还民办高校以活力。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建议国家取消三本批次，并将该部分计划划入职业教育，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而普工、技工严重不足的局面。
　　而就在日前，江苏省共11所民办二级学院取消了三本计划，只不过其初衷并非为了发展职业教育，而是为了整顿“校中校”“假独立”等独立学院转型不合格等问题，其原本的招生计划归于母体二本院校。取消三本，江苏的例子也许非典型。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省市将三本批次合并到二本批次录取，如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实行本科重点批次、非重点批次和专科批次录取；一些一本高校放在三本招生的国际合作办学专业因办学质量不高，“圈钱”意味浓于诚心办学，正在逐渐“萎缩”甚至被取消。
　　种种上述做法，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看来，是一种积极的动向。“教育主管部门曾经认为划出多个批次招生，有利于不同层次的院校招收到相应的考生，但实际上高考作为国考，政府给院校分层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三本院校在高考录取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很多民办本科院校招生情况甚至不如高职高专第一批次。”
　　有关数据显示，2010年之前，三本院校的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2010年开始逆转，多数三本录取率下降；到了2012年，不少三本院校的录取率猛然下降到50%左右。是否因为考生人数下降、生源危机，促使一些省份做出取消三本招生的举措？别敦荣认为，尽管近些年来三本院校存在明显的生源危机，但包括独立学院、民办院校在内的三本院校每年仍要吸纳近百万的考生，因此取消三本招生的做法更多的是为了纠正批次划分不公平、满足考生个性化选择的需求。
　　彻底放开的可能性
　　回忆一起等待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日子，王志东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高考成绩越不理想的学生，收到的“录取通知书”越多。
　　“成绩最差的那位同学，居然收到了近40封‘录取通知书’，有的承诺本科文凭，有的承诺免学费，有的承诺包工作……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王志东说。事实上，就连他本人也接到过若干份盖着红色公章、写着录取专业、报到时间的“录取通知书”。后来他才知道，这些来路不明的“野鸡大学”专盯成绩差的学生，“都是为了生源呗，野鸡大学的老师也要混口饭吃。”
　　王志东的理解，似乎也无可厚非。但这起码暴露了一个倾向，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的当下，越是低端的院校，越无所谓考生的高考成绩。那么，什么才是这类院校真正应该关注的重点呢？是否又意味着现行的三本及以下院校的招生录取方式，应该重新思考？
　　始建于1921年，2011年恢复重建教育专业社团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日前发布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建议，高职、专科和三本院校可直接依据学生高中提供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或根据专业设置考查学生的基本技能情况进行录取，不再需要报考三本及以下院校的学生参加统一高考。
　　中华教育改进社恢复重建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三本以下招生应关注学生的技能和特珠才能。如此一来，将有约50%的学生不需要参加高考，“上千万人的高考变成只有四五百万人参加，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
　　事实上，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职业学校录取早已是如此，国内一些省份也已经在试行类似的做法，依据考生的高中成绩进行高职阶段的录取。
　　储朝晖说：“允许学生在统一的平台上填报30个志愿，在学校预录取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一个就读志愿。通过学生的放弃实现多样化选择，将使得招生标准就不再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学校说了算。”
　　是否“一放就乱”
　　但凡高教改革，上级主管部门最担忧的事就是“一放就乱”。这似乎成为影响高教改革“最合理”的理由。更何况方案中的改革想法，涉及教育主管部门最关心的办学自主权。现实与否，成为人们最先提出的质疑。
　　在储朝晖看来，三本及以下院校的招生情况，短期内也许会让人觉得混乱，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而言，“真正吸引学生的是一所学校的特色、优势，办学质量高低与否必然要在招生中真实地展现出来”。
　　他表示，方案的最大争议来自于“政府是否要完全退出考试、招生”。按照方案，不再有招生计划，而是交由专业评估机构提前半年依据学校的师资和硬件条件确定招生专业及各专业的学位数。“实际上，方案并没有让政府完全退出招生，而是让政府从现有的包揽状态下一步步退出，最后承担监督、服务功能。”
　　这套由政府发挥监管作用，民间机构发挥主体作用，学校进行专业考查的新体系，在别敦荣看来，至少在短期内并不具有可行性，“减少政府干预虽然是中国教育改革共同的呼声，但如今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敢说抛开政府，能够把涉及千万人口的事情做好”。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参考他国教育制度开出的“药方”，并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的国情。
　　“如果一定要让一部分高校不参考高考成绩，自己组织考试录取的话，在中国现在可能只有‘985工程’院校可以这么做，因为它有充分的社会声誉，能够获得绝大部分人的信任，除此之外，其他的院校都存在信任危机，一旦放开，其后果只可能要么走向混乱，要么走向死亡，难有一条光明大道。”别敦荣解释，整个社会把公信力寄托在高考录取上，不参加高考的人被认为水平低、不用高考来招生的高校被视作“野鸡大学”，只有“985工程”院校可以用自身的公信力来尝试做这件事，但实际上，由于涉及最敏感的公平问题，“985工程”院校也不敢贸然行事，其在自主招生上表现出的慎之又慎的态度就是证明。
　　不参加高考，就一定不能获得社会认可？这个问题现在悬而未决。起码，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就有45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揭晓他们的前途与命运还有待时日。
　　改革强调公平
　　尽管在改革方案上有不同认知，但是储朝晖、别敦荣却形成了一项共识，即三本招生改革不是简单化地对院校进行分类、定性，而是应该把多批次院校放在一个平台上，供考生、家长去判断、选择。
　　行政命令下造成的不公平是显见的。譬如，招生指标。储朝晖表示，各省的招生指标是一个计划中的数字，由省内高校来分，指标倾向高端学校而非低端学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取消计划分配指标，通过核定学校师资、硬件等条件确定招生数，更加符合三本院校招生规律。
　　别敦荣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不公平”：一是通过行政命令将高职院校人为地划作第四批次，导致它只能招低分考生，而实际上一些高职院校的办学成效并不比二本院校差。这对学校而言是不公平的；二是仅仅根据分数将学生放在了不同的批次，有些高分考生即便想选择高职高专，因为不能跨批次填报志愿，他们的求学意愿难以得到满足。这对学生是不公平的。
　　“现行的高考制度整体上还不须要废除，改革所要做的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取消那些行政性的刚性限制，以及那些导致各种不公平的机制。”别敦荣说，除了“985工程”院校，其他所有院校应该放在同一批次招生录取，“这样一来，三本院校招生就不至于出现‘姥姥不爱、舅舅不疼’的情况，而所有院校就是‘萝卜白菜’，家长、考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院校的办学质量以及就业认可度来选择心仪的院校，这对三本院校来说可能是更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