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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卞之琳的诗歌为中国新诗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破除古代格律的同时保留其菁华，在现代诗的格式下保留了音节的和谐美感；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象征笔法时应用中国传统意象，保留了作为集体记忆的况味。在古今与中西融合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美。
关键词：诗歌；卞之琳；象征主义；智性；格律
卞之琳的诗，以平凡冲淡的现实为依托，发掘况味，将人间烟火气息拔擢为琼楼紫雾，朦胧地暗示着深层的意味。废名评价《道旁》，“它古朴得好，新鲜得好，句子是真好，意境也是真好，把作者的个性都显出来了。”[1]
他的诗歌与时代相应，中西合璧出诗歌的朦胧美，并探求新诗的格律，凝萃出中国新诗美的新篇章。
一、西方的象征，中国的意象，是所谓中西交融
卞之琳的诗歌不是咆哮的，而是婉约的，像是古时候婉约派的词人，用克制的笔调营造绝妙的况味，让人感同身受，这是中国古典式的意象，也像西方现代诗论述中常说的象征。
“冷血动物”也是卞之琳对自己创作态度的评价，卞之琳的诗作与本人一样，总是有些“冷眼旁观的态度”[2]，而这种冷眼旁观不是真的冷淡， “与西方后期象征主义有很大差别，卞之琳的冷静重在于‘静’，讲得准确一点，似乎应当叫做‘平静’。‘平静’的实质就是个人生存意志的稀释，是对内在生命冲动的缓解。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冷峭’曾经给了卞之琳较大的启发，引导他走向了艺术的成熟，但是，在精神结构的深层，他还是更趋向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平静’。卞之琳的‘平静’决定了他必然走向‘主知’……在诗的精神内层，卞之琳具有更多的民族文化特征”。[3]
在新文化运动后主张全盘西化的践行者们用冷淡的笔触或是狂烈的热情书写着现代诗的冰火两重天，而他在其中调和，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象征主义诗篇的过程中，用“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4]作为基底，对象征主义进行了描摹，在此基础上平静地书写了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意向况味交织的个人诗特征。
二、新诗的形式，格律的求索，是所谓古今与共
卞之琳始终坚持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破除了古代格律的套路，而对其内在实质——音节和谐的美感进行探求，阐发了自己的格律理论的同时，对新格律不断探索。
闻一多称他为“技巧专家”，袁可嘉在评价他诗歌的语言时指出，“卞之琳在新诗口语化、现代化上做了种种试验……确实为新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把新诗口语化推进了一大步”[5]。
“卞之琳用日常化的语汇、科学词汇、文言词汇入诗，嵌用具象词和抽象词，更新了语言表达程式，为现代诗歌带来新意象、新内涵与新观念。句法上，倒装、副词和插入句的使用，既有效地结构了诗句，又唤起了新的想象逻辑和诗思。言语反讽、情境反讽和总体反讽的结合，赋予了诗歌显著的智性化特征。”[6]
“媒介本身即是讯息”，他的诗歌艺术上对形式的探索从不间断，用全新的新诗形式，化文为白，保留况味的同时便于理解，开辟了新诗的新天地。
三、美，纯净的，作为艺术形式的美
“他把诗歌看成惨淡经营的创造性产品，犹如一件工艺品，而不是通俗易懂的交流工具。”[7]
特别的年代里现实的气氛太过浓重，对于纯粹的美的欣赏难免搁浅，“卞之琳自己选定的诗集《雕虫纪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作家方殷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批评说，有人谦称自己的诗是‘雕虫小技’，但‘雕虫’总要‘雕’出个‘虫’来呀，你这个‘虫’在哪里呢？”对卞之琳诗歌的现实意义产生了质疑。
克制地不加抒情，而是对意蕴本身的意义进行探寻，这种形而上意义被阐发为哲思的，纯美的，冷淡的对生命的终极关照，轻轻浅浅引一个发端，像是毛衣上的线头，告知后便可轻描淡写地抽丝剥茧。然而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风貌，他早期的诗作能够震慑地令人明晰其必有言外之意，余韵悠长。而《慰劳信集》等作品，他自己称其为“转折点”，而前文所诉说的一些况味便被冲淡了。
现实那样激烈，而卞之琳的早期诗歌却能够在乱世之中给人内心的平静，也给诗歌平静，诗歌的发展提出中西之美，古今之美相融合的新思路，令中国诗歌的美更为融合丰富。
参考文献：
[1]摘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王泽龙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2版，载引自冯文炳：《谈新诗·十年诗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2]屠岸《卞之琳研究的里程碑著作——序汉乐逸〈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中写道，自己曾问卞之琳对于“四大有广泛影响力的诗人”的评价的看法，卞之琳先生避而不谈。
[3]《论卞之琳在新诗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盛婷婷 2009年9月《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8卷第3期
[4]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
[5]《致臧克家》，《闻一多书信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16页；袁可嘉：《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袁可嘉、杜运燮、巫灵坤《卞之琳与诗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7页。
[6]《论卞之琳诗歌的语言艺术》 夏莹 2013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2卷第2期。
[7]《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美）汉乐逸著 李永毅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年9月第1版 xii页。
关键词：诗歌；卞之琳；象征主义；智性；格律
卞之琳的诗，以平凡冲淡的现实为依托，发掘况味，将人间烟火气息拔擢为琼楼紫雾，朦胧地暗示着深层的意味。废名评价《道旁》，“它古朴得好，新鲜得好，句子是真好，意境也是真好，把作者的个性都显出来了。”[1]
他的诗歌与时代相应，中西合璧出诗歌的朦胧美，并探求新诗的格律，凝萃出中国新诗美的新篇章。
一、西方的象征，中国的意象，是所谓中西交融
卞之琳的诗歌不是咆哮的，而是婉约的，像是古时候婉约派的词人，用克制的笔调营造绝妙的况味，让人感同身受，这是中国古典式的意象，也像西方现代诗论述中常说的象征。
“冷血动物”也是卞之琳对自己创作态度的评价，卞之琳的诗作与本人一样，总是有些“冷眼旁观的态度”[2]，而这种冷眼旁观不是真的冷淡， “与西方后期象征主义有很大差别，卞之琳的冷静重在于‘静’，讲得准确一点，似乎应当叫做‘平静’。‘平静’的实质就是个人生存意志的稀释，是对内在生命冲动的缓解。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冷峭’曾经给了卞之琳较大的启发，引导他走向了艺术的成熟，但是，在精神结构的深层，他还是更趋向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平静’。卞之琳的‘平静’决定了他必然走向‘主知’……在诗的精神内层，卞之琳具有更多的民族文化特征”。[3]
在新文化运动后主张全盘西化的践行者们用冷淡的笔触或是狂烈的热情书写着现代诗的冰火两重天，而他在其中调和，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象征主义诗篇的过程中，用“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4]作为基底，对象征主义进行了描摹，在此基础上平静地书写了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意向况味交织的个人诗特征。
二、新诗的形式，格律的求索，是所谓古今与共
卞之琳始终坚持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破除了古代格律的套路，而对其内在实质——音节和谐的美感进行探求，阐发了自己的格律理论的同时，对新格律不断探索。
闻一多称他为“技巧专家”，袁可嘉在评价他诗歌的语言时指出，“卞之琳在新诗口语化、现代化上做了种种试验……确实为新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把新诗口语化推进了一大步”[5]。
“卞之琳用日常化的语汇、科学词汇、文言词汇入诗，嵌用具象词和抽象词，更新了语言表达程式，为现代诗歌带来新意象、新内涵与新观念。句法上，倒装、副词和插入句的使用，既有效地结构了诗句，又唤起了新的想象逻辑和诗思。言语反讽、情境反讽和总体反讽的结合，赋予了诗歌显著的智性化特征。”[6]
“媒介本身即是讯息”，他的诗歌艺术上对形式的探索从不间断，用全新的新诗形式，化文为白，保留况味的同时便于理解，开辟了新诗的新天地。
三、美，纯净的，作为艺术形式的美
“他把诗歌看成惨淡经营的创造性产品，犹如一件工艺品，而不是通俗易懂的交流工具。”[7]
特别的年代里现实的气氛太过浓重，对于纯粹的美的欣赏难免搁浅，“卞之琳自己选定的诗集《雕虫纪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作家方殷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批评说，有人谦称自己的诗是‘雕虫小技’，但‘雕虫’总要‘雕’出个‘虫’来呀，你这个‘虫’在哪里呢？”对卞之琳诗歌的现实意义产生了质疑。
克制地不加抒情，而是对意蕴本身的意义进行探寻，这种形而上意义被阐发为哲思的，纯美的，冷淡的对生命的终极关照，轻轻浅浅引一个发端，像是毛衣上的线头，告知后便可轻描淡写地抽丝剥茧。然而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风貌，他早期的诗作能够震慑地令人明晰其必有言外之意，余韵悠长。而《慰劳信集》等作品，他自己称其为“转折点”，而前文所诉说的一些况味便被冲淡了。
现实那样激烈，而卞之琳的早期诗歌却能够在乱世之中给人内心的平静，也给诗歌平静，诗歌的发展提出中西之美，古今之美相融合的新思路，令中国诗歌的美更为融合丰富。
参考文献：
[1]摘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王泽龙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2版，载引自冯文炳：《谈新诗·十年诗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2]屠岸《卞之琳研究的里程碑著作——序汉乐逸〈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中写道，自己曾问卞之琳对于“四大有广泛影响力的诗人”的评价的看法，卞之琳先生避而不谈。
[3]《论卞之琳在新诗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盛婷婷 2009年9月《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8卷第3期
[4]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
[5]《致臧克家》，《闻一多书信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16页；袁可嘉：《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袁可嘉、杜运燮、巫灵坤《卞之琳与诗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7页。
[6]《论卞之琳诗歌的语言艺术》 夏莹 2013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2卷第2期。
[7]《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美）汉乐逸著 李永毅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年9月第1版 xi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