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的公共理性要求取得共识，至少是達成相互理解和妥协，而不是相互否定。不同看法的人可以相互争议，甚至激烈批评，但不应该相互把对方先看成是零和游戏的对手，更不能当作必须彻底否定、压倒，甚至消灭的敌人
　　前几天，因为我居住的街区内一家超级市场要扩建成一个小型卖场，还要添加一些特色店铺和一家咖啡馆，因此开了一个听证会。出席听证会的有一位市议员、超级市场的计划说明人和附近的市民。这个扩建计划提出来后，酝酿讨论已经好几次了，因为有市民反对，一直无法把最终计划确定下来。
　　在美国，市民与商业公司发生矛盾时，政府代表是中立的讨论协调者。所以严格地说，听证会是市民与超级市场之间的沟通。好几位市民陈述反对意见后，超级市场的计划说明人说明了立场，双方僵持起来，似乎已经再也无法沟通了。这时候，市议员问市民们：那你们有什么正面建议吗。有一位市民说，应该把原计划的卖场面积缩小三分之一，这样可以减少车流量，不至于太增加附近居民停车的困难。在坚持“不行”之外，提出一个“可行”的说法。一下子就缓解了双方对立的紧张气氛，使得进一步的谈判成为可能。
　　在美国学校的写作课上，老师会告诉学生，陈述自己的看法或主张时，要尽量用正面陈述，避免用否定句式。老师自己也会以身作则，他们会明确地告诉学生该怎么做，而不只是叫学生不要做这。不要做那。老师还会告诉学生，对别人的话，你可以怀疑。可以不相信，但你得要有怀疑和不相信的理由。一旦反对、怀疑和不相信有了理由，你自己的正面陈述也就开始在形成了。在讲授基本的写作技能“定义”的时候，老师也会告知学生，在多种可能的定义方法中，有一种是“否定定义法”，否定定义的主要作用是排除。如“从植物学来说，马铃薯不是蔬菜”，或“民主不是专制，不是独裁”。反面定义只能告知我们一个事物不是什么，但不能说明它是什么，因此，否定定义之后还必须要有正面的具体定义。
　　在说理中，没有正面意见和观点的否定是最容易的，但却并没有说服力。只会说“不”的人被称作为“自动的不”，也就是一味地、机械地、情绪化地与别人顶牛，而不是理性辩论。这种说“不”在网络话语中甚为常见，很容易激化成为骂和谩骂。它甚至会影响到一些作家、教授的写作心态和思维定势，像《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这类书籍便是这种心态和思维定势的产品。对任何一件事情只是说不，不是难事，但要提出正面的、更好的、更合理的看法和观点却要困难得多。
　　理智地说“不”一定会包含某种怀疑，怀疑可以使人避免盲从。但是，一味地怀疑，哪怕在对方提出事实证据时，还是坚持不相信，那这本身就成了另一种盲从——盲从怀疑者自己的怀疑。这不再是一种理智的怀疑，而蜕变为一种犬儒的怀疑。
　　权威者不喜欢民众成为怀疑者，正如澳大利亚政治家林德勒所说，“权威有一百个理由害怕怀疑者，在怀疑面前，权威很难生存”。具有缺乏诚信记录的权威尤其害怕怀疑者，但他们害怕的并不是犬儒式的怀疑者，而是真正的怀疑者。真正的怀疑者不仅心存疑问。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因此，他们一定会因为有疑问而去一探究竟，问个明白，并把自己的想法公开地说出来。权威害怕的是这样的怀疑者，因为他们是自由、独立的思考者，也是最不容易欺骗，最懂得如何理性抵抗的智慧型公民。
　　在一个许多民众已经养成盲从习惯的社会里，很自然地会出现大量的非理性和犬儒型怀疑主义者。他们既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没有理性分析的能力。他们只会一味地不相信和怀疑。以此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犬儒型怀疑主义一旦流行，成为一种对公共事务或对公其权威的反应定势，对整个社会非常有害。
　　这样的怀疑者不相信人能够对任何事情获得确实的认识和知识，因此往往导致对周围事情漠不关心，麻木冷淡，更有极端者，甚至对人的整个生存处境都消极对待，自暴自弃。这是一种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在当今中国，这种怀疑主义往往与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伴生，认为世间根本没有可以取得共识的道德是非，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利益随意行事，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要说“不”就说“不”。
　　说理的公共理性要求取得共识，至少是達成相互理解和妥协，而不是相互否定。在公共理性的交流和对话中，各方不仅要知道对方不赞成什么，更重要的是还要知道他赞成什么。不同看法的人可以相互争议，甚至激烈批评，但不应该相互把对方先看成是零和游戏的对手，更不能当作必须彻底否定、压倒，甚至消灭的敌人。从话语运用上说，避免这样看待对方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表明负面看法的同时，也能有正面的陈述，只有正面陈述才是真正可以有效沟通的说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