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以追星为核心的“饭圈”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网络亚文化。与此同时，造星也由过去凭借才能或作品出道逐渐转变为由粉丝打榜出道，也即“养成系”偶像。造星机制的转变赋予了粉丝们更大的权力，“养成系”偶像高度依赖“粉丝”的支持，需要“粉丝”为其贡献时间、情感、金钱和精力。基于这一特质，网友将此形象地比喻为“盖房子”，而“塌房”则用来描述偶像的人设崩塌。
自2020年以来，偶像“塌房”现象频频发生。“虽然那不是什么真的房子，可一旦塌了，盖的人还是会伤心”，这句网络流行语形象地揭示出——粉丝自我投入越高，偶像“塌房”時所引发的心理地震则越大，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如何引导遭遇偶像“塌房”的粉丝们挥手过去、重建未来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青春期偶像崇拜背后的心理机制
偶像崇拜现象高发于青春期，随着年龄的增长，追星现象会逐渐减少，这也是各路粉丝中青少年占较大比例的原因之一。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阶段特征来看，青春期的追星行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其背后的心理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青少年完善自我同一性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的达成是指个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把价值观、信念和目标付诸行动进而明确自己是谁、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以及自己未来生活方向的过程。而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探寻自我的一种外在表现方式，是对理想自我的一种投射，是对达成自我同一性的积极探索。其次，朋辈群体社交的需要。青春期少年的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依恋对象逐渐由父母转为同伴，偶像崇拜是青少年与偶像之间建立的次级依恋，标志着青少年依恋对象的转移成功。同时，“加入群体”是青少年的社交需求，追星为青少年提供了同伴交往的共同话题，是“饭圈”成立的基础，反过来，“饭圈”又会进一步巩固个体的追星行为，强化个体的从众效应。
虽然追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并不是所有的追星行为都是正常的。《北美心理学期刊》编辑林恩·麦卡勤等人提出了“专注—成瘾”模型来解释追星行为，将追星行为分为“娱乐—社交追星”“强烈—个人追星”和“边缘—病理追星”，三个等级的追星投入度逐级升高，不健康程度也逐级增高。其中，“娱乐—社交追星”是指将偶像崇拜停留在娱乐社交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关注和支持明星的作品，与朋友讨论或分享其相关信息等，是较为健康的追星行为;“强烈—个人追星”是指偶像崇拜已经由娱乐社交层面上升到了个人情感情面，表现出对偶像强烈且冲动的情感卷入（如“即使我不想，我也会经常性地想到偶像”等），是不健康的追星行为;而“边缘—病理追星”则是一种病态的追星行为，将追星当作生活的全部，表现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行为（如：把偶像的成功或失败等同于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认为当自己突然出现在偶像面前时，偶像会非常开心等）。不健康甚至病态的追星行为与多种因素有关，研究发现童年期不安全依恋、认知灵活性低或存在认知缺陷、神经质人格都是其影响因素。当不健康的追星粉丝遭遇“塌房”时，往往会表现出极端的危险行为，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人员及时介入。
从否认到接受，偶像“塌房”后的心路历程
在“养成系”偶像养成期间，大多数明星都靠“人设”而立，“塌房”的发生概率很高。同时，粉丝对“养成系”偶像的投入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高。沉没成本效应提示，粉丝投入的时间、金钱或其他资源越多，脱粉的概率就越低，在遭遇偶像“塌房”时的情绪和反应就会越激动，恢复时间也越长。一般来说，在遭遇偶像“塌房”时，粉丝会遭遇如下五个阶段的心路历程。
第一阶段为否认。在事件刚曝出来时，大多数粉丝会拒绝相信或选择视而不见。在这个阶段，个体不是生活在“真实的现实”中，而是生活在一个“自我期望的现实”中，会体验到回避、混乱、震惊、恐惧等情绪。否认和震惊其实是帮助个体应对和度过悲伤事件、让个体不至于完全被悲伤淹没与摧毁的自然防御机制。当否认和震惊开始消退时，自我疗愈的过程便随之开始。
第二阶段为愤怒。愤怒的情绪既可能有对偶像不争气的怒气，也可能有对自己“有眼无珠”的怒气。网络上时常能看见遭遇“塌房”的粉丝大骂自己的偶像，正是这个阶段的真实写照。心理学家发现，愤怒是自我疗愈的必经阶段，当遭遇悲伤事件时，个体很可能感到被遗弃、被抛弃并产生强烈的孤独感，而对某个人的愤怒会将其拉回现实，帮助个体与其他人再次建立联系，这是自我疗愈的重要部分。个体越真切地感受到愤怒，愤怒就消散得越快，自我疗愈的速度也会越快。
第三阶段为“讨价还价”。这个阶段，粉丝在“真实的现实”中还怀有错误的希望。在某吴姓明星被批捕的消息第一次传出来时，网上有部分粉丝甚至还心怀期望“他只是需要交代一下缘由”。在这个阶段，部分粉丝还可能会去给偶像祈愿，愿意用自己的重大改变来换取偶像“塌房”之前的生活。
第四个阶段为抑郁。抑郁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悲伤形式，抑郁是一种“当下”的情绪，它代表了个体生活在现实中并且意识到曾经崇拜的偶像已经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空虚感。这个阶段，个体可能会感觉自己生活在迷雾中，麻木、游离，不想起床，不想吃饭，不想说话，倍感绝望。更有甚者，可能会探寻自己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甚至产生自杀的想法。
第五个阶段为接受。在这个阶段，个体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开始接受新的现实，也即“我再也不会关注你了”。虽然在这个阶段，个体可能也会无法控制悲伤，但是生活已经重回正轨，个体会重新开始和朋友交往，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新的偶像崇拜，也会回顾和反思过去的自己，逐步完善和建构自我同一性，成长为新的自己。
遭遇偶像“塌房”也是一次心灵的历练
遭遇偶像“塌房”虽说是一场悲剧，但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与达成这一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历练的机会。只有走过上述整个心路历程，才能获取“破茧成蝶”的体验;如若停留在其中的某一阶段，则会为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也就是说，从心理疗愈的角度来说，上述产生的所有情绪反应都是正常的。识别情绪、认清自己所处的阶段，积极地接纳并疏导情绪，必要的时候积极向外求助是遭遇偶像“塌房”之后的正确策略。偶像崇拜文化作为一种日趋流行的网络亚文化，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努力，引导其向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尊重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正向引导。追星是正常的社会心理现象，家长和教师应尊重并接纳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正向引导青少年的追星行为，及时疏解他们的心理问题。刻意的打压与回避只能迫使青少年的追星行为转到地下，在遭遇偶像“塌房”深陷心理困境后孤立无援，这反而更加危险。其次，落实市场的主体责任，塑造优质偶像。偶像在塑造青少年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基于此，“造星”公司要担负起对优质偶像的培养、监督职责，对偶像的品行道德进行严格把关，提升偶像的业务能力，引领偶像崇拜文化健康发展。再次，规范资本运作，对粉丝打榜行为进行监督。“养成系”偶像的运作模式催生了粉丝经济，而粉丝的消费行为符合经济学的理性上瘾理论，是以边际效应递增为特征的习惯养成型消费模式，对青少年消费观的形成非常不利，建议重塑“养成系”偶像的资本运作，完善制度体制建设，用法治路径规范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文化。
责任编辑：王梦茜
自2020年以来，偶像“塌房”现象频频发生。“虽然那不是什么真的房子，可一旦塌了，盖的人还是会伤心”，这句网络流行语形象地揭示出——粉丝自我投入越高，偶像“塌房”時所引发的心理地震则越大，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如何引导遭遇偶像“塌房”的粉丝们挥手过去、重建未来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青春期偶像崇拜背后的心理机制
偶像崇拜现象高发于青春期，随着年龄的增长，追星现象会逐渐减少，这也是各路粉丝中青少年占较大比例的原因之一。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阶段特征来看，青春期的追星行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其背后的心理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青少年完善自我同一性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的达成是指个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把价值观、信念和目标付诸行动进而明确自己是谁、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以及自己未来生活方向的过程。而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探寻自我的一种外在表现方式，是对理想自我的一种投射，是对达成自我同一性的积极探索。其次，朋辈群体社交的需要。青春期少年的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依恋对象逐渐由父母转为同伴，偶像崇拜是青少年与偶像之间建立的次级依恋，标志着青少年依恋对象的转移成功。同时，“加入群体”是青少年的社交需求，追星为青少年提供了同伴交往的共同话题，是“饭圈”成立的基础，反过来，“饭圈”又会进一步巩固个体的追星行为，强化个体的从众效应。
虽然追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并不是所有的追星行为都是正常的。《北美心理学期刊》编辑林恩·麦卡勤等人提出了“专注—成瘾”模型来解释追星行为，将追星行为分为“娱乐—社交追星”“强烈—个人追星”和“边缘—病理追星”，三个等级的追星投入度逐级升高，不健康程度也逐级增高。其中，“娱乐—社交追星”是指将偶像崇拜停留在娱乐社交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关注和支持明星的作品，与朋友讨论或分享其相关信息等，是较为健康的追星行为;“强烈—个人追星”是指偶像崇拜已经由娱乐社交层面上升到了个人情感情面，表现出对偶像强烈且冲动的情感卷入（如“即使我不想，我也会经常性地想到偶像”等），是不健康的追星行为;而“边缘—病理追星”则是一种病态的追星行为，将追星当作生活的全部，表现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行为（如：把偶像的成功或失败等同于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认为当自己突然出现在偶像面前时，偶像会非常开心等）。不健康甚至病态的追星行为与多种因素有关，研究发现童年期不安全依恋、认知灵活性低或存在认知缺陷、神经质人格都是其影响因素。当不健康的追星粉丝遭遇“塌房”时，往往会表现出极端的危险行为，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人员及时介入。
从否认到接受，偶像“塌房”后的心路历程
在“养成系”偶像养成期间，大多数明星都靠“人设”而立，“塌房”的发生概率很高。同时，粉丝对“养成系”偶像的投入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高。沉没成本效应提示，粉丝投入的时间、金钱或其他资源越多，脱粉的概率就越低，在遭遇偶像“塌房”时的情绪和反应就会越激动，恢复时间也越长。一般来说，在遭遇偶像“塌房”时，粉丝会遭遇如下五个阶段的心路历程。
第一阶段为否认。在事件刚曝出来时，大多数粉丝会拒绝相信或选择视而不见。在这个阶段，个体不是生活在“真实的现实”中，而是生活在一个“自我期望的现实”中，会体验到回避、混乱、震惊、恐惧等情绪。否认和震惊其实是帮助个体应对和度过悲伤事件、让个体不至于完全被悲伤淹没与摧毁的自然防御机制。当否认和震惊开始消退时，自我疗愈的过程便随之开始。
第二阶段为愤怒。愤怒的情绪既可能有对偶像不争气的怒气，也可能有对自己“有眼无珠”的怒气。网络上时常能看见遭遇“塌房”的粉丝大骂自己的偶像，正是这个阶段的真实写照。心理学家发现，愤怒是自我疗愈的必经阶段，当遭遇悲伤事件时，个体很可能感到被遗弃、被抛弃并产生强烈的孤独感，而对某个人的愤怒会将其拉回现实，帮助个体与其他人再次建立联系，这是自我疗愈的重要部分。个体越真切地感受到愤怒，愤怒就消散得越快，自我疗愈的速度也会越快。
第三阶段为“讨价还价”。这个阶段，粉丝在“真实的现实”中还怀有错误的希望。在某吴姓明星被批捕的消息第一次传出来时，网上有部分粉丝甚至还心怀期望“他只是需要交代一下缘由”。在这个阶段，部分粉丝还可能会去给偶像祈愿，愿意用自己的重大改变来换取偶像“塌房”之前的生活。
第四个阶段为抑郁。抑郁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悲伤形式，抑郁是一种“当下”的情绪，它代表了个体生活在现实中并且意识到曾经崇拜的偶像已经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空虚感。这个阶段，个体可能会感觉自己生活在迷雾中，麻木、游离，不想起床，不想吃饭，不想说话，倍感绝望。更有甚者，可能会探寻自己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甚至产生自杀的想法。
第五个阶段为接受。在这个阶段，个体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开始接受新的现实，也即“我再也不会关注你了”。虽然在这个阶段，个体可能也会无法控制悲伤，但是生活已经重回正轨，个体会重新开始和朋友交往，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新的偶像崇拜，也会回顾和反思过去的自己，逐步完善和建构自我同一性，成长为新的自己。
遭遇偶像“塌房”也是一次心灵的历练
遭遇偶像“塌房”虽说是一场悲剧，但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与达成这一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历练的机会。只有走过上述整个心路历程，才能获取“破茧成蝶”的体验;如若停留在其中的某一阶段，则会为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也就是说，从心理疗愈的角度来说，上述产生的所有情绪反应都是正常的。识别情绪、认清自己所处的阶段，积极地接纳并疏导情绪，必要的时候积极向外求助是遭遇偶像“塌房”之后的正确策略。偶像崇拜文化作为一种日趋流行的网络亚文化，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努力，引导其向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尊重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正向引导。追星是正常的社会心理现象，家长和教师应尊重并接纳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正向引导青少年的追星行为，及时疏解他们的心理问题。刻意的打压与回避只能迫使青少年的追星行为转到地下，在遭遇偶像“塌房”深陷心理困境后孤立无援，这反而更加危险。其次，落实市场的主体责任，塑造优质偶像。偶像在塑造青少年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基于此，“造星”公司要担负起对优质偶像的培养、监督职责，对偶像的品行道德进行严格把关，提升偶像的业务能力，引领偶像崇拜文化健康发展。再次，规范资本运作，对粉丝打榜行为进行监督。“养成系”偶像的运作模式催生了粉丝经济，而粉丝的消费行为符合经济学的理性上瘾理论，是以边际效应递增为特征的习惯养成型消费模式，对青少年消费观的形成非常不利，建议重塑“养成系”偶像的资本运作，完善制度体制建设，用法治路径规范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文化。
责任编辑：王梦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