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思考及谈论问题时，通常都会有一个最大的盲点，那就是，把自己没有的都说成很伟大，并因此养成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习性。有的把问题“泛道德化”，有的则“泛意识形态化”，或“泛开放化”、“泛制度改革化”。从单一观点切入看问题，不能说不对，但它的片面狭隘，最后难免会出现“旧问题未解决，反而制造出更多新问题”的窘境。
　　许多人谈到台湾1947至1963年间完成的土地改革，包括“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台湾当年的农地改革，确实达成了小农私有土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进而安定农村，以及让地主阶级的资本被导向到工商资本等政策目标。所有的这些，有关的报告和学术研究，都不难找到，但过去的报告和研究，却似乎普遍都缺乏“机能性”这种观点的解释，意思就是说，台湾的农地改革到底是透过什么机能的支撑，而得此成功并不至于失败？台湾的农地改革又造成了农村及农民什么机能性的改变？
　　无论任何社会，农民皆注定为最弱势的一群。农民在信息流动的管道里属于最末端，在资本及市场上也距离最远，这种弱势位置使得农民只得非常迟钝而贫穷地过着生活。一旦无法生活即出售土地，让豪强兼并，本身即流离失所，成为动乱因素，这乃是古代中国王朝反复的主因之一。近年来南亚及拉美开始推动农民的微型金融，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农民借着做小生意而学习“接近市场”的能力。台湾的农民较为聪明灵巧，他们每户土地多半不到一公顷，但却能把这么小块土地的效用极大化：农民懂得品种改良，懂得合作运销，懂得弹性调整经营方式，到了今天，农民更会搞休闲农业，无污染有机栽培与养殖，有些甚至还有本领自创稻米、蔬菜、花果及茶叶等的品牌，以及呼朋引伴到大陆，更大面积的开创。台湾农民这种能力的培养与成长，才是农地改革里，可能比地权分配更重要的成份。如果只有土地分配，而缺乏对农民能力的培养，它所造成的激励会很短暂。一般人说台湾农地改革，只强调分配面，而较少谈能力培养的这一面。这并非以前的人无知，而是农民及穷国的“接近市场的能力”（Accessibletomarket）这种思维角度比较后期才受到人们注意。
　　因此，台湾农地改革，有关“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这些部分乃是地权的重新分配。它的过程及完成的数据，都不难在官方文书和官方资料库里索骥。本文所想强调的，乃是台湾如何让农民变得聪明，如何培养农民“接近市场的能力”的这个部分。它对大陆未来的农地改革或许反而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台湾在农地改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庞大的农政架构及农民组织体系。
　　在农政体系上，除了一般行政的机构外，最特出的乃是在台美合作项目下，成立了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它主要是在推动各类专门性的农林渔牧先驱示范计划，从事新品种的推广、经营示范、合作运销、社区计划等。由于农复会为最初的美援机构之一，它的观念新、筹码够，推动工作自然顺利。台湾的新农业大半皆源自这个机构。台湾战后技术官僚阶层蹿起，农业部门的技术官僚就以农复会为大本营。而除了有先驱示范计划的发动机关外，台湾更值得肯定的，乃是有一个庞大的研究系统———即各类品种改良的试验所，从稻米、林业、茶叶、蔬果、棉麻、水产，这个体系奠定了农业创新的基础。至于学院方面，除了一般农业科学的划分外，台湾还有一种少见的所谓“农业推广系”，它不以学术研究为主要教学目标，而是以农村新观念和新经营方式的推广等实用性问题为主，从深层角度而言，它其实等于一种专责教育农民的科系，各类示范计划、新品种，透过农业推广而深入到每个农民的家户。
　　除了农政体系外，台湾的农民组织，即由省到县市，再到乡镇的农会系统，可能更值得肯定。台湾的农民组织在清末即已存在，它是农民对抗地主的反剥削组织，日据时代另行发展出一方面从事服务，另一方面也借此作为农民控制系统的农会体系，这个体系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成为剥削及经济统制的重要环节。而到了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加以改制，又再强化其服务功能，当农会的服务功能能够发挥，农民受益，自然在政治上就会效忠。过去国民党能够得到农民支持，农会体系扮演了极大角色。而农会中又以信用及推广部最为重要。
　　信用部是指在农村成立专属的金融信用系统，它除了负责农民的信贷业务外，也是政府农业政策涉及补助、收购、救助业务时的专用金融通路。农会信用部使得农民有了一个相对自主而免受剥削的金融体系。
　　推广部则专责农业技术、新品种、新运销方式等的推广，它的经费则主要来自信用部的盈余。农民在推广部的长期影响下，对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日渐熟悉，进而成为更有主动性的新农民。
　　而除了信用、推广部门外，台湾农民组织在鼓励农民合作上也多有开创，如辅导农民农会成立各种消费合作社（减少生活上的商业剥削）、运销合作社（强化营运能力并防止通路商人的盘剥）、生产合作社（强化农民生产合作能力）等，这些都是使得农民个人及群体得以接近市场，甚至主动参与市场，甚至创造市场的过程。近年来，台湾民进党执政，陈水扁为了瓦解国民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强制并吞农会信用部，当农民组织的自主金融信用体系不存在，农会推广以及运销部门即不再有财源，这乃是台湾农村整体衰败的原因，只有特别精明干练的个别农民才得以苟存。
　　因此，今天人们谈论台湾的农地改革，不宜只看地权重分配这个简单的面向，而必须更注意它另一个支持架构。这个架构使得农民能够与时俱进的在农地经营、产销、品种改良等方面持续进步，他们的土地附加价值也得以持续提升，种田的农民愈来愈成为商业化的农民。当农民有了接近、参与，甚至创造市场的能力，他们就不会受到剥削，土地废耕及被兼并的现象就不可能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K·Sen）曾指出，经济的发展必须是个“可持续分享的结构”，印度有高素质高科技的经济部门，但更有庞大、文盲、完全无法接近市场的农民，它使得印度无法形成这种“可持续分享的结构”。如何让农民变聪明、有能力，乃是让这种机构形成的主因。
　　农地改革的初期，皆必然会刺激出农民的动力，但接下来，农民的能力就愈变愈重要。因此，当大陆进行农地改革时，很有必要配套形成提升农民能力的架构及措施。台湾的经历值得参考，这方面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