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是一种非理性的迷狂，这种迷狂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的酒神崇拜。
　　据考证，“希腊人以野外纵酒狂欢的方式来尊奉葡萄酒之神狄俄尼索斯，在此期间，女性崇拜者们通宵达旦地一边跳舞一边狂叫。”这里边有酒，有性，有暴力，有生吞活剥野兽的癫狂，有对刚刚逝去不久的母系社会的追忆和留恋。对此，罗素在其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曾做了一番令人满意的解释：“正像许多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更加强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于那些由于强迫因而在行动上比在情感上来得更加文明的男人和女人，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这就在思想方面、情感方面与行为方面引向一种反动。”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便不得不用后天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当这种充满野性的宗教仪式被禁止之后，它的一些较为“文明”的“变体”便先后出现了。这其中有狂欢节，有假面舞会，有斗牛表演，也有足球比赛。
　　换言之，所谓体育比赛，可视为酒神仪式的一种现代化的隐喻：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规则下，那些被人类文明所压抑的原始欲望粉墨登场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何以一项运动，竟会引起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人的癫狂——仿佛长期被压抑在生命底层的原始欲望终于在绿茵场上得到了释放：那疯狂似的进攻、那闪电般的反击，把我们带入了狄俄尼索斯式的沉醉与迷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这就是所谓文明的异化。正因为如此，我们越是文明，就越需要一种反文明的发泄方式；而这种反文明的发泄方式又必须在文明的规则下加以进行。如果我们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那么足球就会导致疯狂，导致骚乱，导致趁火打劫式的犯罪行径；如果我们掌握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足球则会成为一种最文明、最伟大、最富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体育活动。
　　山东是孔孟之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长期受儒家仪礼影响，具有着深厚的现世色彩，当人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地忙活了一天之后，你只要静下心来，凝视那荧屏上还没有被人类所彻底异化了的体育场，便总能发现：一种来自欧罗巴的古老的酒神沉醉，一种源于南美桑巴舞的现代的感性迷狂，一种根植于非洲大陆那热带丛林中的淋漓尽致的个性张扬，以一种野蛮的、原始的，同时也是最富于创造性的力量敲击着我们胸口那扇被文明紧紧锁闭的大门，给我们这些渐渐有些衰老的躯体重新注入生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