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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深层结构：第一，表现主要人物追求自由的努力，在表现中始终以儿童在成长遇到的两难困境——一方面遭遇阉割情结，失去自由；另一方面，融入社会，虽然被社会体系所奴役，但获得了安全——作为隐喻；第二，用人物遭遇的困境隐喻其时社会文化在面对先进文化时的困境；第三，以社会文化的困境与儿童成长的困境互为隐喻，打动读者。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是一个极佳的例子。
关键词：毕巧林 莱蒙托夫 《当代英雄》 自由 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硕果累累的19世纪俄国文学中，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無疑是一员先锋和主将，他的巅峰之作《当代英雄》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为人所称道的人物形象毕巧林。本文认为，毕巧林之所以拥有迷人的魅力，在于这个形象隐喻了当时落后的俄国文化在面对西方先进文化时的两难选择，并与人的成长困境互相呼应。下面，让我们来做具体分析。
我们知道，毕巧林的性格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不知疲倦地施虐；二是不断强迫性自我贬损（自虐）；三是在择偶中反映出的强烈自恋。按理说，具有这些特点的主人公难以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但奇怪的是，这个有着诸多缺点的形象一出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成为了世界文学长廊中的经典人物。其中的深层原因何在呢？让我们先讨论其性格的第一点——不知疲倦地施虐所表现出的恶魔气质。以往论者谈及毕巧林的恶魔气质，注意力多集中于善恶不分这一点，但这并不全面。
《当代英雄》开篇，公允的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向一个路人介绍毕巧林时，先肯定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接着就说他“有些古怪”。表现如下：
“有时候他整天在外面冒雨受冻去打猎；别人都快冻僵了，筋疲力尽了，——他却满没事儿。可是有时候，当他在自己屋内坐着，只要有一丝风儿吹动，他就会说他已经着凉了；窗板子若是发出响声，他就会混身颤抖，脸色发青；但是我却亲眼看见过他独自一个去猎一只野猪。”
精力旺盛不是古怪，旺盛的精力与在屋内坐着就变得异常虚弱和神经质的对比才显得古怪。那么，在屋子里坐着与冒雨打猎有什么不同呢？在屋子里坐着会导致孤独，而且是心里有事的孤独。毕巧林害怕孤独，更害怕萦绕着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孤独。他在久别重逢昔日恋人维拉后自白道：“世上就没有一个人，往事会对他具有如此权势，像对我这样。关于过去的悲伤或快乐的每一档回忆都痛苦地打击着我的心灵。”
孤独并非无法忍耐，但要承受不堪回首的往事，孤独就成为无法忍受的事了。在《塔满》一章里，毕巧林一个人在海边眺望大海时，并不虚弱：“为回忆所激动，我出神了……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点钟，也许还要久些。”
因为，往事中总有甜蜜的部分，至少也有令人难忘、激动的部分；眺望大海与面对四壁，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是开放而昂扬，一个是封闭而压抑。所以毕巧林说，他要“到美洲，到阿拉伯，到印度去”，相信“借着风雨和险恶路途的帮助，这最后的慰借不会很快就消灭掉的”。向外找寻“最后的慰借”，表明毕巧林无法在往事里、在内心中找到希望，消除焦虑。我们据此可知，毕巧林的心灵是不满足的，他的心灵无法依赖自己获得安宁，换句话说，不自由。因为所谓“自由”，用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的定义来讲就是：“自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决定者”。
所以我们可以说，毕巧林一直走在逃避现实社会规范编织的象征界，找寻心灵自足自由的想象界的漫漫征途之中。他的这些举动，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毕巧林的逃避是以一种“倒错”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他逃避象征界，于是强迫自己以对他人施虐的形式，以打猎和游历的伪自由形式进入象征界，以自由掠夺他者对于自己的欲望的形式，来实现其回归自由的神话。第二，毕巧林所追求的自由，其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因为需要他者才能实现的“自由”，从根本上来说就已经“异化”成为受“他者”奴役的一种不自由。第三，毕巧林一方面向外寻找“最后的慰借”，一方面向内不断地自我检讨、自我贬低，正隐喻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俄国思想界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先进文化的渴望。
他的这些举动带有明显的自我内心分裂与自我与外界分裂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就西方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与文化的分裂这一点而言，毕巧林确乎是19世纪俄国文学是的一个西方文化的舶来品。这个舶来品的出现也正表达了其时俄国思想界对于西方文化的推崇与向往。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刘亚丁先生称莱蒙托夫是“19世纪初西方文化昂扬的体现者”，可谓一语中的。具有西方文化特质的毕巧林，隐喻着俄罗斯在西方文明面前的焦虑和奋起直追的意愿。我们知道，作为打败拿破仑，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俄罗斯，胜利的狂喜一旦消失，就发现自己的文化在欧洲文明面前已经大为落后，过去辉煌的历史似乎成了一些不仅不值得骄傲，甚至变成了包袱和耻辱的东西；同时又因为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里有着自己的奋斗与“光荣”，所以这些记忆尤为让人不知如何面对。
接下来，我们看看毕巧林的第二个特点：强迫性自我贬损（自虐）表现出的精神分裂性格。毕巧林的精神分裂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迫性自我施虐，这与其恶魔气质相符；另一个特点则是自我贬损。自我贬损的祖师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将自我贬损的技艺操练到出神入化者乃是卢梭。对此，罗素评论道：
“卢梭的传记他自己在他的《忏悔录》里叙述得十分详细，但是一点也不死心塌地地尊重事实。他乐于自表为大罪人，往往在这方面渲染夸大了；不过，倒也有丰富的外在证据说明他欠缺一切平常道德。这件事并不使他苦恼，因为他认为他永远有着一副温情心肠，然而温情心肠却从来没有阻碍他对最好的朋友有卑鄙行动。”
德里达曾解构卢梭的“补充”概念，认为“补充”并非是一种后到的、可有可无的、添补上去的东西，唯因本体先天不足，才需要补充填缺。补充的机制无所不在，它总是先已蛰居在本体之中了。综上所述，卢梭的自我贬损存在于主体的匮缺之中，主体的自我贬损必然有其内在的心理动机。起码自我贬损可以让人获得一种安全感。如弗洛姆所言： “受虐冲动的方式各异，但其目的只有一个：除掉个人自我，失去自我，换句话说，就是要除掉自由的负担。”
像罪犯自首后都有解脱感一样，自我贬损，把自己交给一个更大的权威，纳入一个人所共的的社会象征体系，就像隐身于自然界中的变色昆虫一样，可以获得一种群体归属感——认罪意味着回归。这种归属感的代价是自由，收获物是安全。
我们可以注意到，毕巧林的自我贬损不光是形式上的，所谓“反省（思考）是我们时代诗歌的合理因素”的一个结果，别林斯基只是说出了事实：
“他把自己变成自己观察的最有趣的对象，在自白中尽量要做到更真诚些，不但坦率地承认自己真正的缺点，并且还要虚构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缺點，或者错误地解释自己的非常自然的活动。”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自我贬损意味着放弃自由，因为自由的能指总是浸染着想象界的欲望，自我贬损意味着通过去俄狄浦斯情结之路，以进入自己注定要被定位、被奴役的象征界，在其中获得一席安全之地。所以，毕巧林的自我贬损行动源于脱离孤独和自由，走向群体以获得安全的心理动机。
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文化在遇到一个更先进的文化时的过分自贬的现象与毕巧林自我贬损相比较，就能明白为什么说毕巧林的塑造者莱蒙托夫是西方文化的热烈拥护与传播者——这种行为至少说明他认为俄罗斯文化落后了。如果我们把毕巧林在猎野猪时的英勇却在屋子里神经质虚弱与其时俄罗斯用武力解放欧洲却在自己的文化上自惭形秽相比较，一定会有一个直观感觉——毕巧林的自我贬损说出了其时俄罗斯文化界的欲望：放下身段，融入欧洲。这里有臣服的潜意识，而臣服，虽然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放弃自由和被奴役，但也意味着放逐孤独的焦虑，肯定现实，并对置身于先进文化中而获得安全感的将来作充分的想象。
再说毕巧林的第三个特点——择偶标准中反映出的病态自恋。在《当代英雄》中，毕巧林只对一个女人至死不渝，这个女人就是维拉。维拉为何最受毕巧林青睐呢？我们发现，维拉与梅丽和贝拉相比，特殊性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她了解毕巧林。维拉明白毕巧林因为追求自由而义无返顾的叛逆与无情。她说，“你知道我是你的奴隶，我从来不能违抗你……而且我将因此受到惩罚：你会不再爱我了！”毕巧林也在心里说，“我实在不懂她为什么这样爱我！何况她是一个彻底了解我的，就连我的一切小缺点和坏脾气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女子”。毕巧林不明白，他爱维拉，完全是因为维拉了解他。反之，无论是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还是异域美女，都不能让他有真正持久的爱情。
维拉的特殊性的第二点：她由于不知道的原因违心嫁了两次，第二次还是一个老头子；并且她因为得肺病要死了：她以前过得并不幸福而且将来也得不到幸福。爱这样一个女人无异选择了痛苦，而且是永无希望转变成幸福的痛苦。也许，“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这就是毕巧林选择维拉的原因。他这样描述自己今后的生活：
“好像一个生长在双桅贼船上的水手，他的灵魂已经同风涛和搏斗厮混惯了，一旦要把他投到岸上，他便会烦闷，苦恼，不论那多阴的树丛怎样引诱他，不论那熙和的阳光怎样照耀他。”
毕巧林选择了永远得不到拯救的维拉，作为将死之人的维拉，就意味着在潜意识里他走上了不企求宽恕的追求真理之路，这样的心态作为一种人生道路选择的隐喻，自然也隐喻了俄罗斯文化选择的态度与决心。我们进一步认为，毕巧林对维拉的爱恋，从是因为维拉了解他的每一个缺点来说，是一种“自恋”。其中的文化隐喻是俄罗斯对身不由己卷入西方文化坐标现状的不满与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声叹息”——因为他们的爱是没有结果的、过去的、痛苦的、不知道原因的。对于儿童而言，成长过程伴随着阉割的痛苦，失去自由感的痛苦；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接纳和融入先进文明，几乎就是个人成长经历的翻版。所以，对于毕巧林性格的诸种特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毕巧林那强迫性自我贬损（自虐）表现出的精神分裂性格既隐喻了俄罗斯在面对西方先进文化时的自卑与焦虑，也隐喻了个人成长的阉割情结；毕巧林择偶标准中反映出的病态自恋既隐喻了俄罗斯对本民族文化的依恋，也隐喻了个人成长的俄狄浦斯情结；而最为吸引人的毕巧林那不知疲倦地施虐所表现出的恶魔气质，则一方面隐喻了俄罗斯在文化选择中的困境与努力，另一方面则隐喻了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迷惘与挣扎。
可以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毕巧林形象中触摸到自己深层的潜意识和久远的记忆随片，也可以在毕巧林形象中看到社会文化变迁的留恋与阵痛，更可以在毕巧林形象中感受到“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挣扎与奋斗……这一切正是伟大作品的品质，也是《当代英雄》堪称经典、毕巧林形象历久弥新的原因之所在。
注：本文系“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科研启动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俄]莱蒙托夫，翟松年译：《当代英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 [德]黑格尔，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 [美]埃里希·弗罗姆，蒋重跃等译：《健全的社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
[4] 刘亚丁：《十九世纪俄国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英]罗素，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6]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 [美]埃里希·弗罗姆，刘林海译：《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8] [俄]别林斯基，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9] [奥地利]卡夫卡，叶延芳编选：《卡夫卡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毛明，男，1974—，四川广元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文化，工作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毕巧林 莱蒙托夫 《当代英雄》 自由 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硕果累累的19世纪俄国文学中，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無疑是一员先锋和主将，他的巅峰之作《当代英雄》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为人所称道的人物形象毕巧林。本文认为，毕巧林之所以拥有迷人的魅力，在于这个形象隐喻了当时落后的俄国文化在面对西方先进文化时的两难选择，并与人的成长困境互相呼应。下面，让我们来做具体分析。
我们知道，毕巧林的性格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不知疲倦地施虐；二是不断强迫性自我贬损（自虐）；三是在择偶中反映出的强烈自恋。按理说，具有这些特点的主人公难以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但奇怪的是，这个有着诸多缺点的形象一出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成为了世界文学长廊中的经典人物。其中的深层原因何在呢？让我们先讨论其性格的第一点——不知疲倦地施虐所表现出的恶魔气质。以往论者谈及毕巧林的恶魔气质，注意力多集中于善恶不分这一点，但这并不全面。
《当代英雄》开篇，公允的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向一个路人介绍毕巧林时，先肯定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接着就说他“有些古怪”。表现如下：
“有时候他整天在外面冒雨受冻去打猎；别人都快冻僵了，筋疲力尽了，——他却满没事儿。可是有时候，当他在自己屋内坐着，只要有一丝风儿吹动，他就会说他已经着凉了；窗板子若是发出响声，他就会混身颤抖，脸色发青；但是我却亲眼看见过他独自一个去猎一只野猪。”
精力旺盛不是古怪，旺盛的精力与在屋内坐着就变得异常虚弱和神经质的对比才显得古怪。那么，在屋子里坐着与冒雨打猎有什么不同呢？在屋子里坐着会导致孤独，而且是心里有事的孤独。毕巧林害怕孤独，更害怕萦绕着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孤独。他在久别重逢昔日恋人维拉后自白道：“世上就没有一个人，往事会对他具有如此权势，像对我这样。关于过去的悲伤或快乐的每一档回忆都痛苦地打击着我的心灵。”
孤独并非无法忍耐，但要承受不堪回首的往事，孤独就成为无法忍受的事了。在《塔满》一章里，毕巧林一个人在海边眺望大海时，并不虚弱：“为回忆所激动，我出神了……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点钟，也许还要久些。”
因为，往事中总有甜蜜的部分，至少也有令人难忘、激动的部分；眺望大海与面对四壁，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是开放而昂扬，一个是封闭而压抑。所以毕巧林说，他要“到美洲，到阿拉伯，到印度去”，相信“借着风雨和险恶路途的帮助，这最后的慰借不会很快就消灭掉的”。向外找寻“最后的慰借”，表明毕巧林无法在往事里、在内心中找到希望，消除焦虑。我们据此可知，毕巧林的心灵是不满足的，他的心灵无法依赖自己获得安宁，换句话说，不自由。因为所谓“自由”，用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的定义来讲就是：“自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决定者”。
所以我们可以说，毕巧林一直走在逃避现实社会规范编织的象征界，找寻心灵自足自由的想象界的漫漫征途之中。他的这些举动，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毕巧林的逃避是以一种“倒错”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他逃避象征界，于是强迫自己以对他人施虐的形式，以打猎和游历的伪自由形式进入象征界，以自由掠夺他者对于自己的欲望的形式，来实现其回归自由的神话。第二，毕巧林所追求的自由，其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因为需要他者才能实现的“自由”，从根本上来说就已经“异化”成为受“他者”奴役的一种不自由。第三，毕巧林一方面向外寻找“最后的慰借”，一方面向内不断地自我检讨、自我贬低，正隐喻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俄国思想界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先进文化的渴望。
他的这些举动带有明显的自我内心分裂与自我与外界分裂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就西方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与文化的分裂这一点而言，毕巧林确乎是19世纪俄国文学是的一个西方文化的舶来品。这个舶来品的出现也正表达了其时俄国思想界对于西方文化的推崇与向往。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刘亚丁先生称莱蒙托夫是“19世纪初西方文化昂扬的体现者”，可谓一语中的。具有西方文化特质的毕巧林，隐喻着俄罗斯在西方文明面前的焦虑和奋起直追的意愿。我们知道，作为打败拿破仑，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俄罗斯，胜利的狂喜一旦消失，就发现自己的文化在欧洲文明面前已经大为落后，过去辉煌的历史似乎成了一些不仅不值得骄傲，甚至变成了包袱和耻辱的东西；同时又因为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里有着自己的奋斗与“光荣”，所以这些记忆尤为让人不知如何面对。
接下来，我们看看毕巧林的第二个特点：强迫性自我贬损（自虐）表现出的精神分裂性格。毕巧林的精神分裂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迫性自我施虐，这与其恶魔气质相符；另一个特点则是自我贬损。自我贬损的祖师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将自我贬损的技艺操练到出神入化者乃是卢梭。对此，罗素评论道：
“卢梭的传记他自己在他的《忏悔录》里叙述得十分详细，但是一点也不死心塌地地尊重事实。他乐于自表为大罪人，往往在这方面渲染夸大了；不过，倒也有丰富的外在证据说明他欠缺一切平常道德。这件事并不使他苦恼，因为他认为他永远有着一副温情心肠，然而温情心肠却从来没有阻碍他对最好的朋友有卑鄙行动。”
德里达曾解构卢梭的“补充”概念，认为“补充”并非是一种后到的、可有可无的、添补上去的东西，唯因本体先天不足，才需要补充填缺。补充的机制无所不在，它总是先已蛰居在本体之中了。综上所述，卢梭的自我贬损存在于主体的匮缺之中，主体的自我贬损必然有其内在的心理动机。起码自我贬损可以让人获得一种安全感。如弗洛姆所言： “受虐冲动的方式各异，但其目的只有一个：除掉个人自我，失去自我，换句话说，就是要除掉自由的负担。”
像罪犯自首后都有解脱感一样，自我贬损，把自己交给一个更大的权威，纳入一个人所共的的社会象征体系，就像隐身于自然界中的变色昆虫一样，可以获得一种群体归属感——认罪意味着回归。这种归属感的代价是自由，收获物是安全。
我们可以注意到，毕巧林的自我贬损不光是形式上的，所谓“反省（思考）是我们时代诗歌的合理因素”的一个结果，别林斯基只是说出了事实：
“他把自己变成自己观察的最有趣的对象，在自白中尽量要做到更真诚些，不但坦率地承认自己真正的缺点，并且还要虚构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缺點，或者错误地解释自己的非常自然的活动。”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自我贬损意味着放弃自由，因为自由的能指总是浸染着想象界的欲望，自我贬损意味着通过去俄狄浦斯情结之路，以进入自己注定要被定位、被奴役的象征界，在其中获得一席安全之地。所以，毕巧林的自我贬损行动源于脱离孤独和自由，走向群体以获得安全的心理动机。
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文化在遇到一个更先进的文化时的过分自贬的现象与毕巧林自我贬损相比较，就能明白为什么说毕巧林的塑造者莱蒙托夫是西方文化的热烈拥护与传播者——这种行为至少说明他认为俄罗斯文化落后了。如果我们把毕巧林在猎野猪时的英勇却在屋子里神经质虚弱与其时俄罗斯用武力解放欧洲却在自己的文化上自惭形秽相比较，一定会有一个直观感觉——毕巧林的自我贬损说出了其时俄罗斯文化界的欲望：放下身段，融入欧洲。这里有臣服的潜意识，而臣服，虽然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放弃自由和被奴役，但也意味着放逐孤独的焦虑，肯定现实，并对置身于先进文化中而获得安全感的将来作充分的想象。
再说毕巧林的第三个特点——择偶标准中反映出的病态自恋。在《当代英雄》中，毕巧林只对一个女人至死不渝，这个女人就是维拉。维拉为何最受毕巧林青睐呢？我们发现，维拉与梅丽和贝拉相比，特殊性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她了解毕巧林。维拉明白毕巧林因为追求自由而义无返顾的叛逆与无情。她说，“你知道我是你的奴隶，我从来不能违抗你……而且我将因此受到惩罚：你会不再爱我了！”毕巧林也在心里说，“我实在不懂她为什么这样爱我！何况她是一个彻底了解我的，就连我的一切小缺点和坏脾气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女子”。毕巧林不明白，他爱维拉，完全是因为维拉了解他。反之，无论是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还是异域美女，都不能让他有真正持久的爱情。
维拉的特殊性的第二点：她由于不知道的原因违心嫁了两次，第二次还是一个老头子；并且她因为得肺病要死了：她以前过得并不幸福而且将来也得不到幸福。爱这样一个女人无异选择了痛苦，而且是永无希望转变成幸福的痛苦。也许，“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这就是毕巧林选择维拉的原因。他这样描述自己今后的生活：
“好像一个生长在双桅贼船上的水手，他的灵魂已经同风涛和搏斗厮混惯了，一旦要把他投到岸上，他便会烦闷，苦恼，不论那多阴的树丛怎样引诱他，不论那熙和的阳光怎样照耀他。”
毕巧林选择了永远得不到拯救的维拉，作为将死之人的维拉，就意味着在潜意识里他走上了不企求宽恕的追求真理之路，这样的心态作为一种人生道路选择的隐喻，自然也隐喻了俄罗斯文化选择的态度与决心。我们进一步认为，毕巧林对维拉的爱恋，从是因为维拉了解他的每一个缺点来说，是一种“自恋”。其中的文化隐喻是俄罗斯对身不由己卷入西方文化坐标现状的不满与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声叹息”——因为他们的爱是没有结果的、过去的、痛苦的、不知道原因的。对于儿童而言，成长过程伴随着阉割的痛苦，失去自由感的痛苦；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接纳和融入先进文明，几乎就是个人成长经历的翻版。所以，对于毕巧林性格的诸种特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毕巧林那强迫性自我贬损（自虐）表现出的精神分裂性格既隐喻了俄罗斯在面对西方先进文化时的自卑与焦虑，也隐喻了个人成长的阉割情结；毕巧林择偶标准中反映出的病态自恋既隐喻了俄罗斯对本民族文化的依恋，也隐喻了个人成长的俄狄浦斯情结；而最为吸引人的毕巧林那不知疲倦地施虐所表现出的恶魔气质，则一方面隐喻了俄罗斯在文化选择中的困境与努力，另一方面则隐喻了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迷惘与挣扎。
可以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毕巧林形象中触摸到自己深层的潜意识和久远的记忆随片，也可以在毕巧林形象中看到社会文化变迁的留恋与阵痛，更可以在毕巧林形象中感受到“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挣扎与奋斗……这一切正是伟大作品的品质，也是《当代英雄》堪称经典、毕巧林形象历久弥新的原因之所在。
注：本文系“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科研启动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俄]莱蒙托夫，翟松年译：《当代英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 [德]黑格尔，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 [美]埃里希·弗罗姆，蒋重跃等译：《健全的社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
[4] 刘亚丁：《十九世纪俄国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英]罗素，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6]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 [美]埃里希·弗罗姆，刘林海译：《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8] [俄]别林斯基，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9] [奥地利]卡夫卡，叶延芳编选：《卡夫卡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毛明，男，1974—，四川广元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文化，工作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