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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叫魂是从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一种巫术，通过叫魂使灵魂与肉体相分离，而它又不仅仅是一种“魇胜之术”那么简单，因为它总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紧密相连，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形态与特征，是社会和个人的“失范”。在我国的封建王朝中，迷信思想常常和权利相互利用，从而演变成一种具有莫大影响力的工具甚至武器。本文则以孔飞力教授《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的事件为例，分析由一场荒诞又盛大的妖术事件而反映出的清朝权力的运作的相关内容，以及寻求其中对于现代管理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叫魂；盛世；危机；权力
一、叫魂事件背后原因分析
1768年，整个乾隆盛世被一股名叫“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清王朝权利中心认为其背后隐藏着巨大阴谋，一场歇斯底里的控诉与追捕活动由此展开，而最后得出的真相却只是一个乌龙。这场妖术恐慌中制造出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给当时的社会和人心带来了极大地摧残，也昭示着盛世的危机四伏。
（一）镀金时代：社会阶层固化或向下流动以及民众神经的高度敏感
1768年的清王朝无疑处在一个繁荣盛世之中，商业发展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城市和农村越来越紧密相连，信息传播已不复以往那样封闭，而流通速度也在日益加快。这种情形下，任何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消息都会不胫而走，快速传播开来。
同时，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上层阶级财富累积趋于固化，而中下层民众越来越易于向下流动，人们压力过大、安全感减少，内心的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和释放；而一些因为时代发展所淘汰下来的底层人口，例如乞丐和流民，成为了社会的一种不稳定力量。在这些底层人口被传言为妖术的实施者时，普通百姓会自然的抓住这种偶然的机会对其进行控诉和抨击，使他们从一种无权无势的状态突然拥有某种的权利，成为“维护正义”的乌合之众。这种社会形势给“妖术”的传播营造了一种天然的环境。
（二）为官之道与皇权至上
皇权绝对权威的背后隐藏的是潜在的对立和皇权本身的矛盾。在妖术事件蔓延至江浙地区时，浙江省按察使并没有及时把此事上报给朝廷，只是尽力压制，因为在自己的辖区出现这种情况将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污点。但流言的蔓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山东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叫魂者。时任山东巡抚富尼汉担心江浙官员提前上报朝廷而使皇帝认为他秘而不报，办事拖延，则通过当时的密折制度暗中向皇帝报告了妖术事件，这一举措引发了皇帝超人意料的震怒，成为了后来歇斯底里的追捕活动的导火索。
皇帝的震怒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官员的隐瞒不报，这让他感觉到其对于地方的控制力量在减弱。清朝的君主制中皇帝必须遵守一种制度刚性，在他自己制定的规则体系内对地方实行“督责之术”，而如果地方官员之间彼此牵制勾结，官官相护，无疑会使皇帝的集权能力削弱。
（三）帝国对于央地关系的治理
孔飞力教授写到叫魂案的终结时提到：当年弘历坚决不承认“叫魂”搞错了，也恐怕不完全是顾及脸面和意气用事。当时乾隆皇帝已经感觉到了官员自上而下的腐败和自己在权力运作中决策作用的削弱，妖术事件只是皇帝为了加强地方控制的一个理由。皇帝反复强调妖术的存在，便可以借机痛斥官员的无能和效率低下，以此再次强化对地方的治理。乾隆皇帝想要真正打击的，并不全是那虚无飘渺的“妖党”，而是乾隆所痛恨的“官场恶习”：自我保护过度、墨守成规、结党营私，以及缓和他在管理帝国中一直存在的不安与恐惧。
二、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启示
（一）阶层观念的差异。
在妖术大恐慌的事件中，可以明显的看到三个层次的恐惧和权力运作。第一层次是广泛的社会群众，他们在整个事件当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他们关注的更多在妖术带给他们个人的危害。第二个层次是地方官僚，对他们来说妖术只是辖区内的一个突发事件，他们最先考虑的是此事件会给自己的政治仕途带来何种影响，该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去平复这个事件，从而逃避中央的注意和审查。第三个层次是君主。对于此事件，皇帝往往会关注妖术背后的真实目的甚至去过分解读，因为身处高位的他一直对自己统治下的反叛者或敌对势力存在担忧与恐惧，并时刻注意着自己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力。
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不同层次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处理各类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要注意到每一层次民主的意图观点，了解阶层利益和观念差异，才能确定处理事情的最佳方法，减少事情的恶性影响。
（二）盛世悖论：因时代发展而堆积的不稳定因素
妖术大恐慌可以看做是帝国盛世的一种潜在危机，那些被当做替罪羊的流民和乞丐正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这样规模巨大的下层阶级是一种随时会打破社会稳定性的威胁[1]。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使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许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劳动力”，但是社会中又没有形成一个足以接受这些自由劳动力的市场，他们只能一步一步淪为流民。“把乞丐和僧人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共谋的结果”。“叫魂者”处于社会的底层，是这个社会的“他者”。在一场巨大的纷乱中，他们成了国家转嫁危机的承担着。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明确而固定的身份，不受国家控制却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从而沦为了叫魂事件的牺牲品[2]。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经济社会不断地发展，科技力量逐步雄厚，但对于人的关怀与保障还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这些底层人民是决定这个国家真实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有关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淘汰的或者利益牺牲者，进行合理的归置与安抚，不要让其成为影响社会平稳发展的定时炸弹。
“叫魂”事件演变到最后，已经脱离了原本的初衷，人们也不再关注其本来的涵义是什么。“叫魂”所谓勾取的东西，不单单是表面意义上的魂魄，还象征着那个时代人们心底的不安，对于权力的渴求与麻烦的逃避以及盛世之中对潜在危机的恐惧。
那么真相到底有没有意义？真相是不重要的，又是重要的。不重要的是在过分解读的基础上的固执己见，而重要的则是可以通过事情的真相来回馈给我们社会真实的样子，从而引起我们的思索与警醒。与其说我们追寻事件的真相与原委，不如说我们是在根据事件暴露出的一个个问题，去挖掘背后的潜藏危机。所以对于理性的要求，对于真相的追寻则极其必要，并且路漫漫其修远兮。否则，快速的社会发展所遗留的弊端将很容易被轻易点燃，一切将在众声喧哗中不可收拾，如同书中所写的那样：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参考文献：
[1]孙宇凡.君主与化身的奥秘：从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出发[J].社会学评论，2016，4（06）：76-93.
[2]孙祥云.华服上爬满了虱子——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J].华文文学评论，2017（00）：320-328.
[3]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作者简介：
王璇，出生年月：1998年1月，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精确到市）：山东邹城，当前职务：学生，学历：本科，研究方向：社会、文化、民族.
关键词：叫魂；盛世；危机；权力
一、叫魂事件背后原因分析
1768年，整个乾隆盛世被一股名叫“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清王朝权利中心认为其背后隐藏着巨大阴谋，一场歇斯底里的控诉与追捕活动由此展开，而最后得出的真相却只是一个乌龙。这场妖术恐慌中制造出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给当时的社会和人心带来了极大地摧残，也昭示着盛世的危机四伏。
（一）镀金时代：社会阶层固化或向下流动以及民众神经的高度敏感
1768年的清王朝无疑处在一个繁荣盛世之中，商业发展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城市和农村越来越紧密相连，信息传播已不复以往那样封闭，而流通速度也在日益加快。这种情形下，任何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消息都会不胫而走，快速传播开来。
同时，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上层阶级财富累积趋于固化，而中下层民众越来越易于向下流动，人们压力过大、安全感减少，内心的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和释放；而一些因为时代发展所淘汰下来的底层人口，例如乞丐和流民，成为了社会的一种不稳定力量。在这些底层人口被传言为妖术的实施者时，普通百姓会自然的抓住这种偶然的机会对其进行控诉和抨击，使他们从一种无权无势的状态突然拥有某种的权利，成为“维护正义”的乌合之众。这种社会形势给“妖术”的传播营造了一种天然的环境。
（二）为官之道与皇权至上
皇权绝对权威的背后隐藏的是潜在的对立和皇权本身的矛盾。在妖术事件蔓延至江浙地区时，浙江省按察使并没有及时把此事上报给朝廷，只是尽力压制，因为在自己的辖区出现这种情况将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污点。但流言的蔓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山东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叫魂者。时任山东巡抚富尼汉担心江浙官员提前上报朝廷而使皇帝认为他秘而不报，办事拖延，则通过当时的密折制度暗中向皇帝报告了妖术事件，这一举措引发了皇帝超人意料的震怒，成为了后来歇斯底里的追捕活动的导火索。
皇帝的震怒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官员的隐瞒不报，这让他感觉到其对于地方的控制力量在减弱。清朝的君主制中皇帝必须遵守一种制度刚性，在他自己制定的规则体系内对地方实行“督责之术”，而如果地方官员之间彼此牵制勾结，官官相护，无疑会使皇帝的集权能力削弱。
（三）帝国对于央地关系的治理
孔飞力教授写到叫魂案的终结时提到：当年弘历坚决不承认“叫魂”搞错了，也恐怕不完全是顾及脸面和意气用事。当时乾隆皇帝已经感觉到了官员自上而下的腐败和自己在权力运作中决策作用的削弱，妖术事件只是皇帝为了加强地方控制的一个理由。皇帝反复强调妖术的存在，便可以借机痛斥官员的无能和效率低下，以此再次强化对地方的治理。乾隆皇帝想要真正打击的，并不全是那虚无飘渺的“妖党”，而是乾隆所痛恨的“官场恶习”：自我保护过度、墨守成规、结党营私，以及缓和他在管理帝国中一直存在的不安与恐惧。
二、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启示
（一）阶层观念的差异。
在妖术大恐慌的事件中，可以明显的看到三个层次的恐惧和权力运作。第一层次是广泛的社会群众，他们在整个事件当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他们关注的更多在妖术带给他们个人的危害。第二个层次是地方官僚，对他们来说妖术只是辖区内的一个突发事件，他们最先考虑的是此事件会给自己的政治仕途带来何种影响，该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去平复这个事件，从而逃避中央的注意和审查。第三个层次是君主。对于此事件，皇帝往往会关注妖术背后的真实目的甚至去过分解读，因为身处高位的他一直对自己统治下的反叛者或敌对势力存在担忧与恐惧，并时刻注意着自己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力。
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不同层次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处理各类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要注意到每一层次民主的意图观点，了解阶层利益和观念差异，才能确定处理事情的最佳方法，减少事情的恶性影响。
（二）盛世悖论：因时代发展而堆积的不稳定因素
妖术大恐慌可以看做是帝国盛世的一种潜在危机，那些被当做替罪羊的流民和乞丐正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这样规模巨大的下层阶级是一种随时会打破社会稳定性的威胁[1]。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使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许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劳动力”，但是社会中又没有形成一个足以接受这些自由劳动力的市场，他们只能一步一步淪为流民。“把乞丐和僧人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共谋的结果”。“叫魂者”处于社会的底层，是这个社会的“他者”。在一场巨大的纷乱中，他们成了国家转嫁危机的承担着。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明确而固定的身份，不受国家控制却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从而沦为了叫魂事件的牺牲品[2]。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经济社会不断地发展，科技力量逐步雄厚，但对于人的关怀与保障还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这些底层人民是决定这个国家真实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有关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淘汰的或者利益牺牲者，进行合理的归置与安抚，不要让其成为影响社会平稳发展的定时炸弹。
“叫魂”事件演变到最后，已经脱离了原本的初衷，人们也不再关注其本来的涵义是什么。“叫魂”所谓勾取的东西，不单单是表面意义上的魂魄，还象征着那个时代人们心底的不安，对于权力的渴求与麻烦的逃避以及盛世之中对潜在危机的恐惧。
那么真相到底有没有意义？真相是不重要的，又是重要的。不重要的是在过分解读的基础上的固执己见，而重要的则是可以通过事情的真相来回馈给我们社会真实的样子，从而引起我们的思索与警醒。与其说我们追寻事件的真相与原委，不如说我们是在根据事件暴露出的一个个问题，去挖掘背后的潜藏危机。所以对于理性的要求，对于真相的追寻则极其必要，并且路漫漫其修远兮。否则，快速的社会发展所遗留的弊端将很容易被轻易点燃，一切将在众声喧哗中不可收拾，如同书中所写的那样：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参考文献：
[1]孙宇凡.君主与化身的奥秘：从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出发[J].社会学评论，2016，4（06）：76-93.
[2]孙祥云.华服上爬满了虱子——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J].华文文学评论，2017（00）：320-328.
[3]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作者简介：
王璇，出生年月：1998年1月，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精确到市）：山东邹城，当前职务：学生，学历：本科，研究方向：社会、文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