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视野下的高中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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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识教育不应只停留在高等教育层面,而应贯穿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始终。从上海、浙江两地新高考改革的措施中分析得出,高中实施通识教育能培养学生各方面的技能,减缓大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还能减轻大学新生入学后的不适感。在可行性方面,新高考的“选科选考”、注重学生能力、“走班制”以及“三位一体”措施,分别为高中实施通识教育提供了制度、内容、形式和评价机制的保障。
  
  关键词:新高考改革;通识教育;高中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学国家青年课题“美国文理学院的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CIA160216)的成果。
  作者简介:王东芳,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教育与教育管理研究;陈佳雯,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2014年9月《國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我国由此开始了一场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最全面最深入的高考制度改革,简称“新高考改革”。在这场改革中,上海、浙江两地最先开始了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4个省市开始了第二批高考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江苏、河北、重庆、辽宁、福建、湖南、湖北、广东8个省市开启了最新一轮的高考制度改革。从宏观上看,此次新高考制度改革注重的是人才选拔方式的革新,突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分数”高低论人才优劣。从微观上看,这种人才选拔方式的转变,背后还涉及教育理念、课程组织方式以及评价方式的转变。这些转变为实现培养“全人”的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高中实施通识教育提供了契机。美国的通识教育理念已完全渗透到大学和中学里,并在大学和中学之间建立起衔接机制,形成了独特的通识教育体系。纵观国内外的通识教育发展经验,我国大陆地区的通识教育不应只停留在高校层面进行的探讨,而应以一种承接的眼光去看待通识教育问题。本文将以高考改革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在新的高考制度下,我国在高中阶段实施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相关实施建议。
  一、“新高考改革”概况
  2014年新高考改革在上海和浙江两地进行了试点,2017年考生参加了改革后的首届高考,各大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也顺利完成。这是里程碑式的一个站点,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特意发布了“致2017届上海高考考生的一封信”,以此表达对该届考生未来求学之路的殷殷期许,也简要汇总了过去3年改革工作的基本内容,其中提到:“‘不分文理科’让擅长化学又喜爱地理的你不必在特长和兴趣间纠结徘徊;‘3+3’的选科方式让你在分层分类、选课走班教学中体验到自主选择的快乐;‘外语一年两考’为你减缓了复习时间紧、科目多的考试压力;‘综合素质评价’把课堂延展到了课本和教室之外,引导你进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研究性学习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等。”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致2017届上海高考考生的一封信》,载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官网:http://www.shmeea.edu.cn/page/02200/20170814/9712.html.从这封信可知,此次改革的出发点在于改变高中传统的文理分科局面,让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科目,多一些自主权,少一些考试压力,并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注重学生技能与能力的培养。这与通识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所谓通识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胸襟、人文的素养及明辨的能力,最终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完整健全的人”。王春春:《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探索——以北京大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2004年,第4页。新高考改革制度的落实,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通识教育在高中阶段实施。
  1改革措施汇总
  2014年9月上海市与浙江省作为试点,最先实施新高考改革政策,其官方网站发布的内容也较全面。本文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官网(www.shmeea.edu.cn)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官网(https://www.zjzs.net)上发布的内容,将具体改革措施汇总如下(见表1)。
  2改革效果评价
  新高考改革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大胆尝试,但有不少学者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表示担忧:如浙江省选物理学科的学生人数连年下降,导致教师队伍结构性失衡刘海峰:《高考改革新方案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推进》,《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6期,第1-5页。;再如英语考试可以考两次,如何保证两次考试的难度一致使分数等值叶赋桂,罗燕:《高考改革的新时代:制度重构的教育和社会分析》,《复旦教育论坛》2017年第6期,第13-19页。;还有走班教学对师资和其他教学资源要求很高,这是否对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不利,导致考试不公《中国考试》编辑部:《高考改革:历史经验与时代使命——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中国考试》2018年第1期,第1-7页。,等等。文东茅对浙江省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对学生、家长和教师进行了现场访谈、问卷调查和网络调查,实地收集有效问卷约400份,网络收集有效问卷近40000份。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肯定性评价比教师的评价高,其中“3+3模式”“将技术纳入选考科目”和“实行以专业+高校的志愿填报方式”三项肯定性评价人数最多文东茅:《高考改革中制度、能力与人心建设的系统联动》,《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6期,第6-18页。,说明这三项内容最受学生欢迎。还有学者对新高考改革带来的社会影响做过分析,如,叶赋桂等人认为新高考改革将导致高校的优秀生源重新洗牌,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受到的冲击会最大。叶赋桂,罗燕:《高考改革的新时代:制度重构的教育和社会分析》,《复旦教育论坛》2017年第6期,第13-19页。艾兵有在新高考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高中通识教育体系的想法,并对建构的理念、原则及注意事项进行了阐述。艾兵有:《新高考背景下高中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构研究》,《现代中小学教育》2018年第1期,第9-12页。本文同样将着力点放在高中通识教育的理念设想与探讨上,但更多的是结合新高考改革的措施去分析其可行性,如何在高中实施通识教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高中实施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通识教育在19世纪以前,通常是中小学教育的总称,指学生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在19世纪以后,人们把它与高等教育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它使学生在致力于学习某种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李曼丽,林小英:《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实践——以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例》,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通识教育强调的是一种基础性的、综合性的教育理念,在这种理念引导下,学生能逐渐培养起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加工和信息搜索的能力、写作和演讲的能力等。这些能力是每位高中毕业生都应具备的,而不是等到大学再去着手培养,它们就像金字塔的塔基,是一个人在专业领域内发展的基础。只有塔基足够稳固,铺展得足够宽广,塔尖才能高耸入云。我国高中阶段的教育不应只围绕着高考展开,而应从培养“全人”的角度出发,努力让高中生成为积极的思考者,而不是被动的“读书虫”。在高中阶段实施通识教育,能逐漸培养起学生的综合能力,为其日后在专业领域内的学习提供坚实基础;同时也能减缓大学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还能减轻大学新生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的不适感。
  1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为大学输送高质量人才
  多数人认为高中以学习基础知识为主,大学以培养能力为主,如果学生能力跟不上,就诟病大学的教育质量不行。美国教育家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曾说:“人们习惯于从大学内部思考大学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很少从大学教育与中等教育联系的角度考虑教育思想混乱这个问题。美国高等教育深受这种思想混乱的困扰,这种混乱开始于中学,并一直延续至大学的最高层次。”罗伯特·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汪利兵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高中与大学在学段上紧密相连,它为大学输送和培养的学生,能直接影响大学的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方式。若从高中起就重视通识教育,重视学生“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以及辨别价值的能力”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李曼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的培养,那么学生质量能普遍提高,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也能间接地得以提高。
  2减缓大学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
  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阶段十分注重通识教育的推广与普及,因为其努力培养“全人”的教育目标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直接影响和重要意义。全人不是抽象的,而是指“好”人、“好”公民和有用的人。但大学真正实施起通识教育却困难重重,陈洪捷在其“通识教育的困境”讲座中提到,北大元培学院的学生在进行了一两年通识教育后选定专业和学院时,一些学院是拒收的。陈洪捷:《通识教育的困境》,天津师范大学求是讲坛学术报告,2015年6月24日。因为这些学院有自己的一套成熟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他们要求学生从入学时就一步一步跟着这个体系走。元培学院的学生在前一两年接受的是通识教育,并没有接受某个专业的特殊训练,所以他们得补上落下的专业课程才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学院学习。因此通识教育的任务可以适当转移到高中阶段,这样可以减缓大学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以专业教育为主,以通识教育为辅,且大部分高校的通识教育主要在大学一二年级以选修或必修课的形式穿插在专业教育里。如果从高中阶段起,学生就具备了应具备的能力,那么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间的矛盾就不会那么突显。
  3减轻大学新生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的不适感
  对于所有人而言,除了最早期的教育阶段,其他阶段的教育都应包括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这两方面应互相联系而非对立。专业教育永远来自通识教育,并永远要回归和丰富通识教育。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李曼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但目前我国高中阶段的教育既不是完全的通识教育,也不是针对某一特殊领域的专业教育,它与大学在教学理念、课程组织方式以及人才培养方式上呈现隔离和断裂的状态,这会使得学生在最初进入大学时产生不适应感。有些高中生拼命努力学习,进入大学后却感觉自己除了学习成绩好,其他许多能力都有所欠缺,便产生了心理落差,落差感严重的还会产生心理问题。如果高中与大学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方式上能有效衔接,让学生顺利从高中过渡到大学,那么在进了大学后,他们迷茫焦虑或无所适从的感觉也会相应地有所减少。
  三、新高考视野下高中实施通识教育的可行性
  近几年新高考改革后,我国教育领域的学者都非常关注高中与大学的衔接问题,并尝试找到合作机制。如2019年7月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大学—中学圆桌论坛”,与会人员包括大学学者、中学校长、一线教师和学生家长等,他们共同探讨了大学和中学对人才培养的理解,以及大学通识教育与中学跨学科学习的关系等问题。再如黑龙江省2018年9月在高中设立了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利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对中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付宇,赵一诺:《我省首个中学与大学衔接课程正式开启》,载黑龙江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hlj.gov.cn/zwfb/system/2018/09/13/010883603.shtml.种种迹象表明,未来我国的高中和大学联系会日趋紧密,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期待建成。
  1“选科选考”模式——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选科选考的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大学中的必修选修类似。它从制度上保障了学生自由挑选自己喜爱的科目,同时又保证学生能学习到共同科目(Common Course)的基础知识。大多数省份在改革中采用“6选3”模式,浙江省采用“7选3”模式,比其他省市多了一门“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且英语科目可以参加两回考试。第三批试点的省市为了改变学生不选物理的情况,采用“3+1+2”模式,即语文、数学、英语必考,历史或物理选其一,再从剩下的4门科目中挑2门考试,所有科目只允许参加一回考试。选科的过程或许会促使学生思考自己喜欢什么及擅长什么。这种尝试与自己对话的过程能激发学生的自我认知,从而对自我定位有清醒的认识,不至于埋头苦学,到了大学却茫然无措,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或专业志向。需要指出的是,通识教育不仅仅指那些丰富多彩的课程,或是主修辅修、必修选修这些制度形式,而是指蕴藏在这些课程后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学生应该被培养成能够思索与追求美好人生的人,能对自身及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都有着全面理解的完整的人。如果一个人具有使生命变得有意义的博大智慧,他就不能随意地忽视一些真理——这些真理关系到美好生活的结构,关系到达成美好生活的实际条件,包含着自由社会的目标。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李曼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灵活的选科制度与丰富的课程选择将有力保障通识教育在高中的落实。   2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提供教学内容上的保障
  新高考改革的实质是改变“教”与“考”之间的依附关系。改革前,“教”服务于“考”,师生都奉行“考什么,就教什么”或者“考什么,就学什么”,教学内容紧紧依附于《考试大纲》。改革后,国家强调要“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04/content_9065.html.“命题应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与学生生活经验……注重加强对能力的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4559/201412/181664.html.不难看出,改革后的考试内容更倾向于对学生实际能力的考查,但学生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设定特殊情境,它不再是《考试大纲》上规定的内容,而是灵活多变的。也就是说大纲上的内容不一定考,大纲外的内容也不一定不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任课教师会觉得改革后的教学负担变重了,因为教师的“教”不再依附于“考”,而变得相对独立,它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能力状况自主设计相应的教学内容。因此,从这一层面上看,新高考改革实际上对高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教学要求,“如何提升学生的能力”将是教学内容关注的重点。
  3“走班制”教学模式——提供管理形式上的保障
  “走班制”是高考制度改革带来的教学模式的转变,也是落实选科选考制度的实践创新。“走班制”是一种教学管理形式,指学科、教室和教师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兴趣愿望,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马玮莹:《高考制度改革后走班制管理的思考》,《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第79-82页。这种做法赋予学生选择课程和选择教师的权利,多样化的课程需求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同时也能反过来敦促教师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高中生不再隶属于某个班级,受班主任的管辖,而是成为一个相对自由和独立的个体。在学生个体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师生之间的关系会趋于平等和民主,并且学生会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做选择,对自己负责。因此,在实施“走班制”的过程中,学校首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兴趣,结合学校自身的资源条件进行课程设置,其次要多开展诸如讲座、主题班会、趣味实验比赛等课外活动来激发学生对某个学科的热爱。通识教育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它既能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又能在所有的形式中反映出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共同知识与价值观。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李曼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77页。“走班制”的班内或班际分层教学也考虑到了学生间的差异性,为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提供不同层级的教学。
  4“三位一体”评价模式——提供多元评价机制保障
  浙江省在新高考中首创了“三位一体”的评价模式,将高考分数、学考等级和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择优录取。其中高考分数约占50%,学考等级、综合素质根据各校自身情况酌情而定。综合素质评价既包括高中阶段的评价,也包括高校评价。高中评价主要指学生的电子档案,电子档案采用学生互评和教师评议相结合的办法,对学生的品德表现、运动健康、艺术素养和实践创新等逐项评价。高校评价指学生面试的综合表现,面试主要以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面试为主,内容涉及社会热点、时政事件等方面,充分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的广度和思考社会现象的深度。学生可同时报考多所高校,且不需要与高校签订协议。这些举措其实削弱了高考成绩在录取学生时所占的比重,过去的“唯分数论”在未来是行不通的,高校在人才选拔时,“见分也见人”,“比分也比人”。刘志军,张红霞,王洪席,王萍,王宏伟:《新高考背景下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蕴、实施与应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57-68页,第168页。高校会更注重学生的道德素养、关注时事和自我探索的能力、社会实践和创新的能力等等,这些关注点都与通识教育的理念相吻合。改革后的评价机制显得愈丰富立体,在高中实施通识教育的可行性愈大。
  四、结语
  从目前浙江省改革的成效来看,有44.27%的学生对“新高考减负”这一点表示不赞同。杜芳芳,金哲:《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生科目选择意向现状及对策——基于浙江省五所高中的调查分析》,《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8期,第15-18页。学生对新高考的一系列措施或许还处在适应阶段,无论是选科选考的制度还是“走班制”的授课方式都要适应。这个适应过程需要集合多方力量共同协作。第一,学校要建立专门的升学指导机构,为学生的选科选考答疑解惑,同时也为学生报考大学专业提供咨询服务。升学指导机构还应尝试与大学建立长期合作机制,设立高级课程,尝试将高中与大学课程对接,让那些学有余力的学生能提前修得大学学分,这样不仅可以让高校提前“锁定”一些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也可以让高中生接触到大学的通识教育。第二,教师自身也要逐渐适应新的授课形式,学校层面需加大对教师的培训,让教师不仅了解高考改革的具体措施,也明白各项措施背后的真正意图,只有真正领悟了改革的意图和目的,教师实践起来才能得心应手。第三,“走班制”的授课形式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行政管理人员需要对学校的教室资源、教师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尝试进行校际合作,即高中与高中之间建立联盟合作,共享场地和师资力量。通识教育注重的不是形式,而是其广博、自由、通达的精神内涵。我国的新高考制度改变了高中传统的授课方式和评价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为高中与大学之间的衔接建立了可能性,也为高中实施通识教育提供了可行性。笔者希望这样的通识教育的精神内涵也在高中得到重视,从而与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实踐呈现完美的衔接,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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