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一项重要任务。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可能来自国内国外供给需求的各个方面，其中，通货膨胀是一个突出问题。
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在2021年6月同比上涨5.4%，比4月份的4.2%上升2.2个百分点，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上涨幅度最高者。国际社会开始担心通胀再现问题。
在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自2021年初以来连续爬升，至6月份同比上涨率达到5.1%，是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该价格指数明显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高度相关。2019年末至2021年6月末，布伦特原油价格从51.2美元/桶上涨到75美元/桶，最近半年上涨了46.5%。
世界范围内，由于新冠肺炎病毒变异，疫情继续困扰人类，各国各地经济复苏进程很不一致，而且也十分不稳定。通货膨胀新情况的出现，给经济复苏和增长前景带来了额外的不确定因素，也容易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干扰。
20世纪70年代后，欧美经济曾一度频繁出现所谓的“滞胀”问题，即在通胀爬升的同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高升或居高不下。当时有著名经济学家说，滞胀问题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最大难题。从那时以来到21世纪，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处于低位。除了在个别时候受到金融危机或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增长。在这40多年时间里，学者们对通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有三个新见解特别值得重视，它们都关系到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发生原理和传播机制以及应对政策。
第一，滞胀问题的根源在于劳动市场中的结构性障碍，而非宏观经济政策失效。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问题出现前，宏观经济学里流行“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在就业（失业）与通货膨胀（名义工资变动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此观点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即在经济低迷时期放松经济政策，在基本解决就业问题之后再控制通胀。后来的情况是，当通胀率升高时，失业率却居高不下，高通胀与高失业同时并存。这种新情况刚出现时，不少人认为是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了，市场经济体制“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了。后来，通過对包括西欧多国经济的长期观察和分析，人们发行问题症结在于劳动市场。若社会福利政策给予劳动者过多的收入津贴，同时缺少对劳动者获取新技能的足够培训，失业问题便无法通过放松宏观经济政策而得到缓解。这是一种结构性障碍，虽然表现为宏观经济问题，却不能由常规性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以前的人们因为未能准确地认识到问题的特性，故在政策操作上有失误。这是历史经验给予人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第二，货币数量论虽然是真理，但它本身并未指出通货膨胀原因何在。货币数量论等式里有四个变量或参数，意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出的名义值等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乘以其流通次数。这个等式还可简化为，在货币流通次数（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货币总量等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出的名义值。如果将总产出名义值分解为实际总产出与价格水平两个因素，那么，简化的货币数量论等式意味着，在社会总产出实际水平不变以及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货币总量变动仅与物价水平变动相关。这最后半句话（“货币总量变动仅与物价水平变动相关”）时常被误解，被误认为是关于货币与物价之间因果关系的说法。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即是表达上述货币数量论的含义。但这句话也曾被误解为“货币就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忽略了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创造的特性：货币不完全由政府（中央银行）创造，货币不完全是外生性的。社会经济中的每一个劳动者和每一个企业都参与货币创造，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使用货币的习惯和偏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影响着货币数量论等式两端的链接。而且，更重要的是，工资和物价主要由劳动者与企业的行为所决定，一旦价格水平决定后，货币总量及其流通速度必定受到相应影响。完整地理解货币数量论等式，可以说，既可以是由货币增加引致通货膨胀，也可以是由通货膨胀引致货币增加；究竟孰是孰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再以美国为例。2020年3月以来，美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至2021年6月增长了23.9%，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按照上述货币数量论的误解，美国最近一年的通胀率也应当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既然事实远非如此，上述误解的不合理性便十分清楚了。
第三，通货膨胀存在国际传递性，但在一国境内影响通货膨胀走势最重要的因素是本国公众通胀预期。“公众”由劳动者和企业（厂商）构成，他们是本国经济的主体行为者。劳动者决定劳动供给，从而影响工资；企业决定劳动需求，从而也影响工资；劳动者和企业一起决定了工资水平及其变动，也就决定了物价水平及其变动。关键问题在于，劳动者和企业凭借什么来决定工资和物价水平的变动即通货膨胀？当代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认为，劳动者和厂商凭他们的预期来进行工资和价格决策，而且，他们的预期不仅是适应性预期（参考昔时经验），更重要的是合理预期（参考经济环境因素或所有相关信息）。例如，如果劳动者认为未来一年物价会上涨5%，他们便会要求工资上调至少5%以便保证实际收入水平不受损失；如果很多厂商认为未来一年原材料成本和劳动成本会上涨5%，他们也就倾向于上调产品价格至少5%。
依据合理预期的观点，诸如货币供给总量、外国通货膨胀、国际原油价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动向等等都属于“经济环境因素或所有相关信息”，它们皆是可被经济行为者直接观察到的对象，其中任何一个本身对经济行为者的通胀预期或国内通胀走势均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合成在一起便具有决定性作用了。例如，即使承认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走势有着极大影响，即使承认事实上已经发生PPI的显著升高，这也不意味着CPI通胀必定会尾随而来。国内和国外的经验反复证明，PPI与CPI之间的关系不是确定的，犹如货币总量变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不是确定的一样。
以上三点关于通货膨胀的新认识，对于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确立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货币政策既要关注货币总量，更要关注利率变量，因为中央银行利率调节政策对公众预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次，在公众通胀预期管理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和巩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即公众相信中央银行有坚定意愿并有决策能力控制通货膨胀。第三，深化劳动市场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确保劳动市场弹性和劳动需求活力，促使劳动者和企业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保持敏感性。
以上三点意味着，在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还需要进行下去。中央银行体制、货币政策运行方式和企业体制及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改革都要分别推进。只有这些领域的深入改革基本到位之后，才能确保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不惧任何“惊涛骇浪”，内外经济环境中任何意外冲击都不能挫伤国内宏观经济稳定性。
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在2021年6月同比上涨5.4%，比4月份的4.2%上升2.2个百分点，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上涨幅度最高者。国际社会开始担心通胀再现问题。
在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自2021年初以来连续爬升，至6月份同比上涨率达到5.1%，是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该价格指数明显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高度相关。2019年末至2021年6月末，布伦特原油价格从51.2美元/桶上涨到75美元/桶，最近半年上涨了46.5%。
世界范围内，由于新冠肺炎病毒变异，疫情继续困扰人类，各国各地经济复苏进程很不一致，而且也十分不稳定。通货膨胀新情况的出现，给经济复苏和增长前景带来了额外的不确定因素，也容易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干扰。
20世纪70年代后，欧美经济曾一度频繁出现所谓的“滞胀”问题，即在通胀爬升的同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高升或居高不下。当时有著名经济学家说，滞胀问题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最大难题。从那时以来到21世纪，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处于低位。除了在个别时候受到金融危机或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增长。在这40多年时间里，学者们对通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有三个新见解特别值得重视，它们都关系到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发生原理和传播机制以及应对政策。
第一，滞胀问题的根源在于劳动市场中的结构性障碍，而非宏观经济政策失效。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问题出现前，宏观经济学里流行“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在就业（失业）与通货膨胀（名义工资变动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此观点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即在经济低迷时期放松经济政策，在基本解决就业问题之后再控制通胀。后来的情况是，当通胀率升高时，失业率却居高不下，高通胀与高失业同时并存。这种新情况刚出现时，不少人认为是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了，市场经济体制“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了。后来，通過对包括西欧多国经济的长期观察和分析，人们发行问题症结在于劳动市场。若社会福利政策给予劳动者过多的收入津贴，同时缺少对劳动者获取新技能的足够培训，失业问题便无法通过放松宏观经济政策而得到缓解。这是一种结构性障碍，虽然表现为宏观经济问题，却不能由常规性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以前的人们因为未能准确地认识到问题的特性，故在政策操作上有失误。这是历史经验给予人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第二，货币数量论虽然是真理，但它本身并未指出通货膨胀原因何在。货币数量论等式里有四个变量或参数，意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出的名义值等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乘以其流通次数。这个等式还可简化为，在货币流通次数（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货币总量等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出的名义值。如果将总产出名义值分解为实际总产出与价格水平两个因素，那么，简化的货币数量论等式意味着，在社会总产出实际水平不变以及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货币总量变动仅与物价水平变动相关。这最后半句话（“货币总量变动仅与物价水平变动相关”）时常被误解，被误认为是关于货币与物价之间因果关系的说法。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即是表达上述货币数量论的含义。但这句话也曾被误解为“货币就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忽略了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创造的特性：货币不完全由政府（中央银行）创造，货币不完全是外生性的。社会经济中的每一个劳动者和每一个企业都参与货币创造，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使用货币的习惯和偏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影响着货币数量论等式两端的链接。而且，更重要的是，工资和物价主要由劳动者与企业的行为所决定，一旦价格水平决定后，货币总量及其流通速度必定受到相应影响。完整地理解货币数量论等式，可以说，既可以是由货币增加引致通货膨胀，也可以是由通货膨胀引致货币增加；究竟孰是孰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再以美国为例。2020年3月以来，美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至2021年6月增长了23.9%，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按照上述货币数量论的误解，美国最近一年的通胀率也应当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既然事实远非如此，上述误解的不合理性便十分清楚了。
第三，通货膨胀存在国际传递性，但在一国境内影响通货膨胀走势最重要的因素是本国公众通胀预期。“公众”由劳动者和企业（厂商）构成，他们是本国经济的主体行为者。劳动者决定劳动供给，从而影响工资；企业决定劳动需求，从而也影响工资；劳动者和企业一起决定了工资水平及其变动，也就决定了物价水平及其变动。关键问题在于，劳动者和企业凭借什么来决定工资和物价水平的变动即通货膨胀？当代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认为，劳动者和厂商凭他们的预期来进行工资和价格决策，而且，他们的预期不仅是适应性预期（参考昔时经验），更重要的是合理预期（参考经济环境因素或所有相关信息）。例如，如果劳动者认为未来一年物价会上涨5%，他们便会要求工资上调至少5%以便保证实际收入水平不受损失；如果很多厂商认为未来一年原材料成本和劳动成本会上涨5%，他们也就倾向于上调产品价格至少5%。
依据合理预期的观点，诸如货币供给总量、外国通货膨胀、国际原油价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动向等等都属于“经济环境因素或所有相关信息”，它们皆是可被经济行为者直接观察到的对象，其中任何一个本身对经济行为者的通胀预期或国内通胀走势均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合成在一起便具有决定性作用了。例如，即使承认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走势有着极大影响，即使承认事实上已经发生PPI的显著升高，这也不意味着CPI通胀必定会尾随而来。国内和国外的经验反复证明，PPI与CPI之间的关系不是确定的，犹如货币总量变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不是确定的一样。
以上三点关于通货膨胀的新认识，对于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确立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货币政策既要关注货币总量，更要关注利率变量，因为中央银行利率调节政策对公众预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次，在公众通胀预期管理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和巩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即公众相信中央银行有坚定意愿并有决策能力控制通货膨胀。第三，深化劳动市场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确保劳动市场弹性和劳动需求活力，促使劳动者和企业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保持敏感性。
以上三点意味着，在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还需要进行下去。中央银行体制、货币政策运行方式和企业体制及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改革都要分别推进。只有这些领域的深入改革基本到位之后，才能确保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不惧任何“惊涛骇浪”，内外经济环境中任何意外冲击都不能挫伤国内宏观经济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