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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若不是爱人高君曼的肺结核加重，陈独秀可能还不会被同乡至交汪孟邹从日本紧急催促回到上海。不过对他来说，阵地的改变，并不使他救国和革命的热情消退。回国后，当全国还沉浸在反袁的高潮中时，陈独秀开始酝酿另外一场革命。9月15日，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与此一脉相承，且思路更加清晰，他提出了他心目中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的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句话的基本精神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陈比喻二者的关系“若舟车之有两轮焉”。陈独秀研究者唐宝林认为，陈独秀这一行为“揭开了中国近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
文学革命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而蔡开风气之先的一个重要事迹，就是聘请当时已颇有声望的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对于蔡元培的邀请，陈独秀一开始没有答应，他认为自己没有在大学教过书，没有头衔，而且又正在主编《新青年》。蔡元培则对他说，杂志可以拿到学校来办，同时表示自己不搞论资排辈，只注重真才实学。陈独秀于是决定试着做三个月。
陈独秀到北大之后，就像一块磁石，以大学和《新青年》为阵营，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一校一刊”的局面，把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一个一个地吸引到身边。
1917年8月，在陈独秀的邀请下，胡适从美国回来出任北大文科教授。
1916年8月，陈独秀给胡適的信中写道，现在中国人的著述，最好多翻译，不太适合多创作：“日本人兴学四十余年，其国人自著之书尚不足观也。”并提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古国人耶？”1916年10月，胡适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开始讨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就是后来《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只是顺序有所区别，胡适认为“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对此二人，鲁迅曾有过评价，或许也可用以解释关于“文学革命”事情上二人的态度分歧：“《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教育革命
陈独秀的教育革命，十分重视“改造国民性”。唐宝林认为，陈独秀的教育革命观十分宽泛。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文学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等，都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1905年至1906年，陈独秀曾在徽州创办学堂并任教，进行教学改革。辛亥革命后，又担任过安徽高等教育学校的教务主任，再次推行改革，但步履维艰，被保守派及其煽动的学生们驱逐。据唐宝林在《陈独秀全传》中所引的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的回忆记载，当时陈与学生代表的对话如下：
学生：我们非达到目的不可。你答应么？——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
陈独秀：我决不答应。
学生：你竟不答应，有什么理由？
陈独秀：我不必对你们讲理由。
学生：那么，你太野蛮了。
陈独秀：我是野蛮，我已经野蛮多年了，难道你们还不知晓么？
而在北大，因为与蔡元培的思想相吻合，他的主张得到了更好的实现。在教育方法的改革上，他介绍了三条西洋先进教育法：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蔡元培在聘用陈独秀的时候，看了《新青年》前几期陈独秀对教育问题的讨论，认为他很适合作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一上任就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北大当作教育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试验场。
1917年11月，陈独秀多次约请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陶履恭、章士钊等人开会，讨论改变文科课程。在一年后的北大开学典礼上，陈独秀更深入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唯“研究学理”，“始与大学适合”。并且主张三种方法：一、注意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都不在中国的古书上，而外国的学术书籍用中文翻译出来的很少；二、废讲义，因为讲义不足以尽学理，而做学问依靠讲义，会导致学生在听课上面产生懒惰心理；三、多购买参考书。为了推动北大的编译工作，陈独秀还和胡适代表北大编译处办理加入“法文学社”手续，筹划法国名著的翻译事项。陈还支持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加入“新潮社”的北大学生，成为《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新青年”，在后来进入了学术界、政治界，如罗家伦、俞平伯、郭绍虞、叶圣陶、冯友兰等等。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举国震惊。援救陈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如安徽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他们说陈独秀“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提倡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刘师培也为其求情。
陈独秀也有封信因被捕而未及发表，信中写道：“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然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期。我想就是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久是保守革新两派对抗的世界，不过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进步罢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与此一脉相承，且思路更加清晰，他提出了他心目中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的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句话的基本精神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陈比喻二者的关系“若舟车之有两轮焉”。陈独秀研究者唐宝林认为，陈独秀这一行为“揭开了中国近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
文学革命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而蔡开风气之先的一个重要事迹，就是聘请当时已颇有声望的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对于蔡元培的邀请，陈独秀一开始没有答应，他认为自己没有在大学教过书，没有头衔，而且又正在主编《新青年》。蔡元培则对他说，杂志可以拿到学校来办，同时表示自己不搞论资排辈，只注重真才实学。陈独秀于是决定试着做三个月。
陈独秀到北大之后，就像一块磁石，以大学和《新青年》为阵营，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一校一刊”的局面，把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一个一个地吸引到身边。
1917年8月，在陈独秀的邀请下，胡适从美国回来出任北大文科教授。
1916年8月，陈独秀给胡適的信中写道，现在中国人的著述，最好多翻译，不太适合多创作：“日本人兴学四十余年，其国人自著之书尚不足观也。”并提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古国人耶？”1916年10月，胡适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开始讨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就是后来《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只是顺序有所区别，胡适认为“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对此二人，鲁迅曾有过评价，或许也可用以解释关于“文学革命”事情上二人的态度分歧：“《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教育革命
陈独秀的教育革命，十分重视“改造国民性”。唐宝林认为，陈独秀的教育革命观十分宽泛。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文学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等，都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1905年至1906年，陈独秀曾在徽州创办学堂并任教，进行教学改革。辛亥革命后，又担任过安徽高等教育学校的教务主任，再次推行改革，但步履维艰，被保守派及其煽动的学生们驱逐。据唐宝林在《陈独秀全传》中所引的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的回忆记载，当时陈与学生代表的对话如下：
学生：我们非达到目的不可。你答应么？——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
陈独秀：我决不答应。
学生：你竟不答应，有什么理由？
陈独秀：我不必对你们讲理由。
学生：那么，你太野蛮了。
陈独秀：我是野蛮，我已经野蛮多年了，难道你们还不知晓么？
而在北大，因为与蔡元培的思想相吻合，他的主张得到了更好的实现。在教育方法的改革上，他介绍了三条西洋先进教育法：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蔡元培在聘用陈独秀的时候，看了《新青年》前几期陈独秀对教育问题的讨论，认为他很适合作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一上任就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北大当作教育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试验场。
1917年11月，陈独秀多次约请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陶履恭、章士钊等人开会，讨论改变文科课程。在一年后的北大开学典礼上，陈独秀更深入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唯“研究学理”，“始与大学适合”。并且主张三种方法：一、注意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都不在中国的古书上，而外国的学术书籍用中文翻译出来的很少；二、废讲义，因为讲义不足以尽学理，而做学问依靠讲义，会导致学生在听课上面产生懒惰心理；三、多购买参考书。为了推动北大的编译工作，陈独秀还和胡适代表北大编译处办理加入“法文学社”手续，筹划法国名著的翻译事项。陈还支持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加入“新潮社”的北大学生，成为《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新青年”，在后来进入了学术界、政治界，如罗家伦、俞平伯、郭绍虞、叶圣陶、冯友兰等等。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举国震惊。援救陈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如安徽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他们说陈独秀“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提倡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刘师培也为其求情。
陈独秀也有封信因被捕而未及发表，信中写道：“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然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期。我想就是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久是保守革新两派对抗的世界，不过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进步罢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