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生存论史学——以皇朝生存论史学为中心、以正族—异族生存论史学和精英生存论史学为基本点的史学表现形态——的批判,为他建构现代中国生存论史学思想提供了历史的前提。正是在批判传统生存论史学的基础上,梁启超明确了生存论史学现代转化的方向,形成了以逆反性地置换传统生存论史学的历史描述、历史再现及历史阅读的主体为方式而实现"史界革命"的"新史学"方案。现代中国生存论史学形态的三种表现形式——民族生存论史学、国家生存论史学、国民生存论史学,——在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中第一次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新史学》发表以来的现代中国历史学,正是沿着梁启超建构的现代生存论史学思想的轨道并照着这三个环节演变的。今天,中国历史学家依然生活在"漫长的20世纪",即梁启超"新史学"时代,实践着梁启超的国民生存论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