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行业历史数据变迁，会相应引发中国的变化和跟随，并起着一定的“灯塔”作用；劳动力边缘化的美国经验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将更加趋弱。
　　非农就业人数一直是美国经济决策层看重的主要指标，但是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之间出现了不匹配，大多数人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引发了就业困难。
　　那么，还有必要沿用这个“过时”的指标吗？在很多人看来，至少这个指标不适用于分析企业投资。因为在企业和个股的分析上，劳动力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
　　货币产生的非生产性收入就是所谓的生产率，但生产率是很难衡量的，它是用来测量单位时间的产出。在现代经济学家把货币因素引入生产率后，其定义就不再适用。此外，外包等经济活动也无法得到解释。收入或支出也不能用来衡量生产率，而主要用作衡量利润。
　　以美国过去十多年的数据为例，随着劳动力因素对生产力的影响越来越小，行业的真实收入增长和私人收入贡献越来越脱节，其中最明显的是那些资本门槛较高的行业。
　　在2001年第一季度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近13年中，美国各行业国民收入扣除资本消耗后的数据表明，最近十几年对就业贡献最大的是休闲和餐饮及教育和健康。但是，这些都是消费型行业，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要扩大就业，就得继续扩大消费型行业的规模，消费性信贷等仍将起到关键作用。
　　当然，教育是未来提供良好劳动力资源的投资；但医疗保健对经济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休闲和餐饮和未来经济没有太多关系，更多是反映了当下的满足感。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四季度非农就业人数环比上涨3.2%。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一个企业用更少的人做相同的事情代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实际上，就业正越来越成为企业支出较小的组成部分，因为越来越多的产出不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等要素。
　　就上述数据来看，最明显的是矿业和农业：13年来，行业真实收入增加达100%以上，对私人收入的贡献却只有3%左右。与之对应的是，专业和商业服务以及教育服务等行业对私人收入贡献最大；同样，商业服务和教育、餐饮娱乐等行业对就业起到了明显的提振作用，而制造业和信息行业，由于外包等因素，使得其就业贡献下滑迅速。
　　现在的机器和电脑更耐用，需要较少的维护，以及越来越少的人工制造。这很可能意味着，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已经被自动化类型的制造业所取代。服务生产率的提高反而会导致劳动占生产份额的减少——进而导致总需求的下降。而资本相比劳动则优势更加明显。
　　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一定程度上会加大人力密集型企业的负担，但对于一般的科技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覆盖这些成本则轻而易举，这些企业才具有最好的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