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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宽众
北京中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1982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美国阿肯色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1985年至1993年期间，在国家农业部工作，任政策法规司立法处处长。
1995年，担任全球500强之一美国泰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Tyson Foods,Inc.)的中国律师。1999年，担任法国赛力事达公司(后被美国嘉吉公司并购)在华大型合资企业(2亿美元投资)的法律顾问与董事会秘书。
2005年，合伙创办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
高先生英文流利，参与过合资企业项目的可行性调查和商业谈判，起草过合资企业的合资意向书、合资合同、企业章程，协助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和增资，处理土地征用、农民索赔、政府关系、工程承包、进出口设备、技术转让、技术支持、环境保护、劳动合同、外籍员工报酬、就业、居留等方面的法律问题以及公司董事会文件制作和中外沟通等。
代理了数十起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瑞士、哥伦比亚的客户在北京、吉林和江苏等地法院和仲裁庭的诉讼和仲裁，涉及国际贸易、国内买卖纠纷、侵犯企业知识产权、中外合资、劳动纠纷、期货、环保、设备供应、房地产等。
从1984年起在《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未定稿》等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参加司法部组织的全国统编法学教材的撰写，1992年至1993年执笔中国首部《农业法》的起草、论证、说明。1993年至1998年，高律师应美国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邀请，三次作为客座教授为其法学院用英语讲授“中国法律导论”，1999年参加给中央政治局准备农村法律讲座的五人课题组。2004-2008年给ABB集团在华的多家合资公司进行合同法培训。
一
我母亲叫曹海珍，乳名“谷明儿”， 1936年11月26日生，今年76岁，随我弟弟在老家陕北农村生活。我们村叫寺沟河，在延安正南120多华里的甘泉县道镇乡。但村里通行的却不是甘泉当地的风俗和口音，而是500华里外的米脂风俗和口音，因为绝大部分人是从米脂逃荒来的。米脂就是出闯王李自成的那个地方。我家也是父亲这辈从米脂到甘泉的。村子不大，三十来户人，撒落在坐北朝南的黄土坡上。
母亲的老家在紧邻米脂的佳县，她们村叫小西沟，是乌镇（原名乌龙铺）下面的一个小村庄。佳县以诞生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东方红”民歌而闻名于世。我从小听着母亲的佳县口音长大，现在偶尔听到佳县感到非常亲切。2005年夏天，我和夫人从北京开车回陕北寻根，到了佳县，不禁为这里的贫瘠感到震惊：山大沟深，干旱少雨，满眼是光秃秃的黄土坡和黄土山，的确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
母亲说，她的爷爷叫曹太安（我的外曾祖父），人精明，还识字。乌镇遇“会”（集市），他清早在褡裢装点炒面，就到牲口市场给买卖双方“捏码子”，撮合生意，也就是掮客，有时忙活一天挣不到一分钱，但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好几块银元，这样逐渐积累起一些财富。
【百度词条解释：“捏码子”是在陕北地区一种贩卖骡子、驴、牛、羊时双方进行的一种谈价方式，一般为两个人将自己的衣服一角拉起，各一只手进行握手式的捏码，也就像打哑语一样，有一个额定的价格方式，什么样的指头代表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捏法代表什么样的出价，这个虽然是土方法，但是不愧为是一种保险的交易手段，用物品或衣物进行遮挡交易，一是进行了保密，不公开交易的价格。保护双方的隐私。二也是为了安全考虑，不让钱财金额进行外露的一点。所以虽然是土方式，但的确也是一种可以发扬赞许的方式。从一个捏码子的方式不仅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生存方式的适应和习惯，也体现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
我外祖父叫曹元成，外祖母叫李桂枝，我母亲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后来又生了我姨妈（曹海明）和我的三个舅舅（曹增顺、曹增新、曹增金）。母亲出生时，她爷爷用做掮客积累的资金，购买了100多亩土地，农忙时雇有几十个短工，算是一个小财主了，在佳县这样贫瘠的地方，到也过得算是安康。佳县是老解放区，土改早，外曾祖父明白了世道要变，没等分地，就主动把全部土地“献”给农会了，结果挨了几顿打，却没要命，定了个富农成分。
二
解放后，母亲念了一册书（小学半个学期），后来经媒人说和，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于1993年患直肠癌去世，我现在有时还梦见他。父亲的村子紧邻佳县，叫米脂县印斗乡峁疙瘩村。我爷爷随刘志丹闹红军，1935年在甘泉县被误杀（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所以我父亲从小没爹，家里一贫如洗，但凭着烈士子弟的身份，他竟然于1959年在宁夏银川市找到了工作，当了国营企业宁夏面粉厂的正式工人。
1960年，母亲领着两岁的我，千里迢迢从米脂赶到银川，与父亲团聚。然而命运多舛，全国的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全家的口粮几乎都给我吃了，大人天天挨饿，后来饿得实在受不了，母亲执意要带我回老家。但老家米脂是一个穷地方，土地贫瘠，干旱少雨，既没吃的，也没烧的。恰巧我大爷高克忠（我爷爷的胞兄）早已从米脂迁到了甘泉，即我家现在的寺沟河村。甘泉在延安以南，人少地多，土壤肥沃，降雨充沛，森林很多，是贫苦人活命的好地方，米脂人称其为“南老山”。这样，1961年，母亲一人带着我，从银川直奔甘泉，投靠我大爷家。
大爷很慷慨，接济了身无分文的侄媳和侄孙。但两张嘴长期在人家白吃白喝总不是个办法。大爷有个孙女叫“拦当”（我的叔伯妹妹），她妈妈的奶水不够。母亲说，她那时二十多岁，天天吃苦菜奶水都很旺，她就与大爷达成协议，给我断了奶，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给“拦当”喂奶。我那时三岁左右，天天嚷着要吃妈妈的奶。母亲就偷偷告诉我，让我每天傍晚在她下地回来的路边藏着。妈妈一过来，母子俩就藏到路边，先让我吃一会儿奶。奶水还要留给“拦当”妹妹，我每次都极不情愿地离开母亲的奶头。“拦当”妹妹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母亲常惦念她。
后来，我父亲辞职来与我们相聚，一家人白手起家，逐步在村里安顿下来。1962年，我弟弟出生了。 三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非常贫困。我们村一个壮汉劳动一天，工值也就是几角钱。不幸的是，我父亲在我六岁左右的时候（大约是1964年）得了结肠瘤，不得不到延安医院动了一次大手术。术后没钱，我姑夫领着他偷偷溜出医院回了家。此后，我父亲十几年不能干重活，家里上有老（我奶奶），下有小，家里、地里的重活就都压在母亲一人的肩上。
母亲文盲，革命道理懂得不多，但口齿伶俐，非常要强。她常说，人活得就是一个心劲。凭着这个心劲，她一个弱女子，家里做女人，地里做男人，硬把这个家撑起来了。秋天，生产队在离村七、八里远的山里分粮（未脱粒的玉米棒子），人家都是男人背棒子回家。母亲身高不到1.6米，把分给我们家的150多斤的棒子背起来，一路不敢歇脚，咬着牙一步一步摸黑挪回家，到家就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她说，棒子太沉，她如果一歇脚，她就再背不起来。
1967年“文革”正酣，城里武斗，政府瘫痪，村里赌博成风。母亲就上山开荒种私田。她抡着七八斤重的老镢头（音：“jue tou”，陕北刨地的一种农具,类似镐），一个人开了好几亩荒，秋天谷子糜子大丰收，全家人有吃的，牲口也有吃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民饿肚子，但我们兄弟俩从小到大没有挨过饿。米脂、佳县饥饿的亲戚们接二连三来我家蹭饭，母亲总是热情招待。村里人都说，这个女人太有苦了（陕北方言，吃苦耐劳之意）。
母亲非常聪明，手巧。陕北冬天寒冷，农民穿皮袄御寒。母亲自学成才，能缝很漂亮的皮袄，里子是羊皮，面子是棉布，还可以翻领和拆洗。1971年左右，北京农业大学（现名中国农业大学）迁到陕北，我家隔壁住了农大的家属于阿姨。于阿姨在北京就是好裁缝，我母亲主动跟人家交朋友，苦学裁缝本领，手艺突飞猛进，方圆十几里常有人找她缝衣服，做皮袄，我为妈妈感到特别骄傲。那时候，周围的很多小伙伴，特别是没娘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脏了吧唧，但我们兄弟俩从小到大都穿得整整齐齐，棉袄还是活面子，外面是干部服的四个兜，脏了还可以解下来洗。1973年我到县城上高中，城里的同学看我穿得这么洋气，还以为我是城里人呢。
四
母亲有了两个儿子，想要个女儿。1970年生了一个女儿，但没满月就夭折了。正好县城里的老赵家刚生了二女儿，要找奶妈。经亲友介绍，未满月的囡囡就到了我家，母亲就开始奶她，给她起名叫赵娃。养着养着，母亲亲上了身，完全视她如同己出，妹妹成了全家人的掌上明珠，无忧无虑地长到十几岁才回到县城生母家。
母亲时常惦念着妹妹。有一年冬天，她派我父亲到县城探望我妹妹。父亲回来对母亲说，孩子想要一件棉大衣，你有缝大衣的手艺，就给孩子缝一件吧。母亲想了想，说她缝得没有买的好看，立即把家里仅存的十几元钱交给父亲，让父亲在县城给妹妹买了一件时新的棉大衣。妹妹高兴的不得了。
妹妹忠诚老实，长大后非常孝敬母亲，母女俩感情很深，无话不谈。妹妹日子并不宽裕，但时常做了好吃的、拿了新衣新鞋去村里看望母亲，母亲有了病，她就带着到县城去诊治。这次我回乡，带着母亲到延安医院给她动手术，妹妹、妹夫成了主要的陪护人员。妹妹日夜照顾母亲，比亲生女儿都好。与母亲同一病房的病友告诉我：你妹妹照顾你母亲最精心。母亲说，她心疼赵娃没有白心疼。
五
我弟弟小我四岁，从小体弱，母亲为他操碎了心。他五岁那年，生产队的打谷场上烧了一大堆庄稼秸秆。火熄灭后，外面看不到火，也看不到烟，但灰烬内部仍然滚烫滚烫。弟弟淘气，挽起裤腿走进灰烬去玩，没等走到灰烬中心就烫的哇哇大叫，双腿烫的都是燎焦泡，无法走路。整整几个月，母亲把弟弟放在一个拿粪斗里（陕北农具，半米多长，十几公分深，上面敞口，用绳索绑缚在前胸，装满肥料，双手抓肥撒到地里），挎在身上，摇出摇进。每天用鸡蛋清熬焦（土药方），贴服弟弟的伤口，硬把弟弟的烫伤一点一点养好了。
大约1998年前后，弟弟来北京打工。母亲放心不下，来北京给弟弟买菜做饭，搬东搬西。2000年冬天，母亲回老家料理家务，我在长春工作，弟弟在北京的民房中不慎煤气中毒，我夫人叫救护车赶紧送他到北京朝阳医院抢救。弟弟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大脑受到严重损伤，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我母亲、姨妈都赶到北京，每天陪他到朝阳医院吸氧，一次70多元。大概吸了十多天后，弟弟病情仍无起色，医生说再吸也没用了。我就想放弃治疗。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坚持要让我弟弟继续吸氧。我只好听从母亲的意见，继续为弟弟进行无谓的吸氧。谁知老天开眼，吸到二十多天后，我弟弟的神志竟然恢复过来了，后来还在北京自己跑生意，卖书、卖菜，完全恢复了健康。
只有母亲，才能在如此绝望之中还锲而不舍治疗弟弟，没有母亲，弟弟真活不到今天。我头一次亲身体会到了母爱的伟大。我跟母亲开玩笑，说她偏心眼，就疼我弟弟。她语重心长地说：“贴羊要贴乏羊”（陕北方言：羊到冬季没有青草，需要补喂一些粮食饲料，叫“贴羊”，贴补之意。“乏羊”，羊群中病弱之羊）。别看她是文盲，说出来的话极有哲理。
2004年前后，弟弟决定回老家种地，母亲高高兴兴地随他回了老家。当时母亲身体还好，帮助弟弟种瓜种菜，养牛放羊，甚至给弟弟出主意，协调村里的关系，弟弟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母亲养的小白狗，它是三年前我家北边小沟里一户盲流人口遗弃的小狗，村里一些年轻人到处追着打它，想吃狗肉，后腿严重受伤。母亲把它救回来，汤汤水水喂活了它，7月5日母亲到北京我家，就是放心不下她的小白狗，几次打电话嘱咐我弟弟记着给它喂食、喝水、栓牢。
六
1978年，我在甘泉参加高考，被远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现名“西南政法大学”）录取。母亲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村里人问她，你怎么生了这么好一个儿子？她总是谦逊地说，这是老天爷赐我的。
我上大学期间，1980年我父亲的病又转移到了直肠，得了直肠癌。母亲担心影响我的学习，一直没有告诉我，她从亲友四处借钱，一个人把我父亲带到西安的医院治疗、动手术，苦战一个月，终于把我父亲救活了。家里没收入，我们兄弟和妹妹都在上学，经济非常困难。当时农村已经包产到户，母亲一个人把家里分的地都种上了。秋收以后，她把父亲安顿在家里，把责任田收获的玉米碾成玉米仁（玉米碴子），连同家里的扁豆运到延安，在山上租了一孔小窑洞，半夜起来就开始炖玉米仁饭（东北叫“大碴粥”），清早挑两桶就到车站、街道去卖，一碗两角。她炖的玉米仁饭原料新鲜，还有扁豆，老百姓喜欢，卖得很快，两三个月竟然赚了二、三百元，一举还清了给我父亲看病的债务。 大学毕业前我回了一趟家，母亲把她还债后剩余的钱拿给我看，都是皱皱巴巴、脏里吧唧的两角、五角的毛毛钱。我研究生毕业工作后，开始给家里寄钱，从前几年开始，给母亲寄的生活费也提高了。母亲穷怕了，说她就喜欢数一沓一沓的新钱。
我在北京工作，很想她，每月给她打电话聊天。她每次都舍不得放下话筒，跟我有说不完的话。她说知道我出差多，每次从电视上看到飞机出事就睡不好，很担心我坐飞机的安全。我很享受与母亲聊天，但每次她都提醒我该放电话了，怕长途电话太花钱。母亲勤劳了一辈子，非常鄙视村里那些好吃懒做的人，我和她常常在电话里谴责这些懒鬼。有了母亲，村里和亲友们的信息及时得到更新，我看到了一幅生动的陕北农村的生活景象。
但从去年开始，母亲的耳朵开始聋了，我给她打电话，时而还可以聊天，时而她什么也听不清，身体也不好了。我有点着急，更加牵挂，与夫人一合计，决定今年提前回去看母亲，带她到延安检查一下身体，再给她配个耳机。
家有老母（下）
七
现在北京到延安的交通非常方便。首都机场和南苑机场有不少直飞延安的航班，天天都有，而且打折很多，往返不到1,000元。此外，北京到延安的火车每天有几趟快车，睡一晚上即到。2012年6月16日（星期六）下午，我和夫人（她也是甘泉人）从南苑机场上飞机，1个小时就到了延安。内弟接我们先到他家，看望了岳父岳母，当天傍晚我就回到寺沟河村的家。
母亲很高兴。我姨妈也专程从山西阳泉赶来看望我母亲，我们聊天聊到深夜，她们先睡了。我辗转反侧，无论如何睡不着，天还麻麻亮，我悄悄从炕上爬起来，一个人到村子里转悠。上午，弟弟陪我上山，给我奶奶和父亲上坟。
中午，妹妹从县城提了一锅炖好的羊肉，全家人个个吃的满头大汗。下午，我和姨妈带着母亲去延安，我夫人和她表兄、表嫂已在延安恭候。延安医院原来叫“延安地区医院”，现改名为“延安大学附属医院”（Yan’an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spital），是陕北地区最好的医院。表兄马安柱在延安医院肿瘤科做过多年的主任，是当地非常优秀的医生。
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6月17日，星期一），表兄和表嫂就帮助我们在延安医院给母亲进行各种检查，抽血，CT，B超，大小便检查等等，结果一切正常，我们都非常高兴。我借了表兄女儿的车，打算开车带着我母亲、姨妈去延长县看望我三舅，给我外祖父母上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第三天（6月18日，星期二）进行完最后一项检查“肠镜”后，大夫告诉我，你母亲的直肠有一很大的肿块，极可能是肿瘤，需要手术。我好像挨了一记闷棍，大脑一片空白，开始还能控制住自己，后来实在控制不住了，自己跑到厕所嚎啕大哭了一场，但回到母亲跟前，还强装笑脸和轻松，不想让我的情绪影响她。我爱母亲，实在舍不得她离开。
我们没敢把真实病情告诉母亲，担心她拒绝手术。姨妈小母亲好几岁，几十年来两人情同手足，感情非常好。姨妈出面劝说母亲，她最后同意接受手术。表兄立即帮我们联系了最好的主刀大夫，决定6月23日（星期六）进行手术。
母亲老了，耳聋眼花，两手空空。我第一次体会到，人老了是多么的无助，多么需要子女的关怀。她的命运完全交给我来掌握：从术前检查、手术方案、风险告知、术后护理、继续治疗等等，都由我一人决定。弟弟非常着急，放下他的牛群几次深更半夜赶到医院看望母亲，还把他省吃俭用存下的钱给我带来。
母亲很聪明，她从大家的言谈举止和准备手术的阵势，悟出这将是对她的一次生死考验。她苦了一辈子，现在儿女成人，社会繁荣，天天就像过年一样，她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她悄悄告诉我姨妈：“我不想死”。她说，动手术的前一晚，他梦见我父亲、我姥姥，我父亲领她到了一个凉凉快快、干干净净的地方聊天。
6月23日，星期六，上午8点，我姨妈、二舅、二妗子、妹妹、妹夫一大群亲属目送母亲进了手术室。10点多，手术室的病人一个一个都被推出来，但仍然没有我母亲的消息，大家的心都提起来了。11点多，手术室护士喊我的名字，我赶紧进去，主刀大夫白铁成先生全身穿着淡蓝色的手术服，带着大口罩，手里托个盘子，指着盘子里的肿块，告诉我这就是从我母亲直肠里切除的肿瘤，手术成功。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12点后，大夫把母亲推出来了，她麻醉还未过去，处于昏迷状态。
我姨妈、二妗子、妹妹和我开始不停在母亲耳旁呼唤她，防止她术后意外。二妗子是延安北边子长县人，操一口子长话“大姐”“大姐”地不停地呼唤，下午3点多把母亲终于醒过来了。我没有任何手术的经历，也从没有陪护过任何手术病人。母亲术后头一天晚上，满身插满各种管子，床头摆满心脏、脉搏各种监视仪器，我想让妹妹和妹夫值班。妹妹有经验，她说那哪儿行，术后第一天晚上最危险，你们做儿子的必须值班，有事好决定。结果前半夜妹夫值班，后半夜我值班，困得实在不行，我就在病房的铁皮椅子上迷糊了一会儿，结果着了凉，第二天上午，嗓子红肿，无法言语。过了一会儿，值班医生找我，说需要给我母亲输血，但医院血源紧张，需要亲属先献血。当孝子难啊！
母亲生命极其顽强，在我们苦战三天后，她竟然可以下地走路了。她拉着我的手说：“儿啊，你我养你的恩情还清了。”我顿时泪流满面。我说“妈，别说傻话。我欠您的养育之恩永远还不清。”妹妹、妹夫、姨妈、二舅、二妗子、二舅的大女儿和叔伯弟弟、我内弟的儿子，大家轮流值班，终于让母亲出院了。妹妹帮助母亲上了农村医疗保险，母亲的医疗费竟报销了近1.5万元。我的“发小”学礼、明子、顾华、六娃、长荣专程从甘泉赶来看望母亲，很多亲朋好友来看望。母亲感到很温暖。
养老。7月5日（星期四）下午，我的本家小爷高随平开车把我和母亲送到延安机场，我们一个小时就飞到北京南苑机场。到北京后，我们找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国目前最好的肿瘤医院）内外科、放射科主任医生给母亲继续检查治疗，又是抽血，还做了增强CT等等，最后，大夫们的结论一致：手术成功，肿瘤，无需化疗或放疗，回家好好休养即可。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来了，晚上到家，喝了一个酩酊大醉。 我夫人（陕北叫“婆姨”）也手巧，孝顺，每天变着花样给母亲做好吃的，母亲顿顿吃得很香，还给母亲配了双耳的助听器（耳机）。母亲闲不住，天天清早起来，把我们院子里的荒草拨了个精光，还与儿媳种了几畦秋菜，生活得很愉快。
过了一个月，母亲说她病好了，想回家。她想念我弟弟、妹妹，想念她的小狗、小猫，更想念她在农村家里自由自在的生活。立秋那天（8月7日），姨妈从阳泉来北京看望母亲。8月11日，母亲随姨妈和表妹夫到阳泉玩去了。前天，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和我姨妈有聊不完的天，我表妹一家非常热情，不知不觉就过去半个月了，过几天，表妹送她直接回延安，她要回家了。唉，这个不听话的让我牵肠挂肚的老妈！
家有老母，我们肩上承担了一种责任，家有老母，我们在感情上得到一种享受。这种责任和享受无法用言语表达，无法用金钱衡量。
愿天下母亲安康！
（2012年9月1日星期六完稿于北京昌平家中）
【部分网友评论】
富泉登山：
老五写的很用心、也写的很真实。既表达出了一片孝心，也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真的不错！
我也一直想写一点类似的文章，但没有老五的功力好，还是不如学文的厉害啊！
写得很好，是老五真情的流露，对家乡的怀念，看后很受感动，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向母亲致敬！
看了老五的博客，又想起以下词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养育我们不容易，孝敬他们是我们应尽责任。
新浪网友1：
母子情深！人要到了一定年龄才有这样的感触，才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实际上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都很辛苦很穷，为了我们他们付出很多。应该报答他们时，我的爸爸却比老五爸爸还去世得早，1987年4月5日就去世了，现在只有梦中想见。
从文章中了解了老五童年-青年-成年及母亲的身世，不易呀！
我们真的要惜福，要把握好时机孝敬自己的父母。
从不在博评出现的老二，终于出现了哈！
新浪网友2：
读着老五的博文，从真实中受感动，从平凡中见真情。母爱是伟大的，孝心是无价的。子女对父母的“孝”，无论什么方式，是丰厚还是微薄，只要对父母献上一份孝心，这种情感都是无比珍贵和美好的。
平静心情：
写的很感人，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养育儿女，请好好的孝敬母亲。
今年8月1-5日回延安了，很可惜时间有限，没有去甘泉和道镇。2009年去过，但寻找不到昔日的足迹，很失落，断了再去的念想。
北京中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1982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美国阿肯色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1985年至1993年期间，在国家农业部工作，任政策法规司立法处处长。
1995年，担任全球500强之一美国泰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Tyson Foods,Inc.)的中国律师。1999年，担任法国赛力事达公司(后被美国嘉吉公司并购)在华大型合资企业(2亿美元投资)的法律顾问与董事会秘书。
2005年，合伙创办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
高先生英文流利，参与过合资企业项目的可行性调查和商业谈判，起草过合资企业的合资意向书、合资合同、企业章程，协助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和增资，处理土地征用、农民索赔、政府关系、工程承包、进出口设备、技术转让、技术支持、环境保护、劳动合同、外籍员工报酬、就业、居留等方面的法律问题以及公司董事会文件制作和中外沟通等。
代理了数十起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瑞士、哥伦比亚的客户在北京、吉林和江苏等地法院和仲裁庭的诉讼和仲裁，涉及国际贸易、国内买卖纠纷、侵犯企业知识产权、中外合资、劳动纠纷、期货、环保、设备供应、房地产等。
从1984年起在《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未定稿》等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参加司法部组织的全国统编法学教材的撰写，1992年至1993年执笔中国首部《农业法》的起草、论证、说明。1993年至1998年，高律师应美国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邀请，三次作为客座教授为其法学院用英语讲授“中国法律导论”，1999年参加给中央政治局准备农村法律讲座的五人课题组。2004-2008年给ABB集团在华的多家合资公司进行合同法培训。
一
我母亲叫曹海珍，乳名“谷明儿”， 1936年11月26日生，今年76岁，随我弟弟在老家陕北农村生活。我们村叫寺沟河，在延安正南120多华里的甘泉县道镇乡。但村里通行的却不是甘泉当地的风俗和口音，而是500华里外的米脂风俗和口音，因为绝大部分人是从米脂逃荒来的。米脂就是出闯王李自成的那个地方。我家也是父亲这辈从米脂到甘泉的。村子不大，三十来户人，撒落在坐北朝南的黄土坡上。
母亲的老家在紧邻米脂的佳县，她们村叫小西沟，是乌镇（原名乌龙铺）下面的一个小村庄。佳县以诞生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东方红”民歌而闻名于世。我从小听着母亲的佳县口音长大，现在偶尔听到佳县感到非常亲切。2005年夏天，我和夫人从北京开车回陕北寻根，到了佳县，不禁为这里的贫瘠感到震惊：山大沟深，干旱少雨，满眼是光秃秃的黄土坡和黄土山，的确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
母亲说，她的爷爷叫曹太安（我的外曾祖父），人精明，还识字。乌镇遇“会”（集市），他清早在褡裢装点炒面，就到牲口市场给买卖双方“捏码子”，撮合生意，也就是掮客，有时忙活一天挣不到一分钱，但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好几块银元，这样逐渐积累起一些财富。
【百度词条解释：“捏码子”是在陕北地区一种贩卖骡子、驴、牛、羊时双方进行的一种谈价方式，一般为两个人将自己的衣服一角拉起，各一只手进行握手式的捏码，也就像打哑语一样，有一个额定的价格方式，什么样的指头代表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捏法代表什么样的出价，这个虽然是土方法，但是不愧为是一种保险的交易手段，用物品或衣物进行遮挡交易，一是进行了保密，不公开交易的价格。保护双方的隐私。二也是为了安全考虑，不让钱财金额进行外露的一点。所以虽然是土方式，但的确也是一种可以发扬赞许的方式。从一个捏码子的方式不仅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生存方式的适应和习惯，也体现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
我外祖父叫曹元成，外祖母叫李桂枝，我母亲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后来又生了我姨妈（曹海明）和我的三个舅舅（曹增顺、曹增新、曹增金）。母亲出生时，她爷爷用做掮客积累的资金，购买了100多亩土地，农忙时雇有几十个短工，算是一个小财主了，在佳县这样贫瘠的地方，到也过得算是安康。佳县是老解放区，土改早，外曾祖父明白了世道要变，没等分地，就主动把全部土地“献”给农会了，结果挨了几顿打，却没要命，定了个富农成分。
二
解放后，母亲念了一册书（小学半个学期），后来经媒人说和，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于1993年患直肠癌去世，我现在有时还梦见他。父亲的村子紧邻佳县，叫米脂县印斗乡峁疙瘩村。我爷爷随刘志丹闹红军，1935年在甘泉县被误杀（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所以我父亲从小没爹，家里一贫如洗，但凭着烈士子弟的身份，他竟然于1959年在宁夏银川市找到了工作，当了国营企业宁夏面粉厂的正式工人。
1960年，母亲领着两岁的我，千里迢迢从米脂赶到银川，与父亲团聚。然而命运多舛，全国的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全家的口粮几乎都给我吃了，大人天天挨饿，后来饿得实在受不了，母亲执意要带我回老家。但老家米脂是一个穷地方，土地贫瘠，干旱少雨，既没吃的，也没烧的。恰巧我大爷高克忠（我爷爷的胞兄）早已从米脂迁到了甘泉，即我家现在的寺沟河村。甘泉在延安以南，人少地多，土壤肥沃，降雨充沛，森林很多，是贫苦人活命的好地方，米脂人称其为“南老山”。这样，1961年，母亲一人带着我，从银川直奔甘泉，投靠我大爷家。
大爷很慷慨，接济了身无分文的侄媳和侄孙。但两张嘴长期在人家白吃白喝总不是个办法。大爷有个孙女叫“拦当”（我的叔伯妹妹），她妈妈的奶水不够。母亲说，她那时二十多岁，天天吃苦菜奶水都很旺，她就与大爷达成协议，给我断了奶，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给“拦当”喂奶。我那时三岁左右，天天嚷着要吃妈妈的奶。母亲就偷偷告诉我，让我每天傍晚在她下地回来的路边藏着。妈妈一过来，母子俩就藏到路边，先让我吃一会儿奶。奶水还要留给“拦当”妹妹，我每次都极不情愿地离开母亲的奶头。“拦当”妹妹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母亲常惦念她。
后来，我父亲辞职来与我们相聚，一家人白手起家，逐步在村里安顿下来。1962年，我弟弟出生了。 三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非常贫困。我们村一个壮汉劳动一天，工值也就是几角钱。不幸的是，我父亲在我六岁左右的时候（大约是1964年）得了结肠瘤，不得不到延安医院动了一次大手术。术后没钱，我姑夫领着他偷偷溜出医院回了家。此后，我父亲十几年不能干重活，家里上有老（我奶奶），下有小，家里、地里的重活就都压在母亲一人的肩上。
母亲文盲，革命道理懂得不多，但口齿伶俐，非常要强。她常说，人活得就是一个心劲。凭着这个心劲，她一个弱女子，家里做女人，地里做男人，硬把这个家撑起来了。秋天，生产队在离村七、八里远的山里分粮（未脱粒的玉米棒子），人家都是男人背棒子回家。母亲身高不到1.6米，把分给我们家的150多斤的棒子背起来，一路不敢歇脚，咬着牙一步一步摸黑挪回家，到家就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她说，棒子太沉，她如果一歇脚，她就再背不起来。
1967年“文革”正酣，城里武斗，政府瘫痪，村里赌博成风。母亲就上山开荒种私田。她抡着七八斤重的老镢头（音：“jue tou”，陕北刨地的一种农具,类似镐），一个人开了好几亩荒，秋天谷子糜子大丰收，全家人有吃的，牲口也有吃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民饿肚子，但我们兄弟俩从小到大没有挨过饿。米脂、佳县饥饿的亲戚们接二连三来我家蹭饭，母亲总是热情招待。村里人都说，这个女人太有苦了（陕北方言，吃苦耐劳之意）。
母亲非常聪明，手巧。陕北冬天寒冷，农民穿皮袄御寒。母亲自学成才，能缝很漂亮的皮袄，里子是羊皮，面子是棉布，还可以翻领和拆洗。1971年左右，北京农业大学（现名中国农业大学）迁到陕北，我家隔壁住了农大的家属于阿姨。于阿姨在北京就是好裁缝，我母亲主动跟人家交朋友，苦学裁缝本领，手艺突飞猛进，方圆十几里常有人找她缝衣服，做皮袄，我为妈妈感到特别骄傲。那时候，周围的很多小伙伴，特别是没娘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脏了吧唧，但我们兄弟俩从小到大都穿得整整齐齐，棉袄还是活面子，外面是干部服的四个兜，脏了还可以解下来洗。1973年我到县城上高中，城里的同学看我穿得这么洋气，还以为我是城里人呢。
四
母亲有了两个儿子，想要个女儿。1970年生了一个女儿，但没满月就夭折了。正好县城里的老赵家刚生了二女儿，要找奶妈。经亲友介绍，未满月的囡囡就到了我家，母亲就开始奶她，给她起名叫赵娃。养着养着，母亲亲上了身，完全视她如同己出，妹妹成了全家人的掌上明珠，无忧无虑地长到十几岁才回到县城生母家。
母亲时常惦念着妹妹。有一年冬天，她派我父亲到县城探望我妹妹。父亲回来对母亲说，孩子想要一件棉大衣，你有缝大衣的手艺，就给孩子缝一件吧。母亲想了想，说她缝得没有买的好看，立即把家里仅存的十几元钱交给父亲，让父亲在县城给妹妹买了一件时新的棉大衣。妹妹高兴的不得了。
妹妹忠诚老实，长大后非常孝敬母亲，母女俩感情很深，无话不谈。妹妹日子并不宽裕，但时常做了好吃的、拿了新衣新鞋去村里看望母亲，母亲有了病，她就带着到县城去诊治。这次我回乡，带着母亲到延安医院给她动手术，妹妹、妹夫成了主要的陪护人员。妹妹日夜照顾母亲，比亲生女儿都好。与母亲同一病房的病友告诉我：你妹妹照顾你母亲最精心。母亲说，她心疼赵娃没有白心疼。
五
我弟弟小我四岁，从小体弱，母亲为他操碎了心。他五岁那年，生产队的打谷场上烧了一大堆庄稼秸秆。火熄灭后，外面看不到火，也看不到烟，但灰烬内部仍然滚烫滚烫。弟弟淘气，挽起裤腿走进灰烬去玩，没等走到灰烬中心就烫的哇哇大叫，双腿烫的都是燎焦泡，无法走路。整整几个月，母亲把弟弟放在一个拿粪斗里（陕北农具，半米多长，十几公分深，上面敞口，用绳索绑缚在前胸，装满肥料，双手抓肥撒到地里），挎在身上，摇出摇进。每天用鸡蛋清熬焦（土药方），贴服弟弟的伤口，硬把弟弟的烫伤一点一点养好了。
大约1998年前后，弟弟来北京打工。母亲放心不下，来北京给弟弟买菜做饭，搬东搬西。2000年冬天，母亲回老家料理家务，我在长春工作，弟弟在北京的民房中不慎煤气中毒，我夫人叫救护车赶紧送他到北京朝阳医院抢救。弟弟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大脑受到严重损伤，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我母亲、姨妈都赶到北京，每天陪他到朝阳医院吸氧，一次70多元。大概吸了十多天后，弟弟病情仍无起色，医生说再吸也没用了。我就想放弃治疗。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坚持要让我弟弟继续吸氧。我只好听从母亲的意见，继续为弟弟进行无谓的吸氧。谁知老天开眼，吸到二十多天后，我弟弟的神志竟然恢复过来了，后来还在北京自己跑生意，卖书、卖菜，完全恢复了健康。
只有母亲，才能在如此绝望之中还锲而不舍治疗弟弟，没有母亲，弟弟真活不到今天。我头一次亲身体会到了母爱的伟大。我跟母亲开玩笑，说她偏心眼，就疼我弟弟。她语重心长地说：“贴羊要贴乏羊”（陕北方言：羊到冬季没有青草，需要补喂一些粮食饲料，叫“贴羊”，贴补之意。“乏羊”，羊群中病弱之羊）。别看她是文盲，说出来的话极有哲理。
2004年前后，弟弟决定回老家种地，母亲高高兴兴地随他回了老家。当时母亲身体还好，帮助弟弟种瓜种菜，养牛放羊，甚至给弟弟出主意，协调村里的关系，弟弟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母亲养的小白狗，它是三年前我家北边小沟里一户盲流人口遗弃的小狗，村里一些年轻人到处追着打它，想吃狗肉，后腿严重受伤。母亲把它救回来，汤汤水水喂活了它，7月5日母亲到北京我家，就是放心不下她的小白狗，几次打电话嘱咐我弟弟记着给它喂食、喝水、栓牢。
六
1978年，我在甘泉参加高考，被远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现名“西南政法大学”）录取。母亲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村里人问她，你怎么生了这么好一个儿子？她总是谦逊地说，这是老天爷赐我的。
我上大学期间，1980年我父亲的病又转移到了直肠，得了直肠癌。母亲担心影响我的学习，一直没有告诉我，她从亲友四处借钱，一个人把我父亲带到西安的医院治疗、动手术，苦战一个月，终于把我父亲救活了。家里没收入，我们兄弟和妹妹都在上学，经济非常困难。当时农村已经包产到户，母亲一个人把家里分的地都种上了。秋收以后，她把父亲安顿在家里，把责任田收获的玉米碾成玉米仁（玉米碴子），连同家里的扁豆运到延安，在山上租了一孔小窑洞，半夜起来就开始炖玉米仁饭（东北叫“大碴粥”），清早挑两桶就到车站、街道去卖，一碗两角。她炖的玉米仁饭原料新鲜，还有扁豆，老百姓喜欢，卖得很快，两三个月竟然赚了二、三百元，一举还清了给我父亲看病的债务。 大学毕业前我回了一趟家，母亲把她还债后剩余的钱拿给我看，都是皱皱巴巴、脏里吧唧的两角、五角的毛毛钱。我研究生毕业工作后，开始给家里寄钱，从前几年开始，给母亲寄的生活费也提高了。母亲穷怕了，说她就喜欢数一沓一沓的新钱。
我在北京工作，很想她，每月给她打电话聊天。她每次都舍不得放下话筒，跟我有说不完的话。她说知道我出差多，每次从电视上看到飞机出事就睡不好，很担心我坐飞机的安全。我很享受与母亲聊天，但每次她都提醒我该放电话了，怕长途电话太花钱。母亲勤劳了一辈子，非常鄙视村里那些好吃懒做的人，我和她常常在电话里谴责这些懒鬼。有了母亲，村里和亲友们的信息及时得到更新，我看到了一幅生动的陕北农村的生活景象。
但从去年开始，母亲的耳朵开始聋了，我给她打电话，时而还可以聊天，时而她什么也听不清，身体也不好了。我有点着急，更加牵挂，与夫人一合计，决定今年提前回去看母亲，带她到延安检查一下身体，再给她配个耳机。
家有老母（下）
七
现在北京到延安的交通非常方便。首都机场和南苑机场有不少直飞延安的航班，天天都有，而且打折很多，往返不到1,000元。此外，北京到延安的火车每天有几趟快车，睡一晚上即到。2012年6月16日（星期六）下午，我和夫人（她也是甘泉人）从南苑机场上飞机，1个小时就到了延安。内弟接我们先到他家，看望了岳父岳母，当天傍晚我就回到寺沟河村的家。
母亲很高兴。我姨妈也专程从山西阳泉赶来看望我母亲，我们聊天聊到深夜，她们先睡了。我辗转反侧，无论如何睡不着，天还麻麻亮，我悄悄从炕上爬起来，一个人到村子里转悠。上午，弟弟陪我上山，给我奶奶和父亲上坟。
中午，妹妹从县城提了一锅炖好的羊肉，全家人个个吃的满头大汗。下午，我和姨妈带着母亲去延安，我夫人和她表兄、表嫂已在延安恭候。延安医院原来叫“延安地区医院”，现改名为“延安大学附属医院”（Yan’an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spital），是陕北地区最好的医院。表兄马安柱在延安医院肿瘤科做过多年的主任，是当地非常优秀的医生。
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6月17日，星期一），表兄和表嫂就帮助我们在延安医院给母亲进行各种检查，抽血，CT，B超，大小便检查等等，结果一切正常，我们都非常高兴。我借了表兄女儿的车，打算开车带着我母亲、姨妈去延长县看望我三舅，给我外祖父母上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第三天（6月18日，星期二）进行完最后一项检查“肠镜”后，大夫告诉我，你母亲的直肠有一很大的肿块，极可能是肿瘤，需要手术。我好像挨了一记闷棍，大脑一片空白，开始还能控制住自己，后来实在控制不住了，自己跑到厕所嚎啕大哭了一场，但回到母亲跟前，还强装笑脸和轻松，不想让我的情绪影响她。我爱母亲，实在舍不得她离开。
我们没敢把真实病情告诉母亲，担心她拒绝手术。姨妈小母亲好几岁，几十年来两人情同手足，感情非常好。姨妈出面劝说母亲，她最后同意接受手术。表兄立即帮我们联系了最好的主刀大夫，决定6月23日（星期六）进行手术。
母亲老了，耳聋眼花，两手空空。我第一次体会到，人老了是多么的无助，多么需要子女的关怀。她的命运完全交给我来掌握：从术前检查、手术方案、风险告知、术后护理、继续治疗等等，都由我一人决定。弟弟非常着急，放下他的牛群几次深更半夜赶到医院看望母亲，还把他省吃俭用存下的钱给我带来。
母亲很聪明，她从大家的言谈举止和准备手术的阵势，悟出这将是对她的一次生死考验。她苦了一辈子，现在儿女成人，社会繁荣，天天就像过年一样，她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她悄悄告诉我姨妈：“我不想死”。她说，动手术的前一晚，他梦见我父亲、我姥姥，我父亲领她到了一个凉凉快快、干干净净的地方聊天。
6月23日，星期六，上午8点，我姨妈、二舅、二妗子、妹妹、妹夫一大群亲属目送母亲进了手术室。10点多，手术室的病人一个一个都被推出来，但仍然没有我母亲的消息，大家的心都提起来了。11点多，手术室护士喊我的名字，我赶紧进去，主刀大夫白铁成先生全身穿着淡蓝色的手术服，带着大口罩，手里托个盘子，指着盘子里的肿块，告诉我这就是从我母亲直肠里切除的肿瘤，手术成功。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12点后，大夫把母亲推出来了，她麻醉还未过去，处于昏迷状态。
我姨妈、二妗子、妹妹和我开始不停在母亲耳旁呼唤她，防止她术后意外。二妗子是延安北边子长县人，操一口子长话“大姐”“大姐”地不停地呼唤，下午3点多把母亲终于醒过来了。我没有任何手术的经历，也从没有陪护过任何手术病人。母亲术后头一天晚上，满身插满各种管子，床头摆满心脏、脉搏各种监视仪器，我想让妹妹和妹夫值班。妹妹有经验，她说那哪儿行，术后第一天晚上最危险，你们做儿子的必须值班，有事好决定。结果前半夜妹夫值班，后半夜我值班，困得实在不行，我就在病房的铁皮椅子上迷糊了一会儿，结果着了凉，第二天上午，嗓子红肿，无法言语。过了一会儿，值班医生找我，说需要给我母亲输血，但医院血源紧张，需要亲属先献血。当孝子难啊！
母亲生命极其顽强，在我们苦战三天后，她竟然可以下地走路了。她拉着我的手说：“儿啊，你我养你的恩情还清了。”我顿时泪流满面。我说“妈，别说傻话。我欠您的养育之恩永远还不清。”妹妹、妹夫、姨妈、二舅、二妗子、二舅的大女儿和叔伯弟弟、我内弟的儿子，大家轮流值班，终于让母亲出院了。妹妹帮助母亲上了农村医疗保险，母亲的医疗费竟报销了近1.5万元。我的“发小”学礼、明子、顾华、六娃、长荣专程从甘泉赶来看望母亲，很多亲朋好友来看望。母亲感到很温暖。
养老。7月5日（星期四）下午，我的本家小爷高随平开车把我和母亲送到延安机场，我们一个小时就飞到北京南苑机场。到北京后，我们找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国目前最好的肿瘤医院）内外科、放射科主任医生给母亲继续检查治疗，又是抽血，还做了增强CT等等，最后，大夫们的结论一致：手术成功，肿瘤，无需化疗或放疗，回家好好休养即可。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来了，晚上到家，喝了一个酩酊大醉。 我夫人（陕北叫“婆姨”）也手巧，孝顺，每天变着花样给母亲做好吃的，母亲顿顿吃得很香，还给母亲配了双耳的助听器（耳机）。母亲闲不住，天天清早起来，把我们院子里的荒草拨了个精光，还与儿媳种了几畦秋菜，生活得很愉快。
过了一个月，母亲说她病好了，想回家。她想念我弟弟、妹妹，想念她的小狗、小猫，更想念她在农村家里自由自在的生活。立秋那天（8月7日），姨妈从阳泉来北京看望母亲。8月11日，母亲随姨妈和表妹夫到阳泉玩去了。前天，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和我姨妈有聊不完的天，我表妹一家非常热情，不知不觉就过去半个月了，过几天，表妹送她直接回延安，她要回家了。唉，这个不听话的让我牵肠挂肚的老妈！
家有老母，我们肩上承担了一种责任，家有老母，我们在感情上得到一种享受。这种责任和享受无法用言语表达，无法用金钱衡量。
愿天下母亲安康！
（2012年9月1日星期六完稿于北京昌平家中）
【部分网友评论】
富泉登山：
老五写的很用心、也写的很真实。既表达出了一片孝心，也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真的不错！
我也一直想写一点类似的文章，但没有老五的功力好，还是不如学文的厉害啊！
写得很好，是老五真情的流露，对家乡的怀念，看后很受感动，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向母亲致敬！
看了老五的博客，又想起以下词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养育我们不容易，孝敬他们是我们应尽责任。
新浪网友1：
母子情深！人要到了一定年龄才有这样的感触，才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实际上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都很辛苦很穷，为了我们他们付出很多。应该报答他们时，我的爸爸却比老五爸爸还去世得早，1987年4月5日就去世了，现在只有梦中想见。
从文章中了解了老五童年-青年-成年及母亲的身世，不易呀！
我们真的要惜福，要把握好时机孝敬自己的父母。
从不在博评出现的老二，终于出现了哈！
新浪网友2：
读着老五的博文，从真实中受感动，从平凡中见真情。母爱是伟大的，孝心是无价的。子女对父母的“孝”，无论什么方式，是丰厚还是微薄，只要对父母献上一份孝心，这种情感都是无比珍贵和美好的。
平静心情：
写的很感人，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养育儿女，请好好的孝敬母亲。
今年8月1-5日回延安了，很可惜时间有限，没有去甘泉和道镇。2009年去过，但寻找不到昔日的足迹，很失落，断了再去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