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30日，国学大师钱穆去世。他9岁入私塾，13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1913年后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等大学教授，1992年归葬苏州。从一个中学堂辍学生到大学教授，钱穆的人生充满传奇。
　　钱穆9岁可背诵《三国演义》。某天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
　　被人誉为神童后，钱穆也沾沾自喜。第二日，他随父亲出门，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问他：“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识。父亲又问：“桥字何旁？”答：“木旁。”父亲再问：“用母字易马字旁，是什么字？”答：“是‘骄’”。父亲接着说：“‘骄’字何义，知道吗？”钱穆点头道：“知。”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钱穆从此铭记在心：读书时绝对不能有骄傲的情绪。
　　1930年，因顾颉刚鼎力相荐，钱穆北上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燕大校长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地召开校务会议，讨论钱穆的意见，最终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均采用中国名称。
　　1931年，钱穆到北大讲先秦史。在北大，钱穆与胡适的课最为叫座；胡适欣赏钱穆，钱穆敬仰胡适，但学术上的争论在所难免。当时学界的一大热点是老子生年问题，胡适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后于孔子。据说，有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
　　1949年6月，钱穆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入港后，看到许多从大陆来香港的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心有感触。于是萌发了在港创办学校，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的念头。因人少力薄，钱穆又邀请同来香港的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和香港《民主评论》主编张丕介两人共谋其事，最终促成了新亚书院的创办。
　　钱穆妻子钱胡美琦回忆说，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宾四十分担忧将来大陆中小学文史教师要后继无人了。他那时已辞职隐居在家，全力在准备写《朱子新学案》。他日夜在那长廊上走来走去，一语不发，这样维持了一两个月。他说他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挽救这一危机？”他要编一部《人人自修国文课本》。《朱子新学案》完成后，一再想重拾此计划，困于经费，无法展开工作。
　　1967年，钱穆与夫人钱胡美琦迁居台北。次年，素书楼落成，钱穆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余年最沉静的时光。在这里，他曾写下“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的诗句。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