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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化的另一面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务实、重理性。《论语》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证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鬼神信仰、奇迹传说等神秘文化现象销声匿跡。山东既是孔孟的故乡，也是阴阳家（代表人物为齐人邹衍）的发源地。而鬼神信仰作为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的影响深远，显然比儒家文化更加源远流长。再看《水浒传》讲梁山好汉故事，开篇“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就颇有“鬼气”;《聊斋志异》俗名《鬼狐传》，主要内容是谈狐说鬼，以状世情，“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1]也都体现出山东古典文学中神秘文化思潮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到了当代，莫言不止一次谈到《聊斋志异》对他的深刻影响，为谱写山东神秘文化的新篇章推波助澜：
我的故乡离蒲松龄的故乡三百里，我们那儿妖魔鬼怪的故事也特别发达。许多故事与《聊斋》中的故事大同小异。我不知道是人们先看了《聊斋》后讲故事，还是先有了这些故事而后有《聊斋》。我宁愿先有了鬼怪妖狐而后有《聊斋》。我想当年蒲留仙在他的家门口大树下摆着茶水请过往行人讲故事时，我的某一位老乡亲曾饮过他的茶水，并为他提供了故事素材。
……我必须承认少时听过的鬼怪故事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它影响了我感受世界的方式。童年的我是被恐怖感紧紧攫住的。我独自一人站在一片高粱地边上时，听到风把高粱叶子吹得飒飒作响，往往周身发冷，头皮发奓，那些挥舞着叶片的高粱，宛若一群张牙舞爪的生灵，对着我扑过来，于是我便怪叫着逃跑了。一条河流，一棵老树，一座坟墓，都能使我感到恐惧，至于究竟怕什么，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但我惧怕的只是故乡的自然景物，别的地方的自然景观无论多么雄伟壮大，也引不起我的敬畏。[2]
这里，莫言谈到了故乡神秘文化给自己的多重影响。其中既有《聊斋志异》那样的文学影响，还有乡村风物带来的神秘感。而这些影响的共同结果是：培育了作家的恐怖感与敬畏感。莫言说过：“《聊斋志异》是我的经典。……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3]他还写过一篇《学习蒲松龄》的随笔，谈及《聊斋志异》中与高密有关的一则故事：“《聊斋》中那篇母耗子精阿纤的故事就是我这位祖先提供的素材。这也是《聊斋》四百多个故事中唯一发生在我的故乡高密的故事。阿纤在蒲老前辈的笔下很是可爱，她不但眉清目秀、性格温柔，而且善于囤粮，当大荒年里百姓绝食时，她就把藏在地洞里的粮食挖出来赈济灾民。当然娶她为妻的那个穷小子也因此发了大财。阿纤夜里睡觉时喜欢磨牙，但这也是天性使然，没有办法的事。”[4]看得出来，莫言是有意为发掘本乡本土的神秘文化而鼓吹、呐喊的。这样，他才为还原本乡本土文化的浪漫品格、神奇风采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关于故乡的灵异记忆
莫言在随笔《故乡往事》中写过一则关于“成精的老树”的童年记忆：在“大跃进”的疯狂岁月里，家里的大柳树也在劫难逃，成为大炼钢铁的燃料。神奇的是，十几个人伐了一天也徒劳。于是乡亲们纷纷议论，“说这棵大柳树有几百年的寿命，早就成了精了，不是随便好杀的。说有一年谁谁谁从树上钩下一根枯枝，回家就生了一场大病，何况要杀他！”这样的议论使杀树的人躲到了一边，没想到大队长不信邪，逼着众人硬是拉倒了大树，可同时也砸死了五个人。[5]
在这样的故事中，有着十分古老的神秘信念：“因果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尽管这样的信念并不总是应验，人们却依然怀着这样的信念，以此激励自己行善，并远离邪念。那棵“成精的老树”昭示了人与树、人与自然关系的神奇，昭示了报应的灵验、屡试不爽。这样的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根深蒂固。说到因果报应，人们常常会与“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其实，因果报应很可能与“道”一样，是“惟恍惟惚”、“玄之又玄”、时而好像灵验，时而又并不立竿见影的神秘之事。而所谓“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不也常常并不那么屡试不爽、颠扑不破么？另一方面，当人们因为相信因果报应才敬畏神灵、敬畏自然、行善避恶时，不是充分体现出了因果报应的信念对于维系社会道德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吗？倒是在政治狂热盛行的年代里，人们被“人定胜天”、“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之类豪情所驱使，却阴差阳错犯下了多少后悔莫及的历史错误？个中玄机，发人深思。
除了树的神秘，还有猫的传奇。
莫言发表于1987年的短篇小说《猫事荟萃》中就记录了祖母讲的“猫能成精”、与好吃懒做的主人斗法的故事，与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的故事颇有神似之处;还有老鼠成精的故事，则具有讽刺贪官的意味。其中还写了一只猫作恶多端，却无人打杀的原因：“乡村中有一种动物崇拜，如狐狸、黄鼠狼、刺猬，都被乡民敬作神明，除了极个别的只管当世不管来世的醉鬼闲汉，敢打杀这些动物食肉卖皮”。这种动物崇拜虽然也是“迷信”，却与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环保意识正好相通。
此外，还有河的神秘。在《超越故乡》一文中，莫言谈到了故乡的河——
那条河是耀眼的，河水是滚烫的，许多赤裸着身体的黑大汉在河里洗澡、抓鱼。……童年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洪水和饥饿。那条河里每年夏、秋总是洪水滔滔，浪涛澎湃，水声喧哗，从河中升起。坐在我家炕头上，就能看到河中的高过屋脊的洪水。大人们都在河堤上守护着，老太婆烧香磕头祈祷着，传说中的鳖精在河中兴风作浪。每到夜晚，到处都是响亮的蛙鸣，那时的高密东北乡确实是水族们的乐园，青蛙能使一个巨大的池塘改变颜色。满街都是蠢蠢爬动的癞蛤蟆，有的蛤蟆大如马蹄，令人望之生畏。[6]
发表于1987年的短篇小说《罪过》中也有对鳖精的大段描写——
我和小福子从大人们嘴里知道，漩涡是老鳖制造出来的，主宰着这条河道命运的，也是成精的老鳖。鳖太可怕了，尤其是五爪子鳖更可怕，一个碗口大的五爪子鳖吃袋烟的功夫就能使河堤决口！我至今也弄不明白那么个小小的东西是凭着什么法术使河堤决口的，也弄不明白鳖——这丑陋肮脏的水族，如何竟赢得了故乡人那么多的敬畏。 ……我想起一大串有关鳖精的故事了。……我那时方知地球上不止一个文明世界，鱼鳖虾蟹、飞禽走兽，都有自己的王国，人其实比鱼鳖虾蟹高明不了多少，低级人不如高级鳖。那时候我着魔般地探索鳖精们的秘密……鳖们不得了。鳖精们的文化很发达。三爷说，袁家胡同北头鳖湾里的老鳖精经常去北京，它们的子孙们出将入相。
此外，短篇小说《草鞋窨子》也记录了故乡人“说鬼说怪”的奇闻：从鬼火、蜘蛛精到“阴宅”、女鬼、血精，将那些村民在谈鬼说怪中寻求刺激的可怜心态刻画得十分真切。其中显然不乏“即兴创作”——而这常常就是民间传说的丰厚土壤。
从“成精的老树”到乡村的动物崇拜再到河流的传奇、鬼怪的传说，都体现出作家故乡记忆的神秘、魔幻。其实，类似的传说在中国的乡村非常普遍。从“田螺姑娘”的神话到《白蛇传》的传说成为经典，从《西游记》中的猴精孙悟空神通广大、猪精猪八戒顽皮可爱到《封神榜》中的九尾狐狸精、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兴风作浪，再到《聊斋志异》中那些神仙狐鬼精魅故事，都是民间家喻户晓的传说，也都体现出“泛神论”思维与信仰在民间的广为流传。而这样的“泛神论”思维与信仰其实就是原始宗教——萨满教。“它没有像一神教那样只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它以万物万灵的观念，膜拜所有人们认为的大小神灵，求助的对象是众神，而不是一神或众神之父。”[7]萨满神话中就有天地之初，天神命大龟背负大地的传说，并认为每当大龟感到累时，就晃动身体，地震因此产生。这一传说，与莫言笔下的山东农村关于鳖精的传说何其相似！
到了1989年，莫言在短篇小说《奇遇》中讲述了一个相当诡异的遇鬼故事。主人公回高密东北乡探亲，在夜行途中感觉到“有无数只眼睛在监视着我，并且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尾随着我”，因此想到许多鬼故事。没想到快到家了，遇邻居赵三大爷，聊了家常话。更没想到回到家后谈起此事，才得知赵三大爷三天前就已经去世！如此说来，主人公遇到是鬼。这个故事的主题到最后才水落石出：“原来鬼并不如传说中那般可怕，他和蔼可亲，他死不赖账，鬼并不害人，真正害人的还是人，人比鬼厉害得多啦！”写鬼，寓意却在批判现实，可谓别出心裁。
而据阿城回忆，莫言曾在1986年讲过另一段遇鬼的轶事：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語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8]
还有短篇小说《夜渔》也充满诡异色彩：在一次夜晚捉蟹的过程中，月光下九叔怎么忽然变得那么陌生了？恍惚之间，“这个吹树叶的冰凉男人也许早已不是九叔了，而是一个鳖精鱼怪什么的。”而结尾的事实是：九叔其实找了“我”整整一夜！接下来，一个面若银盆、“跟传说中的神仙一模一样”的年轻女人也忽然降临，不仅施展了捕蟹的绝活，还与“我”约定二十五年后，在东南方向的一个海岛上会重逢。后来的事实居然真的应验了！——一切都如梦如幻，扑朔迷离。
在莫言津津乐道的这些鬼故事中，有多少来自当年的幻觉？或是来自作家的臆想？可能莫言本人也说不清楚吧！信则有，莫言显然是信鬼神的。有了这样的信仰，他的鬼故事才有了惊悚（如《奇遇》、《夜渔》）或瑰丽的异彩（如阿城讲的那个故事）。
再看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关于“起尸鬼”的一段描写：在棺材铺里，“许多关于死人起尸或野鬼的传说”都浮现出来：“这些鬼，无一例外的都是年轻的女鬼……她们多半都有不太幸福的婚恋背景，并因此而死。死后一定走了尸，总是撇下一幢无人敢居住的空屋”，待投宿的人入住后，这女鬼就在半夜里高声叫骂，然后，披头散发、张牙舞爪闯进来。如果投宿者有足够的正气与之对峙，会逼使女鬼屈服。到鸡鸣时分，女鬼就成了死尸。在这样的鬼故事里，弥漫着恐怖的氛围，也有多少不幸女子死不瞑目的影子。而正气足以战胜鬼气的结局又明显不同于许多类似故事中人被鬼吓死的恐怖结果，显示了民间在崇尚鬼神的同时有时也相信正气的心态。
在散文《会唱歌的墙》中，莫言还谈到故乡曾经有过“谈鬼的书场”，还有那位孤零零的长寿老乡门老头儿遇鬼的故事：“我最亲近他捉鬼的故事。说他赶集回来，遇到一个鬼，是个女鬼，要他背着走。他就背着她走。到了村头时鬼要下来，他不理睬，一直将那个鬼背到了家中。他将那个女鬼背到家中，放下一看，原来是个……”[9]这个故事与《草鞋窨子》中光棍门圣武不怕女鬼的故事显然是同一个，都道出了光棍汉的性幻想，可谓五味俱全。
中国民间从来就多有鬼故事。成语“牛鬼蛇神”、“牛头马面”、“魑魅魍魉”、“妖魔鬼怪”、“鬼使神差”、“鬼鬼祟祟”、“孤魂野鬼”、“有钱能使鬼推磨”、“惊天地泣鬼神”，以及“钟馗打鬼”的传说，还有“鬼城”丰都，均体现出民间对鬼的信仰。尽管在革命时代，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曾经流行一时，但事过情迁，到了思想解放的年代，那些在民间根深蒂固的鬼神信仰还是悄然回归了。对于民间文化有浓厚兴趣的作家当然也会从鬼神故事中获得创作的灵感，写出当代志怪与传奇来。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借助佛家灵魂转世的启迪，写出了对于合作化那一页历史的新思考：通过一个勤劳致富、乐善好施的地主西门闹蒙冤被处决后，亡灵下地狱，在阎王殿喊冤，然后转世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的生命历程，目睹乡村在巨变中的叹息与抗争，寄寓了作家对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年代的悲凉之思。莫言曾经不止一次回忆自己的孤独童年： 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辍学，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了我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根本不理我……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有一次我对着一棵树自言自语……[10]
当一个孩子长期放在一群动物里面，这个孩子会去模仿动物，向动物学习。就像狼孩在狼群里十年以后，他也会像狼一样，在苍白的月夜对着月亮嚎叫。七八岁的孩子，长期让他跟动物在一起，天天在荒野放牛放羊，然后回家睡觉吃饭，出去以后又是跟牛羊在一起，他会不自觉地去模仿动物，试图理解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跟牛羊接触的时间比跟人接触的时间要长。这时候对动物的了解、跟动物的沟通，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我觉得我能够很好理解动物的心理，也会很好感受动物的心理变化。这在当时来讲，自己没有觉得是多么重要，现在过了几十年，再来写小说，再来用动物视角表现人生社会的时候，这些记忆就异常宝贵……儿童和动物之间，天然具有一种沟通力。[11]
這样的体验道出了人与动物的神秘心灵契合，也揭示了神话、志怪、传奇产生的生活根源，进而感悟人与动物之间难以理喻的神秘玄机，而这不也是造物的神秘吗？
有这样的故乡记忆，莫言的想象力奇特就不足为奇了。在一篇谈睡眠的随笔中，他写出了自己的性幻想：“雨夜与小狐狸同床共枕”;[12]在发表于1989年的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恐惧》中，他写了如狼的老师、似熊的校长、像狐狸的教导主任，还有豪猪一样的校长老婆，从而写出了中学生“在众多野兽的严格管教下学政治学文化。我们是驯兽团团员”的奇特体验。在日本，他讲述了自己在伊豆的奇遇，并且相信是“川端康成先生在显灵”;当他在东京街头可见那些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的日本姑娘时，他会联想到狐狸;而那些穿着黑衣在大街上游戏的青年则使他想到了乌鸦：“他们与乌鸦是那样地相似。不但嘴里发出的声音像，连神态打扮都像。”[13]可见故乡的神秘氛围、精灵传说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阅世目光与奇异想象。
写出梦的神奇
中国文学素有写梦的传统：从“庄生梦蝶”到李白的名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唐传奇《枕中记》中的“黄粱美梦”，再到宋代辛弃疾的名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陆游的《异梦》中“山中有异梦，重铠奋雕戈”的情怀，还有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可谓洋洋大观，琳琅满目。梦，在中国的文化词典中，时而意味着美好的“梦想”，时而也象征“魂牵梦绕”的痴迷情感，还常常有“幻灭”的含义。
而莫言，也在写梦方面有过多角度的探讨。
他的中篇小说《梦境与杂种》写梦的灵验与神奇。一个乡村孩子柳树根就像“一个通晓巫术的小妖精一样”，在五岁时梦见水缸破，水缸果然就破了。“所有的景象与我梦中的景象相同。”可见梦的不可思议。而他因此受到祖父祖母的指责、父母的怒打，则写出了那梦的悲剧结果。后来，这个孩子用梦为母亲洗刷委屈，又写出了梦的奇迹。只是接着相继梦见老师、神父死亡，也一一果然应验！这样的恐怖使孩子十分烦恼，可他仍然还是做了一个个不祥的梦：母亲在饥荒年代里因为偷粮食被抓，最后是妹妹死于非命。作家因此写出了苦难的记忆：“好事梦不见，尽梦见坏事，又不能改变”，因此，才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让我的做梦的本领消失掉。”整篇小说写贫困年代里噩梦连连，在控诉那个黑暗的年代的众多作品中显得独具一格。
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由六个梦组成。小说中关于“食草家族”喜欢咀嚼茅草的描写与蝗虫、毛驴喜欢吃草的描写浸透了作家对于人性与兽性（包括虫性）、欲望与代价、仇恨与悲悯的深刻理解。小说点明的主题是：“人与兽之间藕断丝连。生与死之间藕断丝连。爱与恨之间藕断丝连。人在无数的对立两极之间犹豫徘徊”。书中关于“我”的亡灵“眷恋着地上的风景，想看看被灵魂抛弃的我的肉体是什么样子”的魔幻笔法，关于阮书记倒台后自己砍断两条腿给复仇的儿子的梦幻情景，还有那头“会说人话、能直立行走的小母猪”，都如噩梦般匪夷所思。书中的六个梦中，有五个的主题是复仇。而那复仇，又都与人性的邪恶、淫荡、算计、兽性、变态密切相关。“食草家族”，这个说法本来就暗示着“兽性”。显然，一部《食草家族》道出了作家对于故乡的深长叹息、对故乡人性缺陷的思考反思。而这一主题显然与《红高粱》对故乡的礼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食草家族》梦幻般的风格仍然写出了“人生如梦”、而且多噩梦的残酷意味。
关于梦，虽然弗洛伊德的《释梦》问世以来，为人类打开了窥探自身的“潜意识”的一扇大门，但梦的千奇百怪、梦的匪夷所思，常常仍在云遮雾罩之中。中国自古以来也多有解梦之书。《周公解梦》在民间一直流传。其中虽不乏迷信说法，但能长期流传，就表明有相当的可信度。《庄子·齐物论》中曾言：“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说的是梦境往往与现实相反的情况：梦里饮酒作乐的人，白天醒来可能哭泣;而梦中哭泣的人，醒来后又可能在快乐地打猎。这便是所谓“反梦”。这样的释梦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释梦截然不同，却都非常流行，昭示着梦境的诡异与玄机。正所谓：“天意从来高难问”啊！钱钟书《管锥编》引《列子》中“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哭”等语，也可见“反梦”一说源远流长。[14]而王符《潜夫论·梦列》论及“十梦”时有“感梦”、“时梦”、“病梦”之说，指出了梦有生理病理的原因，还有“精梦”、“想梦”、“性梦”之论，又指出了梦有精神心理之因，更远早于弗洛伊德的《释梦》。此外更有“人梦”，认为做梦与梦者的地位、智能、性别、年龄有关。[15]如此说来，“释梦”须因人而异，而难有一概之论了。难怪王充在《论衡·论死篇》中断言：“梦者之义疑。”说的是做梦的道理是说不清楚的，梦常常难以理喻。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古代梦书中，绝大多数的占辞条目均为吉梦，凶梦的比例较少。介于吉凶之间的占辞，占梦家也先断之为吉，以迎合占梦者的心理。”[16]由此可见国人的求吉心理。只是，现实生活中，“黄粱美梦”破灭的悲剧却并不因为求吉心理的普遍而减少。 从这个角度看莫言的《梦境与杂种》、《食草家族》，就会发现，他笔下的梦多为噩梦。即使有美梦（如《马驹横穿沼泽》中的传说），结尾也是急转直下的悲剧。这一现象令人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也许，童年时代的苦难在莫言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至于他的梦境也常常充满了惊恐与绝望？而这样的噩梦不也正好是中国的底层社会、乡土天地多灾多难的文学写照么？
注 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83页。
[2]莫言：《超越故乡》，《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3]华超超：《莫言43天完成49万字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务实、重理性。《论语》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证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鬼神信仰、奇迹传说等神秘文化现象销声匿跡。山东既是孔孟的故乡，也是阴阳家（代表人物为齐人邹衍）的发源地。而鬼神信仰作为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的影响深远，显然比儒家文化更加源远流长。再看《水浒传》讲梁山好汉故事，开篇“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就颇有“鬼气”;《聊斋志异》俗名《鬼狐传》，主要内容是谈狐说鬼，以状世情，“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1]也都体现出山东古典文学中神秘文化思潮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到了当代，莫言不止一次谈到《聊斋志异》对他的深刻影响，为谱写山东神秘文化的新篇章推波助澜：
我的故乡离蒲松龄的故乡三百里，我们那儿妖魔鬼怪的故事也特别发达。许多故事与《聊斋》中的故事大同小异。我不知道是人们先看了《聊斋》后讲故事，还是先有了这些故事而后有《聊斋》。我宁愿先有了鬼怪妖狐而后有《聊斋》。我想当年蒲留仙在他的家门口大树下摆着茶水请过往行人讲故事时，我的某一位老乡亲曾饮过他的茶水，并为他提供了故事素材。
……我必须承认少时听过的鬼怪故事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它影响了我感受世界的方式。童年的我是被恐怖感紧紧攫住的。我独自一人站在一片高粱地边上时，听到风把高粱叶子吹得飒飒作响，往往周身发冷，头皮发奓，那些挥舞着叶片的高粱，宛若一群张牙舞爪的生灵，对着我扑过来，于是我便怪叫着逃跑了。一条河流，一棵老树，一座坟墓，都能使我感到恐惧，至于究竟怕什么，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但我惧怕的只是故乡的自然景物，别的地方的自然景观无论多么雄伟壮大，也引不起我的敬畏。[2]
这里，莫言谈到了故乡神秘文化给自己的多重影响。其中既有《聊斋志异》那样的文学影响，还有乡村风物带来的神秘感。而这些影响的共同结果是：培育了作家的恐怖感与敬畏感。莫言说过：“《聊斋志异》是我的经典。……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3]他还写过一篇《学习蒲松龄》的随笔，谈及《聊斋志异》中与高密有关的一则故事：“《聊斋》中那篇母耗子精阿纤的故事就是我这位祖先提供的素材。这也是《聊斋》四百多个故事中唯一发生在我的故乡高密的故事。阿纤在蒲老前辈的笔下很是可爱，她不但眉清目秀、性格温柔，而且善于囤粮，当大荒年里百姓绝食时，她就把藏在地洞里的粮食挖出来赈济灾民。当然娶她为妻的那个穷小子也因此发了大财。阿纤夜里睡觉时喜欢磨牙，但这也是天性使然，没有办法的事。”[4]看得出来，莫言是有意为发掘本乡本土的神秘文化而鼓吹、呐喊的。这样，他才为还原本乡本土文化的浪漫品格、神奇风采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关于故乡的灵异记忆
莫言在随笔《故乡往事》中写过一则关于“成精的老树”的童年记忆：在“大跃进”的疯狂岁月里，家里的大柳树也在劫难逃，成为大炼钢铁的燃料。神奇的是，十几个人伐了一天也徒劳。于是乡亲们纷纷议论，“说这棵大柳树有几百年的寿命，早就成了精了，不是随便好杀的。说有一年谁谁谁从树上钩下一根枯枝，回家就生了一场大病，何况要杀他！”这样的议论使杀树的人躲到了一边，没想到大队长不信邪，逼着众人硬是拉倒了大树，可同时也砸死了五个人。[5]
在这样的故事中，有着十分古老的神秘信念：“因果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尽管这样的信念并不总是应验，人们却依然怀着这样的信念，以此激励自己行善，并远离邪念。那棵“成精的老树”昭示了人与树、人与自然关系的神奇，昭示了报应的灵验、屡试不爽。这样的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根深蒂固。说到因果报应，人们常常会与“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其实，因果报应很可能与“道”一样，是“惟恍惟惚”、“玄之又玄”、时而好像灵验，时而又并不立竿见影的神秘之事。而所谓“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不也常常并不那么屡试不爽、颠扑不破么？另一方面，当人们因为相信因果报应才敬畏神灵、敬畏自然、行善避恶时，不是充分体现出了因果报应的信念对于维系社会道德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吗？倒是在政治狂热盛行的年代里，人们被“人定胜天”、“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之类豪情所驱使，却阴差阳错犯下了多少后悔莫及的历史错误？个中玄机，发人深思。
除了树的神秘，还有猫的传奇。
莫言发表于1987年的短篇小说《猫事荟萃》中就记录了祖母讲的“猫能成精”、与好吃懒做的主人斗法的故事，与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的故事颇有神似之处;还有老鼠成精的故事，则具有讽刺贪官的意味。其中还写了一只猫作恶多端，却无人打杀的原因：“乡村中有一种动物崇拜，如狐狸、黄鼠狼、刺猬，都被乡民敬作神明，除了极个别的只管当世不管来世的醉鬼闲汉，敢打杀这些动物食肉卖皮”。这种动物崇拜虽然也是“迷信”，却与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环保意识正好相通。
此外，还有河的神秘。在《超越故乡》一文中，莫言谈到了故乡的河——
那条河是耀眼的，河水是滚烫的，许多赤裸着身体的黑大汉在河里洗澡、抓鱼。……童年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洪水和饥饿。那条河里每年夏、秋总是洪水滔滔，浪涛澎湃，水声喧哗，从河中升起。坐在我家炕头上，就能看到河中的高过屋脊的洪水。大人们都在河堤上守护着，老太婆烧香磕头祈祷着，传说中的鳖精在河中兴风作浪。每到夜晚，到处都是响亮的蛙鸣，那时的高密东北乡确实是水族们的乐园，青蛙能使一个巨大的池塘改变颜色。满街都是蠢蠢爬动的癞蛤蟆，有的蛤蟆大如马蹄，令人望之生畏。[6]
发表于1987年的短篇小说《罪过》中也有对鳖精的大段描写——
我和小福子从大人们嘴里知道，漩涡是老鳖制造出来的，主宰着这条河道命运的，也是成精的老鳖。鳖太可怕了，尤其是五爪子鳖更可怕，一个碗口大的五爪子鳖吃袋烟的功夫就能使河堤决口！我至今也弄不明白那么个小小的东西是凭着什么法术使河堤决口的，也弄不明白鳖——这丑陋肮脏的水族，如何竟赢得了故乡人那么多的敬畏。 ……我想起一大串有关鳖精的故事了。……我那时方知地球上不止一个文明世界，鱼鳖虾蟹、飞禽走兽，都有自己的王国，人其实比鱼鳖虾蟹高明不了多少，低级人不如高级鳖。那时候我着魔般地探索鳖精们的秘密……鳖们不得了。鳖精们的文化很发达。三爷说，袁家胡同北头鳖湾里的老鳖精经常去北京，它们的子孙们出将入相。
此外，短篇小说《草鞋窨子》也记录了故乡人“说鬼说怪”的奇闻：从鬼火、蜘蛛精到“阴宅”、女鬼、血精，将那些村民在谈鬼说怪中寻求刺激的可怜心态刻画得十分真切。其中显然不乏“即兴创作”——而这常常就是民间传说的丰厚土壤。
从“成精的老树”到乡村的动物崇拜再到河流的传奇、鬼怪的传说，都体现出作家故乡记忆的神秘、魔幻。其实，类似的传说在中国的乡村非常普遍。从“田螺姑娘”的神话到《白蛇传》的传说成为经典，从《西游记》中的猴精孙悟空神通广大、猪精猪八戒顽皮可爱到《封神榜》中的九尾狐狸精、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兴风作浪，再到《聊斋志异》中那些神仙狐鬼精魅故事，都是民间家喻户晓的传说，也都体现出“泛神论”思维与信仰在民间的广为流传。而这样的“泛神论”思维与信仰其实就是原始宗教——萨满教。“它没有像一神教那样只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它以万物万灵的观念，膜拜所有人们认为的大小神灵，求助的对象是众神，而不是一神或众神之父。”[7]萨满神话中就有天地之初，天神命大龟背负大地的传说，并认为每当大龟感到累时，就晃动身体，地震因此产生。这一传说，与莫言笔下的山东农村关于鳖精的传说何其相似！
到了1989年，莫言在短篇小说《奇遇》中讲述了一个相当诡异的遇鬼故事。主人公回高密东北乡探亲，在夜行途中感觉到“有无数只眼睛在监视着我，并且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尾随着我”，因此想到许多鬼故事。没想到快到家了，遇邻居赵三大爷，聊了家常话。更没想到回到家后谈起此事，才得知赵三大爷三天前就已经去世！如此说来，主人公遇到是鬼。这个故事的主题到最后才水落石出：“原来鬼并不如传说中那般可怕，他和蔼可亲，他死不赖账，鬼并不害人，真正害人的还是人，人比鬼厉害得多啦！”写鬼，寓意却在批判现实，可谓别出心裁。
而据阿城回忆，莫言曾在1986年讲过另一段遇鬼的轶事：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語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8]
还有短篇小说《夜渔》也充满诡异色彩：在一次夜晚捉蟹的过程中，月光下九叔怎么忽然变得那么陌生了？恍惚之间，“这个吹树叶的冰凉男人也许早已不是九叔了，而是一个鳖精鱼怪什么的。”而结尾的事实是：九叔其实找了“我”整整一夜！接下来，一个面若银盆、“跟传说中的神仙一模一样”的年轻女人也忽然降临，不仅施展了捕蟹的绝活，还与“我”约定二十五年后，在东南方向的一个海岛上会重逢。后来的事实居然真的应验了！——一切都如梦如幻，扑朔迷离。
在莫言津津乐道的这些鬼故事中，有多少来自当年的幻觉？或是来自作家的臆想？可能莫言本人也说不清楚吧！信则有，莫言显然是信鬼神的。有了这样的信仰，他的鬼故事才有了惊悚（如《奇遇》、《夜渔》）或瑰丽的异彩（如阿城讲的那个故事）。
再看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关于“起尸鬼”的一段描写：在棺材铺里，“许多关于死人起尸或野鬼的传说”都浮现出来：“这些鬼，无一例外的都是年轻的女鬼……她们多半都有不太幸福的婚恋背景，并因此而死。死后一定走了尸，总是撇下一幢无人敢居住的空屋”，待投宿的人入住后，这女鬼就在半夜里高声叫骂，然后，披头散发、张牙舞爪闯进来。如果投宿者有足够的正气与之对峙，会逼使女鬼屈服。到鸡鸣时分，女鬼就成了死尸。在这样的鬼故事里，弥漫着恐怖的氛围，也有多少不幸女子死不瞑目的影子。而正气足以战胜鬼气的结局又明显不同于许多类似故事中人被鬼吓死的恐怖结果，显示了民间在崇尚鬼神的同时有时也相信正气的心态。
在散文《会唱歌的墙》中，莫言还谈到故乡曾经有过“谈鬼的书场”，还有那位孤零零的长寿老乡门老头儿遇鬼的故事：“我最亲近他捉鬼的故事。说他赶集回来，遇到一个鬼，是个女鬼，要他背着走。他就背着她走。到了村头时鬼要下来，他不理睬，一直将那个鬼背到了家中。他将那个女鬼背到家中，放下一看，原来是个……”[9]这个故事与《草鞋窨子》中光棍门圣武不怕女鬼的故事显然是同一个，都道出了光棍汉的性幻想，可谓五味俱全。
中国民间从来就多有鬼故事。成语“牛鬼蛇神”、“牛头马面”、“魑魅魍魉”、“妖魔鬼怪”、“鬼使神差”、“鬼鬼祟祟”、“孤魂野鬼”、“有钱能使鬼推磨”、“惊天地泣鬼神”，以及“钟馗打鬼”的传说，还有“鬼城”丰都，均体现出民间对鬼的信仰。尽管在革命时代，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曾经流行一时，但事过情迁，到了思想解放的年代，那些在民间根深蒂固的鬼神信仰还是悄然回归了。对于民间文化有浓厚兴趣的作家当然也会从鬼神故事中获得创作的灵感，写出当代志怪与传奇来。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借助佛家灵魂转世的启迪，写出了对于合作化那一页历史的新思考：通过一个勤劳致富、乐善好施的地主西门闹蒙冤被处决后，亡灵下地狱，在阎王殿喊冤，然后转世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的生命历程，目睹乡村在巨变中的叹息与抗争，寄寓了作家对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年代的悲凉之思。莫言曾经不止一次回忆自己的孤独童年： 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辍学，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了我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根本不理我……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有一次我对着一棵树自言自语……[10]
当一个孩子长期放在一群动物里面，这个孩子会去模仿动物，向动物学习。就像狼孩在狼群里十年以后，他也会像狼一样，在苍白的月夜对着月亮嚎叫。七八岁的孩子，长期让他跟动物在一起，天天在荒野放牛放羊，然后回家睡觉吃饭，出去以后又是跟牛羊在一起，他会不自觉地去模仿动物，试图理解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跟牛羊接触的时间比跟人接触的时间要长。这时候对动物的了解、跟动物的沟通，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我觉得我能够很好理解动物的心理，也会很好感受动物的心理变化。这在当时来讲，自己没有觉得是多么重要，现在过了几十年，再来写小说，再来用动物视角表现人生社会的时候，这些记忆就异常宝贵……儿童和动物之间，天然具有一种沟通力。[11]
這样的体验道出了人与动物的神秘心灵契合，也揭示了神话、志怪、传奇产生的生活根源，进而感悟人与动物之间难以理喻的神秘玄机，而这不也是造物的神秘吗？
有这样的故乡记忆，莫言的想象力奇特就不足为奇了。在一篇谈睡眠的随笔中，他写出了自己的性幻想：“雨夜与小狐狸同床共枕”;[12]在发表于1989年的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恐惧》中，他写了如狼的老师、似熊的校长、像狐狸的教导主任，还有豪猪一样的校长老婆，从而写出了中学生“在众多野兽的严格管教下学政治学文化。我们是驯兽团团员”的奇特体验。在日本，他讲述了自己在伊豆的奇遇，并且相信是“川端康成先生在显灵”;当他在东京街头可见那些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的日本姑娘时，他会联想到狐狸;而那些穿着黑衣在大街上游戏的青年则使他想到了乌鸦：“他们与乌鸦是那样地相似。不但嘴里发出的声音像，连神态打扮都像。”[13]可见故乡的神秘氛围、精灵传说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阅世目光与奇异想象。
写出梦的神奇
中国文学素有写梦的传统：从“庄生梦蝶”到李白的名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唐传奇《枕中记》中的“黄粱美梦”，再到宋代辛弃疾的名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陆游的《异梦》中“山中有异梦，重铠奋雕戈”的情怀，还有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可谓洋洋大观，琳琅满目。梦，在中国的文化词典中，时而意味着美好的“梦想”，时而也象征“魂牵梦绕”的痴迷情感，还常常有“幻灭”的含义。
而莫言，也在写梦方面有过多角度的探讨。
他的中篇小说《梦境与杂种》写梦的灵验与神奇。一个乡村孩子柳树根就像“一个通晓巫术的小妖精一样”，在五岁时梦见水缸破，水缸果然就破了。“所有的景象与我梦中的景象相同。”可见梦的不可思议。而他因此受到祖父祖母的指责、父母的怒打，则写出了那梦的悲剧结果。后来，这个孩子用梦为母亲洗刷委屈，又写出了梦的奇迹。只是接着相继梦见老师、神父死亡，也一一果然应验！这样的恐怖使孩子十分烦恼，可他仍然还是做了一个个不祥的梦：母亲在饥荒年代里因为偷粮食被抓，最后是妹妹死于非命。作家因此写出了苦难的记忆：“好事梦不见，尽梦见坏事，又不能改变”，因此，才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让我的做梦的本领消失掉。”整篇小说写贫困年代里噩梦连连，在控诉那个黑暗的年代的众多作品中显得独具一格。
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由六个梦组成。小说中关于“食草家族”喜欢咀嚼茅草的描写与蝗虫、毛驴喜欢吃草的描写浸透了作家对于人性与兽性（包括虫性）、欲望与代价、仇恨与悲悯的深刻理解。小说点明的主题是：“人与兽之间藕断丝连。生与死之间藕断丝连。爱与恨之间藕断丝连。人在无数的对立两极之间犹豫徘徊”。书中关于“我”的亡灵“眷恋着地上的风景，想看看被灵魂抛弃的我的肉体是什么样子”的魔幻笔法，关于阮书记倒台后自己砍断两条腿给复仇的儿子的梦幻情景，还有那头“会说人话、能直立行走的小母猪”，都如噩梦般匪夷所思。书中的六个梦中，有五个的主题是复仇。而那复仇，又都与人性的邪恶、淫荡、算计、兽性、变态密切相关。“食草家族”，这个说法本来就暗示着“兽性”。显然，一部《食草家族》道出了作家对于故乡的深长叹息、对故乡人性缺陷的思考反思。而这一主题显然与《红高粱》对故乡的礼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食草家族》梦幻般的风格仍然写出了“人生如梦”、而且多噩梦的残酷意味。
关于梦，虽然弗洛伊德的《释梦》问世以来，为人类打开了窥探自身的“潜意识”的一扇大门，但梦的千奇百怪、梦的匪夷所思，常常仍在云遮雾罩之中。中国自古以来也多有解梦之书。《周公解梦》在民间一直流传。其中虽不乏迷信说法，但能长期流传，就表明有相当的可信度。《庄子·齐物论》中曾言：“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说的是梦境往往与现实相反的情况：梦里饮酒作乐的人，白天醒来可能哭泣;而梦中哭泣的人，醒来后又可能在快乐地打猎。这便是所谓“反梦”。这样的释梦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释梦截然不同，却都非常流行，昭示着梦境的诡异与玄机。正所谓：“天意从来高难问”啊！钱钟书《管锥编》引《列子》中“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哭”等语，也可见“反梦”一说源远流长。[14]而王符《潜夫论·梦列》论及“十梦”时有“感梦”、“时梦”、“病梦”之说，指出了梦有生理病理的原因，还有“精梦”、“想梦”、“性梦”之论，又指出了梦有精神心理之因，更远早于弗洛伊德的《释梦》。此外更有“人梦”，认为做梦与梦者的地位、智能、性别、年龄有关。[15]如此说来，“释梦”须因人而异，而难有一概之论了。难怪王充在《论衡·论死篇》中断言：“梦者之义疑。”说的是做梦的道理是说不清楚的，梦常常难以理喻。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古代梦书中，绝大多数的占辞条目均为吉梦，凶梦的比例较少。介于吉凶之间的占辞，占梦家也先断之为吉，以迎合占梦者的心理。”[16]由此可见国人的求吉心理。只是，现实生活中，“黄粱美梦”破灭的悲剧却并不因为求吉心理的普遍而减少。 从这个角度看莫言的《梦境与杂种》、《食草家族》，就会发现，他笔下的梦多为噩梦。即使有美梦（如《马驹横穿沼泽》中的传说），结尾也是急转直下的悲剧。这一现象令人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也许，童年时代的苦难在莫言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至于他的梦境也常常充满了惊恐与绝望？而这样的噩梦不也正好是中国的底层社会、乡土天地多灾多难的文学写照么？
注 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83页。
[2]莫言：《超越故乡》，《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3]华超超：《莫言43天完成49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