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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百花园里摘蟠桃
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
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
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学姹紫嫣红，每年有5000余部作品问世。这意味着，第四届的参评作品多达2.5万部。要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位腰板笔挺、颀长消瘦的老者走进会场，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找到自己的座签，怯生生地坐下。座签上写着：陈明福。
会场上，人渐渐多起来。熟人相遇时，热情打招呼。陈明福左顾右盼，没看见一张熟面孔，只好目不斜视，静静坐着，显得有些拘谨。他觉得奇怪：自己站了半辈子讲台，十几人的小课也好，数百人的大课也罢，哪个场面没见过？从未怯场过，今天是怎么了？
想了半天，他终于找到答案：自己不是“圈内人”，却侥幸在百花园摘了颗蟠桃，好像当年的孙悟空。
15时，颁奖活动开始。主持人道了开场白，介绍了与会嘉宾。陈明福一听，嗬，尽是文学界的大腕，还有几位将军。
接着，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本届评委会主任万伯翱致辞。他介绍说，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由老一辈革命家文学家刘白羽、林默涵等人发起设立，已于1995年、2001年、2007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过三届，在第四届优秀作品评选过程中，经过多轮的无记名投票，最终产生12部获奖作品，其中长篇作品5部、中篇作品4部、短篇作品2篇、传记文学翻译作品1部。此外，还有18部（篇）作品得到获奖提名。这些优秀作品，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整体态势，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传记文学创作的水平。
颁奖开始了。先上台领奖的，是长篇获奖作品的作者。每个作者上台时，银幕上都会显示评委会的点评语，并配音宣读。
第一部获奖作品是《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作者张胜将军，是张爱萍上将的儿子。他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手中接过奖状后，介绍了自己的创作过程。这部作品是张胜从1990年开始，历经多年完成的。期间，张胜在父亲退休以后，与父亲对话将近一年。父亲把他参加革命以及到了老年的人生经历、他的信仰，包括他的困惑，都与儿子谈了。“这就给了我丰富的创作资源，如果没有一个人跟你倾诉他的内心，你的创作就是无源之水，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幸运。”张胜说。
第二部获奖作品是《王蒙自传》。年近八旬的王蒙缓步上台，谦逊地说：“非常不好意思，非常惭愧，因为我本来就是爬格子、写字的，不写字就觉得是白活了，所以得奖实在是太惭愧了。本来应该写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很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咱们传记文学学会。惭愧、惭愧！”
第三部获奖作品是《左手礼》，作者丁晓兵、文炜。文炜是武警部队女作家，以英模人物丁曉兵为主人公创作了这部作品。文炜上台后，羞涩地说：“可能我是最没有资格站在这儿说话的一个作者。获奖以后，我特别意外。这次获奖的5部长篇除了我这个，其他都是大作家写大人物，只有我是名不见经传的。”
当张胜和王蒙致词时，陈明福坐得四平八稳。他俩，一位是将门之后，一位是文学大家，作为获奖者代表发言，在情理之中。当文炜发言时，陈明福坐不住了：哟，每个人都要发言呀？还以为只是上台领个奖呢！
文炜发言很简短，陈明福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主持人就开始宣布第四部长篇获奖作品：“《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作者陈明福。陈明福先生为了写这部作品，跋涉了山山水水，到过很多左宗棠去过的地方，历经辛苦，这种精神实在让我们感动。”
陈明福一个激灵，慌忙站起来。
这时，音乐声起。银幕上，出现评委会点评的字幕，并伴有配音：“古稀之年的陈明福，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历时六载，循着晚清名将中兴名臣左宗棠的足迹，遍访其关内塞外、天山南北、万里海疆生前所到之处，查阅数千万字的史料，搜集大量趣闻轶事。作品气势恢弘，文笔流畅，叙事生动，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鲜明的人物性格，展现了这位民族英雄传奇的人生经历，填补了百余年来在左宗棠传记写作中的缺憾与不足，对有关左宗棠的种种争议，亦力求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主持人接着说：“下面有请获奖作者上台领奖，有请乔宗淮副部长为获奖者颁奖。大家欢迎！”乔宗淮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是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和龚澎之子。
掌声中，陈明福往台上走，边走边扯衣摆。这是一件新衣服，棱角分明，有点不服帖。这辈子，他从没给自己买过衣服。上学时，哥哥给他买过。参军后，他一直穿军装。退休后，子女给买过几身，多数时间仍穿旧军装。这次为了进京领奖，他破天荒花470元，买了一长一短两件衬衣。
主持人说：“陈老师，请您给大家讲讲写作中的艰辛和甘苦。”
陈明福脑子一片空白，好在毕竟是教师出身，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
接下来，话匣子便打开了：“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做过很多梦。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能够写一部重要作品，能够来到京西宾馆这样的神圣之地，更没有想过能获得中国传记文学最高荣誉奖。我怎么敢做这样的梦呢！”
语调铿锵激昂，只是一口宁波味。好在影视剧里蒋介石常说，大家并不陌生，报以宽容而热烈的掌声。
陈明福受到鼓舞，侃侃而谈：“但是今天，我不是做梦，现在我捧着这样崇高的荣誉，我梦想成真了。我梦想成真，要感谢我们伟大的党，感谢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他们是那样的公正、那样的公平，因为我是一个草根作家，我是一个军事干部、一个业余作者，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从内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掌声又起。 “咋喊？”阿福茫然不知。
阿叔叹口气，扯起脖子喊道：“卖柴喽，柴要哇？粉燥的柴，要哇？”
阿福盯着阿叔的嘴，嘴巴张了几回，舌头嚅动半天，却发不出声。阿叔皱着眉头，连连摇摇头：“唉，照你这样子，到天黑也卖不出。做生意，面皮要厚，嘴巴要甜。”
阿福这才知道，卖柴也是做生意。
阿叔就近指了条道，让阿福独自前行，自己挑着担往远处走。阿福见阿叔走远，心里忽然空荡荡的，像是失去主心骨。
阿福挑着担，走进小巷，压着嗓子喊：“卖柴，卖柴。”喊了半天，侧耳听听，声音好像只有自己能听到。
这时，对面有人走过来，阿福赶紧噤声，像做贼被人发现似的，低着头，脸朝着墙壁，避到一边。来人走近时，奇怪地看看他，走了。听到脚步声远去后，他才转过身，探头探脑往前走。
一条小巷走到头，一无所获。阿福迟迟疑疑，拐到另一条小巷。挑着这副重担，连赶几个钟头的路，两碗汤水泡饭早就不顶事，肚子咕咕叫起来，肩上愈发沉重。他有些心焦，顾不了面子，大着胆子，提高声调：“卖柴喽，粉燥的柴。”
正走着，前面吱呀一声门响，走出一个中年男人，长得慈眉善目。阿福趋步上前：“大伯伯，大伯伯，柴买哇？粉燥的。”
中年男人看他一眼：“哟，还是个小孩子，侬几岁了？啥地方人啊？”
阿福赶紧回答：“我13岁，是岙底的，城湾岙的。”岙底，不是地名，是指山岙的最底部。
“城湾岙？”中年男人想了想，“喲，我晓得，介远路挑过来，侬放下来，我看看。”
中年男人近前，忽然吃了一惊：“哟，侬咋满脚血淋淋的？弄伤了？”
阿福低头一瞧，吓了一跳，右脚大拇指血肉模糊，半只趾甲往外翻，脚上尽是血，已经凝固，草鞋也染红了。估计是赶路急，不知啥时踢到石头了，一路来竟没察觉，这时才感到钻心疼。他强忍着，挤出笑脸：“没关系，没关系，不痛的。”
“咋会不痛呢？罪过，罪过！”中年男人发了声感慨，“这柴我买了，咋卖法？”
阿福高兴极了，连连摇手：“大伯伯，没关系，侬随便定好了！”
中年男人说：“好，那侬挑进来。”说罢，先走进去
阿福弯着腰，小心翼翼挑柴进门，里面是个院子。阿福放下柴担，四下一瞅，院子挺宽敞，有一排房屋，屋檐下还雕着花，是个富裕人家。
这时，中年男人从屋里出来，手上拎杆秤。阿福取下扁担，将秤钩住柴，扁担穿进秤纽。
秤罢两捆柴，中年男人一算，共106斤。他上下打量一下阿福，问：“侬有多少高、多少重？”
阿福回答：“我一米四八，80斤重。”
中年男人又发起感慨：“哎呀，介小年纪，挑介重担，走介远路，真是罪过！”
中年男人给阿福倒了杯水，让他歇会儿，然后把两捆柴搬到屋里。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张钞票出来，认真地对阿福说：“小娃，镇里买柴是80元一斤，侬的柴106斤，总共是8480元。看侬小娃介罪过，我给侬1万元钱。喏，这是钞票。”边说边递给阿福。
阿福大喜过望，口里不停说“谢谢大伯伯”，双手接过，翻过来，覆过去，放到鼻子下使劲闻，心里怦怦跳。这是一张新钞票，挺括括的，还有油墨香。他长这么大，第一回挣钱，就赚了这么多！
1950年，因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尚未建立新币制，仍实行旧币制，通行的是大额票面，即1万元、10万元等，到1952年前后才实行新币制，面额缩小到万分之一，即1万元变成1元，1000元变成1角，100元变成1分。
那时，挣1万元（即新币制1元），是什么概念？看一则新闻，就知道了。
2009年8月21日，媒体曾发过这样一则报道：
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文波介绍：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扣除物价因素，增长18.5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1元。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达21.8万亿元，比1952年的8.6亿元增加2.5万倍，人均由1.6元增加到16407元。
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679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2008年比1952年增加了77倍，2008年一天创造的GDP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2013年GDP核实的总量为58.5万亿人民币，2014年中国GDP总量预测是63.6万亿元。
1949年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4元，1952年时储蓄存款人均才1.6元，可见当时挣1元钱，有多不容易！
阿福收好钱，藏在内衣口袋里，拿起扁担和挆柱，正欲走，想了想，留下了挆柱，向中年男人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开。走远后，一拍脑袋：哎呀，不知道这好心伯伯姓啥？下回卖柴时，再挑到他家卖多好！又一想：这回他已经多给钱了，哪好意思再占他便宜？还是算了，怪难为情的。
这时，右脚痛感加剧。阿福拄着扁担，一瘸一拐，走在街上，心里美滋滋的。东边的太阳刚刚升起，斜斜照过来，房屋一半红、一半暗，很有层次感。阿福的心，就像这房屋的层次，一半美，一半痛。
一阵肉香飘来，阿福猛吸几下鼻子，身体不由自主地被鼻子牵着走。前面是个包子铺，阿福想起母亲的话，摸了摸内衣口袋，朝包子铺走去。
铺子里，一摞蒸笼热气腾腾，肉香愈发诱人，一个女子正在和面团。阿福问：“阿姨，包子咋卖卖？”
女子抬起头，看他一眼，回答：“200元一只，要几只？”
“嗯……”阿福眼睛盯住蒸笼，喉咙动了一下，赶紧抿紧嘴，防止口水流出来。
女子拍拍手，面粉在案板上跳起舞。她走过来：“小娃，要几只？” 阿福捏捏口袋，支吾了一阵，下不了决心。
女子皺起眉，有点不耐烦：“买不买？别耽搁我工夫！”
阿福一跺脚，说了句“不买了”，仓皇逃离。一边走，一边给自己找理由：哼，凶巴巴作啥？如果像买柴伯伯那么好，我就买一只了，不，要买两只，美美吃一顿！
话是这么说，可是肚子不争气，咕咕直叫。他把裤带使劲儿勒了勒，在沟渠里洗净血迹，走到阿叔指定的地方，坐着等他们。
等了好久，街上行人渐多，卖柴的山民才陆续回来，每个人看到阿福，都面露讶异，听说他卖了1万元钱，更是吃惊：“侬柴没阿拉重，咋卖得比阿拉贵？”
阿叔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家互相一问，阿福柴的分量最轻，却卖得最贵。阿叔摇头叹道：“阿福运道好，是做生意的料！”
阿福头摇得像拨浪鼓：“我哪会做生意，是运道好，碰到良心介好的伯伯。”
一个村民逗他：“阿福，侬赚了介许多钱，请我们喝杯酒吧？”
阿福低着头，左脚搓着地，扭扭捏捏，不知如何回答。
其他村民笑了：“逗你玩呢！你给自己买几块糖果吧。”
阿福抬起头来，认真地说：“我要给阿姆的，她要买盐的。”
众人纷纷说：“真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
阿叔摸摸他的头，说：“阿福，今后卖柴时，我们都会带上你，只是你不要挑太重了，你还在长身体，会压坏身体的。”
阿福缩缩脖子，应道：“阿叔，我晓得了。”
浙东沿海一带，低山丘陵，是天台山余脉，连绵起伏，直伸入海。城湾岙四面环山，有“廿里城湾不出岙”之说。村里山多田少，又是冷水田，稻谷经常歉收，只好种些五谷杂粮，粮食年年接不上茬。有道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山民只好吃山，砍柴挑到山外卖，赚点钱买日用品，或者直接换米。
几条羊肠小道，翻山越岭，通往山外集镇：东去20华里，是霞浦镇，再行10华里，是柴桥镇；西去20华里，是大碶镇；北去12华里，是大村清水桥，再走十五六华里，是新碶镇。卖柴的队伍，有时去霞浦，有时去大碶，有时去新碶，偶尔也去柴桥。
从那以后，卖柴队伍里，便多了一个半大孩子，矮小瘦削，弓着腰，喘着气，肩荷重担，踉踉跄跄，挥汗如雨，亦步亦趋。
复学
阿福砍柴历史更早，六七岁时，就跟着母亲上山。12岁时，失了学，开始“放单飞”，独自上山砍柴。
那是1949年5月，解放军已打过长江，向南挺进，但舟山还没解放，国民党飞机经常飞到宁波一带，或侦察，或轰炸，80华里外的宁波城，已多次被炸。阿福正在读小学五年级，为安全起见，学校停学，阿福回家务农。因年纪小，父亲让他砍柴。
阿福父亲命运不济，家境赤贫，幼年时，养不过来，其父想把他送人，因他出过天花，人家嫌弃不要。阿福父亲长大后，单薄瘦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做点小买卖，收点毛皮、蛇皮、蝉衣，到市上卖。阿福母亲是童养媳，7岁就进了陈家门，心灵手巧，勤俭持家，能挑二百多斤柴，还能驱牛耕田，比一些男人还能干，里外一把手，是乡劳动模范。家中诸事，包括种田、砍柴等体力活，都是阿福母亲操劳。
母亲找了块帆布，给阿福缝了一副“挨山”、一双山袜。“挨山”类似于褡裢，上山时穿上它，荆棘不会钩破衣服。山袜肥大，可以裹住裤管，起到保护作用。母亲还给他削了根冲杠。冲杠长约两米，用毛竹削成，两头尖利，是挑柴工具。两捆柴扎好后，用冲杠先穿透一捆，背到肩上，再穿透另一捆，然后躬腰挑起。
别小看这冲杠，7年前，险些坏了一村人性命！
那是1942年，一小队日本鬼子窜到城湾岙，发现户户门口都竖放着几根冲杠，怀疑是对付皇军的土武器。翻译是城里人，也不知是何物。鬼子如临大敌，“良心坏了坏了的”、“死了死了”地叫嚷着，枪栓拉得哗哗响，把村民赶到一起，要打人杀人。村民们战战兢兢，明知大祸临头，却束手无策。这时，阿福一位本家姑姑急中生智，壮着胆子，拿起一根冲杠，走到柴堆前，两头分别戳进一捆柴，挑在肩上，并告诉翻译，这是村民的挑柴工具，两头削尖是了便于戳进柴捆。鬼子见状，又听了翻译解释，明白了不是什么土武器，这才收起枪，悻悻离开。
穿上“挨山”，套上山袜，再扛起冲杠，阿福俨然成了小樵夫。开始，他在山脚下砍点茅草柴，挑回家来烧饭。茅草柴到处都有，但不经烧。砍了几个月后，走到远一点的山上，砍粗一些的柴火。后来，有了经验，气力也渐大，再到较高的山上，砍木质硬的粗柴。硬柴才能卖好价。阿福后来卖的柴，都是自己砍的。
就在这时，家里发生变化。阿福有个哥哥，叫陈名泉，大他6岁，原在上海中国纺织总公司当职员，与几位好友商量，决定投奔解放军。1949年9月，陈名泉考上华东军政大学。家里本来就困难，这下断了经济来源，生活更加窘迫，父母大为恼火，母亲生闷气，父亲则捶胸顿足，破口大骂：“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当啥子兵，猪脑子！”
也难怪父母生气，陈名泉能在上海工作，着实不易。城湾岙有个老秀才，叫陈海朝，乡亲们都尊称他“海朝公公”，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在国民政府工作。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长子陈豪楚随往，一去8年，音讯隔绝。其妻贺曼丽带着两女一子，留在城湾岙，幸亏阿福母亲照顾，两人情同姐妹。1945年光复后，陈豪楚回到上海，任中纺公司总裁秘书，家人得以团聚。出于报恩，他将陈名泉和二姐夫叶友德接到上海，安排了工作，还带出去本村许多后生。这么大面子得到的机会，陈名泉竟轻易舍去，父母当然痛惜。
好在政府对军属很照顾，送来“军属光荣”牌，挂在门口，在村里很风光。后来，陈父不如意时，想拿大儿子出气，刚张开口，看到这块牌子，又抿住嘴，憋了回去。
父母本来打算，待学校复学后，让阿福继续上学。这下子，家里拿不出钱，又缺劳力，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学校复学，阿福很懂事，没再提上学的事。
儿子小小年纪，就辍学务农，母亲心疼，看他长到12岁，还没穿过棉衣，咬咬牙，托在上海工作的本家侄子陈名潮，按尺寸给阿福做一件，商定费用以柴顶替，给其父绍良伯。棉衣做成后，捎回村里，式样是流行的列宁装，有两排扣子，阿福煞是喜欢，穿在身上到处显摆，舍不得脱。不过，价钱也很贵，要12万元。 这次长跑比赛，也对他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后来，每当遇到失意、挫折、坎坷时，他就会想起这次长跑，自我开导：人生就像长跑比赛，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逞一时之能，要有力量积蓄，要有超人耐力，贵在后劲。如果知难而退、半途而废，将会前功尽弃、一蹶不振。只要认定目标，矢志不渝，咬牙坚持，必将获得成功、笑到最后！
陈名福的长跑习惯一直保持下来。40岁时参加万米跑，与年轻力壮的战士同场比赛，成绩42分6秒，得了第六名。在退休前的十多年间，他参加学院运动会45岁以上组的长跑比赛，依然步履轻快，一路领先，年年夺魁，令观众叹为观止。
3年的高中生活，陈名福依然饱受贫困。最要命的是长期吃不饱。学生吃多少，由自己订饭，为了省钱，陈名福一天三顿的饭量是2两、4两、3两。早晨吃粥，1两一瓢，粥的厚薄及瓢的大小，是学生会生活部长参与试验后定下的。食堂饭师傅分配时，一边淘，一边喊“1两、2两”，但瓢在淘时，数量还是有差异的。学生们提意见后，校务部的領导亲自给学生分粥。提上来时慢而平，倒在碗里就多一点，大家比较满意。厨师按照领导示范的办法分配后，学生们才不再有意见。
这个阶段，陈名福的学费和伙食费完全靠哥哥资助。哥哥已经毕业，留校任教，有了工资。陈名福尽量减轻哥哥负担，能省则省。有一次，一分钱也没有了，他向同学借了5分钱，买张明信片。当时，每封信邮资是8分，明信片邮资减半，但还收1分钱的“明片”。他在上面写，我需要饭费多少元。哥哥接信后，立即寄钱，并写信致歉，其中有这样一句：“弟弟，真对不起你，你肯定穷得连邮票都买不起了。”一封信，足见兄弟情深。
逼婚
1958年上半年，进入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报考什么大学，陈名福也张开了理想的翅膀。
开学不久，这天午饭后，陈名福正在寝室看书，一个同学跑进来：“陈名福，你妈妈来了。”
陈名福一惊，忙问：“在哪儿？”
“在大门口，门卫不让进。”
陈名福把书一扔，急急跑去，心里有种不祥的感觉。家里离宁波远，母亲从没来过，这次突然出现，肯定是出了啥事。
门口，母亲拎着一只布袋，正与门卫说着话。门卫看到他，笑了 ：“哈哈，果然是侬，你们进去吧！”
母亲连声称谢，眉开眼笑，边往里走边对儿子说：“这个阿叔交关好，本来拦着我不让进，说学校有规定，只能在门口说话。听了侬的名字，说好像是长跑冠军，这不，看到侬后，就让进了。”她四处张望着，夸张地说，“哎呀，你们学校真是好，房子这么气派。阿福，侬真是有福！”
陈名福心神不宁，没带母亲去寝室，而是往偏僻处领，边观察母亲的表情，边忐忑不安地问：“阿姆，侬咋来了呢？还没吃饭吧？屋里没啥事体吧？”
“我不饿。”母亲回了一句，停下脚步，看着阿福，没有马上开口，顿了好一会儿，才说，“阿福，结婚日子定下了。我晓得，侬想考大学，可是亲家催得紧，说女儿年纪不小了，耽搁不起。他们的心思我晓得，是怕你远走高飞，也像侬阿哥那样退婚。”
陈名福脑袋嗡的一声，低着头，不吭声。他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浙东农村，有订娃娃亲的风俗。两个好朋友，或者交情好的家族，喜欢早早给孩子订下终身，甚至指腹为婚。陈名福的父母，也落入这个俗套，两个儿子，都订了娃娃亲。
给陈名福订的娃娃亲，是本村Z家女儿，比他小两岁，初小文化程度。两家的父亲是好朋友，女孩的爹看中陈名福，说“这娃将来有出息，是大毛笋”，执意要将女儿许给陈家。陈父碍于情面，应承下来，还送了聘礼。
因两家竹山相邻，陈名福见过小姑娘模样，不是他所喜欢的类型，所以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就一直悬着。
哥哥名泉也订了娃娃亲，同样不满意。1949年参军后，他从部队开来一张证明，“革命军人要求解除婚约”，父母气得跳手跺脚，却奈何不了儿子，只好硬着头皮，到亲家退亲，遭到亲家好一顿刁难，又被乡亲们奚落，颜面尽失，于是暗暗商议，要抓住小儿子不放，免得再在村里丢脸。
1956年暑假，陈母对儿子提起婚事，陈名福不胜厌烦：“我不要！”
母亲一边哭，一边数落：“我的命真苦啊，大儿子退了婚，小儿子又想不要，这还有面子吗？今后怎么做人啊？”越想越伤心，越哭越悲怆，先是捶胸顿足，继而满地打滚。
哭声惊动了邻居，大家纷纷跑过来，扶起陈母，一边好声安慰，一边逼着陈名福认错。
陈名福吓得不知所措。他一贯孝顺，见母亲这么伤心，只好答应。从那以后，他就害怕有这一天。
“阿福，阿福！侬听明白了吗？”母亲逼问。
陈名福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阿姆，侬晓得的，我想考大学，结婚会分心的。”
母亲连忙说：“不耽搁你考试，侬啥都不用操心，到时候回家结婚就行了。”
陈名福苦着脸：“我读书、吃饭都要靠阿哥养，结了婚，靠什么养家？”
“不用侬养，有阿姆阿爸呢。”母亲大包大揽。
陈名福倚着树，低下头，脚搓着泥土，在树根旁搓出一个坑。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眼睛看着别处，冒出一句：“我不喜欢她，我想以后自由恋爱！”
“什么？侬昏头了？”母亲面色一沉，提高声调，呵斥道，“喝了几年墨水，心变野了？自古以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容得侬挑三挑四、乱七八糟的！”
这时，几个过路的学生，见到此景，好奇地停下来，远远围观着。陈名福一看，大为窘迫，悄悄抹干眼泪，低声但坚定地嘟囔了一句：“我就是不喜欢她！”
“怎么，侬也想反悔啊？”母亲不管旁观者，提高声调，口气凌厉，“阿福，我同侬讲，侬欢喜也好，不欢喜也好，这个婚结定了！侬敢反悔，我就死给侬看！”说罢，扭头就走。
陈名福慌了，急忙追上去，拉住母亲袖子，母亲一把甩开，走了几步，又折回来，打开布袋，拎出一只竹筒，往儿子手里一塞，声音有些哽咽：“喏，猪油炒盐，侬欢喜吃的。” 听到母亲声音不对，陈名福偷眼一瞧，却见母亲已是泪流满面。他叫了声“阿姆”，母亲不理，倔强地一扭头，抹着眼泪蹒跚着走了。
陈名福这才发现，母亲原本修长、挺拔的身躯，这时已变成微驼，缩到一起，显得格外苍老。
陈名福想追上去，陪着母亲，但看到同学们都朝这边看，失去勇气，拎着竹筒，远远跟在后面，目送母亲背影渐远，感到特别无助。
那段日子，陈名福夜里通宵失眠，白天神志恍惚，成绩急剧直下，从名列前茅，一下子跌到中游。有一次，老师课堂提问，点了他两次名，他才茫然站起，不知老师问什么，木然以对。老师十分不满，不给半点情面，当场训斥道：“你魂跑哪去了？居然一点也不知道，亏你还是班长、‘三好学生’哩！就这样子，还想考大学？我给你零分！”
同学们交头接耳，表情诧异。陈名福羞得满面通红，恨不得钻到地底下。是啊，三年高中，当了半年副班长、两年半班长，年年“三好学生”，竟如此落魄，怎能不让人诧异？
陈名福走不出逼婚的泥淖，左思右想，只有认命。他拗不过母亲，无力改变命运。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他不能不孝。母亲外表温柔，内心刚烈，连父亲也让她三分，她向来说话算话，万一把她逼急了，真会走上绝路。他不敢忤逆。
按母亲的意思，是要他提前两天回去准备的。他一直拖到婚禮前一天，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向学校请假，学校批准他1周假期。
第二天一早，陈名福早早出校门，赶长途客车。从城里到城湾岙，中途须换几趟车，还要步行两三个小时。
照习俗，结婚当天的喜宴，中午是女方摆，晚上是男方摆。不过，男方中午就设宴款待客人了。这天中午，陈名福家里张灯结彩，高朋满座。陈父人缘好，结交广，第一次办喜事，亲朋好友都来了。吃午饭时，看不到新郎的影子，亲友们颇为惊讶。陈父、陈母忙不迭地解释，儿子正在返家路上，很快就到，心里却不踏实。
午饭过后，眼看太阳西移，陈父急不可耐，把陈母拉到一边：“这个小赤佬，不会不来吧？”
陈母心里虽没底，嘴巴还挺硬：“他从小到大都很听话，不敢！”
太阳渐渐偏西，还是不见儿子身影，聊天嗑瓜子的亲友们也坐不住了，窃窃私语，议论纷纷，气氛不安起来。陈父急得直跺脚，差几个娃娃，到村口去张望。过了好一会儿，几个娃娃跑回来说，影子也没看到一个！
陈父背着手，在屋里团团乱转，冲着陈母说：“新娘子马上要进门了，这咋办？这小赤佬如果真不来，如何收场？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一直假装镇定的陈母，这时也沉不住气，一句狠话脱口而出：“咋办？他若真不来，我就上吊、跳河，死给他看！”
一听这话，陈父哎哟一声，捂住胸口，脸色蜡黄，牙关紧闭，一头栽倒在地。众人慌了手脚，围成一团，有的掐人中，有的抹胸口，有的灌红糖水。过了好一会儿，陈父才缓缓醒来。从那以后，他竟得了心脏病。
就在众人手忙脚乱时，忽然听到一声：“来啦，来啦！”
大家扭头一看，远处，一个麻秆般的身影，正晃晃悠悠走来。走近才发现，陈名福头发蓬乱，灰头土脸，汗流浃背，一副落魄相。几个老妇一把按住他，胡乱给他擦把脸，然后梳头、换衣、戴红花，七手八脚，一顿收拾。陈名福表情漠然，像个木偶，任人摆布。
尚未收拾妥当，门外就响起鞭炮声，新娘子已经进了门。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司仪高声叫着，陈名福一边规矩照办，一边不时扯一下后背——因为急于赶路，内衣已经湿透，湿漉漉地粘在后背，很不舒服。拜完堂后，酒席开始，一对小夫妻又被人领着，挨桌敬酒。
陈家因为大儿退婚，在村里失了面子，要在小儿婚事上挽回面子，所以请遍全村所有人家，每家都派了一两个代表来。屋里屋外，尽是桌子，邻桌的人，背贴背而坐。
日子虽然穷，穷有穷的过法。为了他的婚事，母亲早早就开始养猪，过年也没舍得杀，头一天刚宰了，全部用在酒席上。那年头，连饭都常吃不饱，更不用说吃肉了。所以，相当一部分人，与其说是来贺喜，不如说是冲着那头猪来的。表面看，满满一桌菜，尽是堆得高高的肉，其实只在上面铺了薄薄一层，下面是各种蔬菜或干菜。每碗菜一端上来，满桌人争先恐后举筷，稍一迟疑，肉就被人抢走。眨眼间，碗就见了底。那气氛，竟有几分紧张。
陈名福一早出门，中午没吃饭，又步行几小时，早已饥肠辘辘，闻到肉香，直咽口水，有时不小心，口水就流到嘴外，只好一直抿着嘴，往里吸着气，一双眼睛早饿急了，根本不听使唤，每端上一碗肉，就直往上面瞄，很不争气，哪有心思敬酒？眼巴巴地看着桌桌风卷残云，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把夺过，整碗吞下。可是，他的程序没结束，必须一桌一桌敬。对他而言，这真是一种折磨。
好不容易敬了一圈，坐下吃饭时，桌上要么是空碗，要么只剩些汤，上面漂着一层油花，哪里还有肉影？他只好盛了碗饭，倒了些肉汤，狼吞虎咽。若是平时，这已是难得的佳肴，可是今天不同，他是主角呀，竟然没给他留几块肉！这么一想，他心里委屈极了，鼻子一酸，眼泪就涌了出来。他赶紧低下头，眼泪失去重心，吧嗒吧嗒掉进碗里。好在客人已经酒足饭饱，忙着吆五喝六猜拳，没人在意他。
酒席撤后，开始闹洞房。几个半大小子，兴致勃勃，百般捉弄一对新人。陈名福本就不愿结婚，情绪沮丧，又被人捉弄，心情不悦，不肯配合。小伙伴们闹腾不起来，意兴阑珊，扫兴而归。此时，陈名福已是哈欠连天，极度疲乏，眼皮直打架，衣服也顾不得脱，倒头便睡。
睡梦中，忽然听到嘤嘤哭声，陈名福吓了一跳，猛地坐起。哭声是从另一头传来的，他惊问一声：“啥人？”哭声立刻停了，面前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到。陈名福酒劲儿还没过，迷迷糊糊，以为自己在做梦，打了个哈欠，又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天刚亮，陈名福就醒了，发现另一头躺着个人，这才想起结婚的事，像触电般跳下床。
母亲已在灶间忙碌，看到他，满脸笑吟吟。是啊，儿子终于把婚结了，自己心愿已了，无论是对亲家，还是对乡亲，都好交待了，当然高兴。 陈名福不敢抬头看母亲，洗了把脸，对母亲说：“吃过粥，我要去上学。”
陈母咦了一下：“你不是请假了吗？”
陈名福撒了个谎：“学校不同意，说马上要高考，今天必须回去。”
陈母惦记着儿子的前途，沉吟了一下，也就同意了。
吃罢早饭，陈名福蹑手蹑脚，走进新房，新娘子还没动静，不知是真睡，还是假睡。他不管不顾，拿起背包，逃难似地离开了。
太阳未起，晨熹迷蒙，山路弯弯，不见人影。伴随陈名福的，除了啸啸山风，便是啁啾鸟鸣。虽然满眼葱绿，生机勃勃，在他眼里，却是满目凄凉，一副衰败景象。他心灰意冷，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
想着想着，陈名福为自己悲哀起来，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在这深山僻壤，他顾影自怜，越想越委屈，控制不住自己，先是轻声抽泣，后来嚎啕大哭。哭声在山岙里回荡，又返回来，撞击着他耳膜。
回到学校，陈名福郑重决定：效仿哥哥，改名。
他是“名”字辈，哥哥名泉参军后，自作主张，将姓名改为陈明泉。哥哥是他的偶像，也是他的骄傲。与哥哥相比，他自愧不如。哥哥比他勇敢，为了幸福，敢自己做主，退掉娃娃亲；他比哥哥懦弱，害怕父母伤心，不敢违背父母意愿。他想，虽然婚姻无法做主，但人生道路上，需要自己选择的事还很多，今后一定要像哥哥那样，做一个明白人，不要做一个糊涂人。
从那以后，他的姓名就成了“陈明福”。
血书
20世纪中叶之后，政治运动多了起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学生也被指有右派言论，受到组织处理。到1958年临近高考前，受反右运动影响，宁波中学高三学生被分为3类：出身好、表现优者，不必参加高考，直接保送名校；成分不好者，失去高考资格，被送到梅山岛盐场劳动；表现中游者，参加高考。
按往常成绩，陈明福本来有望保送，因受结婚干扰，成绩急剧下滑，要想上大学，只有靠自己努力。
6月份，进入高考总复习阶段，陈明福陷入纠结：既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又担心家里生活困难，自己结了婚，考上后读不起。
该填志愿了。一年前，学长殷仁芳考入中国地质大学，写信希望他也报考该校。陈明福的情绪尚未从低谷中走出，干啥都无精打采，因被成绩困扰，他不敢奢望名校，但有一点是强烈的：走出山岙，远离家庭。他从小就窝在山岙，不愿一辈子翻山越岭。
志愿该怎么填呢？他陷入茫然。
高三毕业班有9个班级，四五百人。这天，毕业生在会场集合，听校长王兴廉作报告。王校长挥着手臂，声情并茂，像个演说家：“同学们，你们正在选择志愿，很多人想当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等等，将来为建设祖国做贡献，这很好！但是，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你们有没有想到？”
王校长咳嗽一声，停住話头，环顾学生，卖起关子。
开始，陈明福木然立着，脑子开着小差。听了这句话，他竖起耳朵。
看到大家都侧耳静听，王校长大手一挥，朗声说道：“就是保卫祖国！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国家的海军要大发展，几所海校今年到浙江招生，包括海军大连指挥学校、海军大连机械学校、海军青岛潜艇学校等。希望同学们踊跃报名，让祖国挑选！”
接着，王校长介绍了招生程序：报考对象为成绩和表现优秀者，自己先报名，班里再推荐，然后报学校党支部政审，政审合格后参加体检。
一席话，说得陈明福浑身躁动，心跳加速：对呀，上军校，既可以吃饱饭，又不用花钱，多好！
想到吃饱饭，他满口生津，喉咙很响地“咕噜”一声。他已经记不起上一次吃饱饭是啥时候了。
动员会一结束，陈明福第一个报名。
一周后，名单公布，符合政审条件的，共有20多人。陈明福站在名单榜前，从头看到尾，心渐渐往下沉：里面没有自己！
他不明白，自己是三好学生，虽然这半年来成绩下滑，但在同学当中，毕竟还是上游，怎么会落选？
回到教室，同学们也很惊讶，纷纷帮他分析原因：“是不是考虑到你家里已有人在部队？”
“可能是考虑到你已经结婚。”
“看你长得豆芽似的，是不是担心你身体吃不消？”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营养不良，21岁的陈明福身高1.73米，体重只有53公斤。
陈明福百思不得其解，正想去找班主任，一个要好的同学匆匆进来，把他拉到教室外，神色紧张地说：“坏了，听说你有右派言论。”
“右派言论？”陈明福心里咯噔一下，仿佛兜头浇了盆冷水。那年月，若被戴上右派帽子，等于一辈子判了死刑。
“你忘了？去年你帮蒋介石说好话的事？”
“啊？”陈明福大吃一惊，“那只是随口一说，怎么能算帮蒋介石说好话呢？”
那是去年春天，学校组织学生“远足”，也就是现在的春游。陈明福与全班同学一道，背着简单行李，步行四五十里，从宁波到奉化溪口。溪口是蒋介石老家，他们去看了蒋母之墓。墓前，除了原先的正碑外，还竖着两块石碑，上面刻着：恶母生逆子，祸国又殃民。这显然是后人树的。
看了这对石碑，同学们叽叽喳喳，觉得很解恨，唯有陈明福默不作声。这时，有个同学找了块小石子，想模仿石碑上的口气，在正碑上刻几个字，骂骂蒋介石，一些同学附和称好，陈明福上前制止。
同学们不解，说：“连毛主席都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你为什么要保护蒋介石？”
陈明福看过很多历史书，了解那段历史。他说：“蒋介石作为历史人物，历史自有公论。大革命初期，他得到孙中山的高度信任，北伐也有功劳。孙中山逝世后，他背叛了先生的遗嘱，露出了凶残面目。不过，这些事与他母亲无关，我们不应过多咒骂他母亲。凡是株连，古往今来都不足取。”
一些同学不服气，找不出理由反驳，何况陈明福是班长，他们只能服从。
陈明福想不到，这关键时刻，竟然有人翻起旧账，把他往绝路上逼。 那天深夜，陈明福像幽灵似的，在操场上疾速转着圈。这是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必须想一个法子，渡过这个关口。
对了！陈明福灵光一闪，想出一招苦肉计：写血书，表决心！
校园里静寂无声，高三学生都已休息。陈明福悄悄溜进教室，关上门，打开灯，摊开白纸，擦净铅笔刀，右手持刀，犹豫了一下，又狠狠骂自己：比起平时受的苦，这点疼算什么！
这样一想，他一咬牙，朝左手小拇指割下去，心里一阵钻心疼。因用力太猛，小拇指被划开一个大口子，鲜血汩汩而出，他用右手食指蘸着血，先写上“决心书”三个大字，然后写道：
班领导并校领导：
我坚决要求报考海军学校，献身海军事业，恳请批准我的请求。
高三9班陈明福
因伤口太大，鲜血一时止不住，点点滴滴，洒在纸上，多少有些触目惊心。
第二天，陈明福将血书交给郑聿成。郑聿成比陈明福大3岁，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上高中前已参加工作，还入了党，是班里唯一的党员。
看到血书，郑聿成十分惊讶，郑重地说：“我马上报告班主任！”
陈明福忐忑不安，天天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几天后，郑聿成找他谈话，严肃地说：“从血书上看，你流的血还是挺多的，表明你报考海校决心很大。班主任和我认真研究后，向学校作了推荐，学校经过严格政审，已同意你报考。下周，学校要组织考生到医院体检。据说，海军对身体要求分为四个等级，五等以下就不能录取，你要有思想准备。”
“好的，好的！”陈明福连连答应，心里一阵狂喜，摸摸脑袋，一块石头落了地。阿弥陀佛，万幸，万幸，没被扣上右派帽子！想不到，受了这么一点皮肉苦，居然绝处逢生！
他仿佛看到，命运之神正朝他敞开大门。
这次海校在浙江招生，仅限于杭州、宁波、嘉兴、温州4个地区。按照海军要求，身体检查分四等：第一等到潜艇学校；第二等是快艇；第三等是水面舰艇；第四等是海陆勤，即后勤保障。二、三、四等都可以送海校。到了海校后，還有多次体检复查和考试成绩筛选，不合格的随时淘汰。
体检结果，医院对陈明福的结论是：体质瘦，符合四等海陆勤标准。虽然等级不高，但只要能穿上海军军装，他就烧高香了。
更高兴的事还在后面。7月初，体检一合格，第一个月津贴就发下来了，多少钱？6元呢！
陈明福一蹦三尺高。长这么大，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若是卖柴，要卖七八趟才能赚到！
这次招生，宁波地区共有25人录取，来自5所中学，宁波一中占了17名。宁波市教育局让宁波一中统一组织这批学生，到上海吴淞训练团去报到。因陈明福在校是班长，市教育局指定他当排长，带队前行。
21岁的穷孩子陈明福，终于一脚踏上幸运之船。
第二章 扬帆大海
12个馒头
1958年7月5日，宁波江北岸，老外滩熙熙攘攘，汽笛此起彼伏，船只来回穿梭。乘船者，送行者，把狭窄的码头挤得满满当当。
老外滩历史悠久，唐宋以来就是最繁华的港口之一。1842年，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商埠之一，江北岸被指定为通商地点，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同时建立起“外人居留地”，比上海外滩开埠还早20年。据说，上海外滩就是取名于宁波老外滩。当上海还是渔村时，老外滩的洋人已经摩肩接踵了。1872年这里建起天主教堂，以其哥特式建筑风格，被誉为“浙江教堂之魁”。
陈明福带的这队学生兵，送行的人更多。当兵一去就是两三年，不同于出差，过几天就回来，所以亲朋好友都来送。走的人，送的人，大多红着眼睛，甚至哭哭啼啼，只有陈明福孤身一人，家人离得远，没人来送。他毫不伤感，反倒兴高采烈。看着他们哭鼻子，他觉得奇怪：多好的事啊，有饭吃，有衣穿，读书免费，还有津贴费，梦里都要笑醒，哭啥鼻子？
登船的时间到了，陈明福集合队伍，看到人人拎着大包小包，只有自己两手空空，便反复劝说：“当兵啥都有，除了身上穿的，不必带衣物，部队都发。”这些话，他原来并不知道，是指定他当排长后，人武部的人让他说的。但是，费了半天口舌，没人听他的。
轮船往返沪甬，大多夕发朝至，在船上睡一觉，次日早晨刚好到，不耽误工夫。船起航后，这群学生兵兴奋莫名，嘁嘁喳喳，毫无睡意，说了一夜话。
第二天清晨，轮船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泊岸，陈明福带领大家鱼贯下船。出口处，有几个穿海军军装的人，高举着牌子，将他们领到码头外。路边，停着几辆卡车。卡车载着他们，穿过市区，朝吴淞口方向驶去。那里，有一个东海舰队训练团。
卡车驶进营区停下，一个少尉军官站在车边，招呼他们下车，把他们领到宿舍门口，他对陈明福说：“我是刘排长，你让大家放下行李，洗洗手，先吃饭。”
“吃饭”两个字，在陈明福听来，是那么顺耳、欢欣。他大声应道：“是！”立刻奔进宿舍，高声嚷嚷：“快，快！有饭吃啦！先吃饭要紧！”
大伙一听，呼啦一下，行李一扔，就往门外跑。那年月，不光陈明福挨饿，很多人都吃不饱。
陈明福站第一个，让大家排好队，然后跟着刘排长，朝食堂走去。
食堂是平房，很宽敞，餐桌一排排，很整齐，能同时容纳几百人就餐。中间有个长方形桌子，摆着一只藤条大箩筐，满筐白面馒头，热气腾腾，香气诱人。旁边立着一只大铝桶，盛满大米稀饭，熬得黏稠。每张桌上，摆着几盘咸菜，还有一摞餐具，有铝盘子，有不锈钢碗。
刘排长交待：“8个人一桌，暂时就这么坐，以后编班后再调整。”一挥手，大家疾步散开，直奔桌子。
看到冒着热气的馒头，陈明福眼都直了，先夹了两个，看到别人装好几个，又添了1个，还是挪不动步，犹豫了一下，顺手再夹1个，扭转脸，乘别人不注意时，一把塞进嘴里，不敢动嘴鼓腮咀嚼，而是用舌头搅拌，唾液稍加润滑，眼睛一闭咽了下去。
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
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
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学姹紫嫣红，每年有5000余部作品问世。这意味着，第四届的参评作品多达2.5万部。要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位腰板笔挺、颀长消瘦的老者走进会场，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找到自己的座签，怯生生地坐下。座签上写着：陈明福。
会场上，人渐渐多起来。熟人相遇时，热情打招呼。陈明福左顾右盼，没看见一张熟面孔，只好目不斜视，静静坐着，显得有些拘谨。他觉得奇怪：自己站了半辈子讲台，十几人的小课也好，数百人的大课也罢，哪个场面没见过？从未怯场过，今天是怎么了？
想了半天，他终于找到答案：自己不是“圈内人”，却侥幸在百花园摘了颗蟠桃，好像当年的孙悟空。
15时，颁奖活动开始。主持人道了开场白，介绍了与会嘉宾。陈明福一听，嗬，尽是文学界的大腕，还有几位将军。
接着，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本届评委会主任万伯翱致辞。他介绍说，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由老一辈革命家文学家刘白羽、林默涵等人发起设立，已于1995年、2001年、2007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过三届，在第四届优秀作品评选过程中，经过多轮的无记名投票，最终产生12部获奖作品，其中长篇作品5部、中篇作品4部、短篇作品2篇、传记文学翻译作品1部。此外，还有18部（篇）作品得到获奖提名。这些优秀作品，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整体态势，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传记文学创作的水平。
颁奖开始了。先上台领奖的，是长篇获奖作品的作者。每个作者上台时，银幕上都会显示评委会的点评语，并配音宣读。
第一部获奖作品是《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作者张胜将军，是张爱萍上将的儿子。他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手中接过奖状后，介绍了自己的创作过程。这部作品是张胜从1990年开始，历经多年完成的。期间，张胜在父亲退休以后，与父亲对话将近一年。父亲把他参加革命以及到了老年的人生经历、他的信仰，包括他的困惑，都与儿子谈了。“这就给了我丰富的创作资源，如果没有一个人跟你倾诉他的内心，你的创作就是无源之水，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幸运。”张胜说。
第二部获奖作品是《王蒙自传》。年近八旬的王蒙缓步上台，谦逊地说：“非常不好意思，非常惭愧，因为我本来就是爬格子、写字的，不写字就觉得是白活了，所以得奖实在是太惭愧了。本来应该写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很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咱们传记文学学会。惭愧、惭愧！”
第三部获奖作品是《左手礼》，作者丁晓兵、文炜。文炜是武警部队女作家，以英模人物丁曉兵为主人公创作了这部作品。文炜上台后，羞涩地说：“可能我是最没有资格站在这儿说话的一个作者。获奖以后，我特别意外。这次获奖的5部长篇除了我这个，其他都是大作家写大人物，只有我是名不见经传的。”
当张胜和王蒙致词时，陈明福坐得四平八稳。他俩，一位是将门之后，一位是文学大家，作为获奖者代表发言，在情理之中。当文炜发言时，陈明福坐不住了：哟，每个人都要发言呀？还以为只是上台领个奖呢！
文炜发言很简短，陈明福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主持人就开始宣布第四部长篇获奖作品：“《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作者陈明福。陈明福先生为了写这部作品，跋涉了山山水水，到过很多左宗棠去过的地方，历经辛苦，这种精神实在让我们感动。”
陈明福一个激灵，慌忙站起来。
这时，音乐声起。银幕上，出现评委会点评的字幕，并伴有配音：“古稀之年的陈明福，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历时六载，循着晚清名将中兴名臣左宗棠的足迹，遍访其关内塞外、天山南北、万里海疆生前所到之处，查阅数千万字的史料，搜集大量趣闻轶事。作品气势恢弘，文笔流畅，叙事生动，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鲜明的人物性格，展现了这位民族英雄传奇的人生经历，填补了百余年来在左宗棠传记写作中的缺憾与不足，对有关左宗棠的种种争议，亦力求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主持人接着说：“下面有请获奖作者上台领奖，有请乔宗淮副部长为获奖者颁奖。大家欢迎！”乔宗淮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是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和龚澎之子。
掌声中，陈明福往台上走，边走边扯衣摆。这是一件新衣服，棱角分明，有点不服帖。这辈子，他从没给自己买过衣服。上学时，哥哥给他买过。参军后，他一直穿军装。退休后，子女给买过几身，多数时间仍穿旧军装。这次为了进京领奖，他破天荒花470元，买了一长一短两件衬衣。
主持人说：“陈老师，请您给大家讲讲写作中的艰辛和甘苦。”
陈明福脑子一片空白，好在毕竟是教师出身，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
接下来，话匣子便打开了：“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做过很多梦。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能够写一部重要作品，能够来到京西宾馆这样的神圣之地，更没有想过能获得中国传记文学最高荣誉奖。我怎么敢做这样的梦呢！”
语调铿锵激昂，只是一口宁波味。好在影视剧里蒋介石常说，大家并不陌生，报以宽容而热烈的掌声。
陈明福受到鼓舞，侃侃而谈：“但是今天，我不是做梦，现在我捧着这样崇高的荣誉，我梦想成真了。我梦想成真，要感谢我们伟大的党，感谢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他们是那样的公正、那样的公平，因为我是一个草根作家，我是一个军事干部、一个业余作者，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从内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掌声又起。 “咋喊？”阿福茫然不知。
阿叔叹口气，扯起脖子喊道：“卖柴喽，柴要哇？粉燥的柴，要哇？”
阿福盯着阿叔的嘴，嘴巴张了几回，舌头嚅动半天，却发不出声。阿叔皱着眉头，连连摇摇头：“唉，照你这样子，到天黑也卖不出。做生意，面皮要厚，嘴巴要甜。”
阿福这才知道，卖柴也是做生意。
阿叔就近指了条道，让阿福独自前行，自己挑着担往远处走。阿福见阿叔走远，心里忽然空荡荡的，像是失去主心骨。
阿福挑着担，走进小巷，压着嗓子喊：“卖柴，卖柴。”喊了半天，侧耳听听，声音好像只有自己能听到。
这时，对面有人走过来，阿福赶紧噤声，像做贼被人发现似的，低着头，脸朝着墙壁，避到一边。来人走近时，奇怪地看看他，走了。听到脚步声远去后，他才转过身，探头探脑往前走。
一条小巷走到头，一无所获。阿福迟迟疑疑，拐到另一条小巷。挑着这副重担，连赶几个钟头的路，两碗汤水泡饭早就不顶事，肚子咕咕叫起来，肩上愈发沉重。他有些心焦，顾不了面子，大着胆子，提高声调：“卖柴喽，粉燥的柴。”
正走着，前面吱呀一声门响，走出一个中年男人，长得慈眉善目。阿福趋步上前：“大伯伯，大伯伯，柴买哇？粉燥的。”
中年男人看他一眼：“哟，还是个小孩子，侬几岁了？啥地方人啊？”
阿福赶紧回答：“我13岁，是岙底的，城湾岙的。”岙底，不是地名，是指山岙的最底部。
“城湾岙？”中年男人想了想，“喲，我晓得，介远路挑过来，侬放下来，我看看。”
中年男人近前，忽然吃了一惊：“哟，侬咋满脚血淋淋的？弄伤了？”
阿福低头一瞧，吓了一跳，右脚大拇指血肉模糊，半只趾甲往外翻，脚上尽是血，已经凝固，草鞋也染红了。估计是赶路急，不知啥时踢到石头了，一路来竟没察觉，这时才感到钻心疼。他强忍着，挤出笑脸：“没关系，没关系，不痛的。”
“咋会不痛呢？罪过，罪过！”中年男人发了声感慨，“这柴我买了，咋卖法？”
阿福高兴极了，连连摇手：“大伯伯，没关系，侬随便定好了！”
中年男人说：“好，那侬挑进来。”说罢，先走进去
阿福弯着腰，小心翼翼挑柴进门，里面是个院子。阿福放下柴担，四下一瞅，院子挺宽敞，有一排房屋，屋檐下还雕着花，是个富裕人家。
这时，中年男人从屋里出来，手上拎杆秤。阿福取下扁担，将秤钩住柴，扁担穿进秤纽。
秤罢两捆柴，中年男人一算，共106斤。他上下打量一下阿福，问：“侬有多少高、多少重？”
阿福回答：“我一米四八，80斤重。”
中年男人又发起感慨：“哎呀，介小年纪，挑介重担，走介远路，真是罪过！”
中年男人给阿福倒了杯水，让他歇会儿，然后把两捆柴搬到屋里。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张钞票出来，认真地对阿福说：“小娃，镇里买柴是80元一斤，侬的柴106斤，总共是8480元。看侬小娃介罪过，我给侬1万元钱。喏，这是钞票。”边说边递给阿福。
阿福大喜过望，口里不停说“谢谢大伯伯”，双手接过，翻过来，覆过去，放到鼻子下使劲闻，心里怦怦跳。这是一张新钞票，挺括括的，还有油墨香。他长这么大，第一回挣钱，就赚了这么多！
1950年，因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尚未建立新币制，仍实行旧币制，通行的是大额票面，即1万元、10万元等，到1952年前后才实行新币制，面额缩小到万分之一，即1万元变成1元，1000元变成1角，100元变成1分。
那时，挣1万元（即新币制1元），是什么概念？看一则新闻，就知道了。
2009年8月21日，媒体曾发过这样一则报道：
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文波介绍：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扣除物价因素，增长18.5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1元。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达21.8万亿元，比1952年的8.6亿元增加2.5万倍，人均由1.6元增加到16407元。
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679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2008年比1952年增加了77倍，2008年一天创造的GDP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2013年GDP核实的总量为58.5万亿人民币，2014年中国GDP总量预测是63.6万亿元。
1949年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4元，1952年时储蓄存款人均才1.6元，可见当时挣1元钱，有多不容易！
阿福收好钱，藏在内衣口袋里，拿起扁担和挆柱，正欲走，想了想，留下了挆柱，向中年男人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开。走远后，一拍脑袋：哎呀，不知道这好心伯伯姓啥？下回卖柴时，再挑到他家卖多好！又一想：这回他已经多给钱了，哪好意思再占他便宜？还是算了，怪难为情的。
这时，右脚痛感加剧。阿福拄着扁担，一瘸一拐，走在街上，心里美滋滋的。东边的太阳刚刚升起，斜斜照过来，房屋一半红、一半暗，很有层次感。阿福的心，就像这房屋的层次，一半美，一半痛。
一阵肉香飘来，阿福猛吸几下鼻子，身体不由自主地被鼻子牵着走。前面是个包子铺，阿福想起母亲的话，摸了摸内衣口袋，朝包子铺走去。
铺子里，一摞蒸笼热气腾腾，肉香愈发诱人，一个女子正在和面团。阿福问：“阿姨，包子咋卖卖？”
女子抬起头，看他一眼，回答：“200元一只，要几只？”
“嗯……”阿福眼睛盯住蒸笼，喉咙动了一下，赶紧抿紧嘴，防止口水流出来。
女子拍拍手，面粉在案板上跳起舞。她走过来：“小娃，要几只？” 阿福捏捏口袋，支吾了一阵，下不了决心。
女子皺起眉，有点不耐烦：“买不买？别耽搁我工夫！”
阿福一跺脚，说了句“不买了”，仓皇逃离。一边走，一边给自己找理由：哼，凶巴巴作啥？如果像买柴伯伯那么好，我就买一只了，不，要买两只，美美吃一顿！
话是这么说，可是肚子不争气，咕咕直叫。他把裤带使劲儿勒了勒，在沟渠里洗净血迹，走到阿叔指定的地方，坐着等他们。
等了好久，街上行人渐多，卖柴的山民才陆续回来，每个人看到阿福，都面露讶异，听说他卖了1万元钱，更是吃惊：“侬柴没阿拉重，咋卖得比阿拉贵？”
阿叔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家互相一问，阿福柴的分量最轻，却卖得最贵。阿叔摇头叹道：“阿福运道好，是做生意的料！”
阿福头摇得像拨浪鼓：“我哪会做生意，是运道好，碰到良心介好的伯伯。”
一个村民逗他：“阿福，侬赚了介许多钱，请我们喝杯酒吧？”
阿福低着头，左脚搓着地，扭扭捏捏，不知如何回答。
其他村民笑了：“逗你玩呢！你给自己买几块糖果吧。”
阿福抬起头来，认真地说：“我要给阿姆的，她要买盐的。”
众人纷纷说：“真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
阿叔摸摸他的头，说：“阿福，今后卖柴时，我们都会带上你，只是你不要挑太重了，你还在长身体，会压坏身体的。”
阿福缩缩脖子，应道：“阿叔，我晓得了。”
浙东沿海一带，低山丘陵，是天台山余脉，连绵起伏，直伸入海。城湾岙四面环山，有“廿里城湾不出岙”之说。村里山多田少，又是冷水田，稻谷经常歉收，只好种些五谷杂粮，粮食年年接不上茬。有道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山民只好吃山，砍柴挑到山外卖，赚点钱买日用品，或者直接换米。
几条羊肠小道，翻山越岭，通往山外集镇：东去20华里，是霞浦镇，再行10华里，是柴桥镇；西去20华里，是大碶镇；北去12华里，是大村清水桥，再走十五六华里，是新碶镇。卖柴的队伍，有时去霞浦，有时去大碶，有时去新碶，偶尔也去柴桥。
从那以后，卖柴队伍里，便多了一个半大孩子，矮小瘦削，弓着腰，喘着气，肩荷重担，踉踉跄跄，挥汗如雨，亦步亦趋。
复学
阿福砍柴历史更早，六七岁时，就跟着母亲上山。12岁时，失了学，开始“放单飞”，独自上山砍柴。
那是1949年5月，解放军已打过长江，向南挺进，但舟山还没解放，国民党飞机经常飞到宁波一带，或侦察，或轰炸，80华里外的宁波城，已多次被炸。阿福正在读小学五年级，为安全起见，学校停学，阿福回家务农。因年纪小，父亲让他砍柴。
阿福父亲命运不济，家境赤贫，幼年时，养不过来，其父想把他送人，因他出过天花，人家嫌弃不要。阿福父亲长大后，单薄瘦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做点小买卖，收点毛皮、蛇皮、蝉衣，到市上卖。阿福母亲是童养媳，7岁就进了陈家门，心灵手巧，勤俭持家，能挑二百多斤柴，还能驱牛耕田，比一些男人还能干，里外一把手，是乡劳动模范。家中诸事，包括种田、砍柴等体力活，都是阿福母亲操劳。
母亲找了块帆布，给阿福缝了一副“挨山”、一双山袜。“挨山”类似于褡裢，上山时穿上它，荆棘不会钩破衣服。山袜肥大，可以裹住裤管，起到保护作用。母亲还给他削了根冲杠。冲杠长约两米，用毛竹削成，两头尖利，是挑柴工具。两捆柴扎好后，用冲杠先穿透一捆，背到肩上，再穿透另一捆，然后躬腰挑起。
别小看这冲杠，7年前，险些坏了一村人性命！
那是1942年，一小队日本鬼子窜到城湾岙，发现户户门口都竖放着几根冲杠，怀疑是对付皇军的土武器。翻译是城里人，也不知是何物。鬼子如临大敌，“良心坏了坏了的”、“死了死了”地叫嚷着，枪栓拉得哗哗响，把村民赶到一起，要打人杀人。村民们战战兢兢，明知大祸临头，却束手无策。这时，阿福一位本家姑姑急中生智，壮着胆子，拿起一根冲杠，走到柴堆前，两头分别戳进一捆柴，挑在肩上，并告诉翻译，这是村民的挑柴工具，两头削尖是了便于戳进柴捆。鬼子见状，又听了翻译解释，明白了不是什么土武器，这才收起枪，悻悻离开。
穿上“挨山”，套上山袜，再扛起冲杠，阿福俨然成了小樵夫。开始，他在山脚下砍点茅草柴，挑回家来烧饭。茅草柴到处都有，但不经烧。砍了几个月后，走到远一点的山上，砍粗一些的柴火。后来，有了经验，气力也渐大，再到较高的山上，砍木质硬的粗柴。硬柴才能卖好价。阿福后来卖的柴，都是自己砍的。
就在这时，家里发生变化。阿福有个哥哥，叫陈名泉，大他6岁，原在上海中国纺织总公司当职员，与几位好友商量，决定投奔解放军。1949年9月，陈名泉考上华东军政大学。家里本来就困难，这下断了经济来源，生活更加窘迫，父母大为恼火，母亲生闷气，父亲则捶胸顿足，破口大骂：“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当啥子兵，猪脑子！”
也难怪父母生气，陈名泉能在上海工作，着实不易。城湾岙有个老秀才，叫陈海朝，乡亲们都尊称他“海朝公公”，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在国民政府工作。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长子陈豪楚随往，一去8年，音讯隔绝。其妻贺曼丽带着两女一子，留在城湾岙，幸亏阿福母亲照顾，两人情同姐妹。1945年光复后，陈豪楚回到上海，任中纺公司总裁秘书，家人得以团聚。出于报恩，他将陈名泉和二姐夫叶友德接到上海，安排了工作，还带出去本村许多后生。这么大面子得到的机会，陈名泉竟轻易舍去，父母当然痛惜。
好在政府对军属很照顾，送来“军属光荣”牌，挂在门口，在村里很风光。后来，陈父不如意时，想拿大儿子出气，刚张开口，看到这块牌子，又抿住嘴，憋了回去。
父母本来打算，待学校复学后，让阿福继续上学。这下子，家里拿不出钱，又缺劳力，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学校复学，阿福很懂事，没再提上学的事。
儿子小小年纪，就辍学务农，母亲心疼，看他长到12岁，还没穿过棉衣，咬咬牙，托在上海工作的本家侄子陈名潮，按尺寸给阿福做一件，商定费用以柴顶替，给其父绍良伯。棉衣做成后，捎回村里，式样是流行的列宁装，有两排扣子，阿福煞是喜欢，穿在身上到处显摆，舍不得脱。不过，价钱也很贵，要12万元。 这次长跑比赛，也对他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后来，每当遇到失意、挫折、坎坷时，他就会想起这次长跑，自我开导：人生就像长跑比赛，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逞一时之能，要有力量积蓄，要有超人耐力，贵在后劲。如果知难而退、半途而废，将会前功尽弃、一蹶不振。只要认定目标，矢志不渝，咬牙坚持，必将获得成功、笑到最后！
陈名福的长跑习惯一直保持下来。40岁时参加万米跑，与年轻力壮的战士同场比赛，成绩42分6秒，得了第六名。在退休前的十多年间，他参加学院运动会45岁以上组的长跑比赛，依然步履轻快，一路领先，年年夺魁，令观众叹为观止。
3年的高中生活，陈名福依然饱受贫困。最要命的是长期吃不饱。学生吃多少，由自己订饭，为了省钱，陈名福一天三顿的饭量是2两、4两、3两。早晨吃粥，1两一瓢，粥的厚薄及瓢的大小，是学生会生活部长参与试验后定下的。食堂饭师傅分配时，一边淘，一边喊“1两、2两”，但瓢在淘时，数量还是有差异的。学生们提意见后，校务部的領导亲自给学生分粥。提上来时慢而平，倒在碗里就多一点，大家比较满意。厨师按照领导示范的办法分配后，学生们才不再有意见。
这个阶段，陈名福的学费和伙食费完全靠哥哥资助。哥哥已经毕业，留校任教，有了工资。陈名福尽量减轻哥哥负担，能省则省。有一次，一分钱也没有了，他向同学借了5分钱，买张明信片。当时，每封信邮资是8分，明信片邮资减半，但还收1分钱的“明片”。他在上面写，我需要饭费多少元。哥哥接信后，立即寄钱，并写信致歉，其中有这样一句：“弟弟，真对不起你，你肯定穷得连邮票都买不起了。”一封信，足见兄弟情深。
逼婚
1958年上半年，进入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报考什么大学，陈名福也张开了理想的翅膀。
开学不久，这天午饭后，陈名福正在寝室看书，一个同学跑进来：“陈名福，你妈妈来了。”
陈名福一惊，忙问：“在哪儿？”
“在大门口，门卫不让进。”
陈名福把书一扔，急急跑去，心里有种不祥的感觉。家里离宁波远，母亲从没来过，这次突然出现，肯定是出了啥事。
门口，母亲拎着一只布袋，正与门卫说着话。门卫看到他，笑了 ：“哈哈，果然是侬，你们进去吧！”
母亲连声称谢，眉开眼笑，边往里走边对儿子说：“这个阿叔交关好，本来拦着我不让进，说学校有规定，只能在门口说话。听了侬的名字，说好像是长跑冠军，这不，看到侬后，就让进了。”她四处张望着，夸张地说，“哎呀，你们学校真是好，房子这么气派。阿福，侬真是有福！”
陈名福心神不宁，没带母亲去寝室，而是往偏僻处领，边观察母亲的表情，边忐忑不安地问：“阿姆，侬咋来了呢？还没吃饭吧？屋里没啥事体吧？”
“我不饿。”母亲回了一句，停下脚步，看着阿福，没有马上开口，顿了好一会儿，才说，“阿福，结婚日子定下了。我晓得，侬想考大学，可是亲家催得紧，说女儿年纪不小了，耽搁不起。他们的心思我晓得，是怕你远走高飞，也像侬阿哥那样退婚。”
陈名福脑袋嗡的一声，低着头，不吭声。他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浙东农村，有订娃娃亲的风俗。两个好朋友，或者交情好的家族，喜欢早早给孩子订下终身，甚至指腹为婚。陈名福的父母，也落入这个俗套，两个儿子，都订了娃娃亲。
给陈名福订的娃娃亲，是本村Z家女儿，比他小两岁，初小文化程度。两家的父亲是好朋友，女孩的爹看中陈名福，说“这娃将来有出息，是大毛笋”，执意要将女儿许给陈家。陈父碍于情面，应承下来，还送了聘礼。
因两家竹山相邻，陈名福见过小姑娘模样，不是他所喜欢的类型，所以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就一直悬着。
哥哥名泉也订了娃娃亲，同样不满意。1949年参军后，他从部队开来一张证明，“革命军人要求解除婚约”，父母气得跳手跺脚，却奈何不了儿子，只好硬着头皮，到亲家退亲，遭到亲家好一顿刁难，又被乡亲们奚落，颜面尽失，于是暗暗商议，要抓住小儿子不放，免得再在村里丢脸。
1956年暑假，陈母对儿子提起婚事，陈名福不胜厌烦：“我不要！”
母亲一边哭，一边数落：“我的命真苦啊，大儿子退了婚，小儿子又想不要，这还有面子吗？今后怎么做人啊？”越想越伤心，越哭越悲怆，先是捶胸顿足，继而满地打滚。
哭声惊动了邻居，大家纷纷跑过来，扶起陈母，一边好声安慰，一边逼着陈名福认错。
陈名福吓得不知所措。他一贯孝顺，见母亲这么伤心，只好答应。从那以后，他就害怕有这一天。
“阿福，阿福！侬听明白了吗？”母亲逼问。
陈名福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阿姆，侬晓得的，我想考大学，结婚会分心的。”
母亲连忙说：“不耽搁你考试，侬啥都不用操心，到时候回家结婚就行了。”
陈名福苦着脸：“我读书、吃饭都要靠阿哥养，结了婚，靠什么养家？”
“不用侬养，有阿姆阿爸呢。”母亲大包大揽。
陈名福倚着树，低下头，脚搓着泥土，在树根旁搓出一个坑。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眼睛看着别处，冒出一句：“我不喜欢她，我想以后自由恋爱！”
“什么？侬昏头了？”母亲面色一沉，提高声调，呵斥道，“喝了几年墨水，心变野了？自古以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容得侬挑三挑四、乱七八糟的！”
这时，几个过路的学生，见到此景，好奇地停下来，远远围观着。陈名福一看，大为窘迫，悄悄抹干眼泪，低声但坚定地嘟囔了一句：“我就是不喜欢她！”
“怎么，侬也想反悔啊？”母亲不管旁观者，提高声调，口气凌厉，“阿福，我同侬讲，侬欢喜也好，不欢喜也好，这个婚结定了！侬敢反悔，我就死给侬看！”说罢，扭头就走。
陈名福慌了，急忙追上去，拉住母亲袖子，母亲一把甩开，走了几步，又折回来，打开布袋，拎出一只竹筒，往儿子手里一塞，声音有些哽咽：“喏，猪油炒盐，侬欢喜吃的。” 听到母亲声音不对，陈名福偷眼一瞧，却见母亲已是泪流满面。他叫了声“阿姆”，母亲不理，倔强地一扭头，抹着眼泪蹒跚着走了。
陈名福这才发现，母亲原本修长、挺拔的身躯，这时已变成微驼，缩到一起，显得格外苍老。
陈名福想追上去，陪着母亲，但看到同学们都朝这边看，失去勇气，拎着竹筒，远远跟在后面，目送母亲背影渐远，感到特别无助。
那段日子，陈名福夜里通宵失眠，白天神志恍惚，成绩急剧直下，从名列前茅，一下子跌到中游。有一次，老师课堂提问，点了他两次名，他才茫然站起，不知老师问什么，木然以对。老师十分不满，不给半点情面，当场训斥道：“你魂跑哪去了？居然一点也不知道，亏你还是班长、‘三好学生’哩！就这样子，还想考大学？我给你零分！”
同学们交头接耳，表情诧异。陈名福羞得满面通红，恨不得钻到地底下。是啊，三年高中，当了半年副班长、两年半班长，年年“三好学生”，竟如此落魄，怎能不让人诧异？
陈名福走不出逼婚的泥淖，左思右想，只有认命。他拗不过母亲，无力改变命运。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他不能不孝。母亲外表温柔，内心刚烈，连父亲也让她三分，她向来说话算话，万一把她逼急了，真会走上绝路。他不敢忤逆。
按母亲的意思，是要他提前两天回去准备的。他一直拖到婚禮前一天，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向学校请假，学校批准他1周假期。
第二天一早，陈名福早早出校门，赶长途客车。从城里到城湾岙，中途须换几趟车，还要步行两三个小时。
照习俗，结婚当天的喜宴，中午是女方摆，晚上是男方摆。不过，男方中午就设宴款待客人了。这天中午，陈名福家里张灯结彩，高朋满座。陈父人缘好，结交广，第一次办喜事，亲朋好友都来了。吃午饭时，看不到新郎的影子，亲友们颇为惊讶。陈父、陈母忙不迭地解释，儿子正在返家路上，很快就到，心里却不踏实。
午饭过后，眼看太阳西移，陈父急不可耐，把陈母拉到一边：“这个小赤佬，不会不来吧？”
陈母心里虽没底，嘴巴还挺硬：“他从小到大都很听话，不敢！”
太阳渐渐偏西，还是不见儿子身影，聊天嗑瓜子的亲友们也坐不住了，窃窃私语，议论纷纷，气氛不安起来。陈父急得直跺脚，差几个娃娃，到村口去张望。过了好一会儿，几个娃娃跑回来说，影子也没看到一个！
陈父背着手，在屋里团团乱转，冲着陈母说：“新娘子马上要进门了，这咋办？这小赤佬如果真不来，如何收场？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一直假装镇定的陈母，这时也沉不住气，一句狠话脱口而出：“咋办？他若真不来，我就上吊、跳河，死给他看！”
一听这话，陈父哎哟一声，捂住胸口，脸色蜡黄，牙关紧闭，一头栽倒在地。众人慌了手脚，围成一团，有的掐人中，有的抹胸口，有的灌红糖水。过了好一会儿，陈父才缓缓醒来。从那以后，他竟得了心脏病。
就在众人手忙脚乱时，忽然听到一声：“来啦，来啦！”
大家扭头一看，远处，一个麻秆般的身影，正晃晃悠悠走来。走近才发现，陈名福头发蓬乱，灰头土脸，汗流浃背，一副落魄相。几个老妇一把按住他，胡乱给他擦把脸，然后梳头、换衣、戴红花，七手八脚，一顿收拾。陈名福表情漠然，像个木偶，任人摆布。
尚未收拾妥当，门外就响起鞭炮声，新娘子已经进了门。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司仪高声叫着，陈名福一边规矩照办，一边不时扯一下后背——因为急于赶路，内衣已经湿透，湿漉漉地粘在后背，很不舒服。拜完堂后，酒席开始，一对小夫妻又被人领着，挨桌敬酒。
陈家因为大儿退婚，在村里失了面子，要在小儿婚事上挽回面子，所以请遍全村所有人家，每家都派了一两个代表来。屋里屋外，尽是桌子，邻桌的人，背贴背而坐。
日子虽然穷，穷有穷的过法。为了他的婚事，母亲早早就开始养猪，过年也没舍得杀，头一天刚宰了，全部用在酒席上。那年头，连饭都常吃不饱，更不用说吃肉了。所以，相当一部分人，与其说是来贺喜，不如说是冲着那头猪来的。表面看，满满一桌菜，尽是堆得高高的肉，其实只在上面铺了薄薄一层，下面是各种蔬菜或干菜。每碗菜一端上来，满桌人争先恐后举筷，稍一迟疑，肉就被人抢走。眨眼间，碗就见了底。那气氛，竟有几分紧张。
陈名福一早出门，中午没吃饭，又步行几小时，早已饥肠辘辘，闻到肉香，直咽口水，有时不小心，口水就流到嘴外，只好一直抿着嘴，往里吸着气，一双眼睛早饿急了，根本不听使唤，每端上一碗肉，就直往上面瞄，很不争气，哪有心思敬酒？眼巴巴地看着桌桌风卷残云，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把夺过，整碗吞下。可是，他的程序没结束，必须一桌一桌敬。对他而言，这真是一种折磨。
好不容易敬了一圈，坐下吃饭时，桌上要么是空碗，要么只剩些汤，上面漂着一层油花，哪里还有肉影？他只好盛了碗饭，倒了些肉汤，狼吞虎咽。若是平时，这已是难得的佳肴，可是今天不同，他是主角呀，竟然没给他留几块肉！这么一想，他心里委屈极了，鼻子一酸，眼泪就涌了出来。他赶紧低下头，眼泪失去重心，吧嗒吧嗒掉进碗里。好在客人已经酒足饭饱，忙着吆五喝六猜拳，没人在意他。
酒席撤后，开始闹洞房。几个半大小子，兴致勃勃，百般捉弄一对新人。陈名福本就不愿结婚，情绪沮丧，又被人捉弄，心情不悦，不肯配合。小伙伴们闹腾不起来，意兴阑珊，扫兴而归。此时，陈名福已是哈欠连天，极度疲乏，眼皮直打架，衣服也顾不得脱，倒头便睡。
睡梦中，忽然听到嘤嘤哭声，陈名福吓了一跳，猛地坐起。哭声是从另一头传来的，他惊问一声：“啥人？”哭声立刻停了，面前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到。陈名福酒劲儿还没过，迷迷糊糊，以为自己在做梦，打了个哈欠，又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天刚亮，陈名福就醒了，发现另一头躺着个人，这才想起结婚的事，像触电般跳下床。
母亲已在灶间忙碌，看到他，满脸笑吟吟。是啊，儿子终于把婚结了，自己心愿已了，无论是对亲家，还是对乡亲，都好交待了，当然高兴。 陈名福不敢抬头看母亲，洗了把脸，对母亲说：“吃过粥，我要去上学。”
陈母咦了一下：“你不是请假了吗？”
陈名福撒了个谎：“学校不同意，说马上要高考，今天必须回去。”
陈母惦记着儿子的前途，沉吟了一下，也就同意了。
吃罢早饭，陈名福蹑手蹑脚，走进新房，新娘子还没动静，不知是真睡，还是假睡。他不管不顾，拿起背包，逃难似地离开了。
太阳未起，晨熹迷蒙，山路弯弯，不见人影。伴随陈名福的，除了啸啸山风，便是啁啾鸟鸣。虽然满眼葱绿，生机勃勃，在他眼里，却是满目凄凉，一副衰败景象。他心灰意冷，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
想着想着，陈名福为自己悲哀起来，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在这深山僻壤，他顾影自怜，越想越委屈，控制不住自己，先是轻声抽泣，后来嚎啕大哭。哭声在山岙里回荡，又返回来，撞击着他耳膜。
回到学校，陈名福郑重决定：效仿哥哥，改名。
他是“名”字辈，哥哥名泉参军后，自作主张，将姓名改为陈明泉。哥哥是他的偶像，也是他的骄傲。与哥哥相比，他自愧不如。哥哥比他勇敢，为了幸福，敢自己做主，退掉娃娃亲；他比哥哥懦弱，害怕父母伤心，不敢违背父母意愿。他想，虽然婚姻无法做主，但人生道路上，需要自己选择的事还很多，今后一定要像哥哥那样，做一个明白人，不要做一个糊涂人。
从那以后，他的姓名就成了“陈明福”。
血书
20世纪中叶之后，政治运动多了起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学生也被指有右派言论，受到组织处理。到1958年临近高考前，受反右运动影响，宁波中学高三学生被分为3类：出身好、表现优者，不必参加高考，直接保送名校；成分不好者，失去高考资格，被送到梅山岛盐场劳动；表现中游者，参加高考。
按往常成绩，陈明福本来有望保送，因受结婚干扰，成绩急剧下滑，要想上大学，只有靠自己努力。
6月份，进入高考总复习阶段，陈明福陷入纠结：既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又担心家里生活困难，自己结了婚，考上后读不起。
该填志愿了。一年前，学长殷仁芳考入中国地质大学，写信希望他也报考该校。陈明福的情绪尚未从低谷中走出，干啥都无精打采，因被成绩困扰，他不敢奢望名校，但有一点是强烈的：走出山岙，远离家庭。他从小就窝在山岙，不愿一辈子翻山越岭。
志愿该怎么填呢？他陷入茫然。
高三毕业班有9个班级，四五百人。这天，毕业生在会场集合，听校长王兴廉作报告。王校长挥着手臂，声情并茂，像个演说家：“同学们，你们正在选择志愿，很多人想当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等等，将来为建设祖国做贡献，这很好！但是，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你们有没有想到？”
王校长咳嗽一声，停住話头，环顾学生，卖起关子。
开始，陈明福木然立着，脑子开着小差。听了这句话，他竖起耳朵。
看到大家都侧耳静听，王校长大手一挥，朗声说道：“就是保卫祖国！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国家的海军要大发展，几所海校今年到浙江招生，包括海军大连指挥学校、海军大连机械学校、海军青岛潜艇学校等。希望同学们踊跃报名，让祖国挑选！”
接着，王校长介绍了招生程序：报考对象为成绩和表现优秀者，自己先报名，班里再推荐，然后报学校党支部政审，政审合格后参加体检。
一席话，说得陈明福浑身躁动，心跳加速：对呀，上军校，既可以吃饱饭，又不用花钱，多好！
想到吃饱饭，他满口生津，喉咙很响地“咕噜”一声。他已经记不起上一次吃饱饭是啥时候了。
动员会一结束，陈明福第一个报名。
一周后，名单公布，符合政审条件的，共有20多人。陈明福站在名单榜前，从头看到尾，心渐渐往下沉：里面没有自己！
他不明白，自己是三好学生，虽然这半年来成绩下滑，但在同学当中，毕竟还是上游，怎么会落选？
回到教室，同学们也很惊讶，纷纷帮他分析原因：“是不是考虑到你家里已有人在部队？”
“可能是考虑到你已经结婚。”
“看你长得豆芽似的，是不是担心你身体吃不消？”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营养不良，21岁的陈明福身高1.73米，体重只有53公斤。
陈明福百思不得其解，正想去找班主任，一个要好的同学匆匆进来，把他拉到教室外，神色紧张地说：“坏了，听说你有右派言论。”
“右派言论？”陈明福心里咯噔一下，仿佛兜头浇了盆冷水。那年月，若被戴上右派帽子，等于一辈子判了死刑。
“你忘了？去年你帮蒋介石说好话的事？”
“啊？”陈明福大吃一惊，“那只是随口一说，怎么能算帮蒋介石说好话呢？”
那是去年春天，学校组织学生“远足”，也就是现在的春游。陈明福与全班同学一道，背着简单行李，步行四五十里，从宁波到奉化溪口。溪口是蒋介石老家，他们去看了蒋母之墓。墓前，除了原先的正碑外，还竖着两块石碑，上面刻着：恶母生逆子，祸国又殃民。这显然是后人树的。
看了这对石碑，同学们叽叽喳喳，觉得很解恨，唯有陈明福默不作声。这时，有个同学找了块小石子，想模仿石碑上的口气，在正碑上刻几个字，骂骂蒋介石，一些同学附和称好，陈明福上前制止。
同学们不解，说：“连毛主席都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你为什么要保护蒋介石？”
陈明福看过很多历史书，了解那段历史。他说：“蒋介石作为历史人物，历史自有公论。大革命初期，他得到孙中山的高度信任，北伐也有功劳。孙中山逝世后，他背叛了先生的遗嘱，露出了凶残面目。不过，这些事与他母亲无关，我们不应过多咒骂他母亲。凡是株连，古往今来都不足取。”
一些同学不服气，找不出理由反驳，何况陈明福是班长，他们只能服从。
陈明福想不到，这关键时刻，竟然有人翻起旧账，把他往绝路上逼。 那天深夜，陈明福像幽灵似的，在操场上疾速转着圈。这是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必须想一个法子，渡过这个关口。
对了！陈明福灵光一闪，想出一招苦肉计：写血书，表决心！
校园里静寂无声，高三学生都已休息。陈明福悄悄溜进教室，关上门，打开灯，摊开白纸，擦净铅笔刀，右手持刀，犹豫了一下，又狠狠骂自己：比起平时受的苦，这点疼算什么！
这样一想，他一咬牙，朝左手小拇指割下去，心里一阵钻心疼。因用力太猛，小拇指被划开一个大口子，鲜血汩汩而出，他用右手食指蘸着血，先写上“决心书”三个大字，然后写道：
班领导并校领导：
我坚决要求报考海军学校，献身海军事业，恳请批准我的请求。
高三9班陈明福
因伤口太大，鲜血一时止不住，点点滴滴，洒在纸上，多少有些触目惊心。
第二天，陈明福将血书交给郑聿成。郑聿成比陈明福大3岁，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上高中前已参加工作，还入了党，是班里唯一的党员。
看到血书，郑聿成十分惊讶，郑重地说：“我马上报告班主任！”
陈明福忐忑不安，天天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几天后，郑聿成找他谈话，严肃地说：“从血书上看，你流的血还是挺多的，表明你报考海校决心很大。班主任和我认真研究后，向学校作了推荐，学校经过严格政审，已同意你报考。下周，学校要组织考生到医院体检。据说，海军对身体要求分为四个等级，五等以下就不能录取，你要有思想准备。”
“好的，好的！”陈明福连连答应，心里一阵狂喜，摸摸脑袋，一块石头落了地。阿弥陀佛，万幸，万幸，没被扣上右派帽子！想不到，受了这么一点皮肉苦，居然绝处逢生！
他仿佛看到，命运之神正朝他敞开大门。
这次海校在浙江招生，仅限于杭州、宁波、嘉兴、温州4个地区。按照海军要求，身体检查分四等：第一等到潜艇学校；第二等是快艇；第三等是水面舰艇；第四等是海陆勤，即后勤保障。二、三、四等都可以送海校。到了海校后，還有多次体检复查和考试成绩筛选，不合格的随时淘汰。
体检结果，医院对陈明福的结论是：体质瘦，符合四等海陆勤标准。虽然等级不高，但只要能穿上海军军装，他就烧高香了。
更高兴的事还在后面。7月初，体检一合格，第一个月津贴就发下来了，多少钱？6元呢！
陈明福一蹦三尺高。长这么大，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若是卖柴，要卖七八趟才能赚到！
这次招生，宁波地区共有25人录取，来自5所中学，宁波一中占了17名。宁波市教育局让宁波一中统一组织这批学生，到上海吴淞训练团去报到。因陈明福在校是班长，市教育局指定他当排长，带队前行。
21岁的穷孩子陈明福，终于一脚踏上幸运之船。
第二章 扬帆大海
12个馒头
1958年7月5日，宁波江北岸，老外滩熙熙攘攘，汽笛此起彼伏，船只来回穿梭。乘船者，送行者，把狭窄的码头挤得满满当当。
老外滩历史悠久，唐宋以来就是最繁华的港口之一。1842年，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商埠之一，江北岸被指定为通商地点，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同时建立起“外人居留地”，比上海外滩开埠还早20年。据说，上海外滩就是取名于宁波老外滩。当上海还是渔村时，老外滩的洋人已经摩肩接踵了。1872年这里建起天主教堂，以其哥特式建筑风格，被誉为“浙江教堂之魁”。
陈明福带的这队学生兵，送行的人更多。当兵一去就是两三年，不同于出差，过几天就回来，所以亲朋好友都来送。走的人，送的人，大多红着眼睛，甚至哭哭啼啼，只有陈明福孤身一人，家人离得远，没人来送。他毫不伤感，反倒兴高采烈。看着他们哭鼻子，他觉得奇怪：多好的事啊，有饭吃，有衣穿，读书免费，还有津贴费，梦里都要笑醒，哭啥鼻子？
登船的时间到了，陈明福集合队伍，看到人人拎着大包小包，只有自己两手空空，便反复劝说：“当兵啥都有，除了身上穿的，不必带衣物，部队都发。”这些话，他原来并不知道，是指定他当排长后，人武部的人让他说的。但是，费了半天口舌，没人听他的。
轮船往返沪甬，大多夕发朝至，在船上睡一觉，次日早晨刚好到，不耽误工夫。船起航后，这群学生兵兴奋莫名，嘁嘁喳喳，毫无睡意，说了一夜话。
第二天清晨，轮船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泊岸，陈明福带领大家鱼贯下船。出口处，有几个穿海军军装的人，高举着牌子，将他们领到码头外。路边，停着几辆卡车。卡车载着他们，穿过市区，朝吴淞口方向驶去。那里，有一个东海舰队训练团。
卡车驶进营区停下，一个少尉军官站在车边，招呼他们下车，把他们领到宿舍门口，他对陈明福说：“我是刘排长，你让大家放下行李，洗洗手，先吃饭。”
“吃饭”两个字，在陈明福听来，是那么顺耳、欢欣。他大声应道：“是！”立刻奔进宿舍，高声嚷嚷：“快，快！有饭吃啦！先吃饭要紧！”
大伙一听，呼啦一下，行李一扔，就往门外跑。那年月，不光陈明福挨饿，很多人都吃不饱。
陈明福站第一个，让大家排好队，然后跟着刘排长，朝食堂走去。
食堂是平房，很宽敞，餐桌一排排，很整齐，能同时容纳几百人就餐。中间有个长方形桌子，摆着一只藤条大箩筐，满筐白面馒头，热气腾腾，香气诱人。旁边立着一只大铝桶，盛满大米稀饭，熬得黏稠。每张桌上，摆着几盘咸菜，还有一摞餐具，有铝盘子，有不锈钢碗。
刘排长交待：“8个人一桌，暂时就这么坐，以后编班后再调整。”一挥手，大家疾步散开，直奔桌子。
看到冒着热气的馒头，陈明福眼都直了，先夹了两个，看到别人装好几个，又添了1个，还是挪不动步，犹豫了一下，顺手再夹1个，扭转脸，乘别人不注意时，一把塞进嘴里，不敢动嘴鼓腮咀嚼，而是用舌头搅拌，唾液稍加润滑，眼睛一闭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