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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河西
文：［美］乔治·斯塔巴克（George Starbuck）
伊丽莎白·毕肖普（1911-1979），191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1934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瓦萨女子学校，同年结识女诗人玛丽安·穆尔，在把握诗歌精微之处的技艺上深受其影响。194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北与南》，奠定了其在美国诗坛的地位，后移居巴西达十七年之久。1955年的《诗集》获普利策奖，1969年的《诗合集》获全国图书奖，1979年因患动脉瘤突然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她的诗歌严谨、细腻，韵律巧妙，既是对现实事物的冷静描摹，又充满了超现实般的奇异幻想，文词精准而富于暗示，是继玛丽安·穆尔之后又一位倍受尊重和推崇的美国女诗人。
冬季的午后阴云如晦，伊丽莎白·毕肖普一身便服——穿着一件哈佛大学的运动衫——起身欢迎访问者登门造访。当被问及客厅墙上那面精雕细刻的镀金镜子的来历时，她回答得彬彬有礼，举止得体。是的，这面镜子是威尼斯的产物，上面雕刻着皮肤黝黑的威尼斯人，但她却是在里约热内卢的拍卖会上得到它的。访问者预感到，这次访谈将迥异于之前与他钟爱的任何一位诗人的对话，于是他将小录音机放在沙发前的矮茶几上，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令他颇感惊讶的是，沙发后的整面墙上已为书籍所填满。他们很快就谈笑风生。美好的回忆——毕肖普想起她认识并偏爱的某些人，他们的怪癖和放纵的言行——使她放声大笑起来。她的笑是短暂、尖利而诡异的，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斯塔巴克（下简称斯）：我做过一点研究。我翻阅了你受时代生活出版社（Time-Life Books）之邀所撰写的游记，也有地理方面的著作。你以明快的笔法，条理清晰地叙述了一个个巴西历史中的传奇故事。
毕肖普（下简称毕）：我不太记得那本书了，更确切地说，我不认为那是我的得意之作。那本书是由时代生活出版社编辑的，做了很多改动。我选图片的标准和他们不同，我想用得更多一些。书里收录了堂帕德罗①和他的随从官员在尼亚加拉瀑布前的合影吗？确实，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照片记录了他们的行程。但我认为那一张真是绝妙的讽刺。他的脚步几乎遍布了这个国家。而在巴西，他反而从未到过伊瓜苏瀑布，那要比尼亚加拉瀑布大上多少？大上十倍呢……那是1876年，他去费城参加建城百年纪念的事了。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①和他的电话也出现在那儿。贝尔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发明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被广泛应用。但堂·帕德罗为他在帕特罗波利斯的夏宫订购了多部电话机。他又觉得宫廷中的妃子们可能还不满足，于是就给她们每一个人带回了一台辛格牌缝纫机——但实际上她们并不喜欢。你在那本写巴西的书中有没有读到朗费罗是怎么在剑桥为他办宴会的事？
斯：对，我记得有这么一段，但堂·帕德罗喜欢的诗人其实是惠蒂埃（Whittier），堂·帕德罗还把惠蒂埃的作品翻成了葡萄牙语。
毕：我查阅过那些译文。刚开始我认为他翻译的应该是惠蒂埃批判奴隶制的诗歌，因为堂·帕德罗坚决反对奴隶制。（奴隶制在巴西直到1888年才得以废除。）但情况恰恰相反，被翻成葡萄牙文的是那些描写飞鸟的风景诗。
在朗费罗的晚宴上，惠蒂埃显得很害羞，六英尺多高、健硕而英俊的堂·帕德罗两次试图给他一个巴西式的吻，把可怜的惠蒂埃给吓坏了。
斯：你接受像时代生活出版社这些机构指定的写作任务，而又使它完全呈现为你自己的风格。（毕：并不全听我的，说三分之二可能还差不多。）你似乎总是急于讲述那些故事。你在以翻译的方式写作。我发现了一些秘密。如果我没有在目录上稍作停留，而是直接翻看《地理学Ⅲ》，那么我就会直接阅读你的诗作《约瑟夫·康奈尔》，而不会意识到，这其实是翻译自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作品。
毕：这首诗的西班牙语版本让人惊叹不已。
斯：英语版的亦然！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正在读的是你关于康奈尔的诗作。保尔·卡洛尔（Paul Carroll）有一首杰出的作品，写的是康奈尔的“美第奇牌自动售货机”。那时，我想，“伊丽莎白·毕肖普写的康奈尔，比它还要出色”，然后我翻到最后一页，去看原文。
毕：你说得很对。当然，我也考虑过应该把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名字放在这首诗的开头，一开始我确实是这么做的，但看起来并不合适。先有标题，然后有题献词，再把它放在标题底下似乎有累赘之感，故此我决定把它放在书的末尾。
斯：确实，你写下了许多有关绘画作品的优秀诗篇。《地理学Ⅲ》中有一首描写目光接触到绘画上那一刹时的感受的作品此前已经被人谈及，但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毕：在我的第一本著作里有一首诗名为《大而无当的画》，诗里谈及的那幅画是我叔祖父的作品，大概是他十四岁时画的吧。他们家住在新斯科舍省，一贫如洗，他只得到海上去当船上的服务生。之后他画过三四幅尺幅较大的油画，追忆遥远的北方，怀念美女岛，如此等等。我热爱这些画，尽管在艺术上它们并不成功。我的一位姑妈买下了其中几幅。我试图让她卖给我，但没有如愿。此后，叔祖父乔治去了英格兰，在那里他成了一位相当著名的“古典派”画家。我想应该是在1905年，他回到新斯科舍省度夏，顺便看望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祖母。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大批素描，为我的姑妈、母亲和其他人上了一堂“艺术启蒙课”。我终于还是从祖母那里继承了一幅很小的素描（其大小相当于一张旧版的美钞），我在一首诗中描写过它。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写过一篇探讨这首诗的论文，极为精彩。你用这台录音机录音乐、录诗歌朗诵，是做这样的事吗？
斯：这只是我第二次用录音机。
毕：在巴西的时候，我尝试着将一些信函录到磁带中去，但后来放弃了。
斯：我还听说过有人试图用磁带进行写作。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训练自己使用录音机翻译。他正在录戴高乐的论文集和新小说的全集。为了谋生，一部接一部地录。他说他在训练自己熟悉整个工作流程，先通读两遍，顶多三遍，然后用法语和英语录音，最后由一名打字员转录，快速复制一遍。
毕：我对他的工作方式一无所知。他录了多少？一百二十七本小说？我翻译过一本巴西人的著作，很厚，是一个女孩的日记。其中可能错误连篇，因为那是我的处女作之一。那时我刚开始阅读，在试着学葡萄牙语。有人建议我做点翻译，于是我就做了。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开始的时候，我把译文写在一本大开本的笔记簿上，但译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女孩的风格，或者说是我认为我理解了。随后我开始直接在打字机上翻译其余的部分。就这样，这部书耗费了我大概三年的时间。我相信有人能直接在打字机上写诗，据我所知，威廉斯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斯：有些诗人写诗是如此轻松，会让你心生恐惧。我有个邻居，大概四十年前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立常规医院工作的时候，还是一名非常年轻的护士。有一次她告诉我一件事，问我是否听说过她那个怪异的上司。他是个神秘的医生，过去常常叫她把他那些潦草地写在处方单背面、卫生纸以及其他东西上的诗歌在打字机上打成定稿。于是她不得不远离办公大楼，躲进一间逼仄的盥洗室，坐在马桶上，就在那么个地方处理这些诗歌。把打字机放在膝盖上，把手稿转录一遍。
毕：他是……？
斯：没错，他就是梅里尔·摩尔（Merrill Moore）。过去他常常在驾车外出的时候，将十四行诗口述录进电话答录机。我的意思是他写过十万首诗，最后的总数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吧。
毕：当她拿到那些诗的时候，她爱读吗？那些十四行诗？
斯：她不知道。她不能确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能直接在打字机上做诗歌翻译的。你似乎已经洞悉了巴西人的秘密，从而能够以早期英国民谣风格完美地写下那样一首诗：《灵魂的兄弟！灵魂的兄弟！》。
毕：哦，对。那首民谣只不过是一部圣诞长剧中的一小部分。我对它做了删节。我的翻译水平有限，也从不接受翻译方面的约稿，但似乎总有一些文字偶尔要从我这里变成英文。那本书中有一首诗《家庭中的旅行》（原作是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里德）我自认为就很不错，格律也正确无误。什么也没有变动，甚至连词序也没变。当然，词序要显得自然，一般总要做一些调整，但这次是例外。我曾致信安德里德先生，询问他是否可以重复一个词，以取代他原有的诗行，他回信说可以，说这是个好法子。葡萄牙语的韵律体系与英语完全不同，很像法语。但有时候，一首诗也确实能够被翻译成英文。
斯：我对你的一首诗充满好奇，你对它的驾驭显得轻松自如。谈谈《麋鹿》吧。
毕：我着手写这首诗大概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讨厌说多少多少年之前。我写这首诗是因为麋鹿的故事，那是真事儿；最终，诗歌也正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
斯：关于这首诗，有几种看法认为还有其他的动因或主题：梦幻般的对话，有没有将你带回到祖母在你枕边讲故事的时代呢？
毕：对，你说的没错。我一直都有那种体验。我已经将它写进了我的旅行札记中了。我想你肯定会在飞机、火车或是巴士上碰到这种情况的。你知道自己累坏了，半梦半醒。既然这首诗给你这样的印象，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对话有很重的新斯科舍口音，陌生而又熟悉，虽然我并没有写下多少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与麋鹿真的是巧遇。一个朋友写信告诉我他碰上雄鹿的事，和我的差不多。和我那次碰到的一模一样，麋鹿把汽车整个闻了个遍。但那一次，他没有像我那样让它消失在路的尽头，他还驱车追出去有一里多地呢。
斯：你显然很喜欢去了解并运用地理学知识。你的文字用词准确、恰到好处，特别是细节的艺术，请允许我说（可能会让你尴尬）：我非常佩服你诗歌中道德上的那份冷静。
毕：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有你说的……
斯：好吧，好吧。但这本书最后的那首晨歌《五段楼梯》却很特别。你毫不费力地就使“沉闷”的早晨成为我们的原罪：因我们拥有过去的岁月、拥有重复的知识而备感沮丧——（“昨天使今天醒来，不费吹灰之力！/而我发现，昨日之重几乎无力提起。”）
毕：对，似乎很少有人喜欢那首诗。
斯：我被它深深吸引。
毕：每个人肯定都有这种体验。你知道的，对于我的第一本书，一位我很钦佩的朋友当面指出：“可是你的诗里一点都没有哲学。”而真正的城市居民则对诗中连篇累牍的“自然风物”厌烦透顶。
斯：我猜克鲁索是城里的孩子。他是这样调皮，和你为这座小岛借来的植物和动物保持着一致。（《克鲁索在英格兰》，见《地理学Ⅲ》）
毕：它是几座岛屿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斯：也是故意将几个时代混合在一起的产物——就像华兹华斯所做的那样。
毕：《纽约客》杂志寄给我校样时，编辑在那一行诗的旁边写着：“时代搞错了”，我想在这首诗的别处大概也有几个“历史性错误”。我告诉他们那是我有意为之，是我的虚构，但迟钝的蜗牛，迟钝的蓝蜗牛却是真实存在的。
斯：在他所在的胡安·弗兰德兹岛上也有那种蜗牛吗？
毕：也许吧——不过我第一次看到它们是在佛罗里达的万里群岛上。多年前，我曾经划着独木舟到那儿旅行，看到过蓝色的蜗牛。它们是树蜗牛，我可能还抓了几只。它们太脆弱，一不小心就被我捏碎了。这东西岛上到处都是，真是种奇异的动物。
斯：克鲁索是岛上的亚当，而你则以“万物中的代表：一种树蜗牛……一种树……一种浆果”创造了一座令人目瞪口呆的小型伊甸园。
毕：溪流的原型其实在佛罗里达，我们过去常能见到。虽然你是了解我的，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遭到了批评。在牙科诊所，我在《国家地理》上读到关于这首诗的文章差不多就有七篇之多。
斯：“你是一个我/你是一个伊丽莎白/你是她们中的一员。”
毕：对，那是其中一篇，我原本以为没人会注意。这首诗中的一些错误，却不料每一个都被他们找了出来。1918年两本《地理学》杂志的刊号和我记的有偏差。在尚未读到他们的文章之前，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查过资料。在二月号中有一篇题为《一万道烟柱的山谷》的文章，是写阿拉斯加的，我记得不错。然而，关于非洲的文章却是在下一期三月号上发表的。当我把诗作寄给《纽约客》杂志时，我写信给霍华德·摩斯（Howard Moss），说我必须承认这个小错误。对此，杂志的态度是宽容的，并对我说这没关系。但之后，两位读者发现了这个错误。他们就把它更正了过来！我加一个注脚就好了。
斯：诚然，所有的批评家都是诗人，所有的诗人也都是批评家。不过，如果说我相信两者之间必定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个性。批评家的着眼点往往更多地聚焦在纯文学上。而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可以把一部装载着文学史料的厚重诗选编得简明扼要，但当他给地名做脚注时，他却把加拉帕哥斯群岛写成了加勒比海上的岛屿。
毕：他给过我一本。我读到《进入圣琼斯的纳罗斯海峡》这首诗时发现，他在注解中将纳罗斯海峡说成是加勒比海上的岛屿，而其实那是纽芬兰岛的圣琼斯。
斯：诗人总是热衷于地理、旅行、探索世界……我读过洛斯（Lowes）的一本书，里面充满了睿智。但他大胆地指出柯勒律治的诗真是莫名其妙却不免有矫饰之嫌，他说柯勒律治的价值只不过是在重音和轻读方面有着极端怪异的品位罢了。简直是胡说八道！洛斯的这种说法——他说柯勒律治对于那些没人知道的事物的琐碎繁复的描写能让读者得到些什么？——其目的只是为了使读者震惊。
毕：你说得对极了。
斯：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但现在则是一个发现真正的奇迹的时代。可能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状态，柯勒律治才去找寻那些书的。
毕：他们懂什么？在写作时，可能要把成百上千件事综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一首诗，从来也没有人能够将它们分离，说这是这，那是那。
斯：写克鲁索的那首诗时受到了什么启发？
毕：我不清楚。我重读了《鲁宾逊漂流记》，我发现这本书真是让人感到敬畏，而我之前居然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来细读这本书。然后我记起了我在阿鲁巴岛的旅行——很早以前它就已建成为“度假区”。我穿越了整座岛屿，那里真的到处都是火山。
斯：我不记得《鲁宾逊漂流记》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了。这首诗是这本小说的浓缩吗？
毕：哦，不。我记不清当时确切的细节。我花了一个晚上重读这本书，我忽略了这部小说的道德立场和它的基督教倾向。因此，我认为我当时的写作是想重新解读这个故事，在思想上并没有受到原作多大的影响。
斯：你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促使你选择诗歌这条人生之路的？
毕：我十二岁的时候参加夏令营，有人给了我一本诗集，是哈里特·门罗（Harriet Monroe）的第一本诗集，使我印象深刻。此前我从未读到过像这样的诗。我读过艾米丽·狄金森早期的诗歌，我并不太喜欢她。我姑妈那里有勃朗宁、勃朗宁夫人、丁尼生和英格斯比等人的传记。
斯：但之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并且对自己说：“在与我同时代而又走在我前面的诗人中，我将不得不接受谁的指引？”
毕：我想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奥登可能是这样一位诗人。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奥登出版了他最初的几本诗集。我和几个朋友对他很感兴趣。他的第一本书给我以极大的震撼。
斯：我在你的早期作品中并没有看到多少奥登的影子。事实上，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我发觉你最接近奥登早期风格的其实是你的一首新作，在这本新诗集中有一首《十二点钟的新闻》。
毕：对，那是我新写的。我不认为我当时是想刻意模仿他的风格，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他。
斯：有一首《在边境上》好像是在十年之后突然冒出来的。有一些诗句可以在其中找到。
毕：的确，《十二点钟的新闻》那首诗是我多年前写的一首诗的另一个版本。我想大概是在韵律上有些区别。是的，我曾经想把那首诗写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写的第一首与越南战争或者其他任何特殊的战争都毫无瓜葛，那只是幻想的产物。这是一种依靠事物与你相遇获得灵感的写作方式。我早期写过一首诗，一首长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这首《公鸡》或多或少是关于战争的，大部分写于佛罗里达州。大概一年前，许多朋友请我去朗诵这首作品，我突然意识到它听上去很像女权主义者的宣传诗，一点都听不出我最初创作它时所受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你永远也不会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对你而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斯：真有意思。让我看看能否在这本书中找到它——哦，在这儿：
在那蓝色的薄雾中，
它们瑟瑟发抖的妻子在赞美
公鸡，它们冷酷地站着，以麻木的眼神
冷冷地旁观；同时，
从它们的喙那儿升起
不受约束、代代相传的啼鸣。
恐怕这几句诗已经成了女权主义者的标语了吧。你再也摆脱不了这帮女权主义者了。顺便说一句，我听说你的《加油站》一诗被印成了女权主义的传单。
毕：真的？
斯：以一种近乎糟糕的方式，其制作者是莫娜·凡·杜恩（Mona Van Duyn）。在布莱德·洛夫的讲座上，她以诗歌朗诵来代替演讲，每一首诗都出自八位美国妇女的手笔，诗与诗之间还穿插着几句话。其中有两三首她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立场的诗作，因为太像传单了，几乎没什么诗意可言。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的诗……
毕：哦，天哪，真是的。
斯：在那种语境中，你的诗看来是完全被曲解了，变成了一篇论述“妇女关系”的论文。
毕：但这首诗里根本就没有女人。
斯：但是有罐子啊，花朵啊……
毕：是的，还有针织的台布。
斯：女人尽管没有“出现”，但显然是这首诗的中心主题。
毕：而事实是我从未考虑过女性。我知道你们那儿的男人……
斯：证据是明摆着的。
毕：我从未……这难道不奇怪吗？显然，无论是谁织了那玩意儿，我都不会同情她！那种说法不是很奇怪吗？
斯：好吧，那你认为哪一首是你女权主义的宣言？
毕：没有一句是。现在想来，《公鸡》的第一段也许可以算吧。但我真的从未以那种方式来思考，宣言诗歌……
斯：回到大学怎么样？
毕：那是些令人沮丧的日子，诗歌是抑郁的结果。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或者将要成为共产党员。我只是很自然地成了他们的反面。因此，我站在了T·S·艾略特的一边。我从未给女权主义运动传输过思想，直到……
斯：由于一个男人——奥登——的影响，你开始找寻那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诗人。
毕：在我十二三岁时我拿到了那本诗集，我想应该是序言中哈里特·门罗谈论到的霍普金斯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她引用了一首诗的不完整的片断，什么“衣衫褴褛的、破衣烂衫的、乱七八糟的”等等。我为那些诗行深深的着迷，然后在1927或1928年，我上学的时候，剑桥第二版的霍普金斯诗集出版了，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有一段时间，我写下了一些非常拙劣的模仿之作，后来都被我销毁了——我希望全都销毁了。
斯：当时有没有注意到哪一位女诗人对你影响很大？
毕：没有，我从前不会以性别来划分诗人，今后也不会。有件事我必须澄清一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即使在那时，或者在其后的几年里，凡是女性诗选，或女性的期刊杂志向我约稿，我一概辞谢不纳。我没有很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将男女分离、对立起来看，很大程度上是走向了误区。我想这种想法源于女权主义的理念——可能比我了解的还要极端。
斯：我在诗歌创作班任教时，曾经亲眼目睹性别主义事件的发生。碰巧有几个年轻的女诗人，对，她们正在有系统地进行实验，试图给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处，也为她们在女诗人的圈子里找到一席之地。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说她曾去过那个地方，只是因为生活设施的简陋、报酬的微薄以及其他各种困难，她才不想在那儿浪费时间，但她认为男女学生在班级中应该是平等的。
毕：真的？
斯：真的。应该承认妇女的地位，显然妇女应该受到保护；应该公开宣传，深入地、积极地参与到女权主义运动中去。
毕：在学校的时候我从不觉得男女学生因为性别的差异而有什么冲突。差不多没有任何冲突。可能也有那么一两次，是和一个男孩。也许是我不理解他的行为，抑或是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太重视礼仪了。我们班的学生很有教养，甚至可以说都很优雅；他们似乎把对方都看成自己的朋友，是和自己一样的、平等的个体……他们之间很少争执。在那里度过的两个学期，我所在的都是非常优秀的班级。毕业前一晚我为班级写过一首《聚会》，我想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也许我应该去看看她们现在都什么样了……
斯：你对文学创作班持一种赞成的态度吗？
毕：不，我一直反对开设这样的班！我劝告学生们应该多学一点拉丁语，拉丁语或者是希腊语，这对写作会大有裨益。我有种直觉，如果一位伟大的诗人现在在波士顿大学或哈佛大学求学，他/她很可能躲在某处写诗，而根本不会去参加创作班。然而，我也有几个学生写得很不错（我认为有两三个人是“天才”，还有几个也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我想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生们在毕业之后，在他们之后的生活中仍能继续阅读诗歌。你能教他们什么？诗歌真的能传授吗？我是个老女人，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朋友。我给他们布置作业。我发现很难不让他们重写诗歌或散文。我试图不对他们说：“这些你们都应该重写”，但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
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毕：唔，他们有时同意我的观点——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温顺地听从我的意见！
斯：这样做似乎是很危险的，而且几乎总是被禁止，为什么呢？我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我支持你的做法。去看看画家们吧。我第一次走进美术创作班，看到教授手里拿着一支画笔和一把调色刀绕着学生们转时，我很吃惊。
毕：仅仅为了修改线条？
斯：是啊，学生们先在画架上画，然后由他来修改。
毕：几年前，有个学生水平低劣。他很聪明，但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天分。我给他布置作业，很严格。当我们大声地朗诵自己的成果时，我强压怒火，我说:“好吧，毕竟我不奢望你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这份作业真是让我难以忍受。”他很生气，说：“你不应该那么说！任何一份作业都不仅仅是作业，它是一首诗！”是啊，现在我认为他说得没错，错的是我。另外，关于“女权主义”以及妇女解放的问题。我想我的朋友们，我这一代人大部分都在女校里学习（但我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作家）。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受到了太多的“压制”，以至于如果他智力正常，并且不缺乏幽默感，那么他在很早的时候就会认同一种坚定的反讽立场。你一直在试图习惯，因此你甚至意识不到这种“压制”。在我写作的大部分时间里，评论对我总是青睐有加。但在文末他们经常会说：“这是这十年中、或者说今年、这个月最优秀的女性诗歌。”好吧，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吗？你知道吗？你已经习惯了这样来看待一首诗，甚至期待着这样一首诗的出现，以此为乐。当然，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女诗人。我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信件，你读过吗？
斯：我一直在收藏和阅读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的书信。
毕：哦？
斯：是罗彻斯特大学的图书馆刊印的。
毕：噢，我也有。安东尼·赫克特（Anthony Hecht）寄给我的。但并不特别出色。当然，我不否认它们很吸引人。和她通信的那个女子——希尔德加德·沃森（Hildegarde Watson）——最近去世了，她可能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但这些信中的大多数内容都是像穿什么衣服之类的闲聊。我有她的信，不少，其中有几封——特别是漫谈式的、个人化的、谈论文学的几封——相当精彩。讲故事，旁征博引，文笔细腻，那本小册子很有趣，但我相信她还有比这更出色的书信。
斯：你现在还在读伍尔夫的作品吗？
毕：我在读《伍尔夫全集》第二卷，要比第一卷有趣得多。我个人认为第一卷让人厌烦透顶。但那是在她和她丈夫伍尔夫创办荷加斯出版社的地方写的。你可以看到她是怎么形成她的偏见。她并没有太多的抱怨，但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当她写《三几尼》——她的第一本女权主义著作——的时候，她正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在评论中，她有好多次想要倾诉她的不幸……你知道她能得到的只是磨难。你读过《三几尼》吗？不可思议的小册子。我记得这本书就在这儿（我需要一名图书管理员）。书橱底下这块地方应该放的是地理和旅游方面的书籍……噢，这儿有一本伍尔夫的书，可惜不是《三几尼》。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读这些书了。（茶几上有圣诞节的糖棍。）薄荷棒。你知道我们过去常用薄荷棒做什么吗？把它插进柠檬里，用它来吸柠檬汁。哦，我想我这辈子总是迷迷瞪瞪的。开始的时候我学的是音乐，音乐是我的主修课。但不知何故，我碰上了困难。我喜欢音乐，但是我放弃了，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接着我又学了一段时间的希腊语，我真的不太擅长语言。之后，当我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该去学医。当时，我就得多学一年化学和德语，而之前我已经放弃学德语了。事实上，我还向康奈尔医学院咨询过。但当时我已经发表了几首作品，朋友们——部分是因为玛丽安·穆尔——阻止了我，当然，不仅仅是阻止。
斯：你曾向《日晷》杂志投过稿吗？
毕：《日晷》已经停刊了。有其他的杂志……
斯：那为了阻止你进医学院求学，穆尔小姐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毕：哦，我认识她。关于这段往事我已经写了一点文字，我希望不久能够完成这篇文章：有关我是如何通过学院里的图书馆员，通过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与她相识的。那时我刚在杂志和诗选上读到了她的几首诗，我想我朋友的母亲是第一个对我谈起她的人。但瓦萨女子学校的图书馆里没有她的诗集《观察》。我问图书馆员图书馆里为什么没有《观察》。她说：“你对她的诗歌感兴趣吗？”（她把声音放得很低，我都快听不见了）我说：“是的，非常喜欢。”她说：“穆尔还是个小毛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你想和她见面吗？”难以想象！在我的一生中，我多次试图与我崇拜的某个人碰上一面，但只有这次能如愿以偿。图书馆员自己有一本《观察》，并把它借给了我，但她显然没有考虑得很周详，因为她忘了给瓦萨女子学校的图书馆订购上那么一册。她的那本书里夹了很多剪报，大部分是些令人不快的评论。于是我去纽约和穆尔小姐见面。之后我发现，还有别的瓦萨女子学校的女学生在那几年里因阅读《观察》而被开除，穆尔小姐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不知何故，我们相见甚欢。我们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外右侧的长凳上会面了。这是一个约会的安全地带，因为她可以迅速地摆脱访问者的纠缠。但是事情发生了转机——算我走运——因为我提议两周后我来纽约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马戏。当时我不知道，当然，那也是她的嗜好。她每年至少都要去一次。于是我们就一起去看马戏了。
斯：那当她得知你正在认真考虑到医学院学习四年的时候，她说了些什么呢？
毕：事实上，我没有告诉她我开始写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甚至以后我也没告诉她。我猜她是在我毕业的时候才知道的。尽管如此——我觉得这真是有点奇怪——我们互相以小姐相称，大概持续了三年之久。我非常崇拜她，当然，现在依然如此。她写过一篇评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文章，我想应该没有再版过。我去那儿（布鲁克林）看过，我从后门而入（电梯停了）。后门有两个原本装土豆的筐——可装一蒲式耳——装满了纸。这些都是她这篇短论最初的草稿。可见她是在多么辛苦地写作。她有一本写字本，在她做洗碗、扫地之类的家务的时候，她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随地继续创作。现在她所有的手稿（差不多是全部吧）都被收藏进了费城的贝尔格博物馆。那地方已经拥有了穆尔的一切，事实上，他们重新改造了她在纽约的客厅和卧室。她的故居开放后我去过，如今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然而手稿的展览是让人惊喜的。如果你想要看看真正劳作的范例，那么去研究她的手稿吧。她有一首诗写的是著名的赛马“傻瓜汤姆”。这位制定了收藏计划的工人完成了一项漂亮的工作，以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很多豆腐干大小的剪报和这匹马的照片。于是就有了那首杰作。她付出的劳动，将被人们永记。
斯：我很想知道她是怎么创作无韵体诗歌的——是一笔写就，还是反复修改。她是怎样来创作诗歌的？
毕：她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你知道，有时甚至有点不可理喻。她会说：“哦——韵律早就过时了。”而有几次，在她翻译拉封丹寓言的时候，她却会问我要一首韵体诗。如果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她好像很高兴。她喜欢我的一首民谣体诗歌，因为它押韵押得很漂亮。她称赞这首名为《有很多触角》的诗。你永远也不知道她喜欢和讨厌的究竟是什么。
斯：那么，在她知道你有写作的雄心壮志之前，是什么让一次突如其来的幸运使你成为了穆尔小姐的朋友？
毕：哦，我并没有写作的雄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这一生总是懵懵懂懂的。我记得大概是在1935年的时候，出版过一本诗集，选了十到十二位青年诗人的作品。每一位“青年”诗人会邀请一位诗人为其写一点介绍性的文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请玛丽安·穆尔为我作序，她竟真的写了一篇短文给我。但她对我的语言风格很不以为然，她也是这么写的。这真是件很滑稽的事。我记得我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只收录了其中的一首。多年之前在布鲁克林我第一次聆听到她的朗诵，当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也在场。我想那时候她很少朗诵诗歌吧。我记得那是在一座教堂里，在地下室，一间地势有点倾斜的小礼堂——设计得很不合理。穆尔小姐和威廉斯先生就坐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椅子上，椅子有红色的长毛绒椅背，讲坛的每一边的前面都有一个小台架，好像是神父布道用的。我在地道里耽搁了一点时间。我原本想早点到的，结果还是迟到了。玛丽安正在朗诵。我径直走下铺着红地毯的台阶，坐在前排——那儿的听众少得可怜。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对我说：“晚上好！”然后继续朗诵。她和威廉斯先生对每个人都很友好。我不太记得别的事了，不太记得他们都读了点什么，哦，除了一个正在编辑威廉斯书信的年轻女子，大概在一个月前她寄给我一份她偶然发现的东西：一封威廉斯关于那天晚上的信。他写道：“一个名叫伊丽莎白·毕肖普的女孩子是玛丽安·穆尔的追随者，好像也在写诗。”是那么回事。当然，我和威廉斯先生一向没什么来往。
斯：但你和洛威尔、贾勒尔以及许多诗人却私交甚笃。
毕：你知道，我认为我们都是这样来揣测其他人——其他诗人的私交。那时候我不懂交心。那就是说，在当时，除了穆尔小姐，在“文学圈子”里我不认识其他任何人。
斯：你和洛威尔是什么时候相识的？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曾把你的作品带进过一个写作班，几年前我在B.U.参观过这个写作班。我有一种印象，觉得他应该熟悉你和你的作品。
毕：1945或46年，我遇到了伦道尔·贾勒尔（Randall Jarrell）。在什么地方，我们是怎么结识的，我都记不太清了。那年冬天，他来纽约，接替玛格丽特·马歇尔（Margaret Marshall）在《民族》杂志中的职务，担任书评版的编辑。马歇尔把她的公寓也让给了他。我当时刚刚出版了第一本书，正巧罗伯特·洛威尔也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伦道尔在凯尼恩学院就认识他了。伦道尔邀请我共进晚餐，并和洛威尔见上一面，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读过《韦尔利勋爵的城堡》，但那和我们的相识没有关系。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正好很投缘，我们才建立了友谊。真是巧合，我们都去看过那天下午的艺术展，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谈了很多。也许每个人都会认为，其他人都有一个让他们感到羡慕的社交圈。
斯：你认识里德·惠特摩尔（Whittemore）吗？作为《狂怒》杂志的编辑，他可是很活跃的。
毕：我不认识他。
斯：那贝里曼（Berryman）呢？
毕：不，我也不认识。最近三四年我结识了许多作家，要比之前的总和还要多。
斯：和巴西的作家呢？
毕：我和他们不熟。难得和几个有交往。我最敬重的一位前辈作家是卡洛斯·德拉蒙德·安德里德（Carlos Drummond Andrade），我翻译过他的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人们说他很害羞，我也被认为是这样的人。我们碰到过一次。一天夜晚在人行道上，我们正好从同一家餐厅里出来，经过介绍，他很有礼貌地吻了吻我的手。我还认识其他几位，写过《黑色的俄耳甫斯》的文尼西斯·德·莫里斯（Vinicius de Moraes）。他是一位很优秀的诗人，一位严肃的诗人，有点像艾略特。尽管如此，如今他写得最多的还是流行歌曲，比如有一首特别棒：《依帕赖马的女孩》，现在已经算是老歌了。他弹唱俱佳，但不常开口。真的，他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他可以算是我很亲密的朋友。他不把婚姻当一回事，离婚是家常便饭。他说：“我的妻子都是些好人儿。离婚永远都是我的错。当然，我破产了。我把家产都给了她们，只带走了一支牙刷。”有件事很有意思：我在一座小镇上买下了一幢老房子，当时我就住在小镇上，但还没有搬进这幢房子里去（大概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我在一家小旅馆里和一个丹麦女孩（我的老朋友）合租了一间房。文尼西斯也在那儿——旅馆里只有我们三个人。那时是冬天，又冷又湿，可恶的季节。为了取暖，我们三个人整天坐在老板为朋友预留的后厨房里读侦探小说。有时我们也会打牌，文尼西斯也会弹弹吉他，唱唱歌。他写过几首一流的、迷人的儿童歌曲。对了，每天下午，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一到，我们就急切地找随笔专栏来读。有天下午，一个男孩送来了报纸，上面有一篇长文，写的就是我们所住的小镇，写它如何成为“知识分子的热衷之地”。在那儿几百里之内，我们是唯一的“知识分子”。对当地人来说，要成为知识分子只要像那样就行了：手里拿上几本阿加莎·克莉斯蒂和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等人的侦探小说。
斯：你的作品似乎种类繁多，却没有尽量使自己写得又快又多。
毕：我知道我希望自己多写一些。有时我想，如果我生了孩子，我可能会多写一些。更有勇气，或在写作上花更多的时间。我虚度了太多的时光。
斯：你会创作其他类型的诗歌吗？
毕：不会。
斯：长诗呢？
毕：也不会。我想过要写一两首长诗，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当然，也不是真正的长诗，大概十页纸的长度。
唔，我对卡明斯（Cummings）有所了解。后来我隐居乡村的时候，我通过朋友和他相识。他和我共用一个女仆有两三年之久。“布兰奇，留下一点垃圾。”他过去常常对女仆这样说。布兰奇终于还是把它们留了下来。他们没有布下捕鼠器。卡明斯夫人告诉她一个小老鼠的故事：它们会从墙洞里出来，爬到床上。躺在上面，看着布兰奇从羊毛毯上卷起小小的毛线球，去做她自己的被子。哦，布兰奇真是听得心惊肉跳。
斯：他是在以一种人道主义或素食主义的原则对老鼠施以仁慈之心吗？
毕：哦，不。卡明斯爱老鼠。他写关于老鼠的诗。他喜爱它们。他过去常常……咦，我还没讲到诗歌的奥妙之处。
斯：你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毕：哦，在与他们的交谈中，穆尔小姐总会就写作技巧问题发表一些发人深思的高论，而洛威尔则喜欢说得神秘莫测……
斯：你也准备来一番玄妙的高谈阔论吗？
毕：！
文：［美］乔治·斯塔巴克（George Starbuck）
伊丽莎白·毕肖普（1911-1979），191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1934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瓦萨女子学校，同年结识女诗人玛丽安·穆尔，在把握诗歌精微之处的技艺上深受其影响。194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北与南》，奠定了其在美国诗坛的地位，后移居巴西达十七年之久。1955年的《诗集》获普利策奖，1969年的《诗合集》获全国图书奖，1979年因患动脉瘤突然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她的诗歌严谨、细腻，韵律巧妙，既是对现实事物的冷静描摹，又充满了超现实般的奇异幻想，文词精准而富于暗示，是继玛丽安·穆尔之后又一位倍受尊重和推崇的美国女诗人。
冬季的午后阴云如晦，伊丽莎白·毕肖普一身便服——穿着一件哈佛大学的运动衫——起身欢迎访问者登门造访。当被问及客厅墙上那面精雕细刻的镀金镜子的来历时，她回答得彬彬有礼，举止得体。是的，这面镜子是威尼斯的产物，上面雕刻着皮肤黝黑的威尼斯人，但她却是在里约热内卢的拍卖会上得到它的。访问者预感到，这次访谈将迥异于之前与他钟爱的任何一位诗人的对话，于是他将小录音机放在沙发前的矮茶几上，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令他颇感惊讶的是，沙发后的整面墙上已为书籍所填满。他们很快就谈笑风生。美好的回忆——毕肖普想起她认识并偏爱的某些人，他们的怪癖和放纵的言行——使她放声大笑起来。她的笑是短暂、尖利而诡异的，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斯塔巴克（下简称斯）：我做过一点研究。我翻阅了你受时代生活出版社（Time-Life Books）之邀所撰写的游记，也有地理方面的著作。你以明快的笔法，条理清晰地叙述了一个个巴西历史中的传奇故事。
毕肖普（下简称毕）：我不太记得那本书了，更确切地说，我不认为那是我的得意之作。那本书是由时代生活出版社编辑的，做了很多改动。我选图片的标准和他们不同，我想用得更多一些。书里收录了堂帕德罗①和他的随从官员在尼亚加拉瀑布前的合影吗？确实，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照片记录了他们的行程。但我认为那一张真是绝妙的讽刺。他的脚步几乎遍布了这个国家。而在巴西，他反而从未到过伊瓜苏瀑布，那要比尼亚加拉瀑布大上多少？大上十倍呢……那是1876年，他去费城参加建城百年纪念的事了。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①和他的电话也出现在那儿。贝尔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发明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被广泛应用。但堂·帕德罗为他在帕特罗波利斯的夏宫订购了多部电话机。他又觉得宫廷中的妃子们可能还不满足，于是就给她们每一个人带回了一台辛格牌缝纫机——但实际上她们并不喜欢。你在那本写巴西的书中有没有读到朗费罗是怎么在剑桥为他办宴会的事？
斯：对，我记得有这么一段，但堂·帕德罗喜欢的诗人其实是惠蒂埃（Whittier），堂·帕德罗还把惠蒂埃的作品翻成了葡萄牙语。
毕：我查阅过那些译文。刚开始我认为他翻译的应该是惠蒂埃批判奴隶制的诗歌，因为堂·帕德罗坚决反对奴隶制。（奴隶制在巴西直到1888年才得以废除。）但情况恰恰相反，被翻成葡萄牙文的是那些描写飞鸟的风景诗。
在朗费罗的晚宴上，惠蒂埃显得很害羞，六英尺多高、健硕而英俊的堂·帕德罗两次试图给他一个巴西式的吻，把可怜的惠蒂埃给吓坏了。
斯：你接受像时代生活出版社这些机构指定的写作任务，而又使它完全呈现为你自己的风格。（毕：并不全听我的，说三分之二可能还差不多。）你似乎总是急于讲述那些故事。你在以翻译的方式写作。我发现了一些秘密。如果我没有在目录上稍作停留，而是直接翻看《地理学Ⅲ》，那么我就会直接阅读你的诗作《约瑟夫·康奈尔》，而不会意识到，这其实是翻译自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作品。
毕：这首诗的西班牙语版本让人惊叹不已。
斯：英语版的亦然！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正在读的是你关于康奈尔的诗作。保尔·卡洛尔（Paul Carroll）有一首杰出的作品，写的是康奈尔的“美第奇牌自动售货机”。那时，我想，“伊丽莎白·毕肖普写的康奈尔，比它还要出色”，然后我翻到最后一页，去看原文。
毕：你说得很对。当然，我也考虑过应该把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名字放在这首诗的开头，一开始我确实是这么做的，但看起来并不合适。先有标题，然后有题献词，再把它放在标题底下似乎有累赘之感，故此我决定把它放在书的末尾。
斯：确实，你写下了许多有关绘画作品的优秀诗篇。《地理学Ⅲ》中有一首描写目光接触到绘画上那一刹时的感受的作品此前已经被人谈及，但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毕：在我的第一本著作里有一首诗名为《大而无当的画》，诗里谈及的那幅画是我叔祖父的作品，大概是他十四岁时画的吧。他们家住在新斯科舍省，一贫如洗，他只得到海上去当船上的服务生。之后他画过三四幅尺幅较大的油画，追忆遥远的北方，怀念美女岛，如此等等。我热爱这些画，尽管在艺术上它们并不成功。我的一位姑妈买下了其中几幅。我试图让她卖给我，但没有如愿。此后，叔祖父乔治去了英格兰，在那里他成了一位相当著名的“古典派”画家。我想应该是在1905年，他回到新斯科舍省度夏，顺便看望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祖母。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大批素描，为我的姑妈、母亲和其他人上了一堂“艺术启蒙课”。我终于还是从祖母那里继承了一幅很小的素描（其大小相当于一张旧版的美钞），我在一首诗中描写过它。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写过一篇探讨这首诗的论文，极为精彩。你用这台录音机录音乐、录诗歌朗诵，是做这样的事吗？
斯：这只是我第二次用录音机。
毕：在巴西的时候，我尝试着将一些信函录到磁带中去，但后来放弃了。
斯：我还听说过有人试图用磁带进行写作。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训练自己使用录音机翻译。他正在录戴高乐的论文集和新小说的全集。为了谋生，一部接一部地录。他说他在训练自己熟悉整个工作流程，先通读两遍，顶多三遍，然后用法语和英语录音，最后由一名打字员转录，快速复制一遍。
毕：我对他的工作方式一无所知。他录了多少？一百二十七本小说？我翻译过一本巴西人的著作，很厚，是一个女孩的日记。其中可能错误连篇，因为那是我的处女作之一。那时我刚开始阅读，在试着学葡萄牙语。有人建议我做点翻译，于是我就做了。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开始的时候，我把译文写在一本大开本的笔记簿上，但译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女孩的风格，或者说是我认为我理解了。随后我开始直接在打字机上翻译其余的部分。就这样，这部书耗费了我大概三年的时间。我相信有人能直接在打字机上写诗，据我所知，威廉斯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斯：有些诗人写诗是如此轻松，会让你心生恐惧。我有个邻居，大概四十年前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立常规医院工作的时候，还是一名非常年轻的护士。有一次她告诉我一件事，问我是否听说过她那个怪异的上司。他是个神秘的医生，过去常常叫她把他那些潦草地写在处方单背面、卫生纸以及其他东西上的诗歌在打字机上打成定稿。于是她不得不远离办公大楼，躲进一间逼仄的盥洗室，坐在马桶上，就在那么个地方处理这些诗歌。把打字机放在膝盖上，把手稿转录一遍。
毕：他是……？
斯：没错，他就是梅里尔·摩尔（Merrill Moore）。过去他常常在驾车外出的时候，将十四行诗口述录进电话答录机。我的意思是他写过十万首诗，最后的总数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吧。
毕：当她拿到那些诗的时候，她爱读吗？那些十四行诗？
斯：她不知道。她不能确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能直接在打字机上做诗歌翻译的。你似乎已经洞悉了巴西人的秘密，从而能够以早期英国民谣风格完美地写下那样一首诗：《灵魂的兄弟！灵魂的兄弟！》。
毕：哦，对。那首民谣只不过是一部圣诞长剧中的一小部分。我对它做了删节。我的翻译水平有限，也从不接受翻译方面的约稿，但似乎总有一些文字偶尔要从我这里变成英文。那本书中有一首诗《家庭中的旅行》（原作是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里德）我自认为就很不错，格律也正确无误。什么也没有变动，甚至连词序也没变。当然，词序要显得自然，一般总要做一些调整，但这次是例外。我曾致信安德里德先生，询问他是否可以重复一个词，以取代他原有的诗行，他回信说可以，说这是个好法子。葡萄牙语的韵律体系与英语完全不同，很像法语。但有时候，一首诗也确实能够被翻译成英文。
斯：我对你的一首诗充满好奇，你对它的驾驭显得轻松自如。谈谈《麋鹿》吧。
毕：我着手写这首诗大概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讨厌说多少多少年之前。我写这首诗是因为麋鹿的故事，那是真事儿；最终，诗歌也正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
斯：关于这首诗，有几种看法认为还有其他的动因或主题：梦幻般的对话，有没有将你带回到祖母在你枕边讲故事的时代呢？
毕：对，你说的没错。我一直都有那种体验。我已经将它写进了我的旅行札记中了。我想你肯定会在飞机、火车或是巴士上碰到这种情况的。你知道自己累坏了，半梦半醒。既然这首诗给你这样的印象，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对话有很重的新斯科舍口音，陌生而又熟悉，虽然我并没有写下多少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与麋鹿真的是巧遇。一个朋友写信告诉我他碰上雄鹿的事，和我的差不多。和我那次碰到的一模一样，麋鹿把汽车整个闻了个遍。但那一次，他没有像我那样让它消失在路的尽头，他还驱车追出去有一里多地呢。
斯：你显然很喜欢去了解并运用地理学知识。你的文字用词准确、恰到好处，特别是细节的艺术，请允许我说（可能会让你尴尬）：我非常佩服你诗歌中道德上的那份冷静。
毕：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有你说的……
斯：好吧，好吧。但这本书最后的那首晨歌《五段楼梯》却很特别。你毫不费力地就使“沉闷”的早晨成为我们的原罪：因我们拥有过去的岁月、拥有重复的知识而备感沮丧——（“昨天使今天醒来，不费吹灰之力！/而我发现，昨日之重几乎无力提起。”）
毕：对，似乎很少有人喜欢那首诗。
斯：我被它深深吸引。
毕：每个人肯定都有这种体验。你知道的，对于我的第一本书，一位我很钦佩的朋友当面指出：“可是你的诗里一点都没有哲学。”而真正的城市居民则对诗中连篇累牍的“自然风物”厌烦透顶。
斯：我猜克鲁索是城里的孩子。他是这样调皮，和你为这座小岛借来的植物和动物保持着一致。（《克鲁索在英格兰》，见《地理学Ⅲ》）
毕：它是几座岛屿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斯：也是故意将几个时代混合在一起的产物——就像华兹华斯所做的那样。
毕：《纽约客》杂志寄给我校样时，编辑在那一行诗的旁边写着：“时代搞错了”，我想在这首诗的别处大概也有几个“历史性错误”。我告诉他们那是我有意为之，是我的虚构，但迟钝的蜗牛，迟钝的蓝蜗牛却是真实存在的。
斯：在他所在的胡安·弗兰德兹岛上也有那种蜗牛吗？
毕：也许吧——不过我第一次看到它们是在佛罗里达的万里群岛上。多年前，我曾经划着独木舟到那儿旅行，看到过蓝色的蜗牛。它们是树蜗牛，我可能还抓了几只。它们太脆弱，一不小心就被我捏碎了。这东西岛上到处都是，真是种奇异的动物。
斯：克鲁索是岛上的亚当，而你则以“万物中的代表：一种树蜗牛……一种树……一种浆果”创造了一座令人目瞪口呆的小型伊甸园。
毕：溪流的原型其实在佛罗里达，我们过去常能见到。虽然你是了解我的，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遭到了批评。在牙科诊所，我在《国家地理》上读到关于这首诗的文章差不多就有七篇之多。
斯：“你是一个我/你是一个伊丽莎白/你是她们中的一员。”
毕：对，那是其中一篇，我原本以为没人会注意。这首诗中的一些错误，却不料每一个都被他们找了出来。1918年两本《地理学》杂志的刊号和我记的有偏差。在尚未读到他们的文章之前，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查过资料。在二月号中有一篇题为《一万道烟柱的山谷》的文章，是写阿拉斯加的，我记得不错。然而，关于非洲的文章却是在下一期三月号上发表的。当我把诗作寄给《纽约客》杂志时，我写信给霍华德·摩斯（Howard Moss），说我必须承认这个小错误。对此，杂志的态度是宽容的，并对我说这没关系。但之后，两位读者发现了这个错误。他们就把它更正了过来！我加一个注脚就好了。
斯：诚然，所有的批评家都是诗人，所有的诗人也都是批评家。不过，如果说我相信两者之间必定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个性。批评家的着眼点往往更多地聚焦在纯文学上。而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可以把一部装载着文学史料的厚重诗选编得简明扼要，但当他给地名做脚注时，他却把加拉帕哥斯群岛写成了加勒比海上的岛屿。
毕：他给过我一本。我读到《进入圣琼斯的纳罗斯海峡》这首诗时发现，他在注解中将纳罗斯海峡说成是加勒比海上的岛屿，而其实那是纽芬兰岛的圣琼斯。
斯：诗人总是热衷于地理、旅行、探索世界……我读过洛斯（Lowes）的一本书，里面充满了睿智。但他大胆地指出柯勒律治的诗真是莫名其妙却不免有矫饰之嫌，他说柯勒律治的价值只不过是在重音和轻读方面有着极端怪异的品位罢了。简直是胡说八道！洛斯的这种说法——他说柯勒律治对于那些没人知道的事物的琐碎繁复的描写能让读者得到些什么？——其目的只是为了使读者震惊。
毕：你说得对极了。
斯：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但现在则是一个发现真正的奇迹的时代。可能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状态，柯勒律治才去找寻那些书的。
毕：他们懂什么？在写作时，可能要把成百上千件事综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一首诗，从来也没有人能够将它们分离，说这是这，那是那。
斯：写克鲁索的那首诗时受到了什么启发？
毕：我不清楚。我重读了《鲁宾逊漂流记》，我发现这本书真是让人感到敬畏，而我之前居然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来细读这本书。然后我记起了我在阿鲁巴岛的旅行——很早以前它就已建成为“度假区”。我穿越了整座岛屿，那里真的到处都是火山。
斯：我不记得《鲁宾逊漂流记》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了。这首诗是这本小说的浓缩吗？
毕：哦，不。我记不清当时确切的细节。我花了一个晚上重读这本书，我忽略了这部小说的道德立场和它的基督教倾向。因此，我认为我当时的写作是想重新解读这个故事，在思想上并没有受到原作多大的影响。
斯：你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促使你选择诗歌这条人生之路的？
毕：我十二岁的时候参加夏令营，有人给了我一本诗集，是哈里特·门罗（Harriet Monroe）的第一本诗集，使我印象深刻。此前我从未读到过像这样的诗。我读过艾米丽·狄金森早期的诗歌，我并不太喜欢她。我姑妈那里有勃朗宁、勃朗宁夫人、丁尼生和英格斯比等人的传记。
斯：但之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并且对自己说：“在与我同时代而又走在我前面的诗人中，我将不得不接受谁的指引？”
毕：我想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奥登可能是这样一位诗人。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奥登出版了他最初的几本诗集。我和几个朋友对他很感兴趣。他的第一本书给我以极大的震撼。
斯：我在你的早期作品中并没有看到多少奥登的影子。事实上，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我发觉你最接近奥登早期风格的其实是你的一首新作，在这本新诗集中有一首《十二点钟的新闻》。
毕：对，那是我新写的。我不认为我当时是想刻意模仿他的风格，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他。
斯：有一首《在边境上》好像是在十年之后突然冒出来的。有一些诗句可以在其中找到。
毕：的确，《十二点钟的新闻》那首诗是我多年前写的一首诗的另一个版本。我想大概是在韵律上有些区别。是的，我曾经想把那首诗写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写的第一首与越南战争或者其他任何特殊的战争都毫无瓜葛，那只是幻想的产物。这是一种依靠事物与你相遇获得灵感的写作方式。我早期写过一首诗，一首长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这首《公鸡》或多或少是关于战争的，大部分写于佛罗里达州。大概一年前，许多朋友请我去朗诵这首作品，我突然意识到它听上去很像女权主义者的宣传诗，一点都听不出我最初创作它时所受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你永远也不会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对你而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斯：真有意思。让我看看能否在这本书中找到它——哦，在这儿：
在那蓝色的薄雾中，
它们瑟瑟发抖的妻子在赞美
公鸡，它们冷酷地站着，以麻木的眼神
冷冷地旁观；同时，
从它们的喙那儿升起
不受约束、代代相传的啼鸣。
恐怕这几句诗已经成了女权主义者的标语了吧。你再也摆脱不了这帮女权主义者了。顺便说一句，我听说你的《加油站》一诗被印成了女权主义的传单。
毕：真的？
斯：以一种近乎糟糕的方式，其制作者是莫娜·凡·杜恩（Mona Van Duyn）。在布莱德·洛夫的讲座上，她以诗歌朗诵来代替演讲，每一首诗都出自八位美国妇女的手笔，诗与诗之间还穿插着几句话。其中有两三首她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立场的诗作，因为太像传单了，几乎没什么诗意可言。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的诗……
毕：哦，天哪，真是的。
斯：在那种语境中，你的诗看来是完全被曲解了，变成了一篇论述“妇女关系”的论文。
毕：但这首诗里根本就没有女人。
斯：但是有罐子啊，花朵啊……
毕：是的，还有针织的台布。
斯：女人尽管没有“出现”，但显然是这首诗的中心主题。
毕：而事实是我从未考虑过女性。我知道你们那儿的男人……
斯：证据是明摆着的。
毕：我从未……这难道不奇怪吗？显然，无论是谁织了那玩意儿，我都不会同情她！那种说法不是很奇怪吗？
斯：好吧，那你认为哪一首是你女权主义的宣言？
毕：没有一句是。现在想来，《公鸡》的第一段也许可以算吧。但我真的从未以那种方式来思考，宣言诗歌……
斯：回到大学怎么样？
毕：那是些令人沮丧的日子，诗歌是抑郁的结果。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或者将要成为共产党员。我只是很自然地成了他们的反面。因此，我站在了T·S·艾略特的一边。我从未给女权主义运动传输过思想，直到……
斯：由于一个男人——奥登——的影响，你开始找寻那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诗人。
毕：在我十二三岁时我拿到了那本诗集，我想应该是序言中哈里特·门罗谈论到的霍普金斯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她引用了一首诗的不完整的片断，什么“衣衫褴褛的、破衣烂衫的、乱七八糟的”等等。我为那些诗行深深的着迷，然后在1927或1928年，我上学的时候，剑桥第二版的霍普金斯诗集出版了，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有一段时间，我写下了一些非常拙劣的模仿之作，后来都被我销毁了——我希望全都销毁了。
斯：当时有没有注意到哪一位女诗人对你影响很大？
毕：没有，我从前不会以性别来划分诗人，今后也不会。有件事我必须澄清一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即使在那时，或者在其后的几年里，凡是女性诗选，或女性的期刊杂志向我约稿，我一概辞谢不纳。我没有很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将男女分离、对立起来看，很大程度上是走向了误区。我想这种想法源于女权主义的理念——可能比我了解的还要极端。
斯：我在诗歌创作班任教时，曾经亲眼目睹性别主义事件的发生。碰巧有几个年轻的女诗人，对，她们正在有系统地进行实验，试图给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处，也为她们在女诗人的圈子里找到一席之地。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说她曾去过那个地方，只是因为生活设施的简陋、报酬的微薄以及其他各种困难，她才不想在那儿浪费时间，但她认为男女学生在班级中应该是平等的。
毕：真的？
斯：真的。应该承认妇女的地位，显然妇女应该受到保护；应该公开宣传，深入地、积极地参与到女权主义运动中去。
毕：在学校的时候我从不觉得男女学生因为性别的差异而有什么冲突。差不多没有任何冲突。可能也有那么一两次，是和一个男孩。也许是我不理解他的行为，抑或是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太重视礼仪了。我们班的学生很有教养，甚至可以说都很优雅；他们似乎把对方都看成自己的朋友，是和自己一样的、平等的个体……他们之间很少争执。在那里度过的两个学期，我所在的都是非常优秀的班级。毕业前一晚我为班级写过一首《聚会》，我想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也许我应该去看看她们现在都什么样了……
斯：你对文学创作班持一种赞成的态度吗？
毕：不，我一直反对开设这样的班！我劝告学生们应该多学一点拉丁语，拉丁语或者是希腊语，这对写作会大有裨益。我有种直觉，如果一位伟大的诗人现在在波士顿大学或哈佛大学求学，他/她很可能躲在某处写诗，而根本不会去参加创作班。然而，我也有几个学生写得很不错（我认为有两三个人是“天才”，还有几个也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我想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生们在毕业之后，在他们之后的生活中仍能继续阅读诗歌。你能教他们什么？诗歌真的能传授吗？我是个老女人，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朋友。我给他们布置作业。我发现很难不让他们重写诗歌或散文。我试图不对他们说：“这些你们都应该重写”，但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
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毕：唔，他们有时同意我的观点——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温顺地听从我的意见！
斯：这样做似乎是很危险的，而且几乎总是被禁止，为什么呢？我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我支持你的做法。去看看画家们吧。我第一次走进美术创作班，看到教授手里拿着一支画笔和一把调色刀绕着学生们转时，我很吃惊。
毕：仅仅为了修改线条？
斯：是啊，学生们先在画架上画，然后由他来修改。
毕：几年前，有个学生水平低劣。他很聪明，但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天分。我给他布置作业，很严格。当我们大声地朗诵自己的成果时，我强压怒火，我说:“好吧，毕竟我不奢望你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这份作业真是让我难以忍受。”他很生气，说：“你不应该那么说！任何一份作业都不仅仅是作业，它是一首诗！”是啊，现在我认为他说得没错，错的是我。另外，关于“女权主义”以及妇女解放的问题。我想我的朋友们，我这一代人大部分都在女校里学习（但我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作家）。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受到了太多的“压制”，以至于如果他智力正常，并且不缺乏幽默感，那么他在很早的时候就会认同一种坚定的反讽立场。你一直在试图习惯，因此你甚至意识不到这种“压制”。在我写作的大部分时间里，评论对我总是青睐有加。但在文末他们经常会说：“这是这十年中、或者说今年、这个月最优秀的女性诗歌。”好吧，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吗？你知道吗？你已经习惯了这样来看待一首诗，甚至期待着这样一首诗的出现，以此为乐。当然，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女诗人。我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信件，你读过吗？
斯：我一直在收藏和阅读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的书信。
毕：哦？
斯：是罗彻斯特大学的图书馆刊印的。
毕：噢，我也有。安东尼·赫克特（Anthony Hecht）寄给我的。但并不特别出色。当然，我不否认它们很吸引人。和她通信的那个女子——希尔德加德·沃森（Hildegarde Watson）——最近去世了，她可能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但这些信中的大多数内容都是像穿什么衣服之类的闲聊。我有她的信，不少，其中有几封——特别是漫谈式的、个人化的、谈论文学的几封——相当精彩。讲故事，旁征博引，文笔细腻，那本小册子很有趣，但我相信她还有比这更出色的书信。
斯：你现在还在读伍尔夫的作品吗？
毕：我在读《伍尔夫全集》第二卷，要比第一卷有趣得多。我个人认为第一卷让人厌烦透顶。但那是在她和她丈夫伍尔夫创办荷加斯出版社的地方写的。你可以看到她是怎么形成她的偏见。她并没有太多的抱怨，但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当她写《三几尼》——她的第一本女权主义著作——的时候，她正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在评论中，她有好多次想要倾诉她的不幸……你知道她能得到的只是磨难。你读过《三几尼》吗？不可思议的小册子。我记得这本书就在这儿（我需要一名图书管理员）。书橱底下这块地方应该放的是地理和旅游方面的书籍……噢，这儿有一本伍尔夫的书，可惜不是《三几尼》。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读这些书了。（茶几上有圣诞节的糖棍。）薄荷棒。你知道我们过去常用薄荷棒做什么吗？把它插进柠檬里，用它来吸柠檬汁。哦，我想我这辈子总是迷迷瞪瞪的。开始的时候我学的是音乐，音乐是我的主修课。但不知何故，我碰上了困难。我喜欢音乐，但是我放弃了，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接着我又学了一段时间的希腊语，我真的不太擅长语言。之后，当我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该去学医。当时，我就得多学一年化学和德语，而之前我已经放弃学德语了。事实上，我还向康奈尔医学院咨询过。但当时我已经发表了几首作品，朋友们——部分是因为玛丽安·穆尔——阻止了我，当然，不仅仅是阻止。
斯：你曾向《日晷》杂志投过稿吗？
毕：《日晷》已经停刊了。有其他的杂志……
斯：那为了阻止你进医学院求学，穆尔小姐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毕：哦，我认识她。关于这段往事我已经写了一点文字，我希望不久能够完成这篇文章：有关我是如何通过学院里的图书馆员，通过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与她相识的。那时我刚在杂志和诗选上读到了她的几首诗，我想我朋友的母亲是第一个对我谈起她的人。但瓦萨女子学校的图书馆里没有她的诗集《观察》。我问图书馆员图书馆里为什么没有《观察》。她说：“你对她的诗歌感兴趣吗？”（她把声音放得很低，我都快听不见了）我说：“是的，非常喜欢。”她说：“穆尔还是个小毛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你想和她见面吗？”难以想象！在我的一生中，我多次试图与我崇拜的某个人碰上一面，但只有这次能如愿以偿。图书馆员自己有一本《观察》，并把它借给了我，但她显然没有考虑得很周详，因为她忘了给瓦萨女子学校的图书馆订购上那么一册。她的那本书里夹了很多剪报，大部分是些令人不快的评论。于是我去纽约和穆尔小姐见面。之后我发现，还有别的瓦萨女子学校的女学生在那几年里因阅读《观察》而被开除，穆尔小姐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不知何故，我们相见甚欢。我们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外右侧的长凳上会面了。这是一个约会的安全地带，因为她可以迅速地摆脱访问者的纠缠。但是事情发生了转机——算我走运——因为我提议两周后我来纽约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马戏。当时我不知道，当然，那也是她的嗜好。她每年至少都要去一次。于是我们就一起去看马戏了。
斯：那当她得知你正在认真考虑到医学院学习四年的时候，她说了些什么呢？
毕：事实上，我没有告诉她我开始写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甚至以后我也没告诉她。我猜她是在我毕业的时候才知道的。尽管如此——我觉得这真是有点奇怪——我们互相以小姐相称，大概持续了三年之久。我非常崇拜她，当然，现在依然如此。她写过一篇评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文章，我想应该没有再版过。我去那儿（布鲁克林）看过，我从后门而入（电梯停了）。后门有两个原本装土豆的筐——可装一蒲式耳——装满了纸。这些都是她这篇短论最初的草稿。可见她是在多么辛苦地写作。她有一本写字本，在她做洗碗、扫地之类的家务的时候，她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随地继续创作。现在她所有的手稿（差不多是全部吧）都被收藏进了费城的贝尔格博物馆。那地方已经拥有了穆尔的一切，事实上，他们重新改造了她在纽约的客厅和卧室。她的故居开放后我去过，如今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然而手稿的展览是让人惊喜的。如果你想要看看真正劳作的范例，那么去研究她的手稿吧。她有一首诗写的是著名的赛马“傻瓜汤姆”。这位制定了收藏计划的工人完成了一项漂亮的工作，以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很多豆腐干大小的剪报和这匹马的照片。于是就有了那首杰作。她付出的劳动，将被人们永记。
斯：我很想知道她是怎么创作无韵体诗歌的——是一笔写就，还是反复修改。她是怎样来创作诗歌的？
毕：她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你知道，有时甚至有点不可理喻。她会说：“哦——韵律早就过时了。”而有几次，在她翻译拉封丹寓言的时候，她却会问我要一首韵体诗。如果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她好像很高兴。她喜欢我的一首民谣体诗歌，因为它押韵押得很漂亮。她称赞这首名为《有很多触角》的诗。你永远也不知道她喜欢和讨厌的究竟是什么。
斯：那么，在她知道你有写作的雄心壮志之前，是什么让一次突如其来的幸运使你成为了穆尔小姐的朋友？
毕：哦，我并没有写作的雄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这一生总是懵懵懂懂的。我记得大概是在1935年的时候，出版过一本诗集，选了十到十二位青年诗人的作品。每一位“青年”诗人会邀请一位诗人为其写一点介绍性的文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请玛丽安·穆尔为我作序，她竟真的写了一篇短文给我。但她对我的语言风格很不以为然，她也是这么写的。这真是件很滑稽的事。我记得我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只收录了其中的一首。多年之前在布鲁克林我第一次聆听到她的朗诵，当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也在场。我想那时候她很少朗诵诗歌吧。我记得那是在一座教堂里，在地下室，一间地势有点倾斜的小礼堂——设计得很不合理。穆尔小姐和威廉斯先生就坐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椅子上，椅子有红色的长毛绒椅背，讲坛的每一边的前面都有一个小台架，好像是神父布道用的。我在地道里耽搁了一点时间。我原本想早点到的，结果还是迟到了。玛丽安正在朗诵。我径直走下铺着红地毯的台阶，坐在前排——那儿的听众少得可怜。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对我说：“晚上好！”然后继续朗诵。她和威廉斯先生对每个人都很友好。我不太记得别的事了，不太记得他们都读了点什么，哦，除了一个正在编辑威廉斯书信的年轻女子，大概在一个月前她寄给我一份她偶然发现的东西：一封威廉斯关于那天晚上的信。他写道：“一个名叫伊丽莎白·毕肖普的女孩子是玛丽安·穆尔的追随者，好像也在写诗。”是那么回事。当然，我和威廉斯先生一向没什么来往。
斯：但你和洛威尔、贾勒尔以及许多诗人却私交甚笃。
毕：你知道，我认为我们都是这样来揣测其他人——其他诗人的私交。那时候我不懂交心。那就是说，在当时，除了穆尔小姐，在“文学圈子”里我不认识其他任何人。
斯：你和洛威尔是什么时候相识的？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曾把你的作品带进过一个写作班，几年前我在B.U.参观过这个写作班。我有一种印象，觉得他应该熟悉你和你的作品。
毕：1945或46年，我遇到了伦道尔·贾勒尔（Randall Jarrell）。在什么地方，我们是怎么结识的，我都记不太清了。那年冬天，他来纽约，接替玛格丽特·马歇尔（Margaret Marshall）在《民族》杂志中的职务，担任书评版的编辑。马歇尔把她的公寓也让给了他。我当时刚刚出版了第一本书，正巧罗伯特·洛威尔也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伦道尔在凯尼恩学院就认识他了。伦道尔邀请我共进晚餐，并和洛威尔见上一面，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读过《韦尔利勋爵的城堡》，但那和我们的相识没有关系。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正好很投缘，我们才建立了友谊。真是巧合，我们都去看过那天下午的艺术展，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谈了很多。也许每个人都会认为，其他人都有一个让他们感到羡慕的社交圈。
斯：你认识里德·惠特摩尔（Whittemore）吗？作为《狂怒》杂志的编辑，他可是很活跃的。
毕：我不认识他。
斯：那贝里曼（Berryman）呢？
毕：不，我也不认识。最近三四年我结识了许多作家，要比之前的总和还要多。
斯：和巴西的作家呢？
毕：我和他们不熟。难得和几个有交往。我最敬重的一位前辈作家是卡洛斯·德拉蒙德·安德里德（Carlos Drummond Andrade），我翻译过他的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人们说他很害羞，我也被认为是这样的人。我们碰到过一次。一天夜晚在人行道上，我们正好从同一家餐厅里出来，经过介绍，他很有礼貌地吻了吻我的手。我还认识其他几位，写过《黑色的俄耳甫斯》的文尼西斯·德·莫里斯（Vinicius de Moraes）。他是一位很优秀的诗人，一位严肃的诗人，有点像艾略特。尽管如此，如今他写得最多的还是流行歌曲，比如有一首特别棒：《依帕赖马的女孩》，现在已经算是老歌了。他弹唱俱佳，但不常开口。真的，他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他可以算是我很亲密的朋友。他不把婚姻当一回事，离婚是家常便饭。他说：“我的妻子都是些好人儿。离婚永远都是我的错。当然，我破产了。我把家产都给了她们，只带走了一支牙刷。”有件事很有意思：我在一座小镇上买下了一幢老房子，当时我就住在小镇上，但还没有搬进这幢房子里去（大概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我在一家小旅馆里和一个丹麦女孩（我的老朋友）合租了一间房。文尼西斯也在那儿——旅馆里只有我们三个人。那时是冬天，又冷又湿，可恶的季节。为了取暖，我们三个人整天坐在老板为朋友预留的后厨房里读侦探小说。有时我们也会打牌，文尼西斯也会弹弹吉他，唱唱歌。他写过几首一流的、迷人的儿童歌曲。对了，每天下午，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一到，我们就急切地找随笔专栏来读。有天下午，一个男孩送来了报纸，上面有一篇长文，写的就是我们所住的小镇，写它如何成为“知识分子的热衷之地”。在那儿几百里之内，我们是唯一的“知识分子”。对当地人来说，要成为知识分子只要像那样就行了：手里拿上几本阿加莎·克莉斯蒂和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等人的侦探小说。
斯：你的作品似乎种类繁多，却没有尽量使自己写得又快又多。
毕：我知道我希望自己多写一些。有时我想，如果我生了孩子，我可能会多写一些。更有勇气，或在写作上花更多的时间。我虚度了太多的时光。
斯：你会创作其他类型的诗歌吗？
毕：不会。
斯：长诗呢？
毕：也不会。我想过要写一两首长诗，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当然，也不是真正的长诗，大概十页纸的长度。
唔，我对卡明斯（Cummings）有所了解。后来我隐居乡村的时候，我通过朋友和他相识。他和我共用一个女仆有两三年之久。“布兰奇，留下一点垃圾。”他过去常常对女仆这样说。布兰奇终于还是把它们留了下来。他们没有布下捕鼠器。卡明斯夫人告诉她一个小老鼠的故事：它们会从墙洞里出来，爬到床上。躺在上面，看着布兰奇从羊毛毯上卷起小小的毛线球，去做她自己的被子。哦，布兰奇真是听得心惊肉跳。
斯：他是在以一种人道主义或素食主义的原则对老鼠施以仁慈之心吗？
毕：哦，不。卡明斯爱老鼠。他写关于老鼠的诗。他喜爱它们。他过去常常……咦，我还没讲到诗歌的奥妙之处。
斯：你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毕：哦，在与他们的交谈中，穆尔小姐总会就写作技巧问题发表一些发人深思的高论，而洛威尔则喜欢说得神秘莫测……
斯：你也准备来一番玄妙的高谈阔论吗？
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