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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指南录>后序》增加了原来人教版删节的部分,即文章的倒数第二自然段。此段是全文情感抒发的高潮和主题的升华,我们可借此以管窥作者文天祥的整个内心世界。本文试图以苏教版《<指南录>后序》补充部分为分析对象,从“愧”与“无愧”两个角度,来探究文天祥的思想和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一、文天祥的“愧”
纵观文天祥的一生:精忠报国。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义无反顾的殉道者。但试看这一段的第一句:“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或者说他认为自己当时的活着,意义是很稀薄的,甚至是惭愧的。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会心中有愧呢?
1.愧对君主——探索文天祥忠君思想的来源
文天祥是一个忠臣。忠,是中国封建社会千年的道德传统。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载:“忠,社稷之固也。”忠被儒家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文天祥也同封建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忠君是其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石。除此之外,他的忠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宗对他的知遇之恩。这让文天祥像诸葛亮忠于刘备的知遇之恩一样,不管南宋政局是如何腐朽没落,小朝廷是怎样的风雨飘摇,他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此来表达对君主的一片忠心。
但当时的情况却是南宋的君主饱受蒙古人的羞辱,江山社稷也行将被之蚕食殆尽,作为臣子不能保卫社稷却使主上受辱,为臣的即使以死报国也还是有余罪的,而他居然还活着,面对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君主,不是让文天祥惭愧万分吗?
文天祥“愧”的原因之一:愧对君主。
2.愧对亲人——探索文天祥忠孝难全的痛苦
“孝”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根基。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须尽忠,这是封建社会对士人的最基本要求。但事实上往往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文天祥说的“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则死有余责”,指的就是因不能为父母尽孝,完成一个长子对父母,长兄对胞弟,甚至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子女应尽的责任而在内心深深的愧疚与自责。在课文第四自然段,他一连用了22个死字,历数了18种随时可能死的状况,痛定思痛时,这更让文天祥深感有愧于他的父母亲人。
文天祥“愧”的原因之二:愧对亲人。
二、文天祥的“无愧”
对于一个在程朱理学熏陶之下的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来说,忠、孝两种观念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天祥思想的根本。但是残酷的现实不能让他同时既做孝子,又做忠臣。在两者之间文天祥舍前而取后:“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
文天祥的“无愧”正是来源于他对于“义”字内涵的深刻认识。
1.无愧于圣贤——探索文天祥的“义”的思想实质
文中说到“请罪于先人之墓”,这儿的“先人”应该从更广义的层面理解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先贤,这样才能自然的引出下面文天祥对“义”的理解。也正有了对“义”的理解与坚持,才使得他能够超越“忠”、“孝”两难的痛苦,并且赋予“义”更多的含义。
当士风颓靡,人人自保,无人再以忠义为信仰,以社稷为己任时,文天祥挺身而出,这份敢于担当的勇气正是原儒之风范。包括之后在《<指南录>后序》中讲到的出使元营,被拘出逃,历尽九死一生,依然痴心不改。这都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有着坚定的信仰,支撑着他勇敢地面对这非人世所堪的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这信仰就是这“义”字。
至此,文天祥实现了由“愧”到“无愧”的转化,也不再局限于“忠”、“孝”两难的痛苦中,而是以“义”统领了“忠”、“孝”,赋予了“忠”更新的内涵。
2.无愧于社稷——文天祥是“忠社稷”而非“忠君”
文诗中虽有“为我王室故”,“不改愚憨”之句,但文天祥绝非是只知忠于一个君主的人,他是忠于社稷而非忠君。面对蒙古族人对南宋的入侵,他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若他只知忠君,尽可以随恭帝而去。文天祥被囚燕京时,元宰相博罗以“弃嗣君,别立二王,如何是忠君”之语来诘难他。他回答说:“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是忠君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这个回答是孟子思想的发扬光大,更是文天祥并非只知忠君而是忠于社稷的力证。
3.无愧于宗祀——文天祥的另类全孝之举
对于“孝”的问题,文天祥始终无法绕开,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愧疚之一。在“行义”还是“尽孝”两者的考量与取舍中,他选择了前者。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到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先贤。但是作为补偿,他还是默许了他的弟弟文璧以降元的方式,文璋以归隐的方式来保全了文氏宗族的血脉。这可以算是文天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尽孝吧。
在文天祥的内心世界里,“愧”与“无愧”始终交织在一起,但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虽自认为愧对君亲,但却始终坚持行义,以孔孟圣贤取义成仁之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并最终以死来完成了一个汉族优秀士人的忠义实践,他本人也成为中华民族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
(责任编辑 刘宇帆)
一、文天祥的“愧”
纵观文天祥的一生:精忠报国。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义无反顾的殉道者。但试看这一段的第一句:“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或者说他认为自己当时的活着,意义是很稀薄的,甚至是惭愧的。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会心中有愧呢?
1.愧对君主——探索文天祥忠君思想的来源
文天祥是一个忠臣。忠,是中国封建社会千年的道德传统。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载:“忠,社稷之固也。”忠被儒家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文天祥也同封建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忠君是其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石。除此之外,他的忠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宗对他的知遇之恩。这让文天祥像诸葛亮忠于刘备的知遇之恩一样,不管南宋政局是如何腐朽没落,小朝廷是怎样的风雨飘摇,他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此来表达对君主的一片忠心。
但当时的情况却是南宋的君主饱受蒙古人的羞辱,江山社稷也行将被之蚕食殆尽,作为臣子不能保卫社稷却使主上受辱,为臣的即使以死报国也还是有余罪的,而他居然还活着,面对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君主,不是让文天祥惭愧万分吗?
文天祥“愧”的原因之一:愧对君主。
2.愧对亲人——探索文天祥忠孝难全的痛苦
“孝”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根基。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须尽忠,这是封建社会对士人的最基本要求。但事实上往往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文天祥说的“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则死有余责”,指的就是因不能为父母尽孝,完成一个长子对父母,长兄对胞弟,甚至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子女应尽的责任而在内心深深的愧疚与自责。在课文第四自然段,他一连用了22个死字,历数了18种随时可能死的状况,痛定思痛时,这更让文天祥深感有愧于他的父母亲人。
文天祥“愧”的原因之二:愧对亲人。
二、文天祥的“无愧”
对于一个在程朱理学熏陶之下的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来说,忠、孝两种观念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天祥思想的根本。但是残酷的现实不能让他同时既做孝子,又做忠臣。在两者之间文天祥舍前而取后:“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
文天祥的“无愧”正是来源于他对于“义”字内涵的深刻认识。
1.无愧于圣贤——探索文天祥的“义”的思想实质
文中说到“请罪于先人之墓”,这儿的“先人”应该从更广义的层面理解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先贤,这样才能自然的引出下面文天祥对“义”的理解。也正有了对“义”的理解与坚持,才使得他能够超越“忠”、“孝”两难的痛苦,并且赋予“义”更多的含义。
当士风颓靡,人人自保,无人再以忠义为信仰,以社稷为己任时,文天祥挺身而出,这份敢于担当的勇气正是原儒之风范。包括之后在《<指南录>后序》中讲到的出使元营,被拘出逃,历尽九死一生,依然痴心不改。这都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有着坚定的信仰,支撑着他勇敢地面对这非人世所堪的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这信仰就是这“义”字。
至此,文天祥实现了由“愧”到“无愧”的转化,也不再局限于“忠”、“孝”两难的痛苦中,而是以“义”统领了“忠”、“孝”,赋予了“忠”更新的内涵。
2.无愧于社稷——文天祥是“忠社稷”而非“忠君”
文诗中虽有“为我王室故”,“不改愚憨”之句,但文天祥绝非是只知忠于一个君主的人,他是忠于社稷而非忠君。面对蒙古族人对南宋的入侵,他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若他只知忠君,尽可以随恭帝而去。文天祥被囚燕京时,元宰相博罗以“弃嗣君,别立二王,如何是忠君”之语来诘难他。他回答说:“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是忠君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这个回答是孟子思想的发扬光大,更是文天祥并非只知忠君而是忠于社稷的力证。
3.无愧于宗祀——文天祥的另类全孝之举
对于“孝”的问题,文天祥始终无法绕开,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愧疚之一。在“行义”还是“尽孝”两者的考量与取舍中,他选择了前者。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到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先贤。但是作为补偿,他还是默许了他的弟弟文璧以降元的方式,文璋以归隐的方式来保全了文氏宗族的血脉。这可以算是文天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尽孝吧。
在文天祥的内心世界里,“愧”与“无愧”始终交织在一起,但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虽自认为愧对君亲,但却始终坚持行义,以孔孟圣贤取义成仁之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并最终以死来完成了一个汉族优秀士人的忠义实践,他本人也成为中华民族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
(责任编辑 刘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