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拐点’。过去这些数字都是上升的。”2007年11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后回答提问时这样说。
　　“这些数字”指的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确定了在未来5年使单位GDP能耗每年减少4%，5年减少20%，污染物排放，包括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总量（COD）5年内要减少10%的目标。
　　他说，“这是中国人在发展阶段给自己加大的压力。作为总理，我深感实现这个目标，困难非常大。”
　　事实也确如此。2007年全国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中国没有实现2006年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去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仅下降1.2%，而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仍在增长。与其它“飘红”的发展数据相比，这组数据显得格外冷寂和尴尬。
　　4月27日，国务院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组长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会上他再次强调：“‘十一五’规划提出这两个约束性指标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改变，必须坚定不移地去实现”。
　　在过去5年炸毁1400万千瓦小发电机和关停1万个小煤矿的基础上，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2007年中国严格淘汰落后技术、工艺和装备的力度继续加大。与此同时，环保部门近30年来首次启用“区域限批”行政惩罚手段，节能减排目标作为对各地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1～9月，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幅度超过去年同比减少1．8％，污染物排放量同比减少0．28％，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的排放量扭转了连续几年上升的趋势，首次出现双下降。努力得以回报，“拐点”开始出现。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
　　另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1～10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9%，比1～9月上涨0.5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长将近30%。这就表明，在这波固定资产投资热潮中，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投资热情丝毫不减。
　　一切迹象表明，2008年颇为关键。
　　
　　工业化之殇
　　
　　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这是中国当下发展中的显著特点，但绝非中国的发明。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上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过程，期间付出了惨痛的教训。中国的邻国日本就是这样一路走过的。
　　1930年～1968年是發达国家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激化的时期，这一阶段也是发达国家化学工业大发展的时期。1951年，刚刚清理完整战争废墟的日本陆续制定了钢铁、汽车、煤炭、电力等行业的中长期计划，并在贸易与资本自由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规模地向重化工业投资。从产值看，重化工业的比重呈剧增趋势，1951年为47.74%，1960年为59.32%，1970年为69.9%。
　　


　　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相伴生的是GDP高速增长，这让当时的日本倍感振奋，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被认为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于是，从1956年到1973年的18年间，日本一方面创造了年均增长10.2%的经济奇迹，一跃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但另一方面，工业污染在196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环境迅速恶化、公害问题严重，世界环境史上的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占了一半，而且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环境问题犹如一个追随在GDP身后的幽灵，让公害发生地的日本国民饱受病痛和死亡的折磨，大规模请愿、示威和诉讼等反公害运动从局部走向全国，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修正环保思路：首先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入手，日本政府于1967年制定了《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进入70年代，日本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生产环保设备的企业，出现了从公害防止到环境保护的观念改变，由总理大臣直接领导的“日本环境厅”得以设立；进入80年代，针对新的问题，日本政府先后启动了新阳光计划、月光计划和地球环境技术开发计划；进入90年代，日本的环境管理发生了理念上的变革，《环境基本法》、《节能法》、《再循环法》等极大推动了社会、经济和环境向可持续方向发展。1994年出台的《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将日本的环保目光拓展到了全球范围；进入21世纪，日本环保观念再次飞跃，循环型社会系统的确立，企业主动型治污理念的强化，使日本朝着全领域的环境保护快速发展。
　　从视污染为必然到政府、企业、民间一致确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日本用了30多年时间，而在“先污染后治理”方面所付出的代价比事前污染防治投资高出10倍以上。事实上，发生在日本的一切也在其它发达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上演过：最早的工业国英国，其首都伦敦在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笼罩下一度成为“死亡之都”；最大的工业国美国，其国土曾被“黑风暴”肆虐十年，浩瀚的五大湖至今仍“鱼生凋敝”；1972年，经合组织（OECD）首次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市场机制和财税政策进行了基于环境考虑的一系列改革；自1993年以来,丹麦环境税制形成了以能源税为核心的16种带有环境目的的税收；荷兰的环境税收制度种类更多，它是世界上最早开征垃圾税的国家；美国目前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环境税制体系，联邦和州两级政府都开征了不同类别的环境税……
　　“快”并“痛”着，这是多数工业化国家必须经历的成长，“痛”并“醒”着，这是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国家必须完成的考卷。
　　中国亦不例外。
　　
　　时代抉择
　　
　　工业化和环境问题紧密地形影相随，中国是否可以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分析认为：因为我国的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走不成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发展的路子；因为那些发达国家早已制订好了有利于他们的各项国际规则，使我们的污染成本不能像他们当初那样转移出去，只能自己“硬扛”；因为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更非帝国主义道路，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也要对世界人民负责。因此，我们只能在人均3000美元时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现实不容乐观。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同时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能源消费大国”。一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能源。而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的实际情况是：煤炭和水力资源方面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石油、天然气方面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
　　与能源消耗比过高形成反差的是能源利用效率十分低下。据了解，我国能源利用总效率只有32%，单位GDP能耗比先进国家高3倍，生产单位产品的能耗比国外高出50～100%。
　　此外，由于能源高度消耗造成的环境问题更是令人忧虑，人类赖以生存水、空气、土壤三要素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水。我国7大水系的26%和9大湖泊中的7个水质已属五类和劣五类，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1/2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2006年在监测的47个重点城市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80%以下的有14个，令人尴尬的是，截至这年年底，全国还有248个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至少有30多个城市约50多座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不足30%。2007年情况更加糟糕，前8个月中我国“水污染”态势进一步加剧，太湖暴发蓝藻导致无锡出现水危机、安徽巢湖局部暴发蓝藻使渔民生活艰难、云南滇池蓝藻顽疾再现、江苏沭阳因上游水污染导致20万人断水，对此，国家环保总局官员坦言，2005年末以来，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次水污染事故，我国已进入水污染事故高发期。
　　空气。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2006年只有37.6%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好于国家二级标准，有3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意味着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
　　土壤。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与此同时，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凸现。
　　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把我国每年因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2003年更是高达15%。另据环境专家估算，国内有些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发展模式的省份，如果扣除治污成本，实际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而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信息显示，近3年来，环保部门收到的环境问题投诉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2005年達到60多万件，群众上访达8.5万批次以上。2006年，中国环境形势进一步严峻，全年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161起。由此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呈多发态势，其中相当数量污染事件的受害者是农村居民。
　　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出现的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一系列深层矛盾，国家高层一直以来都在高度关注和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仍有2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和2200多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口的，急需要通过发展经济、积累财富以改善民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优先，还是环境优先，这的确是个复杂的问题。亿万双眼睛和来自海外的目光关注着。
　　2004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观点。2005年3月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指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本途径，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2006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好又快”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好”与“快”两个字看似简单的“换位”，标志着中国在环境优先与发展优先上进行了理性抉择。
　　2007年4月，国家节能减排领导小组的正式成立，让“又好又快”和“两型社会”战略意图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支点”，阻碍中国前进的最大难题正在一点点被撬动。
　　对于这样的变化，外国政府、组织和媒体投来了赞许的目光，他们积极评论道：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用了60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以增长为标准，以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的社会进步指标为标准，到最终与资源环境相适应为标准的三代发展观。而中国走到这一阶段，只用了不到30年时间。
　　
　　中国式难题
　　
　　如果说世界的环境问题十分复杂，那么中国的环境问题则更为复杂。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需要用60年时间走完的路，在这个“奇迹”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式的现实难题。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只有当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才能初步具备环境优先的必要条件。研究表明，环境与经济发展间存在先升后降的到U字型规律。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超过8000～10000美元时环境污染才出现下降趋势，而具有后发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家人均GDP达到2000～5000美元时环境出现改善。
　　比较日本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发达国家的这一轨迹。1955—1973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0%,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时期，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3500美元增至13500美元，增长了近4倍。也就是在一过程中，日本开始出现从公害防止到环境保护的观念转变。中国经济从1990年至2005年的平均增速为9.7%，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全球第11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4位。发展特征形似，经济总量也够令人瞩目。2007年人均GDP为2460美元，这似乎也符合新兴工业国家的“标准”。
　　但这些还都是“表面文章”。
　　现实情况是中国的环境问题的复合型、压缩型和结构型特征远远超出西方国家的揣测和预计。发达国家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问题，在我国最近的20多年发展过程中集中爆发。而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时期，正好又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可以说，这样的局面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经历过的。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重化工业比重过高是无疑会造成环境恶化。1978年我国重工业比重为57.8%，环境状况尚可。此后受中国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还处在以吃、穿为主的消费阶段影响，工业增长结构一路“轻型化”，到1991年这个比重下降到51.1%。但从2002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明显表现出升级性变化，城市化进程同时加速，主要依靠重工业支撑的住宅和汽车等新的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家庭，中国由此进入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新阶段。住宅建设需要水泥，汽车生产、消费需要钢材、石油，而水泥、钢材生产则需要电力、煤炭，如此循环推进，2003年，中国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到2006年，重工业比重上升到70%，而这其中的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等六大行业的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又占到全国总量的近70%。据预测，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在未来20多年里，我国重化工业的比重仍有增大的可能。
　　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方必然会触动其他群体的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就是其中的形式之一，而且追求高额利润的总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许多地方政府将高耗能工业项目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巨大利润诱惑下与企业结成新的利益体，对于国家节能减排任务落实“只见口动不见脚动”，大搞拖延术，说到根本还是利益问题。
　　体制变革的迟滞性是造成改革成本过高地重要原因，这种“空档期”恰恰为高耗低效企业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从现实看，以行政手段向市场化的方式过渡，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尚需时日。当前，我国节能减排工作仍然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和以行政手段为主，依靠节能减排指标的层层分解来约束地方政府和企业实施，缺少长效机制，没有转化为企业的自觉行动。由此，出现了类似资源性产品价格仍然偏低、违法成本低和守法成本高等问题，要较好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较长时期的努力。目前正在酝酿中的大部门制有望改变这一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及各个领域取得了骄人成就，但在人口众多的具体国情下，一切成就被无奈地“摊平”，这也是环境和资源压力巨大的原因之一。人口的数量庞大及快速增长，对环境造成巨大冲击，也给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这应当是最大的“中国式难题”。
　　再就是我国的环境问题与贫困等其它社会问题交叉在一起，形成恶性循环。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与污染物相关的环境污染，而穷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环境破坏，前者比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复，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复则要困难的多。
　　事实上，困扰中国的问题还有很多，解决问题也需要时间和时机，但节能减排的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行动最为关键。
　　
　　攻坚战和持久战
　　
　　2007年无疑是个分水岭。
　　前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左右，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首次实现双双下降。这样一个简单的成绩单却饱含了国家的决心和有关各方的坚定执行力。
　　2007年以来，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淘汰落后技术、工艺和装备，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
　　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脱硫装机容量累计达到2.23亿千瓦，占火力发电装机容量的42%，同时，电力行业关停高耗能高污染的小火电机组1100万千瓦，提前两个月完成今年的任务；全国新增2000余万吨的城市污染处理能力，1700多家重点企业采取了污水深度治理措施，占全国化学需要量排放量三分之一的造纸行业有1000多家被停产整治或限期治理。
　　2007年是环保部门近30年来首次启用“区域限批”行政惩罚手段，对4个行政区域、4个电力集团所有建设项目实行停批、限批，并建议追究有关人员行政责任。7月份环保总局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流域内32家重污染企业及6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
　　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45项具体措施。
　　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了新的《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法》也已提交审议。
　　11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关于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能耗降低和污染减排完成情况开始纳入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中的责任主体作用。这样，节能减排目标作为对各地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2007年的节能减排工作不仅从文件上走下来,而且直接贴在了官员的乌纱帽上。11月，山西省政府发出文件，对退出全国污染城市“黑三甲”的阳泉市重奖100万元。在更早的4月，同样在山西，省政府首次采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考评地方政绩，在全省119个县市中，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位居前列的两个县级市因为环境问题被取消了表彰资格。
　　2007年的节能减排工作更显“财”气，奖惩分明。上半年，我国取消了553项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2268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对钢坯、焦炭等142项“两高一资”产品加征或开征出口暂定关税。全年对700个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进行奖励。财政部长谢旭人说，在2008年，财政还将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
　　成績固然显著，但扩大胜利果实的任务依然艰巨。
　　从数据来看，尽管2007年节能减排工作进展较为顺利，但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加上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偏低，资源环境成本没有充分体现，高耗能行业加快增长内在动力仍很强烈，增大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难度。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坦陈：节能减排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些工作没有完全到位，特别是节能减排统计基础还比较薄弱，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还没有完全落实。
　　无论如何评价，有一点非常明确：我们没有退路，节能减排只能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