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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以自己的“赢”姓在山东设立赢县，不久又多次东巡山东。秦文化中本没有封禅文化，秦始皇统一后却执意去位于山东的泰山封禅，告功于天地。这是秦始皇的寻根情结，山东是秦文化的发源地。
赢暴始租，伯益
伯益，赢姓，是秦人的祖先。伯益之益，又写作嗌，为燕子的叫声。伯益之名来自燕子，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日“益，即燕，亦即玄鸟。”玄鸟是东方民族崇拜的神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颛顼氏的裔孙叫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伯益。这说明伯益是以凤鸟中的燕子为图腾的部族。
伯益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驯养鸟兽。伯益在舜时代的主要任务是调训鸟兽。《史记·秦本纪》记载，舜让大费辅佐驯服鸟兽，被称为翳(伯益)，并赐他为赢姓。伯益受封并赐赢姓，是伯益发迹的开始，为以后赢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史称“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从考古发现看，在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家畜家禽饲养已经具备，这与《史记》的记载正好吻合。驯养鸟兽，家畜家禽饲养，是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伯益及其后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大禹治水，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人之功，而是有个以大禹为中心的治水群体。在这个群体之中，伯益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与伯益、后稷接受舜的命令负责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即使是大禹，对伯益在治水中的功绩也十分肯定。当舜赞扬大禹之功时，大禹表示“非余能成，亦大费(伯益)为辅”。
其三，凿井。井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人类从狩猎游牧到定点居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晋代郭璞有一篇赞颂井的《井赋》，其中说“益凿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这里的“益凿井”，即指伯益发明了井。其实，伯益造井之说并不是郭璞的发现。《淮南子·本经训》《吕氏春秋·勿躬》《世本》中就有“伯益作井”的记述。从考古发现看，山东章丘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有水井发现。在河南汤阴白营、河北邯郸涧沟等地的文化遗址上也发现了那时期的水井，这正好印证“伯益作井”之说并非虚妄。当然，在古史传说中，也有大舜作井的传说。其实井的发明不是—人一时之功，可以把文献中的“伯益作井”理解为伯益对造井技术进行了总结和改进，最终完成了这一伟大发明。
其四，用火和稻作。《孟子·滕文公》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由于火的使用，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随着人类的发展，火的应用范围逐渐从生活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大。所谓的“刀耕火种”，既要用火焚烧山林以开垦种地，又要有效控制火势使其不能肆意蔓延。这就需要具有专门技术的人进行管理。《孟子》中的所谓“伯益掌火”就是这个意思。
《史记·秦本纪》中有大禹“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令益予众水稻，可种卑湿”的记载。这是已知文献中关于稻作的最早记载。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有稻壳的发现，与这文献记载正好对应。虽不能据此说明伯益发明了种植水稻，但已知文献中找不出早于伯益种植水稻的人。因此，伯益种稻与后稷植谷样，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赢秦文化之根：赢邑
伯益的原居地为“赢”。赢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春秋》。今人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中明确指出“赢故城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俗名城子县。”今山东莱芜市境内有城子县村。该村附近有一文化遗地，即赢邑遗址。
赢族发祥地在今山东莱芜境内。莱芜地处鲁中，是汶河的发源地。这里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区域。大汶口位于汶河中上游的今泰安附近。莱芜就是汶河的源。在莱芜发现的汶阳遗址，位于汶河之阳的高台地上，文化内涵主要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赢秦的先民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
古赢城遗址今日仍在。在赢城遗址的南面和西面，与平地相接，东面和北面是高台，域内分内城和外域，如今遗址基本被村庄覆盖，仅东南角残存墙基十余米。这样一个古赢城遗址，正是莱芜古历史沧桑的见证，也是古赢人在今莱芜一带繁衍生息的见证。
赢人西迁与秦人东进
赢秦文化起源于东方，却发展形成于西方。著名学者傅斯年在1933年就发表了《夷夏东西说》一文，首次指出秦人的祖先在东方。他说：“秦赵以西方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赢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20世纪50年代，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提出“秦赵为殷人蜚廉的子孙西行后建立的国家。”
之所以说秦是由东方迁到西方，理由是很充分的。其一，秦始祖“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的传说，与殷人祖先如出一辙，反映他们有共同的鸟图腾崇拜。其二，秦为赢姓，而赢姓多居于东方。其三，秦人的祖先费昌、孟戏、蜚廉、恶来都曾做过殷商大臣，而殷在东方。其四，秦人祖先是“帝颛顼之裔”，颛项是传说中东夷部落的首领。凡此种种，足以说明秦人的祖先在东方。
那么居于东方的秦人祖先是如何迁到西方的呢?这要从夏朝的建立说起。
大禹治水成功后，推荐帮助他治水有功的皋陶和伯益为继承人，皋陶不幸早死，伯益成为不二之选。可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大禹的位子，破坏了禅让制度，建立了夏朝，开始了父传子的时代。
夏启死后，东方九夷乘机袭击夏都安邑，以至太康失国，后来到“少康中兴”时才又征服了东方九夷，夏与东夷长期处在矛盾中。至夏朝末年，东方九夷归附了商汤，伯益的后人赢姓部落首领费昌归商后做了商汤的御手，随汤参加了灭夏的战争。在鸣条击溃夏军后，乘胜西进追击夏的残余势力，直至泾水渭水流域。秦人的先祖属东方九夷中的畎夷，也随着商人进入关中地区。
在殷墟卜辞中，有商王多次命犬侯率兵征伐周族的记载。“犬侯”因其都邑称犬而得名，先秦史籍中有4个“犬丘”的地名，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各一处。这正是犬夷迁徒的缘故。先秦部族，每迁至一地，都以原住地名作为新居地名。从山东经河南、甘肃至陕西，正是犬夷西迁的路线。由此，我们说殷墟卜辞中的“犬侯”就是东方犬夷的首领。
到商朝末年的时候，赢姓首领飞廉和恶来父子二人都效力于商纣。恶来在牧野之战中被周军斩杀。西周时期东方的些赢姓部族，由于参加了周初武庚的叛乱，相继受到处置，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西迁的赢姓部族却经过长期的努力逐渐发展起来。周孝王时，召其为周养马，封地秦邑(今甘肃清水)，号赢秦。
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疆土不断扩大，并被命为“西垂大夫”。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以兵护送。平王于是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岐山以西之地全部赐给秦国，秦国日益强大起来。
历史的命运往往难以捉摸，从东方迁往西方的赢姓部族，经夏、商、西周时期的发展，成为西部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西周末年开始，这个赢姓国家又逐渐由西向东发展。秦文公时，达到渭水流域；秦武公时，至于华山(今陕西华县)；至秦穆公時，今陕西、山西之间的黄河以西的土地基本被秦国所占有。战国时期，秦国快速向东发展。秦献公二年，徙都栎阳(今陕西长安)，秦孝公十二年又徙都咸阳。商鞅变法后，秦国日盛，最终打败山东6国，统—了全国，建立了赢姓秦王朝。
编辑／杜启洪
赢暴始租，伯益
伯益，赢姓，是秦人的祖先。伯益之益，又写作嗌，为燕子的叫声。伯益之名来自燕子，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日“益，即燕，亦即玄鸟。”玄鸟是东方民族崇拜的神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颛顼氏的裔孙叫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伯益。这说明伯益是以凤鸟中的燕子为图腾的部族。
伯益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驯养鸟兽。伯益在舜时代的主要任务是调训鸟兽。《史记·秦本纪》记载，舜让大费辅佐驯服鸟兽，被称为翳(伯益)，并赐他为赢姓。伯益受封并赐赢姓，是伯益发迹的开始，为以后赢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史称“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从考古发现看，在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家畜家禽饲养已经具备，这与《史记》的记载正好吻合。驯养鸟兽，家畜家禽饲养，是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伯益及其后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大禹治水，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人之功，而是有个以大禹为中心的治水群体。在这个群体之中，伯益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与伯益、后稷接受舜的命令负责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即使是大禹，对伯益在治水中的功绩也十分肯定。当舜赞扬大禹之功时，大禹表示“非余能成，亦大费(伯益)为辅”。
其三，凿井。井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人类从狩猎游牧到定点居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晋代郭璞有一篇赞颂井的《井赋》，其中说“益凿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这里的“益凿井”，即指伯益发明了井。其实，伯益造井之说并不是郭璞的发现。《淮南子·本经训》《吕氏春秋·勿躬》《世本》中就有“伯益作井”的记述。从考古发现看，山东章丘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有水井发现。在河南汤阴白营、河北邯郸涧沟等地的文化遗址上也发现了那时期的水井，这正好印证“伯益作井”之说并非虚妄。当然，在古史传说中，也有大舜作井的传说。其实井的发明不是—人一时之功，可以把文献中的“伯益作井”理解为伯益对造井技术进行了总结和改进，最终完成了这一伟大发明。
其四，用火和稻作。《孟子·滕文公》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由于火的使用，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随着人类的发展，火的应用范围逐渐从生活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大。所谓的“刀耕火种”，既要用火焚烧山林以开垦种地，又要有效控制火势使其不能肆意蔓延。这就需要具有专门技术的人进行管理。《孟子》中的所谓“伯益掌火”就是这个意思。
《史记·秦本纪》中有大禹“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令益予众水稻，可种卑湿”的记载。这是已知文献中关于稻作的最早记载。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有稻壳的发现，与这文献记载正好对应。虽不能据此说明伯益发明了种植水稻，但已知文献中找不出早于伯益种植水稻的人。因此，伯益种稻与后稷植谷样，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赢秦文化之根：赢邑
伯益的原居地为“赢”。赢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春秋》。今人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中明确指出“赢故城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俗名城子县。”今山东莱芜市境内有城子县村。该村附近有一文化遗地，即赢邑遗址。
赢族发祥地在今山东莱芜境内。莱芜地处鲁中，是汶河的发源地。这里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区域。大汶口位于汶河中上游的今泰安附近。莱芜就是汶河的源。在莱芜发现的汶阳遗址，位于汶河之阳的高台地上，文化内涵主要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赢秦的先民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
古赢城遗址今日仍在。在赢城遗址的南面和西面，与平地相接，东面和北面是高台，域内分内城和外域，如今遗址基本被村庄覆盖，仅东南角残存墙基十余米。这样一个古赢城遗址，正是莱芜古历史沧桑的见证，也是古赢人在今莱芜一带繁衍生息的见证。
赢人西迁与秦人东进
赢秦文化起源于东方，却发展形成于西方。著名学者傅斯年在1933年就发表了《夷夏东西说》一文，首次指出秦人的祖先在东方。他说：“秦赵以西方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赢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20世纪50年代，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提出“秦赵为殷人蜚廉的子孙西行后建立的国家。”
之所以说秦是由东方迁到西方，理由是很充分的。其一，秦始祖“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的传说，与殷人祖先如出一辙，反映他们有共同的鸟图腾崇拜。其二，秦为赢姓，而赢姓多居于东方。其三，秦人的祖先费昌、孟戏、蜚廉、恶来都曾做过殷商大臣，而殷在东方。其四，秦人祖先是“帝颛顼之裔”，颛项是传说中东夷部落的首领。凡此种种，足以说明秦人的祖先在东方。
那么居于东方的秦人祖先是如何迁到西方的呢?这要从夏朝的建立说起。
大禹治水成功后，推荐帮助他治水有功的皋陶和伯益为继承人，皋陶不幸早死，伯益成为不二之选。可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大禹的位子，破坏了禅让制度，建立了夏朝，开始了父传子的时代。
夏启死后，东方九夷乘机袭击夏都安邑，以至太康失国，后来到“少康中兴”时才又征服了东方九夷，夏与东夷长期处在矛盾中。至夏朝末年，东方九夷归附了商汤，伯益的后人赢姓部落首领费昌归商后做了商汤的御手，随汤参加了灭夏的战争。在鸣条击溃夏军后，乘胜西进追击夏的残余势力，直至泾水渭水流域。秦人的先祖属东方九夷中的畎夷，也随着商人进入关中地区。
在殷墟卜辞中，有商王多次命犬侯率兵征伐周族的记载。“犬侯”因其都邑称犬而得名，先秦史籍中有4个“犬丘”的地名，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各一处。这正是犬夷迁徒的缘故。先秦部族，每迁至一地，都以原住地名作为新居地名。从山东经河南、甘肃至陕西，正是犬夷西迁的路线。由此，我们说殷墟卜辞中的“犬侯”就是东方犬夷的首领。
到商朝末年的时候，赢姓首领飞廉和恶来父子二人都效力于商纣。恶来在牧野之战中被周军斩杀。西周时期东方的些赢姓部族，由于参加了周初武庚的叛乱，相继受到处置，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西迁的赢姓部族却经过长期的努力逐渐发展起来。周孝王时，召其为周养马，封地秦邑(今甘肃清水)，号赢秦。
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疆土不断扩大，并被命为“西垂大夫”。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以兵护送。平王于是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岐山以西之地全部赐给秦国，秦国日益强大起来。
历史的命运往往难以捉摸，从东方迁往西方的赢姓部族，经夏、商、西周时期的发展，成为西部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西周末年开始，这个赢姓国家又逐渐由西向东发展。秦文公时，达到渭水流域；秦武公时，至于华山(今陕西华县)；至秦穆公時，今陕西、山西之间的黄河以西的土地基本被秦国所占有。战国时期，秦国快速向东发展。秦献公二年，徙都栎阳(今陕西长安)，秦孝公十二年又徙都咸阳。商鞅变法后，秦国日盛，最终打败山东6国，统—了全国，建立了赢姓秦王朝。
编辑／杜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