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赠孟浩然》，是广为传诵的唐诗名篇，其诗曰：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然对李白诗中“风流”一词的阐释，众说纷纭，如果跳出文本我们会发现李白与孟浩然因气类相感而书写的“风流天下闻”是对孟浩然风流人格的他指赞许，亦是自我心灵的一种自指映照。

依托文本的“风流”解读

　　“风流”二字，乃古人笔下的高频词汇，但因汉字本身的语义多重性，其意又随语境而变迁。刘开扬等《李白诗选注》认为风流指“英俊，高逸”。郁贤皓《李白集》解释“风流”为“儒雅潇洒的风度”，“‘风流’二字是孟浩然品格的总概括，全诗围绕此展开笔墨。颔联和颈联申说‘风流’所在，描写孟浩然的高士形象”，“‘弃轩冕’和‘不事君’是风流的核心”，是用于衬托孟浩然“醉月”“迷花”的高洁与脱俗。邝健行《从李白〈赠孟浩然〉看李白对孟浩然的认识》一文对“风流”使用进行检索后概括为“十三例”，得出的结论是：“李白意中的风流，大抵指生活上的艺术意态和表现，不包含纯粹严肃而理性思考后的举止。”他认为：“唐汝询等人为了说诗，硬拿诗中中联四句讲成‘风流’一词的发挥，未免牵强。”王辉斌在《孟浩然新论》中则直接把风流一词做实为奉诏入京和间游秘省的历史记载，如此解读把首联“风流天下闻”与则颔联和颈联中弃轩冕、卧松云、醉月、迷花等四项表现脱离总分关系结构，那么解释颔联、颈联与首联的关系将不复存在。而这样的一种解读有脱离了该诗文本语境，割裂了首联与全诗的整体联系的嫌疑。作为文学作品的描述很难等同于历史事实，一味的史诗互证不是文学解读的方法，是历史考据的路子。
　　从《赠孟浩然》的结构上看，本诗的结构是总分总的结构。即首联是总，提出孟浩然的风流是李白最爱之处；颔联和颈联是分，通过弃轩冕、卧松云、醉月、迷花等四项风流之举来具体阐释风流内涵；尾联总结以上四项是令人高山仰止之处。唐汝询《唐诗解》云：
　　此美孟之高隐也。言夫子之风流，所以能闻天下者，以少无宦情，老不改节也。彼其醉月迷花，高尚不仕，正如高山，非可仰而得者；我惟一揖清芬为幸耳。
　　唐氏的解释从对此诗文本的解读来看是没有问题的。《李诗直解》同样得出“此言孟浩然之风流而赞其隐德之清高”的结论。郁贤皓在《李白集》中指出：
　　“弃轩冕”和“不事君”是风流的核心，如果没有弃轩冕、不事君，那么“卧松云”“醉月”“迷花”就显示不出高洁和脱俗。
　　但问题的关键是李白归纳的弃轩冕、卧松云、醉月、迷花四点是作为隐者风流之事契合孟浩然行止吗？如果考之孟浩然的诗作及其兴趣所尚，孟浩然确实有着尚隐的情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孟浩然交结的朋友中多有僧道之友，如湛上人、空上人、明禅师、皎上人、岳上人、惠上人、聪上人、远上人等。二是他的作品中多有对隐者的赞叹和向往。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庞德公和陶渊明的推崇与向往。诗曰“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同样孟浩然也常以“幽人”自称与称人，如“余亦幽栖人”。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平生慕真隐”的孟浩然并没有如庞德公和陶渊明一样弃轩冕，而是在“魏阙心常在”“上国旅风尘”中辗转于长安与襄阳之间的求仕途中。我们以为，以隐者形象和山水诗人来定位孟浩然是撑不起“风流天下闻”的，更难以获得李白“高山安可仰”的推崇。

风流是孟浩然思想人格的艺术体现

　　如果从李白可仰、吾爱的角度来谈孟浩然的风流我们需要跳出两层解读上的束缚：一是要脱离《赠孟浩然》的文本界定；二是要脱离孟浩然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在此基础上，孟浩然所能给予人的风流印象应该是他自身的思想展现、行事做派及精神风貌。李白所谓“吾爱孟夫子”主要是指孟浩然的人格所展现的魅力所在。
　　孟浩然友僧侣道，慕隐好侠，救患释纷。孟浩然在生活中交往了大量的道佛隐中人，如道教的太乙子、精思观主、天台道士、梅道士等；佛教的明禅师、空上人、湛然等；隐逸则辛谔、王山人、菊花潭主人、张野人、张逸人等，其本人亦以幽人自诩。至于则诗歌中所涉及的佛道隐的诗歌更是俯拾皆是，据统计他的诗歌中涉及道教诗14首，佛教诗30首，至于隐逸和侠义的诗篇则更多。如关于道教的《宿天台桐柏观》：
　　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
　　高步凌四明，玄踪得三老。
　　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
　　日夕望三山，云涛空浩浩。
　　关于佛教的《寻香山湛上人》：
　　杖策寻故人，解鞍暂停骑。
　　石门殊豁险，篁迳转森邃。
　　法侶欣相逢，清谈晓不寐。
　　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
　　野老朝入田，山僧暮归寺。
　　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
　　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
　　关于隐逸的《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
　　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予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
　　…… ……
　　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
　　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
　　读以上三诗我们发现，无论是依托道教远游访仙以求长生达到“解缨绂”的效果，投身佛教教寺院用佛典换取身世两弃的真隐，还是“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的陶渊明式生活，都是孟浩然在借助儒道隐的力量消除“栖栖徒问津”的求仕给自己带来的诸多烦扰。
　　孟浩然自称“余是乘槎客”“自为羲皇人”，是行走于天地间的幽人，他平生慕真隐，把庞德公、陶渊明等隐逸先贤视作自己的偶像，把出入寺观友僧侣道当成自己的消遣，把游山访水漫游天下作为自己的日常。他虽称“平生慕真隐”，庞德公、陶渊明，但在现实世界的实践中并未依附他们，学习他们去真的归隐。他慕陶渊明的归隐，却没有陶渊明“我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放弃和“种豆南山下”的乐农追求。孟浩然之慕真隐只是精神世界的一种潜在欲望，在行动上则是与庞德公与陶渊明抱有一种疏离的态度。慕真隐写于洛阳暂留之时，因落第而心生遁隐之心，从而访名山，寻法侣之举。我们同时注意到孟浩然的慕隐，友道中并没有视佛道隐为自己的精神信仰和归宿，而只是对山林优雅环境的一种生活向往和在佛道隐的精神的庇护下寻得受伤灵魂的疗愈。如孟浩然在开元二十二年，入京求仕失败而归，归途拜访湛然，有《还山贻湛然法师》，诗曰： 　　心迹罕兼逐，崎岖多在尘。
　　晚途归旧壑，偶与支公邻。
　　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
　　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
　　此次访湛然，是在诗人“崎岖多在尘”后抱着“烦恼业顿舍”的目的而来。他不信仰道教、佛教与隐逸，只是把这当作自己情绪的发泄地与闲时的休憩场而已，他是把道教与佛教工具化了。在这点上李白与孟浩然是相通的，李白曾经高天师如贵道士授道箓于紫极宫，可是他对道教又有多少信仰呢？
　　孟浩然有着浓郁的恋阙情结，这是科举制度下众多读书人的普遍情结，是时代的使然。他少小学书剑，昼夜常自强，苦学三十载，其目的不外是“忠欲事明主”。他一生多次入长安、洛阳求仕，通过北上、南下、东游、西入的漂泊生活里寻亲访友以求在仕途上谋发展，却被迫以诗自适，布衣终身。“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十上旅风尘”正是他成年后凄惶人生的概括，“犹怜不才子，白首未登科”也成了他真实的内心痛苦。仕进坎坷成了孟浩然一生无法祛除的伤痛，他常生“谁怜问津者”“游子正迷津”之叹。如他于开元二十二年上长安求仕未果，辞别王维抒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牢骚。他于当年冬归至南阳遇雪后倍感失意作《南归阻雪》，诗曰：
　　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
　　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
　　这是描写科考落第后羞于回家，徘徊在回家的雪地旷野之中，徘徊凄凉、六神无主的情形。这和李贺《出城》一诗有异曲之妙。李贺写自我身骑瘦驴于风雪中落魄离京归乡的感受，“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入乡诚可重，无印自堪悲。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二作同为落第归乡于风雪中作。即使“年年白社客”“恨无知音赏”，但孟浩然济时用世的愿望的欲望却没有任何削减。
　　我们看到孟浩然有多重自我定位：羲皇人、失路人、异乡人、游栖者、书剑者、问津者、乘槎客、白社客、凄惶子等。其中问津者与失路人的这对角色是贯穿始终的，其中《岁晚归南山》为其代表。其诗曰：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他的失意中有着对生命流逝的伤感，白发、年老已经不允许他再有入长安上书求仕的机会了，固有开篇休上书，归弊庐之叹，该句是本诗的总括，一个“休”字表明了孟浩然对“问津”的失意和绝望。“不寐”更凸显了他的痛苦。“自此历江湖，辛勤难具论”是其后岁月漂泊江湖的辛酸。故在韩朝宗欲推荐他于朝廷时，孟浩然并未践行，“身行乐耳，遑恤其他”则是他对“休上书”的一种悲愤意见的表达。李白亦于此时游襄阳，对孟浩然见之倾倒，作《赠孟浩然》。李白来襄阳本欲通过韩朝宗的推荐来求得仕进，卑辞诚意的写下一篇壮怀激烈的《上韩荆州书》，然没有赢得韩朝宗的欣赏亦是铩羽而归，对照之下，李白对孟浩然有所仰望也是自然不过了。孟浩然一生求仕而不得，在其诗中充满了愤恨、痛苦与不甘，但又没有长久的沉湎于这种纠结痛苦中，而是不断挣扎、稀释、面对与重新开始。

风流也是李白自我心灵的映照

　　《赠孟浩然》引起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李白笔下风流的四种表现“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这四项风流和孟浩然的生平事迹与生活做派有所出入，以至于逐渐产生这是李白初见孟浩然时的应酬之作，当时对孟浩然还没有深交的推断。如果我们能从以诗论诗，以诗论孟中解放出来，则会发现李白笔下的风流四项其实是建立在与孟浩然气类相感的基础上对自我心灵的真实书写与映射。
　　据顾道洪《襄阳外编》辑李白赠孟浩然的诗一共有五首，其中《赠孟浩然》《送孟浩然之广陵》尤其为世传诵。李白作《赠孟浩然》的时间有开元二十三年一说，其时孟浩然47岁；有开元二十五年一说，其时孟浩然49岁；有开元二十七年之说，其时孟浩然51岁。从对孟浩然红颜到白首的概括来说，李白对孟浩然应该是熟悉的，不像是初次见面时的话语。《赠孟浩然》中既有李白对孟浩然激情洋溢的推崇，也包含了对孟浩然从“红颜弃轩冕”到“白首卧松云”的行迹概括。李白此诗当在孟浩然作《岁暮归南山》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李白对“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是熟悉的。明白了这个顺序和逻辑，我们就会明白李白所谓“红颜弃轩冕”是对孟浩然进京取仕失意而作“不才明主弃”的二次解读，是在孟浩然步入晚年后对其纠结的恋阙失意的一种安慰。李白对孟浩然因恋阙情结而生成的种种不甘与落寞是深有体会和心知肚明的。故而李白用自“弃”来写孟浩然的被“弃”。我们也越加体味此处的李白“选择了一个最有力度的‘弃’字，最能够表现出诗人对功名决绝的态度，极度地夸张其‘弃’官不仕的清高节操”（王志清《“弃”之稳妥辨》）。用“红颜弃轩冕”写孟浩然是对孟浩然作为高士身份的确认，实际上是变相认可了他在政治求仕上的失败。李白此“弃”非孟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在平时交往沟通时，基于为长者讳的原则，直言孟浩然“红颜被弃轩冕”是不恭和不妥的。李白用“弃”把孟浩然由被动变为主动，更能彰显其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对孟浩然而言，“不才明主弃”是他的伤疤，和“魏阙心常在”是他的情怀，“书剑两无成”是他的痛点。李白与孟浩然是“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的关系，因此李白才刻意用“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来安慰步入暮年的孟浩然。毕竟隐也是孟浩然的一个情结，他有恋阙情结，“予意在山水”“平生慕真隐”也是他个人兴趣的一种追求。恋阙与隐逸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是可以兼容的。鲁迅说陶渊明有浑身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李白推崇孟浩然又何尝不是因为孟的多重趣味。《赠孟浩然》我们完全可以把其作为一个政治失败者的形象来读的。李白这样写孟，完全是出于两人经历仿佛而生成的惺惺相惜。
　　李白对风流四项的界定中有着自我情怀的书写，用风流指代孟浩然的同时也是自我指代。李白推崇孟浩然，不是推崇孟浩然的诗，而是基于两者在游山访水、寻仙炼丹、友僧侣道、浪迹江湖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二者同有恋阙情结又同样抑郁不得志的遭遇才是两者最大的共鸣点。“醉月酒中圣，迷花不事君”中的醉月和迷花也是李白独立不迁的狂狷者心态的自写。酒于孟浩然诗中出现25次，醉酒不过是“醉坐自倾彭泽酒”“醉来方欲卧”等几句，然生活中却有因“剧饮欢甚”拒绝韩朝宗欲“偕至京师，欲荐诸朝”邀请的壮举，同样也因招待王昌龄而“浪情宴谑”而去世的不幸结局。至于描写迷花的绮情之作，则有《宴崔明府宅夜观妓》《宴张记室宅》《长乐宫》《美人分香》等多首诗中描写孟浩然与妓歌妓交往中生发的绮情，其诗曰“红粉邀君在何处，青樓苦夜长难晓”“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等。至于李白，王安石曾言“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虽为夸张之词，然妇人与酒却是李白醉月与迷花的最好概括。如李白诗中“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我寄愁心与明月”“山月随人归”“月色醉远客”等诗句。至于《旧唐书李白传》所载“白既嗜酒，日与日与饮徒醉于酒肆”“尝沉醉殿上”“浪迹江湖，终日沉饮”“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更是用一生诠释了“醉月频中圣”。正如龚鹏程在《中国文学史》中所言：“他（孟浩然）应是李白那一类人，一生好入名山游，也炼丹、也侣道、也求官、也飘荡于江湖。”恐怕正因此二人气类相感，李白才会如此欣赏孟浩然而用热情洋溢的笔调来创作《赠孟浩然》。
　　（作者系文学博士后，长治学院文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