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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农村村庄内部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但不同的村庄情况各异。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不同阶层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认识有较大差别，收入较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倾向于强调当前收入差异的不合理性，收入差异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方式不公。因此，必须关注农村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和加强农村的政治民主建设，以缓解由于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压力。
［关键词］ 村庄内部；收入差异；农民；认识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2－0026-0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着眼于改进微观主体的激励机制，使长期受压抑的经济增长的潜力得以释放，农村居民的人均收迅速增长，从1978年的134元上升到2003年的2 622元；但与此同时，中国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也不断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4，1986年为0.33，1990年为0.31，到2000年中国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已提高到0.42l，达到了国际上公认的较大不平等的水平。[1]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收入差异，学术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差异的变化趋势，以及影响该变化趋势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方面。在研究内容上，中国农村总体收入差异，中国农村区域间（如三大地带间和省际）收入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如省内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均被广泛关注。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较为成熟。在这一领域，朱玲（1992）、张平（1992）、白志礼（1993）、Rozzlle（1994）、张平（1998）、卡恩（1999）、李实等（1999）、奈特（1999）、万广华（1998、2004）等的研究较有代表性。
虽然目前的研究成果丰富，但较少涉及到村庄内部农民收入差异的研究，尤其是农民对目前收入差异的认识和承受能力较少有人涉及。农民的收入差异由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构成，而农民感受更深刻的可能是地区内部尤其是其所生活的村庄内部的差异。因为就微观经济个体而言，收入差异的意义主要在于该个体在其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差异，而这样一个感知范围主要取决于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学上所谓的“荡漾的圆圈”（费孝通，1936），受个人生活和社交范围的影响，通常这个圆圈止于村庄“社区”内部。[2]通常认为，即使宏观的地区差异悬殊，但若社区内部较平衡，可能并不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社区内部的收入分布状况可能对农民的心态以及农村社区的和谐与安定有更为直接的影响。笔者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一方面对中国村庄内部的农民收入差异作出简单的描述，另一方面从农民的视角出发来描述其对村庄内部收入差异认识，并且关注分配过程是否公正对农民的承受力的影响。笔者认为，农民收入差异的不断扩大与农民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一个伴生的过程，随着中国农民社会逐渐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农民可能对现存的收入差异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从社会阶层的视角来观察农民的收入差异，以有助于找出农村社会矛盾的根源。
二、调研情况说明
本研究样本选择根据各省区的特点及其代表性，抽样范围包括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四川五省，涉及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在具体地区选择上同样注重其代表性，例如在河北，调查样本包括张家口、沧州、唐山、衡水、保定、承德、石家庄、邯郸8个地区的9个村庄，基本覆盖了河北经济发达、中等及较落后的各个地区。本调查中，农民是居住在农村、并拥有农业户口者。在每个选定的村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30个~40个样本户，对户主进行访谈。调查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被调查者的收入状况和职业类型；二是被访者对目前存在的村庄内部的收入差异的认识。调查共收回问卷1 340份，有效问卷1 184份，有效率为88%，表1是样本户的分布情况。
三、调查结果及说明
（一）农民收入差异
笔者使用户主的“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指标来描述农民的收入水平，其内容包括经营农业收入、经营非农业收入、工资、奖金、津贴、子女亲戚赠送、国家补贴救济、房屋出租租金、耕地转包收入、利息收入及其他。在计划生育背景下，农村家庭通常具有相差不大的家庭规模，因此，“劳动者个人纯收入”与“家庭个人纯收入”的变化方向是基本一致的，用它来描述农民间的收入差异也是基本准确的。与通常使用的“人均纯收入”指标相比较，“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指标的好处在于它与劳动者的职业阶层联系紧密，不会由于家庭人口的平均而掩盖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差异。农民个人收入包括经营农业收入和经营非农业收入，被调查者作为户主，有可能利用了全家大部分生产资源，并且往往有家庭其他成员参加劳动，因此，该收入的高低往往与家庭规模的大小、资源的多少有关，不能完全视为其个人所得，数据的绝对值比较高。
1． 村庄内部的收入差异。从总体样本看，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最小值为200元，极大值为20万元，均值为11 753元，总体基尼系数为0.51，说明中国农村居民的劳动者个人纯收入差异巨大。从省内差异看，用本次调查的数据计算，浙江、江苏、河北、四川和江西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2、0.44、0.43、0.50、0.49，均存在巨大差异。但村庄内部差异有较大不同，有15个村庄的基尼系数小于0.4，占全部样本的40％，另外60％的村庄内部收入差异超过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存在较大不平均（见表2）。村庄内部基尼系数的大小在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内（指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分布无明显差别，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所属省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的影响，村庄内部收入分配受村庄所处的微观环境的影响会更深。例如村庄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是否便利、是否位于城郊等）、自然资源条件（如农业生产条件、是否拥有矿产资源）、当地非农就业机会、村庄内部的民主与社会发展情况等，可能对村庄内的收入差异产生更大的影响。
2． 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差异。农民间的巨大收入差异和农民职业的多样化是改革开放后同时出现的现象，因此从不同的职业阶层角度考察农民的收入差异具有特别的意义。笔者基本上沿用了陆学艺对农民职业的划分方法，但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变化，在本调查中，雇工指短期打工，农民工指长期打工。①[3]出于对研究目的和调查的难易程度的考虑，笔者把收入作为职业划分的主要标准，以劳动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作为其主要职业。表3是不同职业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的职业分化程度很高，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的劳动者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5.0%，收入水平也最低。从农业领域分离出去的农民均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均是农民中的高收入者，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智力劳动者（主要指教师、医生、乡村技术员等）处于中间阶层。雇工与农民工相当，收入高于农业劳动者，但处于非农劳动者的底层。农村管理者的平均收入为10 470元，在农村社会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②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笔者不能计算职业差异对村庄内部基尼系数的贡献度，但从表3可以直观地看出不同职业的农民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有明显的差异，并成为影响农民社会的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
（二）农民对收入差异的认识
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不断扩大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已经由改革开放前收入均等化、社员同质化的社会转变为收入差异较大、村民间的阶层差别明显的社会，农民深刻地体会到彼此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了解农民的切身感受、正确把握农民收入差异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对农村社会的治理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非常重要。由于农民通常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村庄内部）比较彼此之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因此笔者将调查对象限定在村庄的层面上。
1． 多数被访者认为目前村民之间收入存在较大差异。村民间的收入差异反映了村民对收入差异的承受能力。调查结果表明，除29.7%的人认为差异适中外，相当大部分的农民认为村民之间的收入差异“非常大”或“很大”，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差异“很小”或“非常小”（如表4）。笔者进一步考察了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的被访者对村民之间收入和职业差异程度的看法，发现以上3个因素对村民关于职业和收入差异程度的看法均没有显著影响③，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本问题不涉及“对”与“错”或“应该”与“不应该”等价值判断，所以不同阶层的人的观点没有明显差异。虽然东部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3个地区村庄内部的农民收入差异没有明显差异，因此从总体上看，不同地区农民对农村内部收入差异程度的认识类似。
2． 多数被访者认为目前的收入差异存在较高的不合理性。调查中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村民之间存在收入差异，您认为是否合理？”答案分为：完全合理、比较合理、合理、不太合理、完全不合理（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到，37.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合理的，同时累计24.2%的被访者认为比较合理和完全合理，累计38.6%的被访者认为“不太合理”和“完全不合理”，比较而言，更多的被访者倾向于认为村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太合理”或“完全不合理”。笔者倾向于更多的被访者认为的目前收入差异存在较高的不合理性。
3． 不同社会阶层和收入水平的农民对收入差异的合理性有不同的认识。进一步考察发现，不同的农民对目前收入差异程度的合理性有不同的认识。（1）农民所处的社会阶层会影响其对收入差异的认识。在本课题其他部分的研究中，笔者在陆学艺划分的农民职业阶层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获得的数据资料，主要根据不同职业者的收入，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将中国农村社会进一步分成下层、中下层、中上层、和上层四个社会阶层，下层是纯农业劳动者，中下层包括雇工和农民工，中上层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智力劳动者，上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表6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农民对现存收入差异合理性的认识。
对表6中每一列的数字，如果认为“不太合理”比例的大于认为“比较合理”的比例，认为“完全不合理”的比例大于认为“完全合理”的比例，说明该阶层的人总体上认为收入差异比较不合理，反之，说明该阶层的人总体上认为收入和职业差异较合理。如果在该列中，下端的数字大于上端的数字，笔者称之为“下偏”；反之，上端的数字大于下端的数字，笔者称之为“上偏”；如果两种倾向均不明显，笔者称之为“无偏”。可以看到，农民所处的社会阶层明显影响到其对目前收入差异的合理性的认识。位于农村社会下层和中下层的农业劳动者、雇工和农民工列的数据明显下偏，说明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对目前收入差异存在较大的不满，经济发展的好处迟迟不能惠及自己，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异越拉越大，使他们的忍耐力下降，所谓的“隧道效应”④或者说“不耐”现象已经显现[4]；位于社会上层的农村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列的数据明显上偏，乡镇企业管理者列微向上偏，这个阶层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农村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站在农村社会的顶层，对当前的利益分配格局比较满意；位于社会中上层的农村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列，前者微向上偏，后者微向下偏，偏离中心的程度都较轻，该阶层对当前的利益分配格局既不特别满意，也没有多大不满。同时，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对收入差异合理性的认识不同。从表7可以清楚地看到，收入高的人倾向于认为现存的收入和职业差异是合理的，收入低的人倾向于认为其不合理，该表7中的数据支持了前面的解释。
4． 被调查者认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方式不公正。从社会分配的角度看，从改革开放前相对平均的分配到目前主要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相当多的研究分析了形成农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时明国（1998）认为，农民的家庭特征和个性发展差异，如家庭人口状况、劳动力状况、土地占有量、资产拥有量、个人对市场经济的适应程度等起重要作用[5]。段庆林（2002）则证明家庭人力资本差异对农民收入差异有重要影响[6]。张车伟等（2004）认为，劳动报酬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能否实现职业转换是造成农民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7]。总体来看，学者们将农村内部收入差异的根源基本上归结为家庭或个人拥有的要素禀赋的不同，隐含的结论是，一部分农民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可能是由于他们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方式。那么农民对这个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呢？笔者划分了6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拥有者，要求被访者回答“什么样的人实际上获得了高收入，什么样的人应当获得高收入？”根据重要性分别选出前3个，前者反映了目前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格局，后者则反映了农民对“公平”的分配方式的认识，统计结果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到，有41.9%的被访者把“当官的人”列在“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中第1的位置上，并且“当官的人”以791.8的高分远远高出其他人，成为村民公认的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在村民心目中，拥有“权力（组织）资源”与高收入密不可分。“家庭背景‘硬’和有社会关系者”、“有资产者”、“脑子聪明胆大敢干者”和“有文化和技术专长者”均在500分左右，他们分别拥有社会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经营才能成为村中的高收入者。如果没有其他资源，单纯的吃苦耐劳者难以获得高收入，“吃苦耐劳者”以108分名列最后1位，仅有累计12.8%的被访者认为吃苦耐劳的人实际上收入较高。这说明，实际上村民已经认识到，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是按照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分配，单凭吃苦耐劳而不拥有其他任何资源只能处于社会的底层。
那么，在农民的眼中，社会财富应当如何分配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主要按照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进行分配，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财富的人将获得更大的收入份额，而且通过财富的积累富有者会变得更加富有，而贫穷者将会更穷，产生所谓的“马太效应”。但即使如此，农民还是非常认同按照生产要素的拥有量分配财富的原则。绝大多数村民认可按照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进行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在实际应当获得高收入的人中，“有文化和技术专长者”和“脑子聪明胆大敢干者”分别获得962.2和802的高分排在第1位和第2位，在村民的眼中，这两类人是凭本事吃饭，对这两类人实际上获得高收入村民是高度认同的。如果拥有更多的资产是不是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尽管建国以来中国对这一问题长期的舆论宣传都是负面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明确提倡的，但是一些农民还是认同通过拥有的资产获得收入的合理性，这一类人获得329分，处于第4位。调查中有的农民表示，如果这些资产是通过个人的辛勤经营和劳作所得，那么，通过资产获得收入就是合理的。农民认为“吃苦耐劳的人”应当获得高收入，这类人获得553.2分，虽然这部分人除了简单劳动力不拥有任何其他资源，但付出了劳动理应获得回报的观念还是深入人心。前面讲到，实际上这类人并没有获得高收入，辛勤劳作仍处于社会底层是目前农民对收入分配不满的原因之一。村民认为，通过权力和社会关系获得高收入是最不应该的，“当官者”和“家庭背景‘硬’和有社会关系者”两类人分别获得118和100.2分，分别处于倒数第2位和第1位，而正是这两类人在“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当中名列第1位和第2位。将“应当获得高收入的人”和“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现实的收入分配格局与村民的价值观念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正是农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层格局不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体现了处于农村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雇工、农民工的痛苦和无奈。
5． 从整体看农村仍然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但收入差异继续扩大可能会影响村民之间关系。尽管村民认为目前存在的收入差异较大，而且不满，但是多数村民还是比较认可乡村里的邻里关系，调查显示，有30.3%的人认为村里人相处得很好，64.2%的人认为村里人相处得一般，仅有5.5%的人认为村里人相处得不太好。但同时，人们也表示出了对收入和职业差异进一步扩大的担心，有24.6%的人认为收入和职业差异进一步扩大肯定会影响乡邻关系，45.2%的人认为可能会影响乡邻关系，只有30.2%的人表示肯定不会影响乡邻关系（见表9）。
四、简短结论及政策启示
目前在中国农村相当多的村庄内部存在较大的收入差异，但不同的村庄有较大不同，同时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多元化，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对于当前村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多数农民认为是比较大的，但对于存在这样的差异是否合理，不同阶层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认识则有相当大的不同，收入较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认为当前存在的收入差异是不合理的。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农民认为收入差异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方式不公正，从总体上看，农民普遍认同按照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的多寡来进行分配的市场分配方式，但对于部分人通过权利和关系攫取财富形成的收入差异有很大不满，这反映在部分地区干群关系的紧张上。虽然从总体看农村还是一个较稳定的社会，但相当部分的村民担心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关系。
以上述结论为基础，农村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要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1）要特别关注农村弱势群体特别是纯农业劳动者、雇工和农民工的福利。这部分人处于农村社会的底层，对现存的收入差异有较大的不满，如果经济发展的好处长期把这部分人排除在外，会使其逐渐失去耐心和希望，这将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关注他们的发展不仅仅是出于社会稳定的目的，同时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包括的内容。（2）要关注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随着中国平均主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向按照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多少通过市场进行分配，分配方式的改变激发了农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但同时农民对于部分人通过权力和社会关系攫取社会财富的方式感到不平，因此，特别需要注意农民对财富分配方式的不满，这对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
注释：
①陆学艺（1989）将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个阶层，在陆学艺的原文中，将农民工定义为受雇于国有和集体企业者，将雇工定义为受雇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者。
②这与村民对其收入的认识有一定差距，文章的后面将分析这一问题。
③上述三个因素与“农民对收入差别程度的认识”变量的相关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④“隧道效应”是指在一个塞满车的隧道中，如果一个车道的人看到另一个车道的车开始移动，他虽然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但会认为自己的车也有移动的希望，但是，如果自己车道的车长时间不动，他会由于极度失望而逐渐失去耐心。
［参考文献］
［1］A.P.瑟尔沃.增长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段庆林.典型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差异影响的比较研究［J］.市场经济研究，2002，（6）.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4］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J］.社会学研究，1989，（6）.
［5］时明国.湖北农民收入差异研究（中）［J］.市场与人口分析，1998，（2）.
［6］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J］.中国农村观察，2004，（1）.
［7］周批改.改革以来农民分化研究的回顾与商榷［J］.前沿，2002，（11）.
责任编辑，校对：涵育
［关键词］ 村庄内部；收入差异；农民；认识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2－0026-0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着眼于改进微观主体的激励机制，使长期受压抑的经济增长的潜力得以释放，农村居民的人均收迅速增长，从1978年的134元上升到2003年的2 622元；但与此同时，中国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也不断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4，1986年为0.33，1990年为0.31，到2000年中国农民收入总体基尼系数已提高到0.42l，达到了国际上公认的较大不平等的水平。[1]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收入差异，学术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差异的变化趋势，以及影响该变化趋势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方面。在研究内容上，中国农村总体收入差异，中国农村区域间（如三大地带间和省际）收入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如省内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均被广泛关注。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较为成熟。在这一领域，朱玲（1992）、张平（1992）、白志礼（1993）、Rozzlle（1994）、张平（1998）、卡恩（1999）、李实等（1999）、奈特（1999）、万广华（1998、2004）等的研究较有代表性。
虽然目前的研究成果丰富，但较少涉及到村庄内部农民收入差异的研究，尤其是农民对目前收入差异的认识和承受能力较少有人涉及。农民的收入差异由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构成，而农民感受更深刻的可能是地区内部尤其是其所生活的村庄内部的差异。因为就微观经济个体而言，收入差异的意义主要在于该个体在其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差异，而这样一个感知范围主要取决于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学上所谓的“荡漾的圆圈”（费孝通，1936），受个人生活和社交范围的影响，通常这个圆圈止于村庄“社区”内部。[2]通常认为，即使宏观的地区差异悬殊，但若社区内部较平衡，可能并不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社区内部的收入分布状况可能对农民的心态以及农村社区的和谐与安定有更为直接的影响。笔者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一方面对中国村庄内部的农民收入差异作出简单的描述，另一方面从农民的视角出发来描述其对村庄内部收入差异认识，并且关注分配过程是否公正对农民的承受力的影响。笔者认为，农民收入差异的不断扩大与农民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一个伴生的过程，随着中国农民社会逐渐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农民可能对现存的收入差异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从社会阶层的视角来观察农民的收入差异，以有助于找出农村社会矛盾的根源。
二、调研情况说明
本研究样本选择根据各省区的特点及其代表性，抽样范围包括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四川五省，涉及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在具体地区选择上同样注重其代表性，例如在河北，调查样本包括张家口、沧州、唐山、衡水、保定、承德、石家庄、邯郸8个地区的9个村庄，基本覆盖了河北经济发达、中等及较落后的各个地区。本调查中，农民是居住在农村、并拥有农业户口者。在每个选定的村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30个~40个样本户，对户主进行访谈。调查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被调查者的收入状况和职业类型；二是被访者对目前存在的村庄内部的收入差异的认识。调查共收回问卷1 340份，有效问卷1 184份，有效率为88%，表1是样本户的分布情况。
三、调查结果及说明
（一）农民收入差异
笔者使用户主的“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指标来描述农民的收入水平，其内容包括经营农业收入、经营非农业收入、工资、奖金、津贴、子女亲戚赠送、国家补贴救济、房屋出租租金、耕地转包收入、利息收入及其他。在计划生育背景下，农村家庭通常具有相差不大的家庭规模，因此，“劳动者个人纯收入”与“家庭个人纯收入”的变化方向是基本一致的，用它来描述农民间的收入差异也是基本准确的。与通常使用的“人均纯收入”指标相比较，“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指标的好处在于它与劳动者的职业阶层联系紧密，不会由于家庭人口的平均而掩盖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差异。农民个人收入包括经营农业收入和经营非农业收入，被调查者作为户主，有可能利用了全家大部分生产资源，并且往往有家庭其他成员参加劳动，因此，该收入的高低往往与家庭规模的大小、资源的多少有关，不能完全视为其个人所得，数据的绝对值比较高。
1． 村庄内部的收入差异。从总体样本看，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最小值为200元，极大值为20万元，均值为11 753元，总体基尼系数为0.51，说明中国农村居民的劳动者个人纯收入差异巨大。从省内差异看，用本次调查的数据计算，浙江、江苏、河北、四川和江西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2、0.44、0.43、0.50、0.49，均存在巨大差异。但村庄内部差异有较大不同，有15个村庄的基尼系数小于0.4，占全部样本的40％，另外60％的村庄内部收入差异超过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存在较大不平均（见表2）。村庄内部基尼系数的大小在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内（指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分布无明显差别，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所属省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的影响，村庄内部收入分配受村庄所处的微观环境的影响会更深。例如村庄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是否便利、是否位于城郊等）、自然资源条件（如农业生产条件、是否拥有矿产资源）、当地非农就业机会、村庄内部的民主与社会发展情况等，可能对村庄内的收入差异产生更大的影响。
2． 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差异。农民间的巨大收入差异和农民职业的多样化是改革开放后同时出现的现象，因此从不同的职业阶层角度考察农民的收入差异具有特别的意义。笔者基本上沿用了陆学艺对农民职业的划分方法，但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变化，在本调查中，雇工指短期打工，农民工指长期打工。①[3]出于对研究目的和调查的难易程度的考虑，笔者把收入作为职业划分的主要标准，以劳动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作为其主要职业。表3是不同职业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的职业分化程度很高，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的劳动者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5.0%，收入水平也最低。从农业领域分离出去的农民均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均是农民中的高收入者，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智力劳动者（主要指教师、医生、乡村技术员等）处于中间阶层。雇工与农民工相当，收入高于农业劳动者，但处于非农劳动者的底层。农村管理者的平均收入为10 470元，在农村社会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②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笔者不能计算职业差异对村庄内部基尼系数的贡献度，但从表3可以直观地看出不同职业的农民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有明显的差异，并成为影响农民社会的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
（二）农民对收入差异的认识
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不断扩大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已经由改革开放前收入均等化、社员同质化的社会转变为收入差异较大、村民间的阶层差别明显的社会，农民深刻地体会到彼此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了解农民的切身感受、正确把握农民收入差异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对农村社会的治理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非常重要。由于农民通常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村庄内部）比较彼此之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因此笔者将调查对象限定在村庄的层面上。
1． 多数被访者认为目前村民之间收入存在较大差异。村民间的收入差异反映了村民对收入差异的承受能力。调查结果表明，除29.7%的人认为差异适中外，相当大部分的农民认为村民之间的收入差异“非常大”或“很大”，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差异“很小”或“非常小”（如表4）。笔者进一步考察了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的被访者对村民之间收入和职业差异程度的看法，发现以上3个因素对村民关于职业和收入差异程度的看法均没有显著影响③，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本问题不涉及“对”与“错”或“应该”与“不应该”等价值判断，所以不同阶层的人的观点没有明显差异。虽然东部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3个地区村庄内部的农民收入差异没有明显差异，因此从总体上看，不同地区农民对农村内部收入差异程度的认识类似。
2． 多数被访者认为目前的收入差异存在较高的不合理性。调查中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村民之间存在收入差异，您认为是否合理？”答案分为：完全合理、比较合理、合理、不太合理、完全不合理（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到，37.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合理的，同时累计24.2%的被访者认为比较合理和完全合理，累计38.6%的被访者认为“不太合理”和“完全不合理”，比较而言，更多的被访者倾向于认为村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太合理”或“完全不合理”。笔者倾向于更多的被访者认为的目前收入差异存在较高的不合理性。
3． 不同社会阶层和收入水平的农民对收入差异的合理性有不同的认识。进一步考察发现，不同的农民对目前收入差异程度的合理性有不同的认识。（1）农民所处的社会阶层会影响其对收入差异的认识。在本课题其他部分的研究中，笔者在陆学艺划分的农民职业阶层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获得的数据资料，主要根据不同职业者的收入，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将中国农村社会进一步分成下层、中下层、中上层、和上层四个社会阶层，下层是纯农业劳动者，中下层包括雇工和农民工，中上层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智力劳动者，上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表6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农民对现存收入差异合理性的认识。
对表6中每一列的数字，如果认为“不太合理”比例的大于认为“比较合理”的比例，认为“完全不合理”的比例大于认为“完全合理”的比例，说明该阶层的人总体上认为收入差异比较不合理，反之，说明该阶层的人总体上认为收入和职业差异较合理。如果在该列中，下端的数字大于上端的数字，笔者称之为“下偏”；反之，上端的数字大于下端的数字，笔者称之为“上偏”；如果两种倾向均不明显，笔者称之为“无偏”。可以看到，农民所处的社会阶层明显影响到其对目前收入差异的合理性的认识。位于农村社会下层和中下层的农业劳动者、雇工和农民工列的数据明显下偏，说明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对目前收入差异存在较大的不满，经济发展的好处迟迟不能惠及自己，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异越拉越大，使他们的忍耐力下降，所谓的“隧道效应”④或者说“不耐”现象已经显现[4]；位于社会上层的农村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列的数据明显上偏，乡镇企业管理者列微向上偏，这个阶层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农村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站在农村社会的顶层，对当前的利益分配格局比较满意；位于社会中上层的农村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列，前者微向上偏，后者微向下偏，偏离中心的程度都较轻，该阶层对当前的利益分配格局既不特别满意，也没有多大不满。同时，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对收入差异合理性的认识不同。从表7可以清楚地看到，收入高的人倾向于认为现存的收入和职业差异是合理的，收入低的人倾向于认为其不合理，该表7中的数据支持了前面的解释。
4． 被调查者认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方式不公正。从社会分配的角度看，从改革开放前相对平均的分配到目前主要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相当多的研究分析了形成农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时明国（1998）认为，农民的家庭特征和个性发展差异，如家庭人口状况、劳动力状况、土地占有量、资产拥有量、个人对市场经济的适应程度等起重要作用[5]。段庆林（2002）则证明家庭人力资本差异对农民收入差异有重要影响[6]。张车伟等（2004）认为，劳动报酬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能否实现职业转换是造成农民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7]。总体来看，学者们将农村内部收入差异的根源基本上归结为家庭或个人拥有的要素禀赋的不同，隐含的结论是，一部分农民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可能是由于他们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方式。那么农民对这个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呢？笔者划分了6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拥有者，要求被访者回答“什么样的人实际上获得了高收入，什么样的人应当获得高收入？”根据重要性分别选出前3个，前者反映了目前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格局，后者则反映了农民对“公平”的分配方式的认识，统计结果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到，有41.9%的被访者把“当官的人”列在“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中第1的位置上，并且“当官的人”以791.8的高分远远高出其他人，成为村民公认的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在村民心目中，拥有“权力（组织）资源”与高收入密不可分。“家庭背景‘硬’和有社会关系者”、“有资产者”、“脑子聪明胆大敢干者”和“有文化和技术专长者”均在500分左右，他们分别拥有社会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经营才能成为村中的高收入者。如果没有其他资源，单纯的吃苦耐劳者难以获得高收入，“吃苦耐劳者”以108分名列最后1位，仅有累计12.8%的被访者认为吃苦耐劳的人实际上收入较高。这说明，实际上村民已经认识到，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是按照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分配，单凭吃苦耐劳而不拥有其他任何资源只能处于社会的底层。
那么，在农民的眼中，社会财富应当如何分配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主要按照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进行分配，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财富的人将获得更大的收入份额，而且通过财富的积累富有者会变得更加富有，而贫穷者将会更穷，产生所谓的“马太效应”。但即使如此，农民还是非常认同按照生产要素的拥有量分配财富的原则。绝大多数村民认可按照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进行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在实际应当获得高收入的人中，“有文化和技术专长者”和“脑子聪明胆大敢干者”分别获得962.2和802的高分排在第1位和第2位，在村民的眼中，这两类人是凭本事吃饭，对这两类人实际上获得高收入村民是高度认同的。如果拥有更多的资产是不是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尽管建国以来中国对这一问题长期的舆论宣传都是负面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明确提倡的，但是一些农民还是认同通过拥有的资产获得收入的合理性，这一类人获得329分，处于第4位。调查中有的农民表示，如果这些资产是通过个人的辛勤经营和劳作所得，那么，通过资产获得收入就是合理的。农民认为“吃苦耐劳的人”应当获得高收入，这类人获得553.2分，虽然这部分人除了简单劳动力不拥有任何其他资源，但付出了劳动理应获得回报的观念还是深入人心。前面讲到，实际上这类人并没有获得高收入，辛勤劳作仍处于社会底层是目前农民对收入分配不满的原因之一。村民认为，通过权力和社会关系获得高收入是最不应该的，“当官者”和“家庭背景‘硬’和有社会关系者”两类人分别获得118和100.2分，分别处于倒数第2位和第1位，而正是这两类人在“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当中名列第1位和第2位。将“应当获得高收入的人”和“实际获得高收入的人”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现实的收入分配格局与村民的价值观念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正是农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层格局不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体现了处于农村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雇工、农民工的痛苦和无奈。
5． 从整体看农村仍然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但收入差异继续扩大可能会影响村民之间关系。尽管村民认为目前存在的收入差异较大，而且不满，但是多数村民还是比较认可乡村里的邻里关系，调查显示，有30.3%的人认为村里人相处得很好，64.2%的人认为村里人相处得一般，仅有5.5%的人认为村里人相处得不太好。但同时，人们也表示出了对收入和职业差异进一步扩大的担心，有24.6%的人认为收入和职业差异进一步扩大肯定会影响乡邻关系，45.2%的人认为可能会影响乡邻关系，只有30.2%的人表示肯定不会影响乡邻关系（见表9）。
四、简短结论及政策启示
目前在中国农村相当多的村庄内部存在较大的收入差异，但不同的村庄有较大不同，同时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多元化，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对于当前村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多数农民认为是比较大的，但对于存在这样的差异是否合理，不同阶层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认识则有相当大的不同，收入较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认为当前存在的收入差异是不合理的。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农民认为收入差异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方式不公正，从总体上看，农民普遍认同按照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的多寡来进行分配的市场分配方式，但对于部分人通过权利和关系攫取财富形成的收入差异有很大不满，这反映在部分地区干群关系的紧张上。虽然从总体看农村还是一个较稳定的社会，但相当部分的村民担心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关系。
以上述结论为基础，农村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要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1）要特别关注农村弱势群体特别是纯农业劳动者、雇工和农民工的福利。这部分人处于农村社会的底层，对现存的收入差异有较大的不满，如果经济发展的好处长期把这部分人排除在外，会使其逐渐失去耐心和希望，这将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关注他们的发展不仅仅是出于社会稳定的目的，同时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包括的内容。（2）要关注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随着中国平均主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向按照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多少通过市场进行分配，分配方式的改变激发了农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但同时农民对于部分人通过权力和社会关系攫取社会财富的方式感到不平，因此，特别需要注意农民对财富分配方式的不满，这对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
注释：
①陆学艺（1989）将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个阶层，在陆学艺的原文中，将农民工定义为受雇于国有和集体企业者，将雇工定义为受雇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者。
②这与村民对其收入的认识有一定差距，文章的后面将分析这一问题。
③上述三个因素与“农民对收入差别程度的认识”变量的相关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④“隧道效应”是指在一个塞满车的隧道中，如果一个车道的人看到另一个车道的车开始移动，他虽然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但会认为自己的车也有移动的希望，但是，如果自己车道的车长时间不动，他会由于极度失望而逐渐失去耐心。
［参考文献］
［1］A.P.瑟尔沃.增长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段庆林.典型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差异影响的比较研究［J］.市场经济研究，2002，（6）.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4］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J］.社会学研究，1989，（6）.
［5］时明国.湖北农民收入差异研究（中）［J］.市场与人口分析，1998，（2）.
［6］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J］.中国农村观察，2004，（1）.
［7］周批改.改革以来农民分化研究的回顾与商榷［J］.前沿，2002，（11）.
责任编辑，校对：涵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