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幼稚和不成熟，在早期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先是在一大中错误地判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把斗争的中心放在工人的罢工、游行示威上，随后在国共合作中又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结果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困难的情况下选择了走农村革命道路，使革命转危为安。随着局势的好转，党的警惕性开始放松，加上共产国际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又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75-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报告和意见，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做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沪定城铁索桥边。随后，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又渡过渺无人烟的大草地，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随后，在1936年10月间红军第四、第二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首先是团结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在华北事变后也发生了变化。据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但是，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月4日到达西安后，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蒋 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酉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共产党提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大政党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最终，国共合作再次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的经历，使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能够及时的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不断的在斗争中依据矛盾的变化不断的修正党的方针，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臼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从另一方面说，也正是这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才是中国共产党逐渐觉悟起来，开始认真的研究中国的现实，制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路线，并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在这一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的历史也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干何事，必须要结合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的引进或照搬外国的经验，必然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更要注意。
　　
　　(作者单位：河南省平顶山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