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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台湾正值彩色摄影、分色印刷大行其道，色彩浓艳的书装成为一时风尚。书籍装帧艺术家王行恭却以风格典雅清淡、视觉单纯简洁、意象个性化的设计，进入读者的视野。
1947年王行恭生于辽宁沈阳，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今台湾艺术大学）美术工艺科，是台湾第一代设计科班出身的设计家。1975年至1978年，先在西班牙马德里圣费南度高等艺术学院绘画系就读，后在美国纽约普拉特学院设计研究所研习。1981年成立设计事务所。他的书籍设计也就从这时开始，虽非主业，但是喜好。王行恭说，烽火遍野中在大陆度过襁褓岁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认识，均取自于阅读而不是亲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每当创作中直面视觉感受与形式表现的逻辑思维时，均尝试在作品中发掘中国古典风格形式语言中那种清新隽永、飘逸凝神的内蕴张力，这种简约的东方古典风格，明显区别于世俗的流行风尚以及追求浮华艳丽的花哨形式。往往在构思的最初阶段，静观的美学思维便取代了时尚的激情。”他强调“这是我的作品一贯追求的主张”（《我做故我在》）。同时，因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他对那个年代质朴的风格特别中意，也受到很深刻的影响。他说：“设计封面时我力求呈现书的内容本质，较少以过度夸张的色彩、画面来强调视觉印象。”（《创作观》）《淡品人生》《信物》等书装，都具有含蓄内敛富有意韵美感的特色。
书籍设计中喜欢以隐喻的手法表现，是王行恭书装艺术的独塑风貌。
隐喻本来是一种辞格，一种局部描写手段。现代小说中的隐喻更成为一种基本的叙述方式。而王行恭的隐喻，则是充分利用视觉元素，以幻象去表示书中非物质的或观念性的事物，对书的内容或主旨作隐秘的暗示或转换。设想之奇丽和精警，受到读者激赏。
欧阳子的《生命的轨迹》书装是王行恭1988年完成的作品，也是他运用隐喻手法的代表作。在《创作观》中，他这样叙述创作的构想：“当时作者欧阳子身体不适，这本书是将其作品汇编而成的，其写作生涯是否就此结束尚是个未知数。透过这样的概念，我想从她的作品中强烈的中国风味出发，于是以砚台、毛笔及一张稿纸，令人自由联想到正要开始写或是终止、停笔，隐约表现许多未知。”
象征的形式底蕴包含着隐退的真意。为达到这一目的，王行恭要制作专用的“道具”，并运用摄影合成方式，进行复杂的工艺操作：“画面上有‘书’字的局部，是以钢模压出的浮水印，经过摄影再放大，引人联想到这个字是否用画面上的毛笔所写的，而‘生命的轨迹’这几个字，仿佛是作者自己所题；字体采用铅字排版再放大，所以不用毛笔直接书写，是不想过度强调书法感。砚台款式以自然型为主，避免过度复杂或简单的造型，让画面上只看到一片黑。笔也只保留一部分，因为太黑的色彩及造型给人的印象都太强烈。最后我让砚台及毛笔仅占画面比例的八分之一，简单机械化地分割画面，再搭配作者、出版社及书名，让构图看起来更典雅、整齐。”
《当代文学气象》是郑明娳教授对当时台湾文学概况的评述。封面素材与《生命的轨迹》一样，王行恭根据凸显书的主题的需要而“量身定做”。他认为，“文学是一个概念，桂冠是属于文学概念下的一个造型”。因此，“用标准的桂冠制作版画，材质是纸板；这张版画是一幅和题目相容的作品”，意在尽其所能的将最强的概念表现出来，且不重复。“画面出来后才安排文字，不会干扰构图”。王行恭称：“这样的制作方法和近代绘画的表现技巧相通。”（《创作观》）
《整个世界停止呼吸在起跑线上》是罗门的诗集。王行恭说：“题目给我的概念很简单，一是‘停止呼吸’，一是‘起跑线’；‘停止呼吸’令我联想到被湿布盖住脸部的恐怖状况，而‘起跑线’令人想到起跑时冲断的绳子。”“因此我用一条打结的、断掉的绳子，沾水后盖于纸下，将概念视觉化，变成一张无色的、简单的封面。”（《创作观》）罗门很喜欢这个封面，认为和他的诗很相近。
《文学尖端对话》是李瑞腾的文学评论集。书中讨论当时台湾文学中两种不同的文学：1949年以后来台的外省人的文学，台湾人本身的文学；一个怀念原有的乡土，一个描写生息的乡土。王行恭的设计，形象地表达了抽象信息：“封面上配置两颗石头，仿佛在对话：色彩上二石有相通相融之处，大小虽然不一，代表对象却可由石头上的文字略知一二。这些文字都节选自书里，怕它过于突显，所以先裱贴在石头上再包起来，淡淡呈现，底部再放一张染色宣纸，留一点地图的感觉。”（《创作观》）
打结的、断掉的绳子和石头是设计的基本素材，但只有绳子“沾水后盖于纸下”，石头包上写着文字的纸张，才是隐喻情境的最后完成。
王行恭的隐喻，既接受了中国古典隐喻的传统陶冶，也无疑受到西方现代主义隐喻模式的影响，散发出几分现代趣味。《人在江湖》为龚鹏程当年学者从政所写的一些杂文，作者认为学术与政治两不相干却又牵扯不清。王行恭运用水墨的混沌不清，制造两块对立的空间，中间有着千丝万缕牵肠挂肚的纠缠。《神农的脚印》收录东方白的短句，不少仅三两行文字。王行恭选用纸艺的撕纸裱贴来表现，零散的“语花”，三三两两，散漫不拘。“纸”也是一种材质，为了某一个封面而特别处理、制作手工纸，是书装家常用的一招。
王行恭的隐喻中常用水墨凸显中国文化的视觉语境，他称这一自创的表现技法为“中国意象的拼贴”（Collage of Chinese ink image）。《入禅之门》《智慧就是太阳》《红尘一梦》《雅舍小品补遗》，都让我们领略到这一中国风味。
《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是作家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一、二部。“乌托邦三部曲”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书写，表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承载着乌托邦梦想的人们的命运。两书的书封都是水墨写意的画面，一为逐水的桃花，一为云遮的山峦，缥缈虚幻的意象，让人想到乌托邦的注定的悲剧。这套书的第三部《春尽江南》写衰世景观，却未见人人出版社的版本。王行恭“三部曲”的书装设计未能终曲，实在遗憾。
20世纪90年代初，王行恭与马以功合编并出版了《中国人传承的岁时》和《中国人的生命礼俗》。作为一个中国本源文化追寻者，他一直沉迷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先后有多种论著出版。王行恭为两书所作的封面，分别采用书内“岁时”“礼俗”的图片装饰，古朴大方，凸显出儒雅的中国气质。这样的书装，也可作隐喻解读：“将民俗之素材，作为某种象征意义的语言道具，去传达抽象之概念，这种以古老文化所代表的想象，与现实生活情境之间的沟通与相应，确实能令人产生新鲜的经验。这正是以象征手段作为设计创作表达最具特色的所在。”（王行恭：《台湾设计表现中的民俗美学》）
王行恭曾说：“有些封面对我而言是一种挑战，一种决生死的创作。”他的隐喻书装，折射出艺术家钟情书衣艺术的果决和坚毅、睿智和博识。
1947年王行恭生于辽宁沈阳，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今台湾艺术大学）美术工艺科，是台湾第一代设计科班出身的设计家。1975年至1978年，先在西班牙马德里圣费南度高等艺术学院绘画系就读，后在美国纽约普拉特学院设计研究所研习。1981年成立设计事务所。他的书籍设计也就从这时开始，虽非主业，但是喜好。王行恭说，烽火遍野中在大陆度过襁褓岁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认识，均取自于阅读而不是亲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每当创作中直面视觉感受与形式表现的逻辑思维时，均尝试在作品中发掘中国古典风格形式语言中那种清新隽永、飘逸凝神的内蕴张力，这种简约的东方古典风格，明显区别于世俗的流行风尚以及追求浮华艳丽的花哨形式。往往在构思的最初阶段，静观的美学思维便取代了时尚的激情。”他强调“这是我的作品一贯追求的主张”（《我做故我在》）。同时，因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他对那个年代质朴的风格特别中意，也受到很深刻的影响。他说：“设计封面时我力求呈现书的内容本质，较少以过度夸张的色彩、画面来强调视觉印象。”（《创作观》）《淡品人生》《信物》等书装，都具有含蓄内敛富有意韵美感的特色。
书籍设计中喜欢以隐喻的手法表现，是王行恭书装艺术的独塑风貌。
隐喻本来是一种辞格，一种局部描写手段。现代小说中的隐喻更成为一种基本的叙述方式。而王行恭的隐喻，则是充分利用视觉元素，以幻象去表示书中非物质的或观念性的事物，对书的内容或主旨作隐秘的暗示或转换。设想之奇丽和精警，受到读者激赏。
欧阳子的《生命的轨迹》书装是王行恭1988年完成的作品，也是他运用隐喻手法的代表作。在《创作观》中，他这样叙述创作的构想：“当时作者欧阳子身体不适，这本书是将其作品汇编而成的，其写作生涯是否就此结束尚是个未知数。透过这样的概念，我想从她的作品中强烈的中国风味出发，于是以砚台、毛笔及一张稿纸，令人自由联想到正要开始写或是终止、停笔，隐约表现许多未知。”
象征的形式底蕴包含着隐退的真意。为达到这一目的，王行恭要制作专用的“道具”，并运用摄影合成方式，进行复杂的工艺操作：“画面上有‘书’字的局部，是以钢模压出的浮水印，经过摄影再放大，引人联想到这个字是否用画面上的毛笔所写的，而‘生命的轨迹’这几个字，仿佛是作者自己所题；字体采用铅字排版再放大，所以不用毛笔直接书写，是不想过度强调书法感。砚台款式以自然型为主，避免过度复杂或简单的造型，让画面上只看到一片黑。笔也只保留一部分，因为太黑的色彩及造型给人的印象都太强烈。最后我让砚台及毛笔仅占画面比例的八分之一，简单机械化地分割画面，再搭配作者、出版社及书名，让构图看起来更典雅、整齐。”
《当代文学气象》是郑明娳教授对当时台湾文学概况的评述。封面素材与《生命的轨迹》一样，王行恭根据凸显书的主题的需要而“量身定做”。他认为，“文学是一个概念，桂冠是属于文学概念下的一个造型”。因此，“用标准的桂冠制作版画，材质是纸板；这张版画是一幅和题目相容的作品”，意在尽其所能的将最强的概念表现出来，且不重复。“画面出来后才安排文字，不会干扰构图”。王行恭称：“这样的制作方法和近代绘画的表现技巧相通。”（《创作观》）
《整个世界停止呼吸在起跑线上》是罗门的诗集。王行恭说：“题目给我的概念很简单，一是‘停止呼吸’，一是‘起跑线’；‘停止呼吸’令我联想到被湿布盖住脸部的恐怖状况，而‘起跑线’令人想到起跑时冲断的绳子。”“因此我用一条打结的、断掉的绳子，沾水后盖于纸下，将概念视觉化，变成一张无色的、简单的封面。”（《创作观》）罗门很喜欢这个封面，认为和他的诗很相近。
《文学尖端对话》是李瑞腾的文学评论集。书中讨论当时台湾文学中两种不同的文学：1949年以后来台的外省人的文学，台湾人本身的文学；一个怀念原有的乡土，一个描写生息的乡土。王行恭的设计，形象地表达了抽象信息：“封面上配置两颗石头，仿佛在对话：色彩上二石有相通相融之处，大小虽然不一，代表对象却可由石头上的文字略知一二。这些文字都节选自书里，怕它过于突显，所以先裱贴在石头上再包起来，淡淡呈现，底部再放一张染色宣纸，留一点地图的感觉。”（《创作观》）
打结的、断掉的绳子和石头是设计的基本素材，但只有绳子“沾水后盖于纸下”，石头包上写着文字的纸张，才是隐喻情境的最后完成。
王行恭的隐喻，既接受了中国古典隐喻的传统陶冶，也无疑受到西方现代主义隐喻模式的影响，散发出几分现代趣味。《人在江湖》为龚鹏程当年学者从政所写的一些杂文，作者认为学术与政治两不相干却又牵扯不清。王行恭运用水墨的混沌不清，制造两块对立的空间，中间有着千丝万缕牵肠挂肚的纠缠。《神农的脚印》收录东方白的短句，不少仅三两行文字。王行恭选用纸艺的撕纸裱贴来表现，零散的“语花”，三三两两，散漫不拘。“纸”也是一种材质，为了某一个封面而特别处理、制作手工纸，是书装家常用的一招。
王行恭的隐喻中常用水墨凸显中国文化的视觉语境，他称这一自创的表现技法为“中国意象的拼贴”（Collage of Chinese ink image）。《入禅之门》《智慧就是太阳》《红尘一梦》《雅舍小品补遗》，都让我们领略到这一中国风味。
《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是作家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一、二部。“乌托邦三部曲”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书写，表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承载着乌托邦梦想的人们的命运。两书的书封都是水墨写意的画面，一为逐水的桃花，一为云遮的山峦，缥缈虚幻的意象，让人想到乌托邦的注定的悲剧。这套书的第三部《春尽江南》写衰世景观，却未见人人出版社的版本。王行恭“三部曲”的书装设计未能终曲，实在遗憾。
20世纪90年代初，王行恭与马以功合编并出版了《中国人传承的岁时》和《中国人的生命礼俗》。作为一个中国本源文化追寻者，他一直沉迷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先后有多种论著出版。王行恭为两书所作的封面，分别采用书内“岁时”“礼俗”的图片装饰，古朴大方，凸显出儒雅的中国气质。这样的书装，也可作隐喻解读：“将民俗之素材，作为某种象征意义的语言道具，去传达抽象之概念，这种以古老文化所代表的想象，与现实生活情境之间的沟通与相应，确实能令人产生新鲜的经验。这正是以象征手段作为设计创作表达最具特色的所在。”（王行恭：《台湾设计表现中的民俗美学》）
王行恭曾说：“有些封面对我而言是一种挑战，一种决生死的创作。”他的隐喻书装，折射出艺术家钟情书衣艺术的果决和坚毅、睿智和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