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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和外公在一起的这日子里,他除了给我实际工作的支持,最主要的是他让我发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可爱,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再造新人新社会的济世理想。
今年春节刚过,我就开始物色具体负责生态有机菜园的人选,但经人推荐了两三个我都不是很满意,一方面是当地村民要的工资过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家在附近都有自己的家务活,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菜园管理。我始终认为,第一年的试验最为重要,还是找老家的人放心些,随后我即委托父母在洛南寻找人选,但是当外公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主动要求来西安为我种菜。
最开始我是不愿意他来的,尽管他在老家一直未停止过体力劳动。他已经77岁了,耳朵很背,但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只好先让他来再说,我还在电话里特别叮咛家人只让外公带些衣服就行。但是当我去火车站接站时,发现他拎着3个鼓鼓的农村种地用的肥料袋子,我接过一个,感觉很沉,稍一抖还发出刺啦的声响,原来他把锅碗瓢盆都带来了。据我妈讲最开始他还想带家里14英寸的小电视,后来苦于实在没法拿只好作罢。
当天晚上,我让外公同我一起住在我租的民房里,他却不断地问菜地在哪里,外公耳背,我们交流困难。最后我只有拿出笔,然后在旧报纸上写上我想告诉他的话,比如“村情复杂,莫乱说话”。外公点了点头,若有所悟地说,那估计和咱老家一样,有派别,有支持的,也有不支持的。当时,我总觉得让外公来西安完全是一个错误。
外公来后,我立即和队长在菜地附近给他寻找住处。他选择了已经废弃的三间土房,房里堆满了杂物。他很满意,说住着不给别人添麻烦,我于是从村委会办公室搬来和他同住。这时,我才发现他从老家带来的袋子里还装了不少馒头,他郑重地告诉我西安的馍比较贵。
渐渐地,我发现到外公住处的人越来越多,他和村民的关系要比我好。凡是来人,他立刻发烟,你抽完一根他再给你发一根,直到客人离开为止。同时,他还拿出自己仅有的馍或者饼干让来人吃。不久,村民发现外公还有绑条帚的手艺,于是有几个村民拿着高粱杆来专门让外公给绑,外公手倒很利索,要不了一个下午就能绑成五六个,这些村民就给外公管一两顿饭作为回报。
外公以前在老家种过小块菜自己吃,但是还没有种过大菜园子。但是一旦你给他说了怎么去种的大致安排,他就跃跃欲试。其实作为专供市民的菜园,完全可以慢慢种植,以错开成熟期,但是外公总觉得时间天气不等人,非要一口气干完不可。明明是大太阳天他还是在地里干活,除非你发现后把他强制带回;明明是阴雨天进不了地,但是他就站在田垄上给你除些手可以够得着的杂草;明明将地大概整平就可以,但是他非要有时间就在地里将稍微大点的土块敲碎;明明可以用水管浇水,但是他觉得用水瓢浇对苗更好。
因为他的精耕细作,竟然在锄地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块特别的石头。有一天晚上他把那块石头给我看,他听说玉要比石头凉快,而他在自己眼睛发烧时把这块小石头放在眼皮上面就感觉凉嗖嗖的,他认定这块小玉拿到西安去最起码可以换回两盒五块钱的烟。我仔细看了那块石头,凭直觉认为不像是玉,但是为了不打击外公的积极性,我说可以把这块小玉拿去试着卖。一周后我给了外公五十块钱,告诉他玉已经卖出去了。外公非常高兴,立刻去商店买了几盒烟,还逢人就说自己在地里挖了块玉,其实,那块小石头至今还在我抽屉里放着。
有时候,来我们菜地取菜或者参观的人开着小汽车,外公就一律认为那是省上的领导,于是赶紧去商店买十块钱一盒的烟,他说害怕自己原来的两块五毛钱一盒的烟拿不出手,怕领导不抽,同时他还买来一包牛奶糖给来客发,似乎在他的眼中牛奶糖最好吃、最有营养、贵客都会喜欢。五月底,西安市民集中来菜园体验时,有个叫王刚的先生给外公买了条100元的白沙烟,外公除了逢人就说西安人好外,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干起活来更加卖力。一开始村主任还质疑年龄77岁的人是否有力气种好菜,现在他也开始赞叹陕南山里人的吃苦耐劳,更有村民说不管你花多少钱想在南桑村雇到像你外公这么卖命干活的人不可能。
他们不知道,外公种菜的动力绝不是每个月600元的工资。他常对我说,知道你是在搞试验,我也不要你的钱,咱要尽力把试验搞成功,不叫别人笑,爷要是把菜种坏了怕丢自己的人、丟你的人的脸。让我听了很受震撼,他是为了名誉而种菜,为了孙子而种菜。我给村民去西安讨要工伤赔偿,还尝试着与村民合作养土鸡,外公知道后,说这是应该的,他告诉我说,毛主席时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去给群众办事,有领导下来考察,群众就会都说你好,将来就会提拔你。事实上现在大学生村官的提拔程序并非他想的这么简单,但是依靠群众,为群众办事确是不管哪个时代真正的干部都必须的。
外公看着菜一天天长大,总担心将来卖不出去,尤其是不打农药有些虫眼的青菜。他常督促我想办法。我告诉他菜都是定好的,定菜的人单位和姓名都在每块菜园边的牌子上写着。我说你需要再学习,后来外公就在晚上戴上老花镜翻开我们编印的城乡互助试验项目手册,边看边小声读,每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我什么意思。我给外公买了个本子,让他把种菜的心得记录下来,但最后他除了记了些亲友和当地村民的电话号码外,再没有写其他文字。
5月底我和志愿者在菜地边开会,外公带着助听器也参加了,志愿者根据西安市民对于菜园的反馈意见提了些改进的建议。外公主动站起来要发言,说他不想干了,自己身体不行,有头昏病,上次还犯了一次,叫我半月之内赶紧找人来接替他。我以为他是嫌建议中有人说他种的菜品相不好,他有些委屈,耍点小性子闹个小矛盾,但是看他的表情似乎很严肃。直到6月6日我和另外一个村官李元仓从西安送菜回来的晚上,才发现他一个人坐在炕沿,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摸着头,正在往塑料盆子里吐,还伴随着呻吟声。几天后经县医院检查,确认是高血压和脑梗塞,医生建议最好住院,大舅赶来和外公一商量决定回去治,经过一晚上的输液后外公的气色好多了,他还说服小舅第二天跟我去西安帮我种菜。
回想和外公在一起的这日子里,他除了给我实际工作的支持,最主要的是他让我发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可爱,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再造新人新社会”的济世理想。我多么希望外公的身体能够尽早康复,毕竟他的病是在帮我种菜期间发现的。
现在,我又想到外公在菜地里捡到的那块光滑的小石头,我准备将来给他打个小孔随身带着,以作为我和外公在南桑村共同生活的纪念。(作者声明:此稿专供廉政瞭望杂志刊载,其他媒体转载须联系作者,违者必究。)
编者按
本刊今年第8期上半月版刊登了《大学生村官碰壁记》一文,引发了读者的讨论和共鸣。马永红也颇为关注,并专投本社《外公在南桑村生活记》,以一个大学生村官的视角,描述了他的外公在异乡“为名誉而种菜”的历程,从中可以窥见中国乡村问题之一二,令人深思。
今年春节刚过,我就开始物色具体负责生态有机菜园的人选,但经人推荐了两三个我都不是很满意,一方面是当地村民要的工资过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家在附近都有自己的家务活,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菜园管理。我始终认为,第一年的试验最为重要,还是找老家的人放心些,随后我即委托父母在洛南寻找人选,但是当外公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主动要求来西安为我种菜。
最开始我是不愿意他来的,尽管他在老家一直未停止过体力劳动。他已经77岁了,耳朵很背,但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只好先让他来再说,我还在电话里特别叮咛家人只让外公带些衣服就行。但是当我去火车站接站时,发现他拎着3个鼓鼓的农村种地用的肥料袋子,我接过一个,感觉很沉,稍一抖还发出刺啦的声响,原来他把锅碗瓢盆都带来了。据我妈讲最开始他还想带家里14英寸的小电视,后来苦于实在没法拿只好作罢。
当天晚上,我让外公同我一起住在我租的民房里,他却不断地问菜地在哪里,外公耳背,我们交流困难。最后我只有拿出笔,然后在旧报纸上写上我想告诉他的话,比如“村情复杂,莫乱说话”。外公点了点头,若有所悟地说,那估计和咱老家一样,有派别,有支持的,也有不支持的。当时,我总觉得让外公来西安完全是一个错误。
外公来后,我立即和队长在菜地附近给他寻找住处。他选择了已经废弃的三间土房,房里堆满了杂物。他很满意,说住着不给别人添麻烦,我于是从村委会办公室搬来和他同住。这时,我才发现他从老家带来的袋子里还装了不少馒头,他郑重地告诉我西安的馍比较贵。
渐渐地,我发现到外公住处的人越来越多,他和村民的关系要比我好。凡是来人,他立刻发烟,你抽完一根他再给你发一根,直到客人离开为止。同时,他还拿出自己仅有的馍或者饼干让来人吃。不久,村民发现外公还有绑条帚的手艺,于是有几个村民拿着高粱杆来专门让外公给绑,外公手倒很利索,要不了一个下午就能绑成五六个,这些村民就给外公管一两顿饭作为回报。
外公以前在老家种过小块菜自己吃,但是还没有种过大菜园子。但是一旦你给他说了怎么去种的大致安排,他就跃跃欲试。其实作为专供市民的菜园,完全可以慢慢种植,以错开成熟期,但是外公总觉得时间天气不等人,非要一口气干完不可。明明是大太阳天他还是在地里干活,除非你发现后把他强制带回;明明是阴雨天进不了地,但是他就站在田垄上给你除些手可以够得着的杂草;明明将地大概整平就可以,但是他非要有时间就在地里将稍微大点的土块敲碎;明明可以用水管浇水,但是他觉得用水瓢浇对苗更好。
因为他的精耕细作,竟然在锄地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块特别的石头。有一天晚上他把那块石头给我看,他听说玉要比石头凉快,而他在自己眼睛发烧时把这块小石头放在眼皮上面就感觉凉嗖嗖的,他认定这块小玉拿到西安去最起码可以换回两盒五块钱的烟。我仔细看了那块石头,凭直觉认为不像是玉,但是为了不打击外公的积极性,我说可以把这块小玉拿去试着卖。一周后我给了外公五十块钱,告诉他玉已经卖出去了。外公非常高兴,立刻去商店买了几盒烟,还逢人就说自己在地里挖了块玉,其实,那块小石头至今还在我抽屉里放着。
有时候,来我们菜地取菜或者参观的人开着小汽车,外公就一律认为那是省上的领导,于是赶紧去商店买十块钱一盒的烟,他说害怕自己原来的两块五毛钱一盒的烟拿不出手,怕领导不抽,同时他还买来一包牛奶糖给来客发,似乎在他的眼中牛奶糖最好吃、最有营养、贵客都会喜欢。五月底,西安市民集中来菜园体验时,有个叫王刚的先生给外公买了条100元的白沙烟,外公除了逢人就说西安人好外,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干起活来更加卖力。一开始村主任还质疑年龄77岁的人是否有力气种好菜,现在他也开始赞叹陕南山里人的吃苦耐劳,更有村民说不管你花多少钱想在南桑村雇到像你外公这么卖命干活的人不可能。
他们不知道,外公种菜的动力绝不是每个月600元的工资。他常对我说,知道你是在搞试验,我也不要你的钱,咱要尽力把试验搞成功,不叫别人笑,爷要是把菜种坏了怕丢自己的人、丟你的人的脸。让我听了很受震撼,他是为了名誉而种菜,为了孙子而种菜。我给村民去西安讨要工伤赔偿,还尝试着与村民合作养土鸡,外公知道后,说这是应该的,他告诉我说,毛主席时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去给群众办事,有领导下来考察,群众就会都说你好,将来就会提拔你。事实上现在大学生村官的提拔程序并非他想的这么简单,但是依靠群众,为群众办事确是不管哪个时代真正的干部都必须的。
外公看着菜一天天长大,总担心将来卖不出去,尤其是不打农药有些虫眼的青菜。他常督促我想办法。我告诉他菜都是定好的,定菜的人单位和姓名都在每块菜园边的牌子上写着。我说你需要再学习,后来外公就在晚上戴上老花镜翻开我们编印的城乡互助试验项目手册,边看边小声读,每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我什么意思。我给外公买了个本子,让他把种菜的心得记录下来,但最后他除了记了些亲友和当地村民的电话号码外,再没有写其他文字。
5月底我和志愿者在菜地边开会,外公带着助听器也参加了,志愿者根据西安市民对于菜园的反馈意见提了些改进的建议。外公主动站起来要发言,说他不想干了,自己身体不行,有头昏病,上次还犯了一次,叫我半月之内赶紧找人来接替他。我以为他是嫌建议中有人说他种的菜品相不好,他有些委屈,耍点小性子闹个小矛盾,但是看他的表情似乎很严肃。直到6月6日我和另外一个村官李元仓从西安送菜回来的晚上,才发现他一个人坐在炕沿,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摸着头,正在往塑料盆子里吐,还伴随着呻吟声。几天后经县医院检查,确认是高血压和脑梗塞,医生建议最好住院,大舅赶来和外公一商量决定回去治,经过一晚上的输液后外公的气色好多了,他还说服小舅第二天跟我去西安帮我种菜。
回想和外公在一起的这日子里,他除了给我实际工作的支持,最主要的是他让我发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可爱,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再造新人新社会”的济世理想。我多么希望外公的身体能够尽早康复,毕竟他的病是在帮我种菜期间发现的。
现在,我又想到外公在菜地里捡到的那块光滑的小石头,我准备将来给他打个小孔随身带着,以作为我和外公在南桑村共同生活的纪念。(作者声明:此稿专供廉政瞭望杂志刊载,其他媒体转载须联系作者,违者必究。)
编者按
本刊今年第8期上半月版刊登了《大学生村官碰壁记》一文,引发了读者的讨论和共鸣。马永红也颇为关注,并专投本社《外公在南桑村生活记》,以一个大学生村官的视角,描述了他的外公在异乡“为名誉而种菜”的历程,从中可以窥见中国乡村问题之一二,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