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三只红色大恐龙是798艺术区中的绝对地标。同样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也是文艺青年心中的地标之一。最近这里很热闹，由庆典晚宴拉开序幕，各种精彩的活动陆续进行——这是在庆祝UCCA八岁生日。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外——这个洋血统的非营利美术馆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愈加有活力。这活力的动力来自于一个美丽女子薛梅，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她见证着UCCA完成了重要变革与成长。
她对UCCA的第一印象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UCCA的创建者是来自比利时的著名收藏家尤伦斯夫妇，他们早在1987年就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据传说，他们最初只是想把藏品运到中国安放，但当他们发现798艺术区后立刻被它和谐而原始的建筑环境吸引，并随后产生了打造一个多功能展示艺术空间的庞大计划。2007年深秋UCCA开馆，成为轰动北京文化圈的重大事件。2008年，薛梅在帮另一位世界级收藏家乌里·希克操办“中国当代艺术奖”展览时，与UCCA有了初次合作。与UCCA员工的接触让她感觉很糟糕，“邮件不及时回，电话没人接，比国营单位还国营单位”。而薛梅的专业性则被UCCA当时的馆长杰罗姆·桑斯看在眼里，随后他邀请薛梅来UCCA工作。不过薛梅一口拒绝了，“不可能，我自己已经创业了。”彼时，薛梅的公关公司正做得有声有色，专注于艺术传播，客户之一就是专门给玛丽莲·梦露拍照的摄影师劳伦斯·席勒。
此前，薛梅有着一串闪亮的履历。她曾是“京城第一俱乐部”京城俱乐部的会员部总监，后赴美国读书并就职于洛杉矶一家俱乐部，再后来成为卡地亚北方区零售经理。从卡地亚离职后，薛梅经历了痛苦的低潮期，每天问自己“到底要干嘛？”她说她是个文艺青年，有理想情结，最后她决定做最喜欢的事——艺术。与艺术结缘早在1997年，薛梅认识了著名艺术家曾梵志，她几乎天天和曾梵志以及他太太泡在一块儿，“他每次都把手画得特别大，他说手能表达很多含义，很难画。”最打动薛梅的是艺术自由的想象力，而且，“站在作品前，你觉得跟它有某种联系。”那一阵子，薛梅是被艺术包围的——看大量展览，常与艺术家朋友们一起谈诗歌，聊音乐。薛梅说，“艺术是逃离繁琐生活的桃花源，那是最放松最向往的地方”。
有对艺术的热爱，还有出色的管理才能，在杰罗姆·桑斯眼里这正是UCCA最需要的人。被拒绝的桑斯馆长后来又找过薛梅几次，策展人皮力就劝她好好考虑，“一个非营利美术馆在中国是惟一的，在这个特定时期，它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于是，薛梅答应了。当时，面对公关部和艺术商店两个选择，薛梅决定做商店，“我喜欢挑战——那个商店我每次来都觉得没得可买，我怎么样能够打造一个让大家眼前一亮的能买到东西的艺术商店呢？”薛梅先为它定下了格调——做中国原创设计。那时很多中国设计师只做展览，没有产品，靠其他工作维生。薛梅就去全国各地寻访设计师，说服他们与UCCA合作。薛梅认为艺术商店是一个孵化实验室——孵化所有可能。很快，商店就呈现出新气象：店面不大却有丰富的设计产品、艺术品限量版和衍生品、艺术图书、纪念品，薛梅提出一个口号，“离开商店必须有一件商品拿在手。”目前，艺术商店的收入占UCCA年度筹款的40%，非常可观。
由于业绩出色，2011年薛梅成为了UCCA的CEO，负责美术馆的经营，这个CEO的职位前无古人，在业内也是惟一的。为了打造UCCA学术性和国际化的形象，对外宣传上她主推馆长田霏宇，而薛梅这位背后推手却在UCCA生存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来自创始人捐赠的运营预算逐年减少，薛梅每天都在为筹资这件事忙活。最大的一次变革是4年前，薛梅开始做UCCA年度庆典，向社会众筹来年展览的资金，今年的八周年庆典晚宴的筹款数目达到了新高：1086万元。
“有人说，你端着一个金饭碗天天去化缘，因为艺术看上去很高端。国内很多人对非营利不理解，他们问为什么不去营利地做它？我说，非营利的理念在西方已经有三四百年，在中国才刚起步，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薛梅说。
Q&A
Q： 刚做艺术商店时，设计师和艺术家的产品都是你亲自挑选的吗？事实证明，你的眼光很好啊！
A： 其实那时只要是一个原创设计产品我们都接受，觉得好的和不好的我们都不拒绝，会试一个星期。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这么多年我去了很多国家的各种形态的商店，即便是一个酒店的商店只要路过我都会去转。各种货品真是看了无数用了无数。每件好的设计品都和自己的经验、经历有关系。再有就是在卡地亚工作期间我学到很多关于设计和零售行业的知识。
Q： 可以说UCCA艺术商店推动了中国艺术衍生品和中国原创设计的产品化吗？
A： 对，这个确实我做到了。
Q： 你还规定所有产品都要和环保有关？
A： 你看今天这阴霾，其实有我们每个人的原因。我们垃圾不分类，汽车发展肆意，都是我们对环境的伤害，这种伤害终究有一天会回到我们面前。我经常在国内商店里看到一些在设计上全是浪费的产品，有对材料的浪费、对资源的浪费。而国外许多设计师就注意使用绿色的、环境友好的材料，再进行功能和外形的设计。所以我要求很多设计师参与到“再设计”中，“再设计”就是将老的、过时的产品重新设计使用。其实我们很多有传统设计元素的产品特别好，比如全铜质的烟盒、铜质的打火机……我们买了很多样品，邀请设计师参与到里面，这些老产品经过重新设计后完全能适应当代生活，同时也能拯救很多小工厂。
Q： 你们提倡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A： 这个商店就是很多可能，很多种生活方式。不管是艺术还是设计，它在人们生活中是有作用的。它就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比如我们店里很多限量版的艺术品价格并不是很高。 Q： 2011年你成为了艺术中心的CEO，这个职位不管是UCCA历史上还是业内同行中都没有过。你曾说，在中国做美术馆和在西方有很多不一样？
A： 首先是人的缺稀，在美术馆做管理的人、策展人非常少。不是不够多，而是优秀人才非常缺稀。到今天，我们中心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以前并非从事这个专业的，进来后我们要大量培训。目前，我们UCCA员工中绝大多数是“90后”，也就是说在他们之前这个行业里的专门人才特别少。基数小，可选择的人才就很少，有经验的人士少之再少——这是所有国内艺术机构不可回避的问题。还有资金啊，希望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
Q： 针对资金问题，你的策略是什么？
A： 一方面我们要大量去找展览赞助，再有就是商店每年要完成它的收入预算，我们希望它每年都有突破。我们有一部分场地是可以长期出租给商业品牌举办活动。剩下的就是我们赞助理事会的捐助、会员会费以及门票。现在又加了一个庆典晚宴，让艺术家来捐赠作品，热爱艺术的人士可以去投拍。这是我们能够筹集到的款项。另一方面就是不断压缩成本。目前我们有72个固定的在职员工，他们是有奉献精神的，这些年没有涨工资，没有十三薪，出差没有补助。还有每位员工要求做到节水节电，随手关灯关电脑，每个员工都要为成本节约做出举动。
Q： 据你观察，这几年中国企业是不是越来越愿意赞助艺术？
A： 对啊，有很多改变。比如红星美凯龙、江南布衣、联想等等，都与UCCA每年有合作。
Q： 曾有人诟病中国企业对文化活动的赞助非常粗暴，比如logo非常暴露地露出等等。你都是怎样合作的？
A： 我们合作都是有条件的。馆长田霏宇说美术馆好比是一个教堂，你进入教堂，就应该虔诚，要遵守规矩。所以我们是有很多规矩的，在谈赞助时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
Q： 四年前UCCA开始做庆典晚宴，这也是国外的美术馆的模式吗？
A： 对，最早提到这个的是田霏宇，说咱们要试一把。第一年我们都不敢拍卖任何艺术品，就是一些设计师捐助了一些设计产品，到今天成绩斐然，我们是一步步捏着汗走过来的。如果全部将西方那种方式移过来是不可能的。目前看，筹款渠道的本地化程度发展得很迅速，比如我们庆典晚宴上的筹款拍卖，捐赠的收藏家大多来自内地。
Q： 为什么今年的UCCA8岁生日特别热闹？
A：“8”在中国传统中是非常重要的数字，寓意着风调雨顺。但对我们来说第8年好像是个中转点，是它会再次升级的一年。此前有很多对UCCA的非议，认为3年5年就应该关门了。但从第6年、第7年开始，我们让大家看到了实质性的变化。
我们想让更多大众意识到UCCA的存在，在很多方面我们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且不说我们的展览，就说我们的公共项目，基本上每个公众都会喜爱。并且它带动了整个周边和社区的人对我们的支持。有更多人花更多时间泡在店里面，我们大堂有个咖啡厅和一个图书区域给会员，会员费两百块钱，会员权益包括了全年免票等。
Q： 这次八周年庆典的一个关键词是“北京坐标”，你觉得一个艺术中心和一个城市是什么关系？
A： UCCA就是一个坐标。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需要这样的坐标。一个当下的、当代的、文化的坐标。
Q： 你觉得这几年民营美术馆的生存环境有变化吗？
A： 有变化。变化在于这么多美术馆的崛起，很多民营美术馆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我们作为外国的一家民营美术馆，相信有一天会得到政府更多的眷顾。
Q： 你这几年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是我们看不到的？
A： 事事困难，事事难料。最艰难的时期就是2012年，尤伦斯先生大大降低了他对中心的资金捐赠，所以我要大量地削减成本，要将员工从120人缩减到60人，当时我们和专业管理咨询公司合作，优化了团队结构。但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情冷暖，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我的团队对我的支持。
Q： 你说过做一个女性CEO会比男性更辛苦，要多付出十倍乃至二十倍努力？
A： 对，要克服很多心理上的东西，比如女性会有很多情绪起伏。从某些角度而言，女性管理者赢得真正的尊重有时要比男性更加辛苦，这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我的基本生活都是在（UCCA）这儿，我也四十二岁了，都没有考虑到要孩子。自己也会想，要尽快去改变。
Q： 你觉得你的女性特质为UCCA带来了什么？
A： 我做事会很谨慎，不会很招摇，这是女性特质，要内敛、要稳、要细水长流。每一个机构背后都有一个很大的推手，她不一定要天天站在舞台前面。就像一个好的电影，没有一个好的导演和制片人，是出不来的。
Q： 如果有一天离开UCCA，你最想去做什么？
A： 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我没有答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还在UCCA吧，这个地方很好，所以我没有别的想法。虽然它困难重重，会给我带来身心痛苦，会遇到大量的挫折，但作为我们这代人往往不会轻易放弃认为有价值的事业。在这里的工作每天都有精彩发生，很戏剧性，至今让我体验非凡。
她对UCCA的第一印象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UCCA的创建者是来自比利时的著名收藏家尤伦斯夫妇，他们早在1987年就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据传说，他们最初只是想把藏品运到中国安放，但当他们发现798艺术区后立刻被它和谐而原始的建筑环境吸引，并随后产生了打造一个多功能展示艺术空间的庞大计划。2007年深秋UCCA开馆，成为轰动北京文化圈的重大事件。2008年，薛梅在帮另一位世界级收藏家乌里·希克操办“中国当代艺术奖”展览时，与UCCA有了初次合作。与UCCA员工的接触让她感觉很糟糕，“邮件不及时回，电话没人接，比国营单位还国营单位”。而薛梅的专业性则被UCCA当时的馆长杰罗姆·桑斯看在眼里，随后他邀请薛梅来UCCA工作。不过薛梅一口拒绝了，“不可能，我自己已经创业了。”彼时，薛梅的公关公司正做得有声有色，专注于艺术传播，客户之一就是专门给玛丽莲·梦露拍照的摄影师劳伦斯·席勒。
此前，薛梅有着一串闪亮的履历。她曾是“京城第一俱乐部”京城俱乐部的会员部总监，后赴美国读书并就职于洛杉矶一家俱乐部，再后来成为卡地亚北方区零售经理。从卡地亚离职后，薛梅经历了痛苦的低潮期，每天问自己“到底要干嘛？”她说她是个文艺青年，有理想情结，最后她决定做最喜欢的事——艺术。与艺术结缘早在1997年，薛梅认识了著名艺术家曾梵志，她几乎天天和曾梵志以及他太太泡在一块儿，“他每次都把手画得特别大，他说手能表达很多含义，很难画。”最打动薛梅的是艺术自由的想象力，而且，“站在作品前，你觉得跟它有某种联系。”那一阵子，薛梅是被艺术包围的——看大量展览，常与艺术家朋友们一起谈诗歌，聊音乐。薛梅说，“艺术是逃离繁琐生活的桃花源，那是最放松最向往的地方”。
有对艺术的热爱，还有出色的管理才能，在杰罗姆·桑斯眼里这正是UCCA最需要的人。被拒绝的桑斯馆长后来又找过薛梅几次，策展人皮力就劝她好好考虑，“一个非营利美术馆在中国是惟一的，在这个特定时期，它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于是，薛梅答应了。当时，面对公关部和艺术商店两个选择，薛梅决定做商店，“我喜欢挑战——那个商店我每次来都觉得没得可买，我怎么样能够打造一个让大家眼前一亮的能买到东西的艺术商店呢？”薛梅先为它定下了格调——做中国原创设计。那时很多中国设计师只做展览，没有产品，靠其他工作维生。薛梅就去全国各地寻访设计师，说服他们与UCCA合作。薛梅认为艺术商店是一个孵化实验室——孵化所有可能。很快，商店就呈现出新气象：店面不大却有丰富的设计产品、艺术品限量版和衍生品、艺术图书、纪念品，薛梅提出一个口号，“离开商店必须有一件商品拿在手。”目前，艺术商店的收入占UCCA年度筹款的40%，非常可观。
由于业绩出色，2011年薛梅成为了UCCA的CEO，负责美术馆的经营，这个CEO的职位前无古人，在业内也是惟一的。为了打造UCCA学术性和国际化的形象，对外宣传上她主推馆长田霏宇，而薛梅这位背后推手却在UCCA生存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来自创始人捐赠的运营预算逐年减少，薛梅每天都在为筹资这件事忙活。最大的一次变革是4年前，薛梅开始做UCCA年度庆典，向社会众筹来年展览的资金，今年的八周年庆典晚宴的筹款数目达到了新高：1086万元。
“有人说，你端着一个金饭碗天天去化缘，因为艺术看上去很高端。国内很多人对非营利不理解，他们问为什么不去营利地做它？我说，非营利的理念在西方已经有三四百年，在中国才刚起步，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薛梅说。
Q&A
Q： 刚做艺术商店时，设计师和艺术家的产品都是你亲自挑选的吗？事实证明，你的眼光很好啊！
A： 其实那时只要是一个原创设计产品我们都接受，觉得好的和不好的我们都不拒绝，会试一个星期。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这么多年我去了很多国家的各种形态的商店，即便是一个酒店的商店只要路过我都会去转。各种货品真是看了无数用了无数。每件好的设计品都和自己的经验、经历有关系。再有就是在卡地亚工作期间我学到很多关于设计和零售行业的知识。
Q： 可以说UCCA艺术商店推动了中国艺术衍生品和中国原创设计的产品化吗？
A： 对，这个确实我做到了。
Q： 你还规定所有产品都要和环保有关？
A： 你看今天这阴霾，其实有我们每个人的原因。我们垃圾不分类，汽车发展肆意，都是我们对环境的伤害，这种伤害终究有一天会回到我们面前。我经常在国内商店里看到一些在设计上全是浪费的产品，有对材料的浪费、对资源的浪费。而国外许多设计师就注意使用绿色的、环境友好的材料，再进行功能和外形的设计。所以我要求很多设计师参与到“再设计”中，“再设计”就是将老的、过时的产品重新设计使用。其实我们很多有传统设计元素的产品特别好，比如全铜质的烟盒、铜质的打火机……我们买了很多样品，邀请设计师参与到里面，这些老产品经过重新设计后完全能适应当代生活，同时也能拯救很多小工厂。
Q： 你们提倡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A： 这个商店就是很多可能，很多种生活方式。不管是艺术还是设计，它在人们生活中是有作用的。它就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比如我们店里很多限量版的艺术品价格并不是很高。 Q： 2011年你成为了艺术中心的CEO，这个职位不管是UCCA历史上还是业内同行中都没有过。你曾说，在中国做美术馆和在西方有很多不一样？
A： 首先是人的缺稀，在美术馆做管理的人、策展人非常少。不是不够多，而是优秀人才非常缺稀。到今天，我们中心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以前并非从事这个专业的，进来后我们要大量培训。目前，我们UCCA员工中绝大多数是“90后”，也就是说在他们之前这个行业里的专门人才特别少。基数小，可选择的人才就很少，有经验的人士少之再少——这是所有国内艺术机构不可回避的问题。还有资金啊，希望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
Q： 针对资金问题，你的策略是什么？
A： 一方面我们要大量去找展览赞助，再有就是商店每年要完成它的收入预算，我们希望它每年都有突破。我们有一部分场地是可以长期出租给商业品牌举办活动。剩下的就是我们赞助理事会的捐助、会员会费以及门票。现在又加了一个庆典晚宴，让艺术家来捐赠作品，热爱艺术的人士可以去投拍。这是我们能够筹集到的款项。另一方面就是不断压缩成本。目前我们有72个固定的在职员工，他们是有奉献精神的，这些年没有涨工资，没有十三薪，出差没有补助。还有每位员工要求做到节水节电，随手关灯关电脑，每个员工都要为成本节约做出举动。
Q： 据你观察，这几年中国企业是不是越来越愿意赞助艺术？
A： 对啊，有很多改变。比如红星美凯龙、江南布衣、联想等等，都与UCCA每年有合作。
Q： 曾有人诟病中国企业对文化活动的赞助非常粗暴，比如logo非常暴露地露出等等。你都是怎样合作的？
A： 我们合作都是有条件的。馆长田霏宇说美术馆好比是一个教堂，你进入教堂，就应该虔诚，要遵守规矩。所以我们是有很多规矩的，在谈赞助时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
Q： 四年前UCCA开始做庆典晚宴，这也是国外的美术馆的模式吗？
A： 对，最早提到这个的是田霏宇，说咱们要试一把。第一年我们都不敢拍卖任何艺术品，就是一些设计师捐助了一些设计产品，到今天成绩斐然，我们是一步步捏着汗走过来的。如果全部将西方那种方式移过来是不可能的。目前看，筹款渠道的本地化程度发展得很迅速，比如我们庆典晚宴上的筹款拍卖，捐赠的收藏家大多来自内地。
Q： 为什么今年的UCCA8岁生日特别热闹？
A：“8”在中国传统中是非常重要的数字，寓意着风调雨顺。但对我们来说第8年好像是个中转点，是它会再次升级的一年。此前有很多对UCCA的非议，认为3年5年就应该关门了。但从第6年、第7年开始，我们让大家看到了实质性的变化。
我们想让更多大众意识到UCCA的存在，在很多方面我们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且不说我们的展览，就说我们的公共项目，基本上每个公众都会喜爱。并且它带动了整个周边和社区的人对我们的支持。有更多人花更多时间泡在店里面，我们大堂有个咖啡厅和一个图书区域给会员，会员费两百块钱，会员权益包括了全年免票等。
Q： 这次八周年庆典的一个关键词是“北京坐标”，你觉得一个艺术中心和一个城市是什么关系？
A： UCCA就是一个坐标。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需要这样的坐标。一个当下的、当代的、文化的坐标。
Q： 你觉得这几年民营美术馆的生存环境有变化吗？
A： 有变化。变化在于这么多美术馆的崛起，很多民营美术馆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我们作为外国的一家民营美术馆，相信有一天会得到政府更多的眷顾。
Q： 你这几年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是我们看不到的？
A： 事事困难，事事难料。最艰难的时期就是2012年，尤伦斯先生大大降低了他对中心的资金捐赠，所以我要大量地削减成本，要将员工从120人缩减到60人，当时我们和专业管理咨询公司合作，优化了团队结构。但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情冷暖，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我的团队对我的支持。
Q： 你说过做一个女性CEO会比男性更辛苦，要多付出十倍乃至二十倍努力？
A： 对，要克服很多心理上的东西，比如女性会有很多情绪起伏。从某些角度而言，女性管理者赢得真正的尊重有时要比男性更加辛苦，这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我的基本生活都是在（UCCA）这儿，我也四十二岁了，都没有考虑到要孩子。自己也会想，要尽快去改变。
Q： 你觉得你的女性特质为UCCA带来了什么？
A： 我做事会很谨慎，不会很招摇，这是女性特质，要内敛、要稳、要细水长流。每一个机构背后都有一个很大的推手，她不一定要天天站在舞台前面。就像一个好的电影，没有一个好的导演和制片人，是出不来的。
Q： 如果有一天离开UCCA，你最想去做什么？
A： 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我没有答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还在UCCA吧，这个地方很好，所以我没有别的想法。虽然它困难重重，会给我带来身心痛苦，会遇到大量的挫折，但作为我们这代人往往不会轻易放弃认为有价值的事业。在这里的工作每天都有精彩发生，很戏剧性，至今让我体验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