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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就了人类？这个问题和人类自身的存在一样久远，且答案繁多。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告知，人类之所以独特，在于会使用工具。如今，有些人将人性定义于某种天生的灵性，或是（尚）不能被电脑模仿的创造性。
然而，對于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种答案不言而喻。因为人类历史可以被视为对抗恐惧和贫困之学问，这十分便于理解。在我看来，有恐惧和贫困的地方，多数人都会这样应对——寻找希望。
古希腊人对此心知肚明，因为潘多拉魔盒的故事便是与此相关。圣经中的哥林多前书（Paul’s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便谈及信念、希望和仁慈的不灭力量。在二战最黑暗的日子里，正是以此为名的三架战机守护着马耳他的上空，令人缅怀。然而，我们站在当下，或可纵览人类寻找希望之历史。
在政府建立之前，“自由状态”下的人是“孤独、贫穷、污秽、野蛮、短寿”的（语自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此时人类便开始寻求希望，以对抗难以忍受的生存负担。自此，希望便一路穿过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绵延至今。
我想要找到一种人类寻求希望的异常持久的表现，这便是：在生存的苦痛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俗世乐土，若能抵达便可过上舒适生活。这个乌托邦并非政治或经济层面的香格里拉（人们认为香格里拉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未被探索的某个“远方”。如祭祀王约翰的王国，这是一个基督教区域，准备调解中东地区穆斯林和十字军的战争；再如黄金国中的黄金城，是深藏于南美丛林的藏宝地）。它是比上述地区更为世俗的地方，是农民的天堂乐土。而在这些农民眼里，一旦进入天堂，便不用无休止地终日劳作。
《安乐乡》就是对这种渴望的最早刻画之一，在很多方面都为后来的作品奠定了基础。在欧洲，这个主题至少从12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6世纪。据钻研此种传说的何尔曼·普莱（Herman Pleij，荷兰文史学家）所述，安乐乡是“一个国家，藏于世界上某个偏僻角落，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此普及”。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镜像反映：“禁止劳作，饮食以烤鱼、烤鹅和酒水河的形式出现。”
就像罗尔德·达（Roald Dahl，挪威籍的英国杰出儿童文学作家，译者注）笔下的童话世界一样，这个世外桃源的存在仅为满足居住者的基本生理需求。普莱写道：“只要张开嘴，美味佳肴就会蹦到嘴里。人们甚至还能住在鱼肉家禽、野味面包构筑而成的房子里，这便是安乐乡的另一特色，建筑即食物。此处天气终年温和、四季如春。另有大量额外福利：公有财产、大量假期、自由性爱、永葆青春之泉等，以及很可能躺着也能赚钱。”
没有囊括乌托邦的世界图景不值得一瞥，因为它将人性永驻的唯一地区遗漏在外。人性一旦降临，就会朝着一个更好的地区迈进。进步就是在实现乌托邦。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
仅凭这些零碎的现存资料，还不足以证实对颂扬安乐乡的人们而言，这个地方的真实性到底如何。普莱认为“到中世纪，没有人再相信它真的存在”，尽管如此仍“很有必要去幻想出一个免除世俗烦恼的地方”。当然，关于安乐乡的故事变得越来越超现实。在某些说法中，这个地方遍地是行走的烤猪，背后插着刀以方便食客享用；烹饪好的鱼从水中跃到人们脚下。但普莱坦言，要追溯该传说的起源已无可能，而他的论述却可能证明了，早在大探险时代之前，人们颇乐意相信乐土的真实存在。
俄国也有一些关于乐土的故事，出现的时期要晚一些。俄国农民描述了许多不同的富饶之地，最广为人知的是贝鲁沃德（Belovode），即白水王国。虽然关于此乌托邦的书面记载最初现于1807年，但其它一些版本似乎要古老得多。
贝鲁沃德据说远离欧洲大陆，位于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且“跨越大海”，从俄国西部往返该地需3年时间，这样看来它可能是日本。但贝鲁沃德和安乐乡之间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这些差异表明俄国农民关注的乐土有些不同。例如，贝鲁沃德中的乌托邦并非是富庶之地，仅仅是一个“精神生活至高无上，所有人赤足而行，共享大地果实，既无压迫统治，也无犯罪战事”的地方。
在19世纪的一些偏远地区，人们对贝鲁沃德的存在深信不疑。历史学家理查德·史蒂特斯（Richard Stites）记载道，“大批移民涌入以寻找此地”，到了1898年，“三个乌拉尔地区的哥萨克人从奥德赛出发，一路航行至亚洲、西伯利亚地区再回返，回来后宣称此地并不存在。”
在俄国神话中，还有一些类似的乌托邦传说——“伊格纳特城、达雅河之地、纳特兰以及湖底之域基德希。”在奥兰多·菲格斯深受好评的历史文化作品《娜塔莎的舞蹈》（Natasha’s Dance）中，他认为农民相信神之国是存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天堂是真实存在于世界某一偏远角落，那儿的河水流淌的是牛奶，地上永远绿草茵茵。这种信念孕育了许多民间传说，讲述真实存在于俄国土地上的神之国。比如遥远之地，黄金岛、欧珀那王国、楚德仙境——完全是农民所信仰的“古老和真实的梦想之地”，是由“白沙皇”统治的地下神秘王国。
此外，菲格斯添加了一些有关欧珀那王国的细节，这是一个“平坦大地边缘之地，居住在此的农民生活幸福，无政府和贵族打扰。”他写道：成群的旅人“甚至从极远的北方启程奔走，一心期望找到这片乐土”。
因此，在特定境遇下，绝望的农民是能够顶着巨大风险来寻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乐土的。越是绝望，也许对此种风险越是甘之如饴。我想要提及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传说就证明了这点。该传说要追溯至18世纪末，一群身无分文的男女流放犯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从英国被遣至新发现的荒凉且不宜居的殖民地，即澳大利亚的东海岸。
从1787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几年后）开始，英国政府一度很青睐的罪犯流放地——美国已不再可能接收英国犯人。因此，成千上万的罪犯开始去往一块几乎未被开发过的大陆。他们中大部分是爱尔兰的后裔和英国刑事法庭的罪犯。正是在这个和社会脱节的异乡群体中，一个更为奇异的神话产生了——从博特尼湾可以步行到达北京。他们认为，中国才是乐土，而非安乐乡或贝鲁沃德。 当然，当时很少有爱尔兰的轻刑事罪犯受过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罪行都很轻，可能是因为偷了价值6便士的布料或是一条手帕就被判处流放7年），因此他们并无太多地理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不過他们幻想中的距离确实略显匪夷所思。从悉尼到北京的实际距离超过5500英里，这中间有一大片是太平洋。步行去中国这一想法从何而来，我们也无从得知。
一个可能就是，从澳大利亚出发的船只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但其中缘起可能非常简单，有可能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流放犯的乐观吹嘘。然而不久之后，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势。
第一批逃往北方的犯人于1791年11月1日出发，此时距该殖民地成立仅四年多。他们两个月前才乘“女王号”运输船抵达此地，大卫·莱维尔（David Levell，作家，译者注）指出可能是此船将他们带到此处。沃特金·坦奇（Watkin Tench）是皇家海军官员，曾采访过几位幸存者。他说，他们确信“在一定距离的北方之地有一条大河，将这个国家和中国隔开，如果能穿过此河，就会遇到友好接待他们的黄皮肤人”。
共有17名男性犯人参与了此次行动，他们还带上了其中一位的妻子，当时她已身怀六甲，由于当时和其他人不在一处，很快又被追捕回去。她的同伴们继续前行，带着劳动工具和一周的口粮。据他们称，中国不过在150英里之内的地方，他们胸有成竹能到达目的地。
最初的这批旅人命运和后继数百人的命运相同。三名成员消失在丛林中，从此杳无音讯；一名在几天之后被抓，独身一人且“深受疲乏、饥饿和高温折磨”。其他的13人最终于一周后被找到，“赤身裸体，食不果腹，筋疲力尽”。
此次冒险的失败似乎并未阻碍大批其他绝望之人的逃亡行动。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其经典论述《致命海岸》（The Fatal Shore）中提到，这种“天堂神话”是流犯对抗“澳大利亚炼狱”的重要精神支柱。毕竟，这最初的18人在可能抵达目标前，就已被抓捕回来。更糟糕的是，幸存下来的人进而散布了前往中国路线的言论。大卫·柯林斯（David Collins）是这个年轻殖民地的审判官，他指出这伙人“将这种理念散播给了所有后来的流放犯，促使他们也采取相同的愚蠢疯狂行动”。
殖民地当局力不从心，几乎无法阻止其他爱尔兰犯人重蹈覆辙。他们的威胁和警告无人相信。澳大利亚又是如此原始，他们也没办法准确说明逃犯在内陆将遭遇何种危险。而所有的犯人都知道没有篱笆或围墙来圈禁他们，因此官员试图否认存在去往中国的路线似乎只是为一己私利。
不久后，一批“前往中国的旅人”开始效仿先例，人数达60多人。1792年1月，这54名男性和9位女性的团体采取了行动。因为人数众多，导致集合时，当局发现超过1/3的爱尔兰犯人已消失不见。
这些探险行动的少数幸存者留下了只言片语，可能会帮助解释这个复杂传说的演变过程。有些团伙被发现带有“指南针”——实际上不过是画在纸上的墨水图案，有些人是通过口耳相传得到的行进指示。莱维尔说，后者包括“根据太阳光照射在身体的特定部位，来判断一天中的时段”。
逐渐地，未能成功穿过内陆丛林逃往中国的流放犯尸体被频繁发现，最终打消了一些犯人想要出逃的念头。但传说却一个接一个，从未止歇。据传，若没有从内陆通往中国的路，那一定有通往帝汶岛（马来群岛中的一座岛屿，译者注）的路。不久，又有传言兴起，说是澳大利亚内陆深处有一个“白色殖民地”——这是自由富饶之地，被仁慈的“王脉国王”统治。
这听起来像是中世纪农民所向往的乐土，但确实广受信赖。1828年，“大胆杰克”多诺霍（Donohoe，这位爱尔兰丛林逃犯更以“狂野殖民地男孩”被熟知），抢掠周围农场以获得足够补给来开启探寻乐土之旅。
当时的殖民地当权者——菲利普总督的继任金总督对该传说嗤之以鼻，但他难以自禁，规避掉军队条例来命令士兵开拓内地。1802年，他正式任命步兵少尉佛朗西斯·巴拉里尔（Francis Barrallier）为出使山脉王国的大使，探索悉尼西部的原始地区。巴拉里尔向蓝色山脉深入了100英里，但并未找到任何可穿越的路径，再次给流放犯的故事真实性留了白。
很难说清到底有多少流放犯死在了徒劳无功的旅途中。肯定有数百人。1797年，当亡命之徒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向殖民地政府伏法时，他为争取自由而提供的信息之一是50位逃往中国的犯人尸体所在处。这是他在内陆东躲西藏时遇到的，彼时他们的骨头仍裹在囚服残片中。但殖民地从不缺乏深信乐土传说的人。金总督于1802年写道：“只要来了一批新的爱尔兰犯人，这些疯狂的计划通常就会更新。”
始终如一的是，对这些犯人的逃亡行动总会有着几乎蓄意的曲解。继任总督们将他们的逃亡视为“愚蠢冲动、荒诞不经”之举，这种“恶劣本性”一无是处。不过莱维尔和罗伯特对此有不同看法，当然也更有人情味。在莱维尔笔下，前往中国内陆的旅途“从未被充分认知，本质上这是身处绝境时的心理支撑，是这群爱尔兰人的希望”。
（摘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然而，對于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种答案不言而喻。因为人类历史可以被视为对抗恐惧和贫困之学问，这十分便于理解。在我看来，有恐惧和贫困的地方，多数人都会这样应对——寻找希望。
古希腊人对此心知肚明，因为潘多拉魔盒的故事便是与此相关。圣经中的哥林多前书（Paul’s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便谈及信念、希望和仁慈的不灭力量。在二战最黑暗的日子里，正是以此为名的三架战机守护着马耳他的上空，令人缅怀。然而，我们站在当下，或可纵览人类寻找希望之历史。
在政府建立之前，“自由状态”下的人是“孤独、贫穷、污秽、野蛮、短寿”的（语自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此时人类便开始寻求希望，以对抗难以忍受的生存负担。自此，希望便一路穿过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绵延至今。
我想要找到一种人类寻求希望的异常持久的表现，这便是：在生存的苦痛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俗世乐土，若能抵达便可过上舒适生活。这个乌托邦并非政治或经济层面的香格里拉（人们认为香格里拉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未被探索的某个“远方”。如祭祀王约翰的王国，这是一个基督教区域，准备调解中东地区穆斯林和十字军的战争；再如黄金国中的黄金城，是深藏于南美丛林的藏宝地）。它是比上述地区更为世俗的地方，是农民的天堂乐土。而在这些农民眼里，一旦进入天堂，便不用无休止地终日劳作。
《安乐乡》就是对这种渴望的最早刻画之一，在很多方面都为后来的作品奠定了基础。在欧洲，这个主题至少从12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6世纪。据钻研此种传说的何尔曼·普莱（Herman Pleij，荷兰文史学家）所述，安乐乡是“一个国家，藏于世界上某个偏僻角落，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此普及”。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镜像反映：“禁止劳作，饮食以烤鱼、烤鹅和酒水河的形式出现。”
就像罗尔德·达（Roald Dahl，挪威籍的英国杰出儿童文学作家，译者注）笔下的童话世界一样，这个世外桃源的存在仅为满足居住者的基本生理需求。普莱写道：“只要张开嘴，美味佳肴就会蹦到嘴里。人们甚至还能住在鱼肉家禽、野味面包构筑而成的房子里，这便是安乐乡的另一特色，建筑即食物。此处天气终年温和、四季如春。另有大量额外福利：公有财产、大量假期、自由性爱、永葆青春之泉等，以及很可能躺着也能赚钱。”
没有囊括乌托邦的世界图景不值得一瞥，因为它将人性永驻的唯一地区遗漏在外。人性一旦降临，就会朝着一个更好的地区迈进。进步就是在实现乌托邦。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
仅凭这些零碎的现存资料，还不足以证实对颂扬安乐乡的人们而言，这个地方的真实性到底如何。普莱认为“到中世纪，没有人再相信它真的存在”，尽管如此仍“很有必要去幻想出一个免除世俗烦恼的地方”。当然，关于安乐乡的故事变得越来越超现实。在某些说法中，这个地方遍地是行走的烤猪，背后插着刀以方便食客享用；烹饪好的鱼从水中跃到人们脚下。但普莱坦言，要追溯该传说的起源已无可能，而他的论述却可能证明了，早在大探险时代之前，人们颇乐意相信乐土的真实存在。
俄国也有一些关于乐土的故事，出现的时期要晚一些。俄国农民描述了许多不同的富饶之地，最广为人知的是贝鲁沃德（Belovode），即白水王国。虽然关于此乌托邦的书面记载最初现于1807年，但其它一些版本似乎要古老得多。
贝鲁沃德据说远离欧洲大陆，位于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且“跨越大海”，从俄国西部往返该地需3年时间，这样看来它可能是日本。但贝鲁沃德和安乐乡之间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这些差异表明俄国农民关注的乐土有些不同。例如，贝鲁沃德中的乌托邦并非是富庶之地，仅仅是一个“精神生活至高无上，所有人赤足而行，共享大地果实，既无压迫统治，也无犯罪战事”的地方。
在19世纪的一些偏远地区，人们对贝鲁沃德的存在深信不疑。历史学家理查德·史蒂特斯（Richard Stites）记载道，“大批移民涌入以寻找此地”，到了1898年，“三个乌拉尔地区的哥萨克人从奥德赛出发，一路航行至亚洲、西伯利亚地区再回返，回来后宣称此地并不存在。”
在俄国神话中，还有一些类似的乌托邦传说——“伊格纳特城、达雅河之地、纳特兰以及湖底之域基德希。”在奥兰多·菲格斯深受好评的历史文化作品《娜塔莎的舞蹈》（Natasha’s Dance）中，他认为农民相信神之国是存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天堂是真实存在于世界某一偏远角落，那儿的河水流淌的是牛奶，地上永远绿草茵茵。这种信念孕育了许多民间传说，讲述真实存在于俄国土地上的神之国。比如遥远之地，黄金岛、欧珀那王国、楚德仙境——完全是农民所信仰的“古老和真实的梦想之地”，是由“白沙皇”统治的地下神秘王国。
此外，菲格斯添加了一些有关欧珀那王国的细节，这是一个“平坦大地边缘之地，居住在此的农民生活幸福，无政府和贵族打扰。”他写道：成群的旅人“甚至从极远的北方启程奔走，一心期望找到这片乐土”。
因此，在特定境遇下，绝望的农民是能够顶着巨大风险来寻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乐土的。越是绝望，也许对此种风险越是甘之如饴。我想要提及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传说就证明了这点。该传说要追溯至18世纪末，一群身无分文的男女流放犯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从英国被遣至新发现的荒凉且不宜居的殖民地，即澳大利亚的东海岸。
从1787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几年后）开始，英国政府一度很青睐的罪犯流放地——美国已不再可能接收英国犯人。因此，成千上万的罪犯开始去往一块几乎未被开发过的大陆。他们中大部分是爱尔兰的后裔和英国刑事法庭的罪犯。正是在这个和社会脱节的异乡群体中，一个更为奇异的神话产生了——从博特尼湾可以步行到达北京。他们认为，中国才是乐土，而非安乐乡或贝鲁沃德。 当然，当时很少有爱尔兰的轻刑事罪犯受过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罪行都很轻，可能是因为偷了价值6便士的布料或是一条手帕就被判处流放7年），因此他们并无太多地理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不過他们幻想中的距离确实略显匪夷所思。从悉尼到北京的实际距离超过5500英里，这中间有一大片是太平洋。步行去中国这一想法从何而来，我们也无从得知。
一个可能就是，从澳大利亚出发的船只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但其中缘起可能非常简单，有可能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流放犯的乐观吹嘘。然而不久之后，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势。
第一批逃往北方的犯人于1791年11月1日出发，此时距该殖民地成立仅四年多。他们两个月前才乘“女王号”运输船抵达此地，大卫·莱维尔（David Levell，作家，译者注）指出可能是此船将他们带到此处。沃特金·坦奇（Watkin Tench）是皇家海军官员，曾采访过几位幸存者。他说，他们确信“在一定距离的北方之地有一条大河，将这个国家和中国隔开，如果能穿过此河，就会遇到友好接待他们的黄皮肤人”。
共有17名男性犯人参与了此次行动，他们还带上了其中一位的妻子，当时她已身怀六甲，由于当时和其他人不在一处，很快又被追捕回去。她的同伴们继续前行，带着劳动工具和一周的口粮。据他们称，中国不过在150英里之内的地方，他们胸有成竹能到达目的地。
最初的这批旅人命运和后继数百人的命运相同。三名成员消失在丛林中，从此杳无音讯；一名在几天之后被抓，独身一人且“深受疲乏、饥饿和高温折磨”。其他的13人最终于一周后被找到，“赤身裸体，食不果腹，筋疲力尽”。
此次冒险的失败似乎并未阻碍大批其他绝望之人的逃亡行动。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其经典论述《致命海岸》（The Fatal Shore）中提到，这种“天堂神话”是流犯对抗“澳大利亚炼狱”的重要精神支柱。毕竟，这最初的18人在可能抵达目标前，就已被抓捕回来。更糟糕的是，幸存下来的人进而散布了前往中国路线的言论。大卫·柯林斯（David Collins）是这个年轻殖民地的审判官，他指出这伙人“将这种理念散播给了所有后来的流放犯，促使他们也采取相同的愚蠢疯狂行动”。
殖民地当局力不从心，几乎无法阻止其他爱尔兰犯人重蹈覆辙。他们的威胁和警告无人相信。澳大利亚又是如此原始，他们也没办法准确说明逃犯在内陆将遭遇何种危险。而所有的犯人都知道没有篱笆或围墙来圈禁他们，因此官员试图否认存在去往中国的路线似乎只是为一己私利。
不久后，一批“前往中国的旅人”开始效仿先例，人数达60多人。1792年1月，这54名男性和9位女性的团体采取了行动。因为人数众多，导致集合时，当局发现超过1/3的爱尔兰犯人已消失不见。
这些探险行动的少数幸存者留下了只言片语，可能会帮助解释这个复杂传说的演变过程。有些团伙被发现带有“指南针”——实际上不过是画在纸上的墨水图案，有些人是通过口耳相传得到的行进指示。莱维尔说，后者包括“根据太阳光照射在身体的特定部位，来判断一天中的时段”。
逐渐地，未能成功穿过内陆丛林逃往中国的流放犯尸体被频繁发现，最终打消了一些犯人想要出逃的念头。但传说却一个接一个，从未止歇。据传，若没有从内陆通往中国的路，那一定有通往帝汶岛（马来群岛中的一座岛屿，译者注）的路。不久，又有传言兴起，说是澳大利亚内陆深处有一个“白色殖民地”——这是自由富饶之地，被仁慈的“王脉国王”统治。
这听起来像是中世纪农民所向往的乐土，但确实广受信赖。1828年，“大胆杰克”多诺霍（Donohoe，这位爱尔兰丛林逃犯更以“狂野殖民地男孩”被熟知），抢掠周围农场以获得足够补给来开启探寻乐土之旅。
当时的殖民地当权者——菲利普总督的继任金总督对该传说嗤之以鼻，但他难以自禁，规避掉军队条例来命令士兵开拓内地。1802年，他正式任命步兵少尉佛朗西斯·巴拉里尔（Francis Barrallier）为出使山脉王国的大使，探索悉尼西部的原始地区。巴拉里尔向蓝色山脉深入了100英里，但并未找到任何可穿越的路径，再次给流放犯的故事真实性留了白。
很难说清到底有多少流放犯死在了徒劳无功的旅途中。肯定有数百人。1797年，当亡命之徒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向殖民地政府伏法时，他为争取自由而提供的信息之一是50位逃往中国的犯人尸体所在处。这是他在内陆东躲西藏时遇到的，彼时他们的骨头仍裹在囚服残片中。但殖民地从不缺乏深信乐土传说的人。金总督于1802年写道：“只要来了一批新的爱尔兰犯人，这些疯狂的计划通常就会更新。”
始终如一的是，对这些犯人的逃亡行动总会有着几乎蓄意的曲解。继任总督们将他们的逃亡视为“愚蠢冲动、荒诞不经”之举，这种“恶劣本性”一无是处。不过莱维尔和罗伯特对此有不同看法，当然也更有人情味。在莱维尔笔下，前往中国内陆的旅途“从未被充分认知，本质上这是身处绝境时的心理支撑，是这群爱尔兰人的希望”。
（摘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