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地处贡院的市档案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迎面墙上新镌的12个赫然大字——“保存城市记忆服务科学发展”(下称“口号”)。北京档案人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提出这一口号,给人以许多联想、深思和启示。
　　首先,“口号”用朴实无华而又生动形象的语言告诉人们,档案就是记忆。老实说,从《档案法》颁布,到各项具体档案法规的出台,尽管已历20多年,但社会公众对档案局(馆)究竟是干什么的,毕竟不是都很清楚。为什么档案馆门可罗雀,为什么人们把本属档案的数学家手稿捐赠给文博部门,从中不难看出端倪。档案本是人类的历史记忆,但这“记忆”一旦被称为档案,立即就给人一种“神秘”、“机要”、“庄严”的感觉。就如同“下里巴人”一旦成了“阳春白雪”,平民百姓也就自然对它敬而远之了。如今档案部门主动提出“保存城市记忆”,用记忆代替档案,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自然也就拉近了社会公众与档案馆的距离。因为,公众知道从档案馆那里可以方便地找回丢失的记忆,公众也知道只有把自己的记忆交给档案馆保存,才能使记忆不会被泯灭,才能让更多的人和后代共享这记忆。
　　其次,“口号”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档案工作的功能。套用楚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赞颂美人时,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名句,“保存城市记忆服务科学发展”这12个字,同样有“增之一字则太多,减之一字则太少”之妙。档案人都知道,对传统档案工作历来有六环节说、八环节说,还有把其分为基础工作和利用工作两大部分的。而“口号”则对上述各种说法作了高度概括,诸如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编目、检索、统计等等环节,都应包含于“保存城市记忆”中。而“保存城市记忆”却包容了传统档案工作难以涵盖的许多内容。当实物是不是档案,档案馆该不该保存一些实物,圈内还在难分难解的争论不休时,用“记忆”二字取代“档案”二字,似乎更与时俱进。因为不管实物是不是档案,但都属于记忆的范畴。至于“服务科学发展”,更不是传统的档案利用所能涵盖的。以现行文件而论,肯定还不能算作档案。但在档案馆开办现行文件阅览显然是“服务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档案利用不断呈现的新形式、新内容,“服务科学发展”则是对各种形式的档案利用的高度概括,凸显了城市档案馆的时代特色和社会功能。
　　第三,“口号”是北京档案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传统档案工作的诸多环节,无论怎样划分,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功能,单从字面上是绝对解读不出来的。但“口号”则不同,它阐明了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诸多关系。
　　一是阐明了“保存城市记忆”与“服务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对城市档案馆而言,这工作,那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但最基础的工作、最基本的工作、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保存城市记忆”。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城市记忆就是城市档案馆的“米”。一个城市档案馆可能库房不够大,可能设施不够好,可能人员不够精,这都是亡羊补牢,可以解决的问题。但若事过境迁,丧失时机,未能保存足够丰富的城市记忆,直到用时,方才发现缺这缺那,找什么,没什么,那就是难以弥补的致命伤了。所以“保存城市记忆”是前提,是基础,但“保存城市记忆”并不是城市档案馆的最终目的,城市档案馆的最终目的应是“服务科学发展”。如果不能“服务科学发展”,“保存城市记忆”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二是阐明了“自身科学发展”与“服务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档案事业要服务科学发展,档案事业自身也要发展,这都是毫无疑义的。但北京档案人为什么特别提出“服务科学发展”,而不直接提出自身的科学发展呢?原因也很简单,无论是从档案局作为政府的一个行政职能管理部门,还是从档案馆作为一个文化事业机构,其扮演的都是服务角色。所以“服务科学发展”就是档案局(馆)工作的题中之义。档案事业自身当然也要科学发展,因为档案事业只有自身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全社会的科学发展。而且,档案事业自身的科学发展,其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全社会的科学发展。否则档案事业自身的科学发展,既缺少依据,又缺少动力。因此,要在服务全社会的科学发展中,适时推进档案事业自身的科学发展,努力形成二者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
　　总之,“保存城市记忆服务科学发展”这12个字,既是北京档案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果,又是改革开放30年档案事业发展的经验总结,更是指导档案事业今后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