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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巢湖市林头镇青山敬老院的老人们正在展示书法家送来的“福”字和“寿”字。
偏居于北京市机场附近北皋村的东方综合养老院，午休刚刚结束，偌大的院子里老人们纷纷出来活动。
在两人一间的标准间里，记者见到了李阿姨。今年70岁的李阿姨独自一人从湖南来到北京，在这里，她开始了不一样的晚年生活。
乡音未改的李阿姨十分开朗，侃侃而谈。在湖南老家，李阿姨的子女纷纷成家，连孙女也已组建了自己的家庭。11年来，李阿姨都由家中的保姆照料，但老伴去世后她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渴望融入集体生活的她选择只身来到这家位于北京的养老院。对于养老院的生活，李阿姨连连说“好温暖”。
按照联合国标准，一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数量的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据统计，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1.69亿，占总人口的12%，早在2000年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而这一数据还在以每年3.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中国8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1亿。
中国社科院劳动所所长蔡窻表示，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将成为世界第一，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是世界第一。养老，无疑是中国即将承受之重；随之而来的养老需求，则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市场蓝海。
负债三千万的乔秀珍
六十岁的乔秀珍有些激动。就在这天早上，她刚刚得知养老院的用地许可批下来了。一纸通知为背了13年“违章建筑”的养老院正了名，也让自己多年的辛苦有了交待。
上世纪八十年代，乔秀珍在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创办了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在当时，国人对“临终”这两个敏感的字眼还很难以平常心接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医院规模逐渐扩大，乔秀珍也积累了一些财富。
在十几年的办院过程中，乔秀珍意识到，随着社会老龄化步伐的加快，老年人逐渐增多，而子女们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家里的老人，老龄人口逐渐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压力。乔秀珍想，一定要让这些辛苦了一辈子的老年人能安度晚年，于是她决心创办一所民营养老院。
随后，乔秀珍把十几年的积蓄悉数投入到养老院的建设之中，甚至不惜变卖住房和举债。1997年5月8日，在长时间的筹备下，北京市朝阳区东方综合养老院试运营，并迎来了第一批老人。
几年下来，入住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在床位不断紧张的情况下，2004年东方综合养老院分院落成。分院建成后，养老院的总占地面积达到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床位共计2500余张，投资共计8000万元，成为北京市区最大的民营养老院。
投入是巨大的，回报却很微薄，每位老人每月住院费用大概在1000-2000元。乔秀珍坦言，巨额资金的投入令自己负债累累，而按国家规定，养老院作为公益事业不能进行抵押贷款，一切资金只能自筹。
从建院开始，乔秀珍就习惯了推着推车，手持瓦刀，去捡砖头的生活。“送到家里的砖是四毛八，自己去拉是一毛二”，乔秀珍把帐算得很清楚。
而这几年，乔秀珍开始在日常开销上精打细算起来，“现在菜越来越贵，大白菜1块5一斤，黄瓜2块钱一斤”，夏天两三点钟、冬天五六点钟，只有每天早晨这个时间段在蔬菜批发市场才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菜，而这个作息时间已被乔秀珍坚持了多年。
即便如此，乔秀珍如今还背负三千多万的欠债，为了解决困难，乔秀珍想了许多办法，包括向住院的老人借钱。
“比如一个老人送到这来，家里有三四十万闲置资金，我们可以利用这笔钱。当然也不是白用，这些老人在这里吃住是不要钱的”，乔秀珍补充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010年末，分管民政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長丁向阳及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来到养老院视察。在那一次长时间的会面中，乔秀珍感受到了来自体制内的对于民营养老机构的关心和支持。
在民营养老机构中，乔秀珍算得上先行者，而她和她的养老院似乎也成为大量民营养老院的命运缩影。
民资养老呼之欲出
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着经济发展，养老院的建设开始向社会转移，调动了一大批民间资金的热情。
然而，在热情的背后，也暗藏种种无奈。创业过程中倍感压力的不止乔秀珍一人，人才缺乏、投入大、赢利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成为民营养老院发展的最大掣肘。
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总计38060个，床位266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11万人。按照国际上5%的老年人要利用机构养老的经验，中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但现在缺口却达540万张。
对于许多民营资本来说，养老产业的“蓝海”正在逐渐打开，但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
民间资金进入养老产业，显然不是单纯为了回报社会，自负盈亏也是其必须考虑的问题。据测算，民营养老机构一张床位的成本大约在10-15万元，入住率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收入。
北京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北京养老床位总数为71589张，养老机构386家。“十二五”期间，养老床位将增加5万张，总数达到12万。到2020年，全市养老床位将增加到16万至18万张。
按照规划，未来北京市的养老机构将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控制”的格局分布，各占30%、60%、10%的比例。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刘之强认为，对老人最大的善待是能让他们享受快乐感、具备安全感、消除孤独感。而养老社区比独居养老、家庭养老更好地具备了让老人享受生活的这些要素。
机遇与挑战并存
刘之强表示，目前机构养老人数只占所有养老模式的1%到2%。中国大陆养老服务创造的需求价值应在3万亿元以上，未来若没有5000亿以上与养老相关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入，是远远无法满足需求的。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了相同观点，“精神、医疗和物质需求，对于老人而言，精神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应当通过政府及社会机构的各方调节，使老人从家里走出来，参与各种各样丰富的社会活动，才能达到社会化养老的目的。
2009年年初，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提出“9064”养老服务新模式。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北京现有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8.2%，远高于国际上对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由此，北京的社会化养老状况亦成为我国社会化养老建设的一个缩影，对于许多民营资本来说，养老产业的“蓝海”正在逐渐打开，但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一位副局长对“养老产业”这一表述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产业意味着创造经济效应，而养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益事业。
这位副局长表示，“我们现在用的是养老服务‘事业’这个词，但早晚要向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这是必然趋势，但是这个趋势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应该说得有10至20年的奋斗”。
“从传统的家庭养老向以社会力量为主的养老方式转化，是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民间资本参与是缓解养老床位紧缺的重要手段。”在今年年初，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提出，北京将出台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的政策，其中要求，每建一张社会办公益性养老床位，政府会补助8000-16000元；每张床位每月的补助由过去的100-200元提高到200-300元。
这样的消息对于和乔秀珍一样的民营养老院经营者而言是一个喜讯，然而政策的落实依然有待时日。
编辑：郭铁 美编：阎瑾
偏居于北京市机场附近北皋村的东方综合养老院，午休刚刚结束，偌大的院子里老人们纷纷出来活动。
在两人一间的标准间里，记者见到了李阿姨。今年70岁的李阿姨独自一人从湖南来到北京，在这里，她开始了不一样的晚年生活。
乡音未改的李阿姨十分开朗，侃侃而谈。在湖南老家，李阿姨的子女纷纷成家，连孙女也已组建了自己的家庭。11年来，李阿姨都由家中的保姆照料，但老伴去世后她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渴望融入集体生活的她选择只身来到这家位于北京的养老院。对于养老院的生活，李阿姨连连说“好温暖”。
按照联合国标准，一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数量的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据统计，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1.69亿，占总人口的12%，早在2000年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而这一数据还在以每年3.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中国8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1亿。
中国社科院劳动所所长蔡窻表示，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将成为世界第一，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是世界第一。养老，无疑是中国即将承受之重；随之而来的养老需求，则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市场蓝海。
负债三千万的乔秀珍
六十岁的乔秀珍有些激动。就在这天早上，她刚刚得知养老院的用地许可批下来了。一纸通知为背了13年“违章建筑”的养老院正了名，也让自己多年的辛苦有了交待。
上世纪八十年代，乔秀珍在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创办了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在当时，国人对“临终”这两个敏感的字眼还很难以平常心接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医院规模逐渐扩大，乔秀珍也积累了一些财富。
在十几年的办院过程中，乔秀珍意识到，随着社会老龄化步伐的加快，老年人逐渐增多，而子女们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家里的老人，老龄人口逐渐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压力。乔秀珍想，一定要让这些辛苦了一辈子的老年人能安度晚年，于是她决心创办一所民营养老院。
随后，乔秀珍把十几年的积蓄悉数投入到养老院的建设之中，甚至不惜变卖住房和举债。1997年5月8日，在长时间的筹备下，北京市朝阳区东方综合养老院试运营，并迎来了第一批老人。
几年下来，入住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在床位不断紧张的情况下，2004年东方综合养老院分院落成。分院建成后，养老院的总占地面积达到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床位共计2500余张，投资共计8000万元，成为北京市区最大的民营养老院。
投入是巨大的，回报却很微薄，每位老人每月住院费用大概在1000-2000元。乔秀珍坦言，巨额资金的投入令自己负债累累，而按国家规定，养老院作为公益事业不能进行抵押贷款，一切资金只能自筹。
从建院开始，乔秀珍就习惯了推着推车，手持瓦刀，去捡砖头的生活。“送到家里的砖是四毛八，自己去拉是一毛二”，乔秀珍把帐算得很清楚。
而这几年，乔秀珍开始在日常开销上精打细算起来，“现在菜越来越贵，大白菜1块5一斤，黄瓜2块钱一斤”，夏天两三点钟、冬天五六点钟，只有每天早晨这个时间段在蔬菜批发市场才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菜，而这个作息时间已被乔秀珍坚持了多年。
即便如此，乔秀珍如今还背负三千多万的欠债，为了解决困难，乔秀珍想了许多办法，包括向住院的老人借钱。
“比如一个老人送到这来，家里有三四十万闲置资金，我们可以利用这笔钱。当然也不是白用，这些老人在这里吃住是不要钱的”，乔秀珍补充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010年末，分管民政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長丁向阳及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来到养老院视察。在那一次长时间的会面中，乔秀珍感受到了来自体制内的对于民营养老机构的关心和支持。
在民营养老机构中，乔秀珍算得上先行者，而她和她的养老院似乎也成为大量民营养老院的命运缩影。
民资养老呼之欲出
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着经济发展，养老院的建设开始向社会转移，调动了一大批民间资金的热情。
然而，在热情的背后，也暗藏种种无奈。创业过程中倍感压力的不止乔秀珍一人，人才缺乏、投入大、赢利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成为民营养老院发展的最大掣肘。
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总计38060个，床位266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11万人。按照国际上5%的老年人要利用机构养老的经验，中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但现在缺口却达540万张。
对于许多民营资本来说，养老产业的“蓝海”正在逐渐打开，但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
民间资金进入养老产业，显然不是单纯为了回报社会，自负盈亏也是其必须考虑的问题。据测算，民营养老机构一张床位的成本大约在10-15万元，入住率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收入。
北京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北京养老床位总数为71589张，养老机构386家。“十二五”期间，养老床位将增加5万张，总数达到12万。到2020年，全市养老床位将增加到16万至18万张。
按照规划，未来北京市的养老机构将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控制”的格局分布，各占30%、60%、10%的比例。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刘之强认为，对老人最大的善待是能让他们享受快乐感、具备安全感、消除孤独感。而养老社区比独居养老、家庭养老更好地具备了让老人享受生活的这些要素。
机遇与挑战并存
刘之强表示，目前机构养老人数只占所有养老模式的1%到2%。中国大陆养老服务创造的需求价值应在3万亿元以上，未来若没有5000亿以上与养老相关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入，是远远无法满足需求的。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了相同观点，“精神、医疗和物质需求，对于老人而言，精神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应当通过政府及社会机构的各方调节，使老人从家里走出来，参与各种各样丰富的社会活动，才能达到社会化养老的目的。
2009年年初，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提出“9064”养老服务新模式。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北京现有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8.2%，远高于国际上对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由此，北京的社会化养老状况亦成为我国社会化养老建设的一个缩影，对于许多民营资本来说，养老产业的“蓝海”正在逐渐打开，但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一位副局长对“养老产业”这一表述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产业意味着创造经济效应，而养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益事业。
这位副局长表示，“我们现在用的是养老服务‘事业’这个词，但早晚要向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这是必然趋势，但是这个趋势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应该说得有10至20年的奋斗”。
“从传统的家庭养老向以社会力量为主的养老方式转化，是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民间资本参与是缓解养老床位紧缺的重要手段。”在今年年初，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提出，北京将出台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的政策，其中要求，每建一张社会办公益性养老床位，政府会补助8000-16000元；每张床位每月的补助由过去的100-200元提高到200-300元。
这样的消息对于和乔秀珍一样的民营养老院经营者而言是一个喜讯，然而政策的落实依然有待时日。
编辑：郭铁 美编：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