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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抛开论争的火药味以及意气之争，鲁迅和梁实秋其实是“双赢”。鲁迅是兼顾人性的阶级论者，梁实秋是兼顾阶级性的人性论者，二者的观点并不只是一种尖锐对立的牴牾，也是一种可贵有益的互补，是多元价值观的体现，共同完善了对人性与阶级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鲁迅；梁实秋；人性；阶级性；牴牾；互补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0）12－０101－０5
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在《晨报副镌》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圭臬，指责“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场“浪漫的混乱”，不符合理性的、常态的人性标准。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上发表了梁实秋撰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中梁实秋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的人性论观点。梁实秋又于1928年6月10日在《新月》第4期上发表《文学与革命》一文，进一步明确否定“革命文学”的存在，否定文学阶级性的存在。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6、7两期上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长篇论文，再一次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人性论观点，否认文学的阶级性。冯乃超于1930年2月10日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刊登在《拓荒者》第1卷第2期上，并第一次把梁实秋称作“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奋起参加论战，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艺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拉开了鲁梁关于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论战。现在我们抛开鲁迅、梁实秋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论战恩怨，消解论争火药味，心平气和比较研究二位大师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就可以看出鲁迅和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其实并不只是一种尖锐对立的牴牾，也是一种可贵有益的互补，他们共同完善了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这一历史命题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深刻思考。
人性与阶级性问题，历来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大致而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学术界、文学界认为人类有共同人性的说法占绝对统治地位，并以此贬斥和否定阶级性观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学术界、文学界认为人类是分阶级的，只有不同的阶级性的一派异军突起，并以此贬斥和否定有共同人性的说法。两种观点之间，长期地经常性地发生激烈的论争、论战——这一方攻击那方为资产阶级人性论；那一方攻击这一方为机械的阶级论，火药味很浓厚，极端化色彩也很浓厚。鲁迅于1927-1930年间，在几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这方面的观点。当时文学界的情形是：异军突起的创造社认定“五四”的“文学革命”已经落伍于时代，必须进入“革命文学”阶段，于是提出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独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批判新月派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也批判鲁迅，称鲁迅为“时代的落伍者”， “死去了的阿Q时代”， “死去了的鲁迅”。新月派这批欧美文化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围攻创造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反对创造社大力提倡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倡导永恒不变的普遍人性。鲁迅是兼容（或说兼顾）人性的阶级论者，所以既批判了梁实秋的永恒不变的普遍人性的观点，也对创造社的机械的绝对的阶级论观点有所批评。
鲁迅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三篇文章中。
《文学的阶级性》虽只七百字左右，系与恺良的通信，却相当清楚和完备地展示了鲁迅在人性与阶级性上的理论观点，及其形成之原因。一方面，鲁迅不同意“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便成为“只有”阶级性和“全然缺少”人性，“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①。这是反对主张阶级性过头，以阶级性完全取消人性的机械论观点，另一方面，鲁迅也不同意恺良来信中关于“吃饭睡觉”是人类共同的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观点。并认为与“脱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②。这是反对主张人性过头、认为人性中完全“不带阶级性”的唯心主义观点。在此基础上，鲁迅提出了自己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的观点：阶级性是根本，但人性也存在（针对第一种机械论观点）；人性是“超乎阶级”的，但具体人身上的人性表现除了“超乎阶级”的一面，也有“带着阶级性”的一面。因为每个具体人身上的“性格感情”等人性部分，也“都受‘支配于经济’”，但又必须把握界限：“是‘都带’，而非‘只有’”（针对第二种唯心主义观点和第一种机械论观点）。据此，鲁迅表示不相信根本拒斥阶级性的人性论者，能成为“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只讲阶级性而根本拒斥人性的论者，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学者”。证之以鲁迅小说的代表作《阿Q正传》，与鲁迅上述观点契合：我们看到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确有阿Q这个流浪雇农的阶级性特征，但同时又有丰厚的人性内涵，而不同阶级、阶层人物身上的精神胜利法这一人性弱点，在共同性之中又带有各自的阶级性、阶层性，但也只是“带有”各自的阶级性，而非“只有”各自的阶级性。即异中有同，同中又有异。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后半篇反驳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梁实秋该文的结论是：文学根本没有什么阶级性，只有人性，世界上虽然有资产者和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给了他们”，激发他们联合起来进行斗争。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③而对人民大众进行包括这方面内容在内的启蒙教育，正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职责。具体到文学问题上，梁实秋提出了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就是“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而与阶级性无关。鲁迅说：“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并针对梁实秋的上述论点论据接着写了人们经常引用的以下一段名文予以驳斥：“‘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④但过去人们频繁地引用这段话，都认为它证明了鲁迅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说明了鲁迅的“坚定”。其实是有意无意地曲解这段话为己所用。这段话与前面分析过的鲁迅的《文学的阶级性》一样，说明鲁迅是阶级论者，但又是兼容了人性的阶级论者。穷人与开交易所的资本家都会有懊恼（共同的人性），但懊恼的具体情形是不可能一样的（共同人性中又带有阶级性特征）；煤油大王与捡煤渣的老婆子都会有酸辛，但酸辛的具体情形是不可能一样的；饥区的灾民与阔人的老太爷都会爱美，但爱美的个体情形是不可能一样的；焦大与林黛玉都会有理想伴侣的向往，但理想伴侣的具体情形是不可能一样的。这样来解读这段话，才更近于鲁迅的原意。
《文学和出汗》首先从历时性的角度指出：“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⑤因为在人类存在的几十万年中，不存在超时代的永远不变的人性。其次从共时性的角度，鲁迅指出：以被某些人认作“永久不变的人性”的出汗为例，“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⑥。就在相同之中又带有不同了。出汗这种生物性现象都如此，何况其他社会性现象。要写出永久不变的人性，也是难矣哉。鲁迅的批判不可谓不犀利、深刻，可以说从某一方面牵住了梁实秋的“牛鼻”，抓住了要害。
对于鲁迅这位兼容人性的阶级论者，应如何评价呢？应该说鲁迅在人性与阶级性的理解上，是达到了相当高度的。鲁迅关于在阶级性之外仍存在共同人性（异中有同），共同的人性中自然“并非‘只有’”阶级性，但又“都带”各自阶级性的某种印记（同中有异）的观点，是比较科学的论述。但是鲁迅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是否就成为至论、定论，别人和后人都不必再研究，也不应该再研究，真理到此为止呢？鲁迅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历史中间物”观念，最早见之于他的《写在〈坟〉后面》：”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多少有些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鲁迅认为，任何人上至伟人下至平民，虽然级量不同，但无例外，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进化的无限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历史中间物”。作为“历史中间物”，谁也无权自我膨胀，似乎天地之大舍我其谁，谁都只是无限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无限的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链；谁也不必自卑，而应该自励，在自己的那一环上为人类进步、历史前进做出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后人的贡献。鲁迅就是这样对待自己这个“历史中间物”的，就以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探讨来说，鲁迅的观点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是很有生命力的，这就非常难得。但是，人性与阶级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深奥的问题，别人完全有可能从另外角度作不同的思考和补充，可以说，在鲁梁论战中处于“劣势”的梁实秋对人性和阶级性的思考同样也在历史的链条上，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
梁实秋的人性说并不等同于一般所说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性论”，而是蹈袭了以亚里士多德为源头，以阿诺德为活水，以白璧德为标志的人文主义的“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性论”，肯定人的感情欲求与自然本性的善良合理性，即所谓“自然人性论”， “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呼唤人的觉醒、个性的解放，当时普遍理解与接受的人性论就是这种由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性论，梁实秋人文主义的人性论则有异于此。1924年梁实秋在哈佛师从白璧德，开始以“人性”作为自己一生奉行不悖的人生哲学、文艺思想的核心枢纽。“所谓‘人性’是什么呢？一方面，人性乃所以异于兽性。……人本来是兽，所以人常有兽性的行为。但是人不仅是兽还时常是人，所以也常能表现比兽高明的地方。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在另一方面，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⑦，梁实秋的这一人性观实则体现为一种实践伦理人性，包涵一个人理性中的人伦天常，自觉向善、向上的天性，也就是人类经过长久的历史淘洗、沉淀而积累下来的普遍的、健康的做人准则，亦即永恒人类精神所包含的质素，也即一种区别于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的发扬光大。罗钢在《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⑧一文里指出，梁实秋的人性论有三层重要观念：一是人性是二元的，一方是以情感为代表的“需要被控制的自我”，一方是以理性为代表的“施加控制的自我”；二是理性要节制情感；三是理性是人性的中心。简而言之，梁实秋所倡导的人性就是具有伦理理性制裁的较高的道德中心。“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包括的是几样成分），惟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⑨，也就是说，人性是从自然境界挣扎出来以达于理性的境界，理性即是一种内在的控制力，一种更高的意志力。梁实秋进而阐述：“所谓人性，究何所指？圆颅方趾皆谓之人，人人皆有人性……人虽然有若干的兽性，还有一些不同于兽性者在。‘高贵的野蛮人’其实不见得怎样高贵，在纯自然境界中的人比禽兽高贵不了多少。人在超越了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⑩ 梁实秋的人性观按照台湾学者王正良的说法，即“‘梁氏古典’可以单纯定义出理性、道德、均衡与健康等至上的标准”{11}。
可以看到，梁实秋的人性观真诚回应人类永恒的理性伦理思想，因看清了常态、健康、普遍、和谐的人类精神之美而具有一种飘逸、澄澈和光彩，时至今日仍具有指导人生向上向善的积极作用。梁实秋指出：“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之描写”。伟大的文学家能洞悉人生的奥妙，能彻悟人性之最基本的所在，如但丁的《神曲》、密尔顿的《失乐园》、莎士比亚的悲剧、曹雪芹的《红楼梦》，哪一部不是根植于人性的永恒，呕心沥血举毕生之力来创造的？伟大的文学表现的就是这种固定、常态、普遍、不分古今中外的人性。喜怒哀乐之情，仁义礼智信的美德，不分古今，无间中外，永远不变。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的经典作品拿来细心地、虚心地阅读，我们还能深切地浓烈地受感动，于掩卷之后仍能低徊思索，其中情节风调仍盘桓于心头脑际而不即消灭，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之基础。譬如爱情，从《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至于现代情诗，其所表现的依然是爱情这一件事；阿伯拉与哀绿绮斯八百年前的情书至今仍然令人感动，一百年前的爱情和一百年后的爱情不会变成两样。“人性是不变的，情感是没有新旧的，文学是有永久性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12}，梁实秋同时又指出：“喜怒哀乐之情是亘古不变的，其方式自有变化，其本质却是固定不移的。”{13}这就可以理解鲁迅所批驳的“‘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其实就是针对本质与方式两种层面，鲁迅与梁实秋强调的视角不同。
坚持文学的人性论观点，梁实秋坚决反对文学乃阶级的产物，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不能成立的概念。因为文学不是隶属于某个阶级的，文学的对象是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的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可以看到，梁实秋认为文学“可以”有阶级性，但“不必”有阶级性，也就是文学的阶级性不是“必须”的，不是文学的“本质”。就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而言，梁实秋的观点概而言之是兼顾“阶级性”的“人性”论者，“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14}。也就是说，人性是本质，阶级性只是表象，人性是可以超越阶级的。人性从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在不同种族、教养、时代和环境中的人们存在着跨越时空的相似性和亲和力，这种人性的交融恰恰说明人性在内质的统一。从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从人性上论，根本上没有多大分别。在社会阶级的区分之下，仍存在着人性的共同基础：“每个阶级中都产生了一些人，他们生性好奇，想了解最优秀的自我应是怎样的，想弄清事物之本相，……总而言之，他们爱好的是追求完美。”{15}也就是说，在每个阶级的内部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异己分子，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不是阶级精神，而是普泛的符合理想的人性精神，是对人类完美的热爱，他们是超越阶级的。如同样是斯多亚派哲学家，奥勒留是皇帝，而爱比克泰德却是奴隶出身。
梁实秋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更准确地说是否认文学的本质是阶级性。从创作论角度，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能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份的，如莎士比亚的阶级性，并不能说明莎士比亚作品的全部意义。文学家在理性范围之内自由创作，忠于自己的理想与观察，所代表的是普遍的人性、一切人类的情思，文学家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从作家论立场，文学是极少数精英的创造产物，“真理不是人人能得随便窥探的，真理是隐藏的、玄奥的，非具有慧眼者，不能体会。诗人便是有些夙根的人，他能在森罗万象之中运思游意，他能在一件平凡庸琐的事里看出妙谛”{16}。文学家是天才的少数人，最优秀的人永远都“侪身于具有真知灼见的少数人行列”，伟大与平凡永远是有距离的，如叔本华所说：“伟大就是伟大，不凡就是不凡。”又如希腊人把人分三类：第一类是有见识的人；第二类是本身缺乏见识，但是有能力认识到他人见识的人；第三类是既没见识又没能力认识到见识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让人不快的事实是：属于第三类的人太多了”{17}。但这少数的文学天才，不是经济势力或社会地位所能左右的，无产者的阶级与有产者的阶级一样的会生出文学天才，也一样的会不常生出文学天才！贵族气息并不能减少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同样，平民气息也不能增高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是少数天才的创造产物，大多数人创造的通俗文艺就和冲淡了的酒似的，味道总是稀薄的。梁实秋以此否认无产阶级大众文学，客观地说梁实秋反对的是大多数文学，而并不否认无产阶级也可以产生出天才的文学家。从文学鉴赏角度，梁实秋也指出，能够鉴赏文学的人也是属于少数人的，大多数人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鉴赏文学是一种很稀有的幸福，但这具有鉴赏能力的少数人仍然与阶级无关，贫贱阶级与富贵阶级里都有少数的有文学品味的人，也都有一大半不能鉴赏文学的人。因此梁实秋断言文学与阶级性无关，更准确地说，梁实秋的观点是文学“带有”阶级性，而非“本质”是阶级性；人性“带着”阶级烙印，但可以“超越”阶级性。
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是兼顾阶级性的人性论者，但梁实秋在举起人性的旗帜与左翼文人、与鲁迅展开论争时早已有失偏颇，这也是梁实秋的局限。譬如，梁实秋曾明确地将人性主要规定为与兽性相对立的人的理性，文学就是表现这伟大人性的艺术；而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他又指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里梁实秋所强调的人性概念已从理性伦理的深层转向感性情绪的表层，已不再是人性中美好与光明一面，而只是人性中普通自我或是卑劣自我即动物属性的映射，人性的内涵和外延已扩大到本能、情感、兽性，包括美德，这就给他的人性说带来了理论上的缺陷，暴露了他对于人性在概念把握上的模糊和紊乱。梁实秋在1977年也坦承：“我对‘人性’解释不够清楚，自己的认识不够彻底，也都是事实。”
历史拉开一定的距离，经过必要的“沉淀”，就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梁实秋与鲁迅发生的激烈的论争，鲁梁文学见解的龃龉，除了意气之争，本来是多元价值的体现。鲁迅和梁实秋都否定把文学功用局限于做阶级斗争的工具，对当时文坛中左的空气也是一种针砭，是一种有益的纠偏；二人也共同完善了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思考。归纳起来，鲁迅认为文学的根本是阶级性，同时兼顾人性，而梁实秋认为文学的根本是人性，同时兼顾阶级性，二者都赞成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缺一不可。但到底对文学而言，人性是根本还是阶级性是根本？答案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对立，可以说，在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里，阶级性是根本，但在阶级矛盾不明显的社会里，人性即是根本。所以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鲁迅和梁实秋其实是“双赢”，但在那个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时代，在泛政治主义的中国社会，“梁鲁成为‘敌我’，实谓‘时代悲剧’”{18}。梁实秋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属于资产阶级右翼，“立场错了，全盘皆错”{19}。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认识和思考即使在“学理”方面有合理的成分，也不可能得到重视和认同。但令人欣喜的是，今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文学的人性和阶级性的认识和思考，鲁迅和梁实秋并不只是一种尖锐对立的牴牾，也是一种可贵有益的互补。任何思想文化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百家争鸣才是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石。
注释：
①② 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127页。
③④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204页。
⑤⑥ 鲁迅：《文学和出汗》，《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7、558页。
⑦ 梁实秋：《文学讲话》，《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页。
⑧罗钢：《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⑨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⑩ 梁实秋：《〈论文学〉序》，《梁实秋文集》第7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页。
{11} 王正良：《丈量古典——梁实秋的文学批评》，《雅舍的春华秋实——梁实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歌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12} 梁实秋：《文学的永久性》，《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页。
{13} 梁实秋：《现代文学论》，《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页。
{14} 梁实秋：《人性与阶级性》，《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15}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3页。
{16} 梁实秋：《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17} 欧文·白璧德：《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18} 何怀硕：《怅望千秋一洒泪》，《名人笔下的梁实秋，梁实秋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6页。
{19} 温儒敏：《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作者简介：马玉红，女，1968年生，河南淅川人，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西吉安，343009。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鲁迅；梁实秋；人性；阶级性；牴牾；互补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0）12－０101－０5
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在《晨报副镌》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圭臬，指责“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场“浪漫的混乱”，不符合理性的、常态的人性标准。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上发表了梁实秋撰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中梁实秋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的人性论观点。梁实秋又于1928年6月10日在《新月》第4期上发表《文学与革命》一文，进一步明确否定“革命文学”的存在，否定文学阶级性的存在。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6、7两期上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长篇论文，再一次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人性论观点，否认文学的阶级性。冯乃超于1930年2月10日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刊登在《拓荒者》第1卷第2期上，并第一次把梁实秋称作“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奋起参加论战，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艺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拉开了鲁梁关于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论战。现在我们抛开鲁迅、梁实秋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论战恩怨，消解论争火药味，心平气和比较研究二位大师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就可以看出鲁迅和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其实并不只是一种尖锐对立的牴牾，也是一种可贵有益的互补，他们共同完善了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这一历史命题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深刻思考。
人性与阶级性问题，历来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大致而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学术界、文学界认为人类有共同人性的说法占绝对统治地位，并以此贬斥和否定阶级性观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学术界、文学界认为人类是分阶级的，只有不同的阶级性的一派异军突起，并以此贬斥和否定有共同人性的说法。两种观点之间，长期地经常性地发生激烈的论争、论战——这一方攻击那方为资产阶级人性论；那一方攻击这一方为机械的阶级论，火药味很浓厚，极端化色彩也很浓厚。鲁迅于1927-1930年间，在几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这方面的观点。当时文学界的情形是：异军突起的创造社认定“五四”的“文学革命”已经落伍于时代，必须进入“革命文学”阶段，于是提出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独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批判新月派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也批判鲁迅，称鲁迅为“时代的落伍者”， “死去了的阿Q时代”， “死去了的鲁迅”。新月派这批欧美文化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围攻创造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反对创造社大力提倡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倡导永恒不变的普遍人性。鲁迅是兼容（或说兼顾）人性的阶级论者，所以既批判了梁实秋的永恒不变的普遍人性的观点，也对创造社的机械的绝对的阶级论观点有所批评。
鲁迅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三篇文章中。
《文学的阶级性》虽只七百字左右，系与恺良的通信，却相当清楚和完备地展示了鲁迅在人性与阶级性上的理论观点，及其形成之原因。一方面，鲁迅不同意“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便成为“只有”阶级性和“全然缺少”人性，“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①。这是反对主张阶级性过头，以阶级性完全取消人性的机械论观点，另一方面，鲁迅也不同意恺良来信中关于“吃饭睡觉”是人类共同的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观点。并认为与“脱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②。这是反对主张人性过头、认为人性中完全“不带阶级性”的唯心主义观点。在此基础上，鲁迅提出了自己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的观点：阶级性是根本，但人性也存在（针对第一种机械论观点）；人性是“超乎阶级”的，但具体人身上的人性表现除了“超乎阶级”的一面，也有“带着阶级性”的一面。因为每个具体人身上的“性格感情”等人性部分，也“都受‘支配于经济’”，但又必须把握界限：“是‘都带’，而非‘只有’”（针对第二种唯心主义观点和第一种机械论观点）。据此，鲁迅表示不相信根本拒斥阶级性的人性论者，能成为“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只讲阶级性而根本拒斥人性的论者，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学者”。证之以鲁迅小说的代表作《阿Q正传》，与鲁迅上述观点契合：我们看到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确有阿Q这个流浪雇农的阶级性特征，但同时又有丰厚的人性内涵，而不同阶级、阶层人物身上的精神胜利法这一人性弱点，在共同性之中又带有各自的阶级性、阶层性，但也只是“带有”各自的阶级性，而非“只有”各自的阶级性。即异中有同，同中又有异。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后半篇反驳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梁实秋该文的结论是：文学根本没有什么阶级性，只有人性，世界上虽然有资产者和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给了他们”，激发他们联合起来进行斗争。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③而对人民大众进行包括这方面内容在内的启蒙教育，正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职责。具体到文学问题上，梁实秋提出了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就是“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而与阶级性无关。鲁迅说：“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并针对梁实秋的上述论点论据接着写了人们经常引用的以下一段名文予以驳斥：“‘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④但过去人们频繁地引用这段话，都认为它证明了鲁迅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说明了鲁迅的“坚定”。其实是有意无意地曲解这段话为己所用。这段话与前面分析过的鲁迅的《文学的阶级性》一样，说明鲁迅是阶级论者，但又是兼容了人性的阶级论者。穷人与开交易所的资本家都会有懊恼（共同的人性），但懊恼的具体情形是不可能一样的（共同人性中又带有阶级性特征）；煤油大王与捡煤渣的老婆子都会有酸辛，但酸辛的具体情形是不可能一样的；饥区的灾民与阔人的老太爷都会爱美，但爱美的个体情形是不可能一样的；焦大与林黛玉都会有理想伴侣的向往，但理想伴侣的具体情形是不可能一样的。这样来解读这段话，才更近于鲁迅的原意。
《文学和出汗》首先从历时性的角度指出：“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⑤因为在人类存在的几十万年中，不存在超时代的永远不变的人性。其次从共时性的角度，鲁迅指出：以被某些人认作“永久不变的人性”的出汗为例，“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⑥。就在相同之中又带有不同了。出汗这种生物性现象都如此，何况其他社会性现象。要写出永久不变的人性，也是难矣哉。鲁迅的批判不可谓不犀利、深刻，可以说从某一方面牵住了梁实秋的“牛鼻”，抓住了要害。
对于鲁迅这位兼容人性的阶级论者，应如何评价呢？应该说鲁迅在人性与阶级性的理解上，是达到了相当高度的。鲁迅关于在阶级性之外仍存在共同人性（异中有同），共同的人性中自然“并非‘只有’”阶级性，但又“都带”各自阶级性的某种印记（同中有异）的观点，是比较科学的论述。但是鲁迅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是否就成为至论、定论，别人和后人都不必再研究，也不应该再研究，真理到此为止呢？鲁迅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历史中间物”观念，最早见之于他的《写在〈坟〉后面》：”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多少有些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鲁迅认为，任何人上至伟人下至平民，虽然级量不同，但无例外，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进化的无限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历史中间物”。作为“历史中间物”，谁也无权自我膨胀，似乎天地之大舍我其谁，谁都只是无限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无限的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链；谁也不必自卑，而应该自励，在自己的那一环上为人类进步、历史前进做出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后人的贡献。鲁迅就是这样对待自己这个“历史中间物”的，就以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探讨来说，鲁迅的观点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是很有生命力的，这就非常难得。但是，人性与阶级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深奥的问题，别人完全有可能从另外角度作不同的思考和补充，可以说，在鲁梁论战中处于“劣势”的梁实秋对人性和阶级性的思考同样也在历史的链条上，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
梁实秋的人性说并不等同于一般所说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性论”，而是蹈袭了以亚里士多德为源头，以阿诺德为活水，以白璧德为标志的人文主义的“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性论”，肯定人的感情欲求与自然本性的善良合理性，即所谓“自然人性论”， “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呼唤人的觉醒、个性的解放，当时普遍理解与接受的人性论就是这种由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性论，梁实秋人文主义的人性论则有异于此。1924年梁实秋在哈佛师从白璧德，开始以“人性”作为自己一生奉行不悖的人生哲学、文艺思想的核心枢纽。“所谓‘人性’是什么呢？一方面，人性乃所以异于兽性。……人本来是兽，所以人常有兽性的行为。但是人不仅是兽还时常是人，所以也常能表现比兽高明的地方。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在另一方面，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⑦，梁实秋的这一人性观实则体现为一种实践伦理人性，包涵一个人理性中的人伦天常，自觉向善、向上的天性，也就是人类经过长久的历史淘洗、沉淀而积累下来的普遍的、健康的做人准则，亦即永恒人类精神所包含的质素，也即一种区别于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的发扬光大。罗钢在《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⑧一文里指出，梁实秋的人性论有三层重要观念：一是人性是二元的，一方是以情感为代表的“需要被控制的自我”，一方是以理性为代表的“施加控制的自我”；二是理性要节制情感；三是理性是人性的中心。简而言之，梁实秋所倡导的人性就是具有伦理理性制裁的较高的道德中心。“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包括的是几样成分），惟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⑨，也就是说，人性是从自然境界挣扎出来以达于理性的境界，理性即是一种内在的控制力，一种更高的意志力。梁实秋进而阐述：“所谓人性，究何所指？圆颅方趾皆谓之人，人人皆有人性……人虽然有若干的兽性，还有一些不同于兽性者在。‘高贵的野蛮人’其实不见得怎样高贵，在纯自然境界中的人比禽兽高贵不了多少。人在超越了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⑩ 梁实秋的人性观按照台湾学者王正良的说法，即“‘梁氏古典’可以单纯定义出理性、道德、均衡与健康等至上的标准”{11}。
可以看到，梁实秋的人性观真诚回应人类永恒的理性伦理思想，因看清了常态、健康、普遍、和谐的人类精神之美而具有一种飘逸、澄澈和光彩，时至今日仍具有指导人生向上向善的积极作用。梁实秋指出：“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之描写”。伟大的文学家能洞悉人生的奥妙，能彻悟人性之最基本的所在，如但丁的《神曲》、密尔顿的《失乐园》、莎士比亚的悲剧、曹雪芹的《红楼梦》，哪一部不是根植于人性的永恒，呕心沥血举毕生之力来创造的？伟大的文学表现的就是这种固定、常态、普遍、不分古今中外的人性。喜怒哀乐之情，仁义礼智信的美德，不分古今，无间中外，永远不变。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的经典作品拿来细心地、虚心地阅读，我们还能深切地浓烈地受感动，于掩卷之后仍能低徊思索，其中情节风调仍盘桓于心头脑际而不即消灭，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之基础。譬如爱情，从《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至于现代情诗，其所表现的依然是爱情这一件事；阿伯拉与哀绿绮斯八百年前的情书至今仍然令人感动，一百年前的爱情和一百年后的爱情不会变成两样。“人性是不变的，情感是没有新旧的，文学是有永久性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12}，梁实秋同时又指出：“喜怒哀乐之情是亘古不变的，其方式自有变化，其本质却是固定不移的。”{13}这就可以理解鲁迅所批驳的“‘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其实就是针对本质与方式两种层面，鲁迅与梁实秋强调的视角不同。
坚持文学的人性论观点，梁实秋坚决反对文学乃阶级的产物，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不能成立的概念。因为文学不是隶属于某个阶级的，文学的对象是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的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可以看到，梁实秋认为文学“可以”有阶级性，但“不必”有阶级性，也就是文学的阶级性不是“必须”的，不是文学的“本质”。就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而言，梁实秋的观点概而言之是兼顾“阶级性”的“人性”论者，“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14}。也就是说，人性是本质，阶级性只是表象，人性是可以超越阶级的。人性从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在不同种族、教养、时代和环境中的人们存在着跨越时空的相似性和亲和力，这种人性的交融恰恰说明人性在内质的统一。从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从人性上论，根本上没有多大分别。在社会阶级的区分之下，仍存在着人性的共同基础：“每个阶级中都产生了一些人，他们生性好奇，想了解最优秀的自我应是怎样的，想弄清事物之本相，……总而言之，他们爱好的是追求完美。”{15}也就是说，在每个阶级的内部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异己分子，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不是阶级精神，而是普泛的符合理想的人性精神，是对人类完美的热爱，他们是超越阶级的。如同样是斯多亚派哲学家，奥勒留是皇帝，而爱比克泰德却是奴隶出身。
梁实秋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更准确地说是否认文学的本质是阶级性。从创作论角度，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能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份的，如莎士比亚的阶级性，并不能说明莎士比亚作品的全部意义。文学家在理性范围之内自由创作，忠于自己的理想与观察，所代表的是普遍的人性、一切人类的情思，文学家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从作家论立场，文学是极少数精英的创造产物，“真理不是人人能得随便窥探的，真理是隐藏的、玄奥的，非具有慧眼者，不能体会。诗人便是有些夙根的人，他能在森罗万象之中运思游意，他能在一件平凡庸琐的事里看出妙谛”{16}。文学家是天才的少数人，最优秀的人永远都“侪身于具有真知灼见的少数人行列”，伟大与平凡永远是有距离的，如叔本华所说：“伟大就是伟大，不凡就是不凡。”又如希腊人把人分三类：第一类是有见识的人；第二类是本身缺乏见识，但是有能力认识到他人见识的人；第三类是既没见识又没能力认识到见识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让人不快的事实是：属于第三类的人太多了”{17}。但这少数的文学天才，不是经济势力或社会地位所能左右的，无产者的阶级与有产者的阶级一样的会生出文学天才，也一样的会不常生出文学天才！贵族气息并不能减少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同样，平民气息也不能增高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是少数天才的创造产物，大多数人创造的通俗文艺就和冲淡了的酒似的，味道总是稀薄的。梁实秋以此否认无产阶级大众文学，客观地说梁实秋反对的是大多数文学，而并不否认无产阶级也可以产生出天才的文学家。从文学鉴赏角度，梁实秋也指出，能够鉴赏文学的人也是属于少数人的，大多数人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鉴赏文学是一种很稀有的幸福，但这具有鉴赏能力的少数人仍然与阶级无关，贫贱阶级与富贵阶级里都有少数的有文学品味的人，也都有一大半不能鉴赏文学的人。因此梁实秋断言文学与阶级性无关，更准确地说，梁实秋的观点是文学“带有”阶级性，而非“本质”是阶级性；人性“带着”阶级烙印，但可以“超越”阶级性。
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是兼顾阶级性的人性论者，但梁实秋在举起人性的旗帜与左翼文人、与鲁迅展开论争时早已有失偏颇，这也是梁实秋的局限。譬如，梁实秋曾明确地将人性主要规定为与兽性相对立的人的理性，文学就是表现这伟大人性的艺术；而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他又指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里梁实秋所强调的人性概念已从理性伦理的深层转向感性情绪的表层，已不再是人性中美好与光明一面，而只是人性中普通自我或是卑劣自我即动物属性的映射，人性的内涵和外延已扩大到本能、情感、兽性，包括美德，这就给他的人性说带来了理论上的缺陷，暴露了他对于人性在概念把握上的模糊和紊乱。梁实秋在1977年也坦承：“我对‘人性’解释不够清楚，自己的认识不够彻底，也都是事实。”
历史拉开一定的距离，经过必要的“沉淀”，就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梁实秋与鲁迅发生的激烈的论争，鲁梁文学见解的龃龉，除了意气之争，本来是多元价值的体现。鲁迅和梁实秋都否定把文学功用局限于做阶级斗争的工具，对当时文坛中左的空气也是一种针砭，是一种有益的纠偏；二人也共同完善了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思考。归纳起来，鲁迅认为文学的根本是阶级性，同时兼顾人性，而梁实秋认为文学的根本是人性，同时兼顾阶级性，二者都赞成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缺一不可。但到底对文学而言，人性是根本还是阶级性是根本？答案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对立，可以说，在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里，阶级性是根本，但在阶级矛盾不明显的社会里，人性即是根本。所以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鲁迅和梁实秋其实是“双赢”，但在那个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时代，在泛政治主义的中国社会，“梁鲁成为‘敌我’，实谓‘时代悲剧’”{18}。梁实秋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属于资产阶级右翼，“立场错了，全盘皆错”{19}。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认识和思考即使在“学理”方面有合理的成分，也不可能得到重视和认同。但令人欣喜的是，今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文学的人性和阶级性的认识和思考，鲁迅和梁实秋并不只是一种尖锐对立的牴牾，也是一种可贵有益的互补。任何思想文化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百家争鸣才是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石。
注释：
①② 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127页。
③④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204页。
⑤⑥ 鲁迅：《文学和出汗》，《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7、558页。
⑦ 梁实秋：《文学讲话》，《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页。
⑧罗钢：《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⑨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⑩ 梁实秋：《〈论文学〉序》，《梁实秋文集》第7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页。
{11} 王正良：《丈量古典——梁实秋的文学批评》，《雅舍的春华秋实——梁实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歌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12} 梁实秋：《文学的永久性》，《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页。
{13} 梁实秋：《现代文学论》，《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页。
{14} 梁实秋：《人性与阶级性》，《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15}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3页。
{16} 梁实秋：《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17} 欧文·白璧德：《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18} 何怀硕：《怅望千秋一洒泪》，《名人笔下的梁实秋，梁实秋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6页。
{19} 温儒敏：《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作者简介：马玉红，女，1968年生，河南淅川人，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西吉安，343009。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