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通过官僚阶层去世袭化、其他社会阶层去大工商化措施,中国社会结构逐渐由先秦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充分、自由发展向官—民二重结构简约化转变。在相对封闭、缺乏周边国家竞争的背景下,官—民结构的变迁就成为秦汉至晚清期间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主要格局。官—民之间的合作与不合作动态博弈尽管存在多个均衡,但在多数时间均衡解的显示路径上,官—民双方选择合作。官—民博弈之所以不断出现不合作下的朝代更替,很大程度上是超越"官逼民反"的逻辑,受制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赋税悖论。新朝代尽管对社会结构更替的因素进行某些有针对性地修正,但只要经济基础仍以农业为主的条件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官不管如何改进与民的战略,也难以克服特定时间、某些意外性大规模支出引致的赋税悖论,就可能断送官—民博弈中的合作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