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明说话的时候有个习惯，喜欢把右手的中指用力挺着。但注意，他既不将它向上竖直，也没有任何指向，仅仅是伸着。小幅度地上下晃动，跟许多人表达想法时习惯打手势是一个意思——即，没什么意思。
　　他有时候喝多了会强调自己其实“挺虚无”的，属于“没什么意思”的一類人，但在我看来，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农村青年，并不文艺，也不世俗。他出没于京城文化圈，广交朋友，过度随和，酒后喧闹。都是一种深度自我保护的行为。他很孤独。
　　我和赵志明最早认识是在南京。2004年的某天，我请一帮朋友在中央门附近的湘菜馆吃饭。那天人很多，喝了好多酒，赵志明是中途到的，穿着运动套装，像是从足球场赶来的，一打招呼，他咧嘴一笑，缺掉的门牙洞就暴露了出来。后一次是他要去北京了，有天深夜，另一位朋友打电话把我叫出去，三人在马台街的一家馆子里喝酒。本来是要给他送行，结果最后反而是我喝多了，出来后在路边狂吐。第二天酒醒后很是懊悔，觉得失态，毕竟那时跟他并不太熟。一年后我也去了北京，在落脚之前问赵志明借了一千块钱。有了这层关系，我和他之间的走动开始频繁起来，以至于逐渐亲密。在北京的前几年，赵志明一直充当着哥哥的角色。除了正常的喝酒，逢节假日他都会召集大伙儿见面吃饭，而且几乎每次都要抢着付钱。那时候，他就像我们共同的父母。想方设法让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招牌性地腼腆一笑.叫唤着让服务员不断上啤酒。
　　有年夏天，我跟他还有一群写作上的朋友经常在西坝河的一家粥店喝扎啤。我们呆在户外，辩论所谓文学问题，忍受蚊虫叮咬，直至深夜。彼时的我年少稚嫩又执拗不通，讨论的时候常常情绪激烈，言辞发很，好几次，被逼急了我会说些刻薄伤人的话，现在回想起来仍觉愧疚。或许是见我态度还算真诚，赵志明不会放在心上，通常给予包容与奉陪。那是一段既贫穷又愉悦的日子。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在簋街吃饭，这时女友来电话，不知为何，我和她在电话里大吵起来，放了狠话说要分手。挂了电话回到座位，当着众人的面我懦弱地哭了起来，坐在旁边的赵志明见状一把将我的头揽了过去，也跟着哭了起来。我们就这样头顶着头流着泪，如同一对兵荒马乱年代刚死了双亲还不知明天在何处的难兄难弟。
　　后来，大家都相继搬离了西坝河，匿身北京的南北西东。赵志明有篇小说叫《四方城》，写的就是这座大都市四个方位的一些朋友。的确，北京太大，每当想起出门一聚就要耗费巨额时间在路上。便顿时失去了拔腿的动力。在这相对离散的几年里，赵志明和别人合伙办了公司，各方原因最终分崩离析，事业降到了低谷，见面次数不断减少，而每次见面他部显得很疲惫，又始终表示自己挺好。
　　有的朋友却不这么看.他们对赵志明说，朋友，兄弟，你不适合在北京混，你回南京吧，去教书，去写作。生儿育女，老死家乡。或许他们说得对，但我却不知为何有些受不了。跟他们争执。我的立场是，赵志明说自己挺好那就挺好，多谈无益，你们又帮不上，闷声喝酒也是快事。事后一想，又对自己的说辞咬牙切齿。当时赵志明就坐在旁边，而大家却自以为是地“站在朋友立场”为他说话，一点不顾及他的感受。
　　再后来，赵志明辞了职，终于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上来。很快，凭借着小说上的天赋，他出了书，得了华语传媒文学新人奖，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小说家。虽然同在北京，但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有时候甚至一年也不见几回。我们在一个微信群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极少对话。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却再也找不到能引起双方兴趣的话题。
　　不久前，赵志明与女友修成正果，在北京草场地艺术街区某饭店请大家喝喜酒。当我再次见到身着西服、身材矮壮的赵志明时，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十多年了，像我和赵志明这类人从全国各地汇聚到了北京这个有些魔幻色彩的城市，由最初干净、简单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如今携家带口的世俗分子，很难说这不是一种梦想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