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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藏干部队伍的作风与能力素质建设是衡量党在西藏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西藏干部队伍建设应坚持如下维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前提；抓好理想信念教育，牢固树立西藏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抓好党的纪律作风建设，提高西藏干部队伍的自身素质；引导党员干部创新工作方法，提升西藏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效率；完善制度建设，使西藏干部接受刚性约束和监督。
关键词：党的建设；西藏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能力素质建设；自我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 D26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6-0024-06
一、加强西藏干部队伍作风和能力素质建设的必要性
（一）加强干部作风和能力素质建设是解决西藏现实问题的需要
西藏自治区也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必须科学认识和准确理解西藏关乎祖国边疆安全和国家稳定的重大战略地位；必须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西藏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机遇期；必须清醒认识和全面把握十四世达赖喇嘛妄图恢复农奴制而策动分裂祖国的本质；必须清醒认识和全面把握西方敌对势力以西藏为突破口的“西化”“分化”图谋。西藏作为特殊省区有着特殊区情。因此，党需要提高维护西藏执政安全和实现长足发展的能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需要强化西藏地方党组织建设，还需要西藏领导干部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培养具备“干成事”的本领，从而不断提高党在西藏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也需要西藏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切实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努力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着力提高自身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增强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以及提升依法执政的能力。
西藏干部队伍出现的“四风问题”和腐败问题不容忽视。虽然西藏具有特殊区情，但是在“四风问题”及腐败问题处置上并无特殊之处。在2015年1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接受访谈时披露：“西藏自治区已经查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19件，处分20人”，并表示西藏的“反腐内容包括反分裂斗争的内容，将严厉查处那些民族观不正确、暗地里信仰宗教和追随达赖集团的官员”[1]。2016年以来，西藏区纪委先后19次通报了违反“八项规定”共计29起，包括公款消费、公车私用、利用办升学宴敛财以及贪污、挪用惠民资金等[2]。并依据党纪法规给予了36名违纪干部相应的处罚，其中藏族干部近三分之二。从通报内容可以发现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集中发生在基层，凸显出“苍蝇式腐败”。一方面，西藏干部队伍中以藏族干部为主体，自身行为和思想易受到来自家庭信教的环境影响，而且自身对宗教有情感，导致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弱化或动摇；另一方面，西藏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市场经济正快速发展，理性经济个人的价值追求也正消解着西藏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因而西藏干部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试着从自我发展能力视角提出与探讨西藏干部队伍的作风和能力素质建设的相关对策。
（二）加强干部作风和能力素质建设是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需要
1.自我发展能力与西藏自我发展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是经济学术语，是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概念。“自我发展能力”是相较于系统发展依靠“输血”而提出的概念，强调系统自身依靠自己的力量促进自身的发展，实现“造血”。 一方面依靠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另一方面系统不排斥外部力量推動自身发展。它有四个特点：第一，自主性。它分为自生性和主动性。前者强调主体的作用，即依靠内部动力促进个人的发展；后者为主观能动性，即拓展个人能力。第二，过程性。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循序渐进、逐步提升。第三，兼容性。自我发展能力为满足自身需要不排除利用外部资源而将外力转化为内力。第四，内生性。自我发展能力主体依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和创新，使能力结构升级和完善。它的运作逻辑是通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作、共同作用，实现优化结构的目标，进而产生促进系统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动力[3]。
关于“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定义，贺新元《西藏自我发展能力诌议》（2010）一文首先对此概念作了基本界定，随后研究成果中关于“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的表述都与此相似或暗含相近的内容①。学者贺新元从两个层面对此概念作出了探析：一方面“西藏自我发展能力是永续发展基本保障”，“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另一方面，“西藏自我发展能力主要是指区域性自我发展能力”，依靠自身和使用外力推动，即“西藏依托自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两方面结合。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内容“可具体细化为经济发展能力、党在西藏的执政能力、党在西藏科学化水平”，等等。“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基层组织、党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西藏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提高党在西藏的执政能力， 提高党在西藏建设的科学化水平”[4]是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
2.干部队伍建设对西藏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
目前，西藏干部队伍中由援藏干部、长期在藏干部和本土干部三部分组成。本文试着从方法论意义上将经济学中的自我发展能力引入西藏长期在藏干部和本土干部的队伍建设之中。虽然贺新元在《西藏自我发展能力诌议》中提出的“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西藏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途径之一，但是未给出学理依据作支撑。而问题恰恰是应从学理层面上来回答西藏自我发展能力和西藏干部队伍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具体而言：第一，西藏干部队伍是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实践主体。朱凯、姚译虹[5]《对自我发展能力理论的规范性研究》一文中将自我发展能力的实践主体分为五大类，即“个人”“企业”“市场”“产业”及“区域”。依照自我发展能力所涉及主体来定义，其内涵自然存在着差别。从其“个人”主体定义来看，它旨在强调“个人进行能动创造活动所必须的能力”，创造活动是为发展，“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契合。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党的追求价值目标，自然规定了干部队伍以何种能力素质来促进实现价值目标。从这一个角度而言，干部也需要具备“个人”规定的能力素质，所以干部属于“个人”范畴。 第二，干部队伍是党的决议或政策的实践主体。“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了”，党的整体意志是靠党的各层级组织逐级往下推进的，推进过程中它又是依靠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党的整体意志实际上依靠干部队伍推进实现的。干部队伍实践决议或政策程度和绩效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因此，干部队伍的作风和能力素质差异影响着党的意志的实现程度。
第三，西藏干部队伍建设将促进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不断地推动着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其中，干部队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行为主体。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一批共产主义干部。因为，党员干部比群众更能洞察社会发展规律，能带领群众向社会变革的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干部队伍的作风和能力素质的提高意味着干部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进而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经济与社会进步。
所以，西藏干部队伍建设能够促进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其中作风和能力素质决定着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程度。换言之，党的领导与西藏干部的理想信念、纪律作风、工作方法、制度保障等共同构成了西藏干部自我发展能力的系统。
二、西藏干部队伍建设的维度分析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前提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保证。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习近平认为，“西藏工作关乎国家大局”，“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6]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和平解放时期、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7]。和平解放时期：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然而在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动上层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并在拉萨发动全面叛乱。同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要求在平息叛乱的战斗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度。然而在1951至1959年这八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封建农奴制度并存，西藏人民由此“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在八年期间，西藏人民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切实在为人民谋利益，同时更加看清楚了封建农奴制腐朽、反动、黑暗以及残酷剥削的真面目。因此，西藏人民经过比较，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时期：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农奴主的经济特权和宗教特权随之而灭失，使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翻身作主，这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条件。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实行“稳定发展”方针。1965年9月西藏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西藏自治区，选举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藏自治区成立后，有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了自治区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此，西藏人民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走上了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来，历经五次中央西藏座谈会工作部署，西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攀升。比如，“西藏生产总值由1965年的3.2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920.8亿元，增长281倍。”“‘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萨市连续5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8]
历史和现实证明，西藏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建起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型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的社会结构，使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也明确提出，截至2020年西藏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藏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将取决于建设西藏的广大干部的作风和能力素质。我们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配优秀的人才担任西藏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重视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下西藏地区发展稳定的干部队伍，并以此来推动西藏自我发展，进而提高党在西藏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二）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是首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内在性规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是一个党员干部的动力和目标。一旦丧失了理想信念，那么就会迷失方向，工作受挫直至堕落，甚至把党的事业引向失败。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9]。有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暗地信仰宗教，根本原因是其理想信念出现了问题。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是一项重要政治纪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成人员必然信仰马克思主义。1982年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都规定了“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及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都严明了此项规定。如果允许西藏党员干部信教，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后果是西藏党员干部思想将进入混乱状态，必将削弱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分裂势力的斗争力量。
着力抓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要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包括必须加强党的宗旨教育、纪律作风教育、廉政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還要加大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教育的力度，使其牢固树立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信念，引导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利益观、权力观、民族观、宗教观等；另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教育，同时加大经济、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教育力度，从而使西藏党员干部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做到在思想上与宗教信仰划清界限，遵守“共产党员干部不得信仰宗教”的原则，更加自觉地坚定反对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政治立场，从而提升维护西藏稳定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能力。 （三）严肃纪律作风是基本底线
党的纪律和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党自身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面向未来，我们党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习近平要求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及“两学一做”都是着眼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为党培养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干部队伍。
纪律是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纪律应该被称之为在可以标明一些人当中”“一个命令能够得到……听从”[10]。实践中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纪律是通过《党章》以及组织机构体现出来的。习近平曾指出当前党员干部的违纪现象，如“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在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等重大问题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干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1]133。任何党组织及党员干部个人，在党的纪律面前都无特殊性，即“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11]134。
首要的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党的政治纪律是最首要、最核心的纪律，是我们党全部纪律的基础和维护中央权威的基础。而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是政治纪律的核心。西藏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区干部总量的70%以上”[8]，然而有的少数民族干部却不能抵制亲人或朋友的信教影响，其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发生动摇，更有甚者忽视党的组织纪律，暗地信教甚至追随达赖。西藏地方纪检机构出台了15项规则加以制约和监督，其内容包含了三个方面[1]：第一，理想信念方面。在《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中明确回答了缘何党员干部不能信教的问题。要“严查信仰不坚定、明里不信教暗里信教”等现象。第二，党性原则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两面人”、立场动摇的须严惩。如“严查追随十四世达赖集团、出境朝拜十四世达赖、参加‘法会’、听取讲经、送亲属子女到十四世达赖集团开办的学校上学的党员干部。”第三，政治规矩方面。党员干部要对党绝对忠诚，遵守《党章》，维护党的权威和形象。将“严查参加非法组织、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言论的党员干部”。
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为官不正”“为官乱为”“为官不为”的作风问题以及公权私用甚至走向腐败犯罪等现象频繁发生。因此，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建设成为党建的重要方面。习近平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12]十八大以来，党提出围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召开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着力解决新形势下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提高党员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继而以出台的“八项规定”来限制特权，通过规定“三严三实”解决用权的内在基础，开展的“两学一做”塑造党员干部，以解决新形势下为官出现的作风问题和权力滥用现象，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西藏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可从三方面着手：第一，要遵守党中央的“八项规定”，严格按照“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的规定，强化自我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党性和提高纪律意识，践行党的宗旨理念和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第二，要提高服务大局意识、推动科学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协调各方关系，增强维护西藏社会稳定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第三，要提升在藏汉族干部的藏语言能力，既能听懂藏话又能说藏语，以便与农牧区的群众交流。同时收集和整理寺庙僧侣、农牧区群众的民意，研究并形成方案，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引导创新工作方法是重要武器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以不同形式呈现并贯穿于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路线包括观点和方法论，归结起来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践行群众路线首要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13]。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内核是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党员干部工作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信念，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并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第二，践行群众路线的方法论是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是一项基本功，练好这基本功具有现实意义。党员干部要用真心换真情，与群众交朋友，从而与群众保持密切关系，这有利于提高党的威信和使群众彻底贯彻党的政策或规定。第三，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政治技术。密切联系群众是一个认识与实践互动的过程：收集民情民意——化为决议或决策——群众执行。党员干部的調查研究能力关乎党的政策科学制定。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14]。所以调查研究能力是党员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群众工作主要来自如下挑战：西藏位于祖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广大农牧民群众仍然信奉佛教，这为达赖分裂势力渗透提供了可能；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达赖分裂势力来遏制中国发展。所以，西藏干部与群众保持亲密联系势必要求西藏干部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创新工作方法。第一，创新工作方法的前提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自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我们党认识、解释和成功改造现实世界的有力工具。通过此方法论，结合国际国内变化来研判西藏的变化发展形势，科学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能解决好和维护好农牧民群众困难和利益，消弭农牧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第二，创新工作方法的原则是要形成法治思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藏”重大原则。西藏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始终要坚持法治思维，换言之，西藏发展成果是为了群众而不是迁就群众。要教育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表达利益诉求。同时，涉及民族宗教等敏感性、复杂性问题时，始终做到坚持以法解决。第三，创新工作方法的归属始终要践行群众路线。党与群众的关系体现在党员干部与群众关系上。西藏强基惠民活动选派干部驻村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方式，它能起着获取群众信任和支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作用。所以在驻村实践中，贯彻党惠民政策要不断创新联系群众的形式，要与农牧民群众交朋友，增进感情，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五）建立健全教育培训管理制度是根本举措
党员干部队伍制度化建设旨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实处。邓小平指出：“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可见，制度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法律法规之外是非正式制度，之内是正式制度。十八大以来党修订或制定了系列的规定、准则及办法等，完善了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了新形势下约束党员干部的正式制度。在实践中使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为受到刚性约束和监督，有利于牢固树立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其中，量化考核是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它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作风建设、工作方法等方面提供制度性保障。因此，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体系是西藏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化实践的一种必然途径。
第一，探索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教育管理创新形式。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教育培训方式上，采用“互联网+理想信念教育”方式，利用微信手机客户端等自媒体等。二是考评机制上实行积分制，党员干部参与学习培训中留言讨论、递交心得体会、参加相关考试等，由相关单位负责打分，并积分建档。三是考核机制上，要定期对理想信念教育学习培训情况进行积分考核。如果学习培训积分不够，或者考核不合格就予以通报批评，同时将其作为选拔任用的参考依据。第二，完善培养党员干部工作能力机制体系。工作态度和能力是衡量践行理想信念的一个重要标准。党员干部需要提高工作能力以适应新变化，促进自身更好地贯彻党的决策或决议。所以完善党员干部工作能力体系，要构建提高工作能力机制体系。比如，构建在藏汉族干部听说藏语的培训制度，并把它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考核依据。再比如，构建调查研究的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地为决策做好准备工作。第三，建立健全党员干部问责制。问责制是党员干部践行理想信念的动力，也是制度运行的有效保障。党员干部违纪违规行为必须受到党内法规的惩处，使之严守党的纪律和规定，心系群众，敬畏权力，做到权为人民，紧密联系群众，做好为农牧民群众服务的工作。
三、结语
干部队伍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但是其根本性质是由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先进性，决定了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所以强化干部队伍建设是做好西藏工作的必然选择。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关系到党的整体意志和决策实现程度。西藏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党员干部作为自我发展能力的实践主体，势必对其素质和能力提出新的实践要求和规定。基于此，本文从五个方面旨在探讨构建一支适应转型期的西藏干部队伍建设，提升西藏的自我发展能力。首先，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西藏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组织保障”[16]。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个根本前提下，将以作风为核心要素的内部系统和以能力素质为核心要素的外部系统进行划分，以便从内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从外加强党的纪律作风建设，引导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能力，最终形成制度性保障。其次，内外两部系统相互作用，构成自我发展能力系统，提高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从而促进西藏经济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使命和目标提供有力的干部队伍的保障。
注释：
（1）定义同质或者以同质观点论述。如：王文令.增强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途径探析[J].西藏发展论坛，2012年第3期：47-51；李海红，张剑.西藏自我发展能力评价体系构建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3年第 6 期：16-22；薛剑符，周雪林.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逻辑解读[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4 年第 1 期：47-51；吕翠苹，秦君玲.西藏自我发展能力实证分析——以日喀则市为例[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4期：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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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西藏日报，2012-11-19（01）.
[10][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3-134.
[12]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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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党的建设；西藏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能力素质建设；自我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 D26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6-0024-06
一、加强西藏干部队伍作风和能力素质建设的必要性
（一）加强干部作风和能力素质建设是解决西藏现实问题的需要
西藏自治区也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必须科学认识和准确理解西藏关乎祖国边疆安全和国家稳定的重大战略地位；必须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西藏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机遇期；必须清醒认识和全面把握十四世达赖喇嘛妄图恢复农奴制而策动分裂祖国的本质；必须清醒认识和全面把握西方敌对势力以西藏为突破口的“西化”“分化”图谋。西藏作为特殊省区有着特殊区情。因此，党需要提高维护西藏执政安全和实现长足发展的能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需要强化西藏地方党组织建设，还需要西藏领导干部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培养具备“干成事”的本领，从而不断提高党在西藏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也需要西藏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切实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努力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着力提高自身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增强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以及提升依法执政的能力。
西藏干部队伍出现的“四风问题”和腐败问题不容忽视。虽然西藏具有特殊区情，但是在“四风问题”及腐败问题处置上并无特殊之处。在2015年1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接受访谈时披露：“西藏自治区已经查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19件，处分20人”，并表示西藏的“反腐内容包括反分裂斗争的内容，将严厉查处那些民族观不正确、暗地里信仰宗教和追随达赖集团的官员”[1]。2016年以来，西藏区纪委先后19次通报了违反“八项规定”共计29起，包括公款消费、公车私用、利用办升学宴敛财以及贪污、挪用惠民资金等[2]。并依据党纪法规给予了36名违纪干部相应的处罚，其中藏族干部近三分之二。从通报内容可以发现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集中发生在基层，凸显出“苍蝇式腐败”。一方面，西藏干部队伍中以藏族干部为主体，自身行为和思想易受到来自家庭信教的环境影响，而且自身对宗教有情感，导致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弱化或动摇；另一方面，西藏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市场经济正快速发展，理性经济个人的价值追求也正消解着西藏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因而西藏干部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试着从自我发展能力视角提出与探讨西藏干部队伍的作风和能力素质建设的相关对策。
（二）加强干部作风和能力素质建设是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需要
1.自我发展能力与西藏自我发展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是经济学术语，是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概念。“自我发展能力”是相较于系统发展依靠“输血”而提出的概念，强调系统自身依靠自己的力量促进自身的发展，实现“造血”。 一方面依靠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另一方面系统不排斥外部力量推動自身发展。它有四个特点：第一，自主性。它分为自生性和主动性。前者强调主体的作用，即依靠内部动力促进个人的发展；后者为主观能动性，即拓展个人能力。第二，过程性。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循序渐进、逐步提升。第三，兼容性。自我发展能力为满足自身需要不排除利用外部资源而将外力转化为内力。第四，内生性。自我发展能力主体依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和创新，使能力结构升级和完善。它的运作逻辑是通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作、共同作用，实现优化结构的目标，进而产生促进系统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动力[3]。
关于“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定义，贺新元《西藏自我发展能力诌议》（2010）一文首先对此概念作了基本界定，随后研究成果中关于“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的表述都与此相似或暗含相近的内容①。学者贺新元从两个层面对此概念作出了探析：一方面“西藏自我发展能力是永续发展基本保障”，“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另一方面，“西藏自我发展能力主要是指区域性自我发展能力”，依靠自身和使用外力推动，即“西藏依托自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两方面结合。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内容“可具体细化为经济发展能力、党在西藏的执政能力、党在西藏科学化水平”，等等。“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基层组织、党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西藏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提高党在西藏的执政能力， 提高党在西藏建设的科学化水平”[4]是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
2.干部队伍建设对西藏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
目前，西藏干部队伍中由援藏干部、长期在藏干部和本土干部三部分组成。本文试着从方法论意义上将经济学中的自我发展能力引入西藏长期在藏干部和本土干部的队伍建设之中。虽然贺新元在《西藏自我发展能力诌议》中提出的“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西藏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途径之一，但是未给出学理依据作支撑。而问题恰恰是应从学理层面上来回答西藏自我发展能力和西藏干部队伍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具体而言：第一，西藏干部队伍是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实践主体。朱凯、姚译虹[5]《对自我发展能力理论的规范性研究》一文中将自我发展能力的实践主体分为五大类，即“个人”“企业”“市场”“产业”及“区域”。依照自我发展能力所涉及主体来定义，其内涵自然存在着差别。从其“个人”主体定义来看，它旨在强调“个人进行能动创造活动所必须的能力”，创造活动是为发展，“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契合。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党的追求价值目标，自然规定了干部队伍以何种能力素质来促进实现价值目标。从这一个角度而言，干部也需要具备“个人”规定的能力素质，所以干部属于“个人”范畴。 第二，干部队伍是党的决议或政策的实践主体。“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了”，党的整体意志是靠党的各层级组织逐级往下推进的，推进过程中它又是依靠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党的整体意志实际上依靠干部队伍推进实现的。干部队伍实践决议或政策程度和绩效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因此，干部队伍的作风和能力素质差异影响着党的意志的实现程度。
第三，西藏干部队伍建设将促进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不断地推动着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其中，干部队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行为主体。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一批共产主义干部。因为，党员干部比群众更能洞察社会发展规律，能带领群众向社会变革的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干部队伍的作风和能力素质的提高意味着干部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进而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经济与社会进步。
所以，西藏干部队伍建设能够促进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其中作风和能力素质决定着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程度。换言之，党的领导与西藏干部的理想信念、纪律作风、工作方法、制度保障等共同构成了西藏干部自我发展能力的系统。
二、西藏干部队伍建设的维度分析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前提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保证。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习近平认为，“西藏工作关乎国家大局”，“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6]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和平解放时期、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7]。和平解放时期：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然而在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动上层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并在拉萨发动全面叛乱。同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要求在平息叛乱的战斗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度。然而在1951至1959年这八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封建农奴制度并存，西藏人民由此“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在八年期间，西藏人民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切实在为人民谋利益，同时更加看清楚了封建农奴制腐朽、反动、黑暗以及残酷剥削的真面目。因此，西藏人民经过比较，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改革时期：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农奴主的经济特权和宗教特权随之而灭失，使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翻身作主，这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条件。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实行“稳定发展”方针。1965年9月西藏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西藏自治区，选举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藏自治区成立后，有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了自治区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此，西藏人民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走上了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来，历经五次中央西藏座谈会工作部署，西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攀升。比如，“西藏生产总值由1965年的3.2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920.8亿元，增长281倍。”“‘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萨市连续5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8]
历史和现实证明，西藏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建起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型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的社会结构，使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也明确提出，截至2020年西藏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藏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将取决于建设西藏的广大干部的作风和能力素质。我们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配优秀的人才担任西藏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重视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下西藏地区发展稳定的干部队伍，并以此来推动西藏自我发展，进而提高党在西藏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二）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是首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内在性规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是一个党员干部的动力和目标。一旦丧失了理想信念，那么就会迷失方向，工作受挫直至堕落，甚至把党的事业引向失败。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9]。有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暗地信仰宗教，根本原因是其理想信念出现了问题。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是一项重要政治纪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成人员必然信仰马克思主义。1982年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都规定了“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及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都严明了此项规定。如果允许西藏党员干部信教，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后果是西藏党员干部思想将进入混乱状态，必将削弱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分裂势力的斗争力量。
着力抓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要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包括必须加强党的宗旨教育、纪律作风教育、廉政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還要加大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教育的力度，使其牢固树立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信念，引导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利益观、权力观、民族观、宗教观等；另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教育，同时加大经济、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教育力度，从而使西藏党员干部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做到在思想上与宗教信仰划清界限，遵守“共产党员干部不得信仰宗教”的原则，更加自觉地坚定反对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政治立场，从而提升维护西藏稳定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能力。 （三）严肃纪律作风是基本底线
党的纪律和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党自身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面向未来，我们党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习近平要求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及“两学一做”都是着眼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为党培养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干部队伍。
纪律是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纪律应该被称之为在可以标明一些人当中”“一个命令能够得到……听从”[10]。实践中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纪律是通过《党章》以及组织机构体现出来的。习近平曾指出当前党员干部的违纪现象，如“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在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等重大问题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干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1]133。任何党组织及党员干部个人，在党的纪律面前都无特殊性，即“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11]134。
首要的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党的政治纪律是最首要、最核心的纪律，是我们党全部纪律的基础和维护中央权威的基础。而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是政治纪律的核心。西藏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区干部总量的70%以上”[8]，然而有的少数民族干部却不能抵制亲人或朋友的信教影响，其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发生动摇，更有甚者忽视党的组织纪律，暗地信教甚至追随达赖。西藏地方纪检机构出台了15项规则加以制约和监督，其内容包含了三个方面[1]：第一，理想信念方面。在《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中明确回答了缘何党员干部不能信教的问题。要“严查信仰不坚定、明里不信教暗里信教”等现象。第二，党性原则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两面人”、立场动摇的须严惩。如“严查追随十四世达赖集团、出境朝拜十四世达赖、参加‘法会’、听取讲经、送亲属子女到十四世达赖集团开办的学校上学的党员干部。”第三，政治规矩方面。党员干部要对党绝对忠诚，遵守《党章》，维护党的权威和形象。将“严查参加非法组织、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言论的党员干部”。
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为官不正”“为官乱为”“为官不为”的作风问题以及公权私用甚至走向腐败犯罪等现象频繁发生。因此，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建设成为党建的重要方面。习近平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12]十八大以来，党提出围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召开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着力解决新形势下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提高党员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继而以出台的“八项规定”来限制特权，通过规定“三严三实”解决用权的内在基础，开展的“两学一做”塑造党员干部，以解决新形势下为官出现的作风问题和权力滥用现象，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西藏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可从三方面着手：第一，要遵守党中央的“八项规定”，严格按照“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的规定，强化自我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党性和提高纪律意识，践行党的宗旨理念和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第二，要提高服务大局意识、推动科学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协调各方关系，增强维护西藏社会稳定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第三，要提升在藏汉族干部的藏语言能力，既能听懂藏话又能说藏语，以便与农牧区的群众交流。同时收集和整理寺庙僧侣、农牧区群众的民意，研究并形成方案，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引导创新工作方法是重要武器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以不同形式呈现并贯穿于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路线包括观点和方法论，归结起来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践行群众路线首要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13]。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内核是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党员干部工作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信念，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深入群众，做群众的“小学生”，并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第二，践行群众路线的方法论是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是一项基本功，练好这基本功具有现实意义。党员干部要用真心换真情，与群众交朋友，从而与群众保持密切关系，这有利于提高党的威信和使群众彻底贯彻党的政策或规定。第三，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政治技术。密切联系群众是一个认识与实践互动的过程：收集民情民意——化为决议或决策——群众执行。党员干部的調查研究能力关乎党的政策科学制定。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14]。所以调查研究能力是党员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群众工作主要来自如下挑战：西藏位于祖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广大农牧民群众仍然信奉佛教，这为达赖分裂势力渗透提供了可能；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达赖分裂势力来遏制中国发展。所以，西藏干部与群众保持亲密联系势必要求西藏干部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创新工作方法。第一，创新工作方法的前提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自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我们党认识、解释和成功改造现实世界的有力工具。通过此方法论，结合国际国内变化来研判西藏的变化发展形势，科学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能解决好和维护好农牧民群众困难和利益，消弭农牧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第二，创新工作方法的原则是要形成法治思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藏”重大原则。西藏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始终要坚持法治思维，换言之，西藏发展成果是为了群众而不是迁就群众。要教育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表达利益诉求。同时，涉及民族宗教等敏感性、复杂性问题时，始终做到坚持以法解决。第三，创新工作方法的归属始终要践行群众路线。党与群众的关系体现在党员干部与群众关系上。西藏强基惠民活动选派干部驻村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方式，它能起着获取群众信任和支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作用。所以在驻村实践中，贯彻党惠民政策要不断创新联系群众的形式，要与农牧民群众交朋友，增进感情，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五）建立健全教育培训管理制度是根本举措
党员干部队伍制度化建设旨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实处。邓小平指出：“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可见，制度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法律法规之外是非正式制度，之内是正式制度。十八大以来党修订或制定了系列的规定、准则及办法等，完善了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了新形势下约束党员干部的正式制度。在实践中使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为受到刚性约束和监督，有利于牢固树立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其中，量化考核是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它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作风建设、工作方法等方面提供制度性保障。因此，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体系是西藏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化实践的一种必然途径。
第一，探索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教育管理创新形式。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教育培训方式上，采用“互联网+理想信念教育”方式，利用微信手机客户端等自媒体等。二是考评机制上实行积分制，党员干部参与学习培训中留言讨论、递交心得体会、参加相关考试等，由相关单位负责打分，并积分建档。三是考核机制上，要定期对理想信念教育学习培训情况进行积分考核。如果学习培训积分不够，或者考核不合格就予以通报批评，同时将其作为选拔任用的参考依据。第二，完善培养党员干部工作能力机制体系。工作态度和能力是衡量践行理想信念的一个重要标准。党员干部需要提高工作能力以适应新变化，促进自身更好地贯彻党的决策或决议。所以完善党员干部工作能力体系，要构建提高工作能力机制体系。比如，构建在藏汉族干部听说藏语的培训制度，并把它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考核依据。再比如，构建调查研究的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地为决策做好准备工作。第三，建立健全党员干部问责制。问责制是党员干部践行理想信念的动力，也是制度运行的有效保障。党员干部违纪违规行为必须受到党内法规的惩处，使之严守党的纪律和规定，心系群众，敬畏权力，做到权为人民，紧密联系群众，做好为农牧民群众服务的工作。
三、结语
干部队伍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但是其根本性质是由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先进性，决定了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所以强化干部队伍建设是做好西藏工作的必然选择。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关系到党的整体意志和决策实现程度。西藏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党员干部作为自我发展能力的实践主体，势必对其素质和能力提出新的实践要求和规定。基于此，本文从五个方面旨在探讨构建一支适应转型期的西藏干部队伍建设，提升西藏的自我发展能力。首先，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西藏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组织保障”[16]。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个根本前提下，将以作风为核心要素的内部系统和以能力素质为核心要素的外部系统进行划分，以便从内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从外加强党的纪律作风建设，引导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能力，最终形成制度性保障。其次，内外两部系统相互作用，构成自我发展能力系统，提高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从而促进西藏经济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使命和目标提供有力的干部队伍的保障。
注释：
（1）定义同质或者以同质观点论述。如：王文令.增强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途径探析[J].西藏发展论坛，2012年第3期：47-51；李海红，张剑.西藏自我发展能力评价体系构建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3年第 6 期：16-22；薛剑符，周雪林.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逻辑解读[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4 年第 1 期：47-51；吕翠苹，秦君玲.西藏自我发展能力实证分析——以日喀则市为例[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4期：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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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西藏自治区纪委、西藏监察厅官网：曝光台[EB/OL].（2016-02-20）[2016-6-3].http：//www.xzjjw.gov.cn/b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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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西藏日报，2012-11-19（01）.
[10][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3-134.
[12]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01）.
[13]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16.
[1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81.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8.
[16]李海红，王晓梅.提升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制度保障[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