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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聊斋志异》承载着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反映了蒲松龄对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黄英》文中的三位人物形象分别展现了蒲松龄身上的儒道墨思想意识观念在时代背景下的冲突与融合：儒家安贫乐道的卫士——马子才、魏晋风度践行者——陶三郎、墨派实干家——黄英。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黄英;儒家;魏晋风度;墨子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自称苦行僧转世，生活在儒家思想的发祥地，有着强烈的入世意识和仕途情结，其大半生都在科举考试之路上艰难跋涉，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典型的传统儒士，然其屡试不第，家道中落，人生辛酸，孤愤难平。儒家圣贤经典里的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与现实状况的巨大反差不断叩问心中那个坎坷潦倒、悲苦不堪的灵魂。他在《戒应酬文》中有一段深夜书斋自画像：“弯月已西，严寒侵烛，霜气入帏，瘦肌起粟，枵腹鸣饥，回顾酸影在墙，须吻张翕，耸肩缩项，如世钟馗。” [1]376他反复审视观照，终以神来之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铸就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座高峰——《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虽是一部“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 [2]175，却从各个层面折射出清初当时社会的世态民情，其内容包罗万象，思想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以及民俗文化、神巫思想、民族思想等，使作品具备了极其深广的思想文化内蕴，这一点也是《聊斋志异》超越同类作品的显著优势。《黄英》就是其中一篇集中展现蒲松龄儒道墨思想意识的代表作。
一、儒家安贫乐道的卫士——马子才
《黄英》中的男主人公马子才身上有两个传统儒士的特质，一爱菊，二安贫。文章一开始就交代马子才，“世好菊，至才尤甚” [3]1431，只要能得到好的品种，他绝不吝惜金钱与精力。“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 [3]1431。一次偶然间听别人说“其中表亲有一二种，为北方所无” [3]1431他便即刻出发，不远千里来到金陵，多方动用人际关系，最终“得两芽，裹藏如宝” [3]1431。蒲松龄在《十月孙圣佐斋中赏菊》中写道：“我昔爱菊成菊癖，佳种不惮求千里。” [1]1924显然蒲松龄笔下的马子才嗜菊与自己如出一辙，仿若蒲松龄的影子。菊花，中华十大名花之一，自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拟品格高洁、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喻高士隐逸以来，菊花便被赋予了如梅、兰、竹般淡泊高雅的君子之气节和超凡脱俗的隐士之操守的人格象征意义。
这样一位有着高洁情怀的男主人公，“然家清贫” [3]1431，住的是荒陋茅庐，饮食简陋到“似不举火” [3]1431，正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4]10，马子才不仅安于贫困，还引以为傲，在“仆虽固贫”“仆三十年清德” [3]1433的言辞中流露出诸多清高自赏的意味。他盛邀陶生，显然也是把他当成“陶渊明”式的人物。当陶生欲卖菊谋生时，“素介”的马子才“甚鄙之”：“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 [3]1431马子才对财富的審视秉承儒家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41认为卖菊治生有辱菊花，把正当求富看做是俗和贪，而把“固穷”却作为君子应当追求的生活目标，他以言利为耻，以治生为俗，以不事生产为荣，已然是儒家安贫乐道的典范。受传统男性观影响，他不愿赘居黄英之所，“耻以妻富，恒嘱黄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乱” [3]1432。当“家中触类皆陶家物”时，他又“立遣人一一赍还之，戒勿复取”可“未浃旬，又杂之。凡数更，马不胜烦” [3]1433。在“享用过于世家”时，马“不自安”，说：“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 [3]1433面对马子才以贫为清高的酸腐论调，黄英则客气委婉地解释：“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 [3]1433黄英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陶渊明之所以穷，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将精力放到求取财富上，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用自己的劳动致富，既能使自己过得好一点儿，又为陶渊明争口气，堂堂正正，何耻之有？黄英用古代文人历来寓意清高的菊花卖钱，以菊花贯穿全篇，让“菊”与“陶”这两个最能代表士子清高人格因“自食其力”的致富而心安理得，“聊为我家彭泽解嘲”涵义深刻，反映了当下时代思想价值观念的巨变。为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黄英便在园中为马生“筑茅茨，择美婢往侍马。马安之。然过数日，苦念黄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辄至，以为常。黄英笑曰：‘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亦自笑，无以对，遂复合居如初” [3]1433。在物质与精神享受面前，马生也不能免俗，从“安之”到“反就之”，再到“复合居如初”，令马生“君子固穷”“安贫乐道”传统观念和其所谓之“三十年清德”实在是不堪一击。
贫贱并不能真正过上潇洒的生活，真正要得适其志，就必须有“田园粗足”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时代，士人应该怎样看待贫与富、雅与俗？此文，蒲松龄客观审视儒家思想价值观在明末清初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挑战，通过马生儒家道统观与菊花幻化而成的陶氏姐弟时代新思想的碰撞与较量，借陶氏姐弟对以马子才为代表的传统士人进行颠覆性的批判，打破了儒家传统思想规范，肯定了物欲是士人得适其志的前提，也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文人雅士创造了新的人格内涵。
二、魏晋风度践行者——陶三郎
马子才在购佳种途中结识了陶氏姐弟，此姐弟实属菊花幻化的妖精，那么“菊精”对自己——菊花又是怎么认识的呢？蒲松龄借陶生之口说：“种无不佳，培溉在人。” [3]1431此处，他还菊花以本真的存在：菊花本身并没有清与浊、高尚与卑劣之分，那是作为主体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附加给它的。菊花就是菊花，在剥去其精神象征的非本真存在的盔甲之后，其使用价值以及由此而生的价值的本真存在便得以彰显，即自然之美和真实之美，而这两点恰为道家审美思想的最高境界。 道家崇尚自然，主张顺天合道，回归本性，不刻意，不饰伪。“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5]316 《庄子·杂篇·渔父》。蒲松龄虽常以“吾儒家”自居，然而在其一部分文学创作中泛漾出浓厚的出世情怀和陶渊明情结，凝集了道家尊崇自然、返璞归真等思想的文化内涵。有天真烂漫如赤子的婴宁、小谢、花姑子、翩翩、霍桓等，还有自然任情的“真人”郎玉柱、孙子楚、邢云飞……《黄英》中菊花幻化的陶氏姐弟就是陶渊明的象征，黄英称陶渊明为“我家彭泽”，都随陶渊明姓陶。陶三郎容止“丰姿洒落”“言谈骚雅” [3]1431，棋酒人生，醉死化菊，大有中国道家文化传承之魏晋风度的精神气概。
魏晋时代注重品评人物的容貌、仪态、才华及品德，绝美的姿容气质被视为是人物的最高境界。陶三郎姿容俊逸洒脱，有着道家的自然率真、飘逸脱俗之美，同时又具备高超的艺菊本领和卓越的经商才能，“露才扬己”后淡泊名利，复归田园。《黄英》后半段主要讲陶三郎饮酒。魏晋名士借助醉酒，显露至真性情，醉是人与自然达成沟通融合的必要条件。竹林七贤称赞醉酒能“逍遥浮世，与道俱成” [6]63阮籍《大人先生传》，“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8]刘伶《酒德颂》。蒲松龄也嗜酒，有诗词为证，“人寿几何？……三杯酒，尽陶陶且醉，半晌高眠” [1]2019 《沁园春·人寿几何》。陶三郎“饮素豪”，在一次醉酒时如“玉山倾倒” [3]1434，其个性气质与魏晋名士嵇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7]125何其相似。醉酒之后倒在菊花丛中又与尝醉卧菊花丛中的陶渊明如出一辙，还不禁让人想起了《红楼梦》里醉卧芍药裀的史湘云，他们全然不拘礼俗，潇洒旷达，恣意酣畅。道家将自然看做是最高范畴，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事物本身的姿态。陶三郎醉死化菊，显露原形真身，他从自然中来，又回到自然中去，没有了人形（社会角色）的约束，是真实生命的回归。一如“以酒为名”的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8] 《晋书·刘伶传》。死亡是生命的超越，是可以达成与生命本体相融的境界。显然这种将死看作是自然天命、能够泰然委顺的死亡意识与《庄子·大宗师》里的“生死存亡为一体” [5]107相契合。蒲松龄在篇末也由衷的赞叹醉死化菊的陶生是“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 [3]1434。
三、墨派实干家——黄英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道：“《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2]176指出《聊斋》在塑造女性形象上采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引发了人们对这些“花妖狐魅”身上“人情”的现实性的关注。鲁迅的这段论述在建国后的很多专著、论文中作为重要的引文被反复引用。也恰因鲁迅在中国文学界泰斗的地位，使得他对《聊斋》女性形象的“现实性”的关注成为其经典化的重要价值判断。
黄英无疑是《黄英》的一号主人公，这个菊花精与《聊斋志异》里诸多狐鬼精魅不同，她悄然幻化人形，没有为消除落魄书生的孤独寂寞而自荐枕席，也没有為摆脱潦倒文人的苦厄命运而扶危济困，更几乎无关男女情爱。她在全篇自始至终都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没有现出原形（陶弟醉地化菊），并无显现异于常人之处。蒲松龄在文末也强调“黄英终老，亦无他异” [3]1434。
全篇浓墨重彩的是机敏善辩的黄英、经商管理的黄英、理性务实的黄英……一个平民化、社会化的花精。黄英身上的这些特质其实源自先秦墨家的“平民文化”，其中包含了墨子的义利观、“非命”思想、商业思想、务实精神和“兼爱”思想等。蒲松龄与墨子都诞生于齐鲁大地，随着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商业价值和商人的社会作用的提升难免不影响和改变着蒲松龄的思想观念。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的作品中“写到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人公的故事有七十多篇，约占现存篇目的六分之一，仅次于书中对于读书仕人的描写” [9]90。
儒家思想很少涉及商业活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墨子本身就是小手工业者，对商业活动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先秦墨家学说重视生产劳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在人类生存繁衍中的作用，认为力耕足食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要达到“忧道不忧贫”的境界，没有辛苦的劳作是难以维持的，墨子的“非命”正是指崇尚自食其力，“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10]279 《墨子·非乐上》。主张通过生产劳动实现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10]308 《墨子·非命下》。陶氏姐弟与马子才关于卖菊争论就体现了墨子的义利观和“非命”思想，儒家鄙视经商取利，而墨家则不仅为正当的商业活动进行辩护，还对商人的勤劳和智慧大加赞赏。墨子认为人的“欲”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也应该自然而然的去评价和应用。墨子主张义利相兼，“义，利也” [10]326“利，所得而喜也” [10]328“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 [10]215 《墨子·天志上》。利乃人之所欲，肯定商人追求利润的合理性，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蒲松龄在此赞扬了陶氏姐弟“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 [3]1431的人生观，提出“不必务求贫”的主张，显然是对马生这种士人“君子固穷”传统贫富观念的批判。蒲松龄又借黄英所谓的“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说明了士人要想拥有真正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必须有一定物质基础。小说后半部分写陶生“惟日与马共棋酒” [3]1433，不就是赖于陶生、黄英种菊卖菊而来的物质财富吗？
先秦诸子中，墨子不仅能言善辩，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10]141 《墨子·兼爱下》。这种务实精神在黄英身上也有体现，黄英不但“雅善谈”也身体力行，迁徙选址和业菊治生决策果断，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此外，黄英还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通晓人情，对婚姻生活中出现的分歧、争执能灵活处理，文中三次写到黄英面对家庭矛盾时“笑”，显示了黄英性格的成熟稳重、圆融豁达。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与墨子的“兼爱”思想“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10]126 《墨子·兼爱中》有很多相通之处。黄英可以说是蒲松龄作品中女性审美的最高理想人物。
鲁迅曾说：“明清之际，是我国经济和思想文化形态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思想解放的高涨、社会风气的变化，对这一时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导致了社会行为取向和个人生存方式的变化。” [11]686反观蒲松龄的人生际遇和社会时代背景，可见其思想外右儒左道而内墨，儒道墨思想文化都对他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儒家清高的君子风范、道家旷达的人生态度、墨家的务实精神最终融为一体，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奠定了厚实的思想文化内蕴。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蒲松龄全集[M].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周锡山，释评.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3][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春秋]孔子.论语[M].于江山，主编.牧归荑，编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
[5][战国]庄子.庄子[M].萧无陂，导读、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18.
[6][魏]阮籍.阮籍集[M].李志钧，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梁]刘孝标，注.王根林，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于刚.中华史籍精华译丛[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
[9]于天池.《聊斋志异》所反映的商人生活及蒲松龄的商人意识[J].文学遗产，1983，（3）.
[10][战国]墨子.墨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1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陈丽华）
收稿日期：2020-05-07
基金项目：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基金项目“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高职语文课堂教学的研究与实践”（GJ1742）。
作者简介：朱荣梅（1978- ），女，陕西西安人。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黄英;儒家;魏晋风度;墨子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自称苦行僧转世，生活在儒家思想的发祥地，有着强烈的入世意识和仕途情结，其大半生都在科举考试之路上艰难跋涉，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典型的传统儒士，然其屡试不第，家道中落，人生辛酸，孤愤难平。儒家圣贤经典里的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与现实状况的巨大反差不断叩问心中那个坎坷潦倒、悲苦不堪的灵魂。他在《戒应酬文》中有一段深夜书斋自画像：“弯月已西，严寒侵烛，霜气入帏，瘦肌起粟，枵腹鸣饥，回顾酸影在墙，须吻张翕，耸肩缩项，如世钟馗。” [1]376他反复审视观照，终以神来之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铸就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座高峰——《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虽是一部“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 [2]175，却从各个层面折射出清初当时社会的世态民情，其内容包罗万象，思想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以及民俗文化、神巫思想、民族思想等，使作品具备了极其深广的思想文化内蕴，这一点也是《聊斋志异》超越同类作品的显著优势。《黄英》就是其中一篇集中展现蒲松龄儒道墨思想意识的代表作。
一、儒家安贫乐道的卫士——马子才
《黄英》中的男主人公马子才身上有两个传统儒士的特质，一爱菊，二安贫。文章一开始就交代马子才，“世好菊，至才尤甚” [3]1431，只要能得到好的品种，他绝不吝惜金钱与精力。“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 [3]1431。一次偶然间听别人说“其中表亲有一二种，为北方所无” [3]1431他便即刻出发，不远千里来到金陵，多方动用人际关系，最终“得两芽，裹藏如宝” [3]1431。蒲松龄在《十月孙圣佐斋中赏菊》中写道：“我昔爱菊成菊癖，佳种不惮求千里。” [1]1924显然蒲松龄笔下的马子才嗜菊与自己如出一辙，仿若蒲松龄的影子。菊花，中华十大名花之一，自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拟品格高洁、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喻高士隐逸以来，菊花便被赋予了如梅、兰、竹般淡泊高雅的君子之气节和超凡脱俗的隐士之操守的人格象征意义。
这样一位有着高洁情怀的男主人公，“然家清贫” [3]1431，住的是荒陋茅庐，饮食简陋到“似不举火” [3]1431，正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4]10，马子才不仅安于贫困，还引以为傲，在“仆虽固贫”“仆三十年清德” [3]1433的言辞中流露出诸多清高自赏的意味。他盛邀陶生，显然也是把他当成“陶渊明”式的人物。当陶生欲卖菊谋生时，“素介”的马子才“甚鄙之”：“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 [3]1431马子才对财富的審视秉承儒家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4]41认为卖菊治生有辱菊花，把正当求富看做是俗和贪，而把“固穷”却作为君子应当追求的生活目标，他以言利为耻，以治生为俗，以不事生产为荣，已然是儒家安贫乐道的典范。受传统男性观影响，他不愿赘居黄英之所，“耻以妻富，恒嘱黄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乱” [3]1432。当“家中触类皆陶家物”时，他又“立遣人一一赍还之，戒勿复取”可“未浃旬，又杂之。凡数更，马不胜烦” [3]1433。在“享用过于世家”时，马“不自安”，说：“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 [3]1433面对马子才以贫为清高的酸腐论调，黄英则客气委婉地解释：“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 [3]1433黄英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陶渊明之所以穷，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将精力放到求取财富上，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用自己的劳动致富，既能使自己过得好一点儿，又为陶渊明争口气，堂堂正正，何耻之有？黄英用古代文人历来寓意清高的菊花卖钱，以菊花贯穿全篇，让“菊”与“陶”这两个最能代表士子清高人格因“自食其力”的致富而心安理得，“聊为我家彭泽解嘲”涵义深刻，反映了当下时代思想价值观念的巨变。为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黄英便在园中为马生“筑茅茨，择美婢往侍马。马安之。然过数日，苦念黄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辄至，以为常。黄英笑曰：‘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亦自笑，无以对，遂复合居如初” [3]1433。在物质与精神享受面前，马生也不能免俗，从“安之”到“反就之”，再到“复合居如初”，令马生“君子固穷”“安贫乐道”传统观念和其所谓之“三十年清德”实在是不堪一击。
贫贱并不能真正过上潇洒的生活，真正要得适其志，就必须有“田园粗足”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时代，士人应该怎样看待贫与富、雅与俗？此文，蒲松龄客观审视儒家思想价值观在明末清初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挑战，通过马生儒家道统观与菊花幻化而成的陶氏姐弟时代新思想的碰撞与较量，借陶氏姐弟对以马子才为代表的传统士人进行颠覆性的批判，打破了儒家传统思想规范，肯定了物欲是士人得适其志的前提，也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文人雅士创造了新的人格内涵。
二、魏晋风度践行者——陶三郎
马子才在购佳种途中结识了陶氏姐弟，此姐弟实属菊花幻化的妖精，那么“菊精”对自己——菊花又是怎么认识的呢？蒲松龄借陶生之口说：“种无不佳，培溉在人。” [3]1431此处，他还菊花以本真的存在：菊花本身并没有清与浊、高尚与卑劣之分，那是作为主体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附加给它的。菊花就是菊花，在剥去其精神象征的非本真存在的盔甲之后，其使用价值以及由此而生的价值的本真存在便得以彰显，即自然之美和真实之美，而这两点恰为道家审美思想的最高境界。 道家崇尚自然，主张顺天合道，回归本性，不刻意，不饰伪。“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5]316 《庄子·杂篇·渔父》。蒲松龄虽常以“吾儒家”自居，然而在其一部分文学创作中泛漾出浓厚的出世情怀和陶渊明情结，凝集了道家尊崇自然、返璞归真等思想的文化内涵。有天真烂漫如赤子的婴宁、小谢、花姑子、翩翩、霍桓等，还有自然任情的“真人”郎玉柱、孙子楚、邢云飞……《黄英》中菊花幻化的陶氏姐弟就是陶渊明的象征，黄英称陶渊明为“我家彭泽”，都随陶渊明姓陶。陶三郎容止“丰姿洒落”“言谈骚雅” [3]1431，棋酒人生，醉死化菊，大有中国道家文化传承之魏晋风度的精神气概。
魏晋时代注重品评人物的容貌、仪态、才华及品德，绝美的姿容气质被视为是人物的最高境界。陶三郎姿容俊逸洒脱，有着道家的自然率真、飘逸脱俗之美，同时又具备高超的艺菊本领和卓越的经商才能，“露才扬己”后淡泊名利，复归田园。《黄英》后半段主要讲陶三郎饮酒。魏晋名士借助醉酒，显露至真性情，醉是人与自然达成沟通融合的必要条件。竹林七贤称赞醉酒能“逍遥浮世，与道俱成” [6]63阮籍《大人先生传》，“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8]刘伶《酒德颂》。蒲松龄也嗜酒，有诗词为证，“人寿几何？……三杯酒，尽陶陶且醉，半晌高眠” [1]2019 《沁园春·人寿几何》。陶三郎“饮素豪”，在一次醉酒时如“玉山倾倒” [3]1434，其个性气质与魏晋名士嵇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7]125何其相似。醉酒之后倒在菊花丛中又与尝醉卧菊花丛中的陶渊明如出一辙，还不禁让人想起了《红楼梦》里醉卧芍药裀的史湘云，他们全然不拘礼俗，潇洒旷达，恣意酣畅。道家将自然看做是最高范畴，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事物本身的姿态。陶三郎醉死化菊，显露原形真身，他从自然中来，又回到自然中去，没有了人形（社会角色）的约束，是真实生命的回归。一如“以酒为名”的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8] 《晋书·刘伶传》。死亡是生命的超越，是可以达成与生命本体相融的境界。显然这种将死看作是自然天命、能够泰然委顺的死亡意识与《庄子·大宗师》里的“生死存亡为一体” [5]107相契合。蒲松龄在篇末也由衷的赞叹醉死化菊的陶生是“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 [3]1434。
三、墨派实干家——黄英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道：“《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2]176指出《聊斋》在塑造女性形象上采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引发了人们对这些“花妖狐魅”身上“人情”的现实性的关注。鲁迅的这段论述在建国后的很多专著、论文中作为重要的引文被反复引用。也恰因鲁迅在中国文学界泰斗的地位，使得他对《聊斋》女性形象的“现实性”的关注成为其经典化的重要价值判断。
黄英无疑是《黄英》的一号主人公，这个菊花精与《聊斋志异》里诸多狐鬼精魅不同，她悄然幻化人形，没有为消除落魄书生的孤独寂寞而自荐枕席，也没有為摆脱潦倒文人的苦厄命运而扶危济困，更几乎无关男女情爱。她在全篇自始至终都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没有现出原形（陶弟醉地化菊），并无显现异于常人之处。蒲松龄在文末也强调“黄英终老，亦无他异” [3]1434。
全篇浓墨重彩的是机敏善辩的黄英、经商管理的黄英、理性务实的黄英……一个平民化、社会化的花精。黄英身上的这些特质其实源自先秦墨家的“平民文化”，其中包含了墨子的义利观、“非命”思想、商业思想、务实精神和“兼爱”思想等。蒲松龄与墨子都诞生于齐鲁大地，随着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商业价值和商人的社会作用的提升难免不影响和改变着蒲松龄的思想观念。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的作品中“写到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人公的故事有七十多篇，约占现存篇目的六分之一，仅次于书中对于读书仕人的描写” [9]90。
儒家思想很少涉及商业活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墨子本身就是小手工业者，对商业活动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先秦墨家学说重视生产劳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在人类生存繁衍中的作用，认为力耕足食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要达到“忧道不忧贫”的境界，没有辛苦的劳作是难以维持的，墨子的“非命”正是指崇尚自食其力，“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10]279 《墨子·非乐上》。主张通过生产劳动实现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10]308 《墨子·非命下》。陶氏姐弟与马子才关于卖菊争论就体现了墨子的义利观和“非命”思想，儒家鄙视经商取利，而墨家则不仅为正当的商业活动进行辩护，还对商人的勤劳和智慧大加赞赏。墨子认为人的“欲”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也应该自然而然的去评价和应用。墨子主张义利相兼，“义，利也” [10]326“利，所得而喜也” [10]328“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 [10]215 《墨子·天志上》。利乃人之所欲，肯定商人追求利润的合理性，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蒲松龄在此赞扬了陶氏姐弟“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 [3]1431的人生观，提出“不必务求贫”的主张，显然是对马生这种士人“君子固穷”传统贫富观念的批判。蒲松龄又借黄英所谓的“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说明了士人要想拥有真正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必须有一定物质基础。小说后半部分写陶生“惟日与马共棋酒” [3]1433，不就是赖于陶生、黄英种菊卖菊而来的物质财富吗？
先秦诸子中，墨子不仅能言善辩，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10]141 《墨子·兼爱下》。这种务实精神在黄英身上也有体现，黄英不但“雅善谈”也身体力行，迁徙选址和业菊治生决策果断，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此外，黄英还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通晓人情，对婚姻生活中出现的分歧、争执能灵活处理，文中三次写到黄英面对家庭矛盾时“笑”，显示了黄英性格的成熟稳重、圆融豁达。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与墨子的“兼爱”思想“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10]126 《墨子·兼爱中》有很多相通之处。黄英可以说是蒲松龄作品中女性审美的最高理想人物。
鲁迅曾说：“明清之际，是我国经济和思想文化形态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思想解放的高涨、社会风气的变化，对这一时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导致了社会行为取向和个人生存方式的变化。” [11]686反观蒲松龄的人生际遇和社会时代背景，可见其思想外右儒左道而内墨，儒道墨思想文化都对他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儒家清高的君子风范、道家旷达的人生态度、墨家的务实精神最终融为一体，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奠定了厚实的思想文化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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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陈丽华）
收稿日期：2020-05-07
基金项目：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基金项目“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高职语文课堂教学的研究与实践”（GJ1742）。
作者简介：朱荣梅（1978- ），女，陕西西安人。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