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利用外资的结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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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2009-2018年湖南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来源结构、地区分布结构、方式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同时也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小,来源结构中过于倚重港台资金,地区分布集中于京广铁路线,独资企业占比太重等。为此,坚持不懈地推进统筹兼顾的引资战略,提升引资引技过程中自主创新的程度,注重疫情防控中引资环境的营造,以促进湖南外资工作持续快速长远发展。
  关键词: 利用外资;外资结构;引资战略;投资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0)04-0149-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KS024)、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02)
   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加速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有效手段之一[1]。2009年以来的十多年,在全球产业转移和我国推进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背景下,中部各省纷纷抓住机遇,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策略,积极拓宽引资渠道,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引进战略投资者,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外商投资呈现出速度加快、地域拓宽、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湖南为案例,利用统计数据,对2009-2018年近十年湖南利用外资的结构与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期待对湖南开放发展有所助益。
  一、湖南省利用外资的四大结构分析
  利用外资的四大结构是产业结构、来源结构、地区分布结构和方式结构。2009-2018年湖南省利用外资的结构状况为:
  (一)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
  2009-2018年随着外资的不断流入,湖南省的三大产业利用外资结构发生了变化。据统计,第三产业越来越受到外商投资者的重视,占外商投资的最大份额;其次是第二产业,而第一产业与之相比显得量小力微,“重工重商轻农”局面依旧。这种产业布局是受国际经济环境、生产比较优势和政策导向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湖南省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特点如下:
  首先,第三产业是外商投资的首要产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二产业都是吸引众多外商关注的主要产业,特别是在工业领域,而对第一产业的投资率非常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率也相对较低。但近十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省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18173649万美元,其中第三产业累计利用外资金额为13541436万美元,占比为74.51%;第二产业累计利用外资金额为3493179万美元,占比为19.22%;第一产业累计利用外资430336万美元,仅占2.37%(见图1)。可见,第三产业已经赶超了第二产业,比第二产业高出了55.29%,一改以往该省服务业发展基础薄弱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的面貌,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加速上升趋势,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以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的新时期,服务业成为了利用外资的主导领域[2]。湖南目前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
  其次,外商对湖南的行业结构的投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表1可以看出,近十年湖南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有外商投资。第二产业内制造业外商投资所占的比重最大,近十年来平均达到30.98%以上,投资额2009年高达103,288万美元,最低时的2015年也有72,788万美元,2016年时有所改观,2017年的外商投资史上占比最低,仅有1.28%,与
  2009年制造业占比36.94%相比下降了近35个百分点,之后在2018年有所增长,但所占比重仍只有5.7%。制造业中外商投资的减少,与各级政府主动去库存和企业利润的下降限制了其投资愿望有关,尽管技术改造投资有所增加,但体量有限,难以挽回逐渐低迷的颓势。要想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将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终端需求羸弱,企业盈利可能回落并制约投资。二是技改和高精尖制造业投资占比的增长需要时间与空间,快速提升难度较大。与此同时,我国拥有高技术人才丰裕、产业配套体系完备、基础
  设施逐步完善等综合竞争优势,近年来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增长。所属第三产业的房地产业呈波澜不惊、稳步上升的趋势,从2009年的409077万美元到2016年85698万美元,其间的投资状态如同股市忽高忽低,跌宕起伏,但在2017年暴增到10082760万美元,比2010年房地产4.25%的占比上升了近90个百分点,2017年外商在房地产业的投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房地产丰厚的红利以及成熟的行业系统息息相关。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3],这一意见提出后,房地产市场总体上保持稳定运行,住房市场也越来越理性。而同属于第三产业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部门,利用外资所占比重少之又少。同时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业在外商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较低,这与该省农业大省的形象不符,但是发展势头良好,2018年出现大幅拉升。从该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农业、采掘业等基础设施还不发达,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发展空间大,制造业中高新技术比重不高,这些行业都迫切需要引入资金和高新技术加以改造发展。
  (二)利用外资的来源结构
  全球外商对湖南省的投资,就投资额和投资来源地来看,无论是外商投资协议金额还是实际金额,其中对湖南省直接投资最多的是亚洲地区,紧随其后的是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另外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以中国港台为主。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是湖南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截至2018年末,中国香港累计对湖南投资实际金额达6 284 945万美元,占湖南累计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为65.61%,名列第一;中国台湾地区577 938万美元,比重为9.2%,名列第二;维尔京群岛388 895万美元,比重为4.1%,名列第三;日本296 863万美元,比重为3.1%,名列第四;美国248733万美元,比重为2.61%,名列第五。德国和新加坡在湖南的投资近年来增长较快,德国243 811萬美元,比重为2.55%,名列第六;新加坡174 366万美元,比重为1.82%,名列第七;英国76397万美元,比重为0.81%,名列第八;韩国69070万美元,比重为0.72%,名列第九;卢森堡60719万美元,比重为0.63%,名列第十(见图2)。   从表2可知,过去十年中外商对湖南投资金额最多、增长幅度较快的地区当属中国香港。从2009
  年的316,689万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160,109万美元,翻了近4倍。中国台湾和维尔京群岛在湖南的投资呈稳中有增的趋势,除了2014年中国台湾有所减少外,之后都呈现出稳定的投资态势。意大利、加拿大、泰国、卢森堡等在湘投资总量都很少,意大利在2012年后投资急剧下降,2015年的投资仅为34万美元,波动起伏大,呈现出极不稳定的态势。这些国家在湖南的投资之所以不断变化,时有时无,显然这些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近些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是对外投资量最大的国家,近十年在湖南的投资情况总体较好,除2009、2010年美国在湘投资总量较小外,之后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从投资金额看,十年间的总投资额为248,733万美元,所占投资比重为2.61%。虽然所占比例并不大,但美国投资所涉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恰好可以弥补港台地区和亚洲国家投资行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优化利用外资的来源结构,提升湖南利用外资的层次和规模。
  (三)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结构
  外商在对湖南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呈现出分散趋势。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投资重点向东部地区倾斜,并且配以相应的优惠政策,东部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能够抓住机遇吸引大量外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湖南利用外资的过程与全国类似,外资的地区分布也不均匀,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的金额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都远超湖南中部和西部,呈现出“东重西轻”的地区格局。从表3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一点一线”区域,“一点”指长株潭城市群,“一线”指沿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北起岳阳,经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南至郴州6市所形成的一条经济走廊[4]。外商对湖南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中,吸收外资金额最多的始终是长沙市,总量呈逐年上升之势[5]。作为省会城市,长沙不仅是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湖南省经济、政治和金融的中心。株洲和湘潭与长沙相邻且有良好的工业设施基础,而岳阳、衡阳和郴州等地市交通便利,也备受外商关注,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2018年“一点一线”区域利用外资共1,238,444万美元,占湖南省总额的76.49%。其中岳阳市坐落于湖南省东北部,因“湖南北大门”之称而盛名,是湖南省唯一临江口岸城市,凭其地理优势1990年时曾位居全省吸收外资的第一位,2008年降至全省第七位,时至2017年仍居全省第七位。另外,常德和永州两市由于地理位置和资源等因素影响,实际利用外资较少,但总体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在2017年和2018年的实际利用外资均已超过十亿美元。
  (四)利用外资的方式结构
  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是湖南利用外资的两个主要方式。直接投资是当前首要投资方式,普遍体现在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当中。国际间接投资主要是对外借款。
  近十年来,湖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中中外合作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仍然是主要方式,其中独资企业所占比例最大,占了绝对份额。从2009-2018年该比例超过60%,最高达81%,虽然这一比例在近两年中有所下降,但均已超过60%。其次是中外合资企业,2009-2018年投资金额从64699万美元增长到409846万美元,增幅达到533%,占比都在14%以上,其中2014年突破了26%,总体呈波澜不惊的发展态势。中外合作企业的比重在过去的十年中并没有太大的波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总量的2%左右变化,在2017年高达7%。外商投资股份制近十年来波动较大,2010年总量只有986万美元,仅占0.19%,在2017年金额达到103513万美元,相比2009年增幅达989%,所占比重也达到了年度总比重的11%,这种发展趋势,与近年大力推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关。
  二、湖南省利用外资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2009-2018年,湖南一方面利用外资的结构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与发展;但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来源结构、地区结构与方式结构四大结构中也各有其问题。
  第一,近十年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产业结构不太合理。从近十年外商的产业分布来看,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特别是房地产业,而投资第一产业比重依然很低,直接投资于第三产业的比重始终占据最大部分,而且呈不断提高趋势。第二产业的比重虽然高于第一产业,但始终不到20%的水平,不及第三产业的一半,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二是产业内部发展不均衡。通过对三大产业内部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在利用外资比重非常低的第一产业中,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利用外资的总体比重不高,近十年间外商投资呈曲折发展的趋势,只有在2015年比重达到了11%,随后两年开始下降,在2011-2016年间,外商投资从17,540万美元增加到了45,672万美元,增幅达到160%,但总量还不高,2017年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外商投资僅有16,204万美元,比重只占0.15%。说明湖南农业利用外资依然乏力,还有很大努力空间[6]。其次,2009-201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投资过高,2010年制造业占第二产业内部4个门类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达90.87%,2012年达85.54%,2018年达87.59%,平均占比都在85%以上,但从最近两年来看,2017年制造业仅占比重为44.47%。同属第二产业建筑业的投资却有所增长,占比44.6%,比上一年增长了近39个百分点,而在2018年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投资都大幅度减少,尤其是建筑业,只有871万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少投资了近156倍。最后,在第三产业内部的15个门类中,大量的外商投资流入房地产业,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交通运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利润较高的行业。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房地产吸收外资从2016年的85698万美元骤增近118倍,达到10082760万美元,占当年湖南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97.7%。2017年外商在其他门类的投资额总共91379万美元,仅占第三产业投资总额的0.88%。三是外商对产业投资形成的不合理结构及其内部的不平衡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可能会加重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是外资在第一产业投资没有得到引导;可能会影响产业结构的效益。   第二,近十年来源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湖南的外资来源地具有与我国外资来源相同的特征,尽管外资来源地广泛,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外资占有较大的比重,而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资规模相对有限。邓小平曾提出:“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我们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我相信在国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的建设事业的。”[7]
  华侨、华人的投资对湖南的建设与发展有很大助益。据统计,来源于港澳台地区的华资对湖南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外资中占比最大,湖南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海外华资的贡献。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外资质量也存在一定差异,发达国家在湖南的投资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欧盟、日韩是湖南重要外资来源地,近年欧盟和日韩在湘投资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8]。2009-2018年间,新加坡和韩国对湖南經济的投入超过了美国和英国,来自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湖南经济增长,虽然这些国家在湖南的投资具有一定的外向性。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外商投资也为湖南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这种来源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外资来源地相对集中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外债过于单一的这种货币结构必然会加大外汇交易风险。二是外资来源地形成的各种问题不在来源地本身,而在不同外资来源地的投资特点上。欧美日等发达地区技术含量高,其外资的进入对于湖南省的技术进步有正向的溢出效应,但是效应不明显,而港澳台地区外资的进入对于湖南省的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9] 。外商直接投资普遍来源于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看似其存在合理性,但由于投资区域过于集中,主要为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等,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三,近十年地区分布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利用外资的空间分布状况没改变。外商多年来在湖南的投资呈现出的“东高西低”区域倾斜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和波动幅度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与长株潭相距越远波动越大。二是外商投资区域分布的失衡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拉大了区域经济间的差距。外资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所呈现的“东高西低”的失衡特征,直接影响着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对外贸易差异和技术溢出效应差异,这些差距差异或将成为影响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外资吸引政策区域间分布不合理将造成区域间结构化市场不完善,这将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10]。但是这种不平衡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自然地理因素、人文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等等都发挥着作用。对比2009-2018年湖南外资的数据和湖南各地经济发展数量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湖南各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对湖南省东部的岳阳、长沙、株洲、衡阳的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湖南省中部的益阳、娄底、邵阳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处于大湘西的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怀化市经济增长作用甚微;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会显著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所以要解决利用外资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必须突破利用外资的区位“瓶颈”,应大力鼓励和吸引外资到西部地区多投资,尤其是具有先进生产技术的投资项目,提升这些地区的企业生产率。三是各区域内部所辖的县和县级市的利用外资分布也不是均衡发展的,存在较大差异,要通过政策创新缩小内部区域之间的引资差距。
  第四,近十年方式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外资独资企业占比过重状态始终存在。从总体来看,外商独资企业在湖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中所占比例最大,呈现出明显的“独资化趋势”。从2009-2018年间,外商独资一直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从369462万美元增长到了1047648万美元,占比一直在60%以上,2018年超过80%,表明10年来外商独资企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湖南的主要方式,湖南投资环境日趋完善和经济快速增长是独资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这种过高的比重,会导致一些行业的自主性不足,容易受制于人。二是合资企业成为了外商利用湖南本土资源的途径,技术引进不明显。在外商投资者看来,选择合资企业有利于快速进入国内市场、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获取当地的经验和技能以及关键原材料、分散经营风险和满足当地政府的要求等,防范和降低直接投资的风险。但对湖南同类本土企业而言,面临的竞争和风险则加大了。因此,湖南在积极引导合资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11]从最近几年来看,湖南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方式利用外资的金额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与全国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尤其是在引进合资企业时,让出了市场,但是真正的先进技术引进却很少,这与我们当初的引资意愿和目标背道而驰。
  三、进一步提高湖南利用外资质量的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统筹兼顾的引资战略[12]。针对湖南利用外资四大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总体战略,综合施策,解决其中的突出问题。为此,一是要注重加大农业投入强度和政策创新力度。通过政策创新引导,吸引外商对湖南农业的投入。湖南作为鱼米之乡,农渔牧业有着优厚的发展基础、良好的水利设施和自然条件,各级政府要从宏观上进行政策引导,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与交通设施,引进国外先进的农林牧渔业生产技术和设施设备,提升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外资投资农林牧渔业的回报率,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二是针对来源结构过于集中于香港台湾澳门,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宣传,坚持引资与走出去并行。湖南应全面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实施产能出海、境外投资、跨国并购、服务外包等重点行动,实现与国家“一带一路”陆海空大通道的互联互通,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13]。尤其是发挥湖南各大城市与国外友好城市的关系,加大与欧美各国的联系,尽可能引进新的外资。三是针对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长沙、湘潭、株洲、郴州、岳阳、衡阳等地的问题,一方面提高这些城市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引导这些城市利用外资向制约工业结构的关键重点企业转变。另一方面,进一步突出常德、娄底、怀化、邵阳、永州地域特色产业的引资需要,有针对性引进相同领域的战略投资者,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四是针对外商独资企业比重过高和合资企业中技术含量不高的问题,要进一步明确产业政策,在一些非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大力推进合资方式利用外资,并提出一些技术因素要求,以求得双赢结果。   第二,提升引资引技过程中自主创新的程度。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的开放型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引进资金和技术是主要目的。随着创新型国家、创新湖南等的建设,湖南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在日益提高。总体而言,湖南在对外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引资引技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对湖南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近年国际保护主义抬头、各主要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明确将引资引技的重要工作,与国家和湖南的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起来,与湖南的优势领域和行业如工程机械、机电行业、生物科技、材料工业技术等结合起来,促推这类企业的持续发展。例如,可针对中车株机、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特变电等企业,引进外资尤其是核心关键技术,进一步做优做大做强这些企业;针对湖南的博云新材、科力远、科霸等汽车动力企业,引进一些与之适配的上下游企业,提升产业的配套能力;针对当前混合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与航天产业等高科技的发展和地质勘查业的崛起,加大引进力度;针对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和媒体艺术的发展,多渠道、多途径与海外企业开展合作,引进国外新的发展理念与产品设计思路。总之,要通过引资引技,提升湖南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本土技術人员,极力推进两者结合。
  第三,注重疫情防控中引资环境的营造。始于2020年1月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蔓延,以及西方国家的防治方式的不力,将使疫后全球化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全球治理秩序可能因此发生大的变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一些著名学府的教授都就此发表了看法意见。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提前部署,注重疫情防控中利用外资环境的营造。当前,湖南部分地区重硬环境建设、轻软环境治理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环境卫生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跟不上,也不利于项目、人才、资金、技术的流入。因此,引资环境的营造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为此,一是要创造性地营造政策环境,贯彻执行好湖南省委省政府近年制定的相关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如湖南省人民政府2017年制订的《湖南省实施开放崛起战略发展规划(2017-2021年)》,2018年印发的《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3月出台的《湖南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实施方案(2020-2025年)》等方针政策。二是要创造性执行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重大战略。2017年湖南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重大部署,要贯彻执行好这一战略决策。三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涉及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制度治理环境、法治环境、财税体系、信用体系、人才环境等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特别要针对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外资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新的应对之策,因时因势利导,促进湖南外资工作质量提升和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志翠,马雪梅,陈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成效、经验及对策[J].国际贸易,2019(12):58-67.
  [2] 聂平香,张彩云.我国利用外资创新发展的路径探析[J].中国国情国力,2020(2):15-18.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4] 赵少平,杨会全.湖南区域政策的演变——评价与反思[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4):60-64.
  [5] 卿定文,蔺叶坤.“十二五”湖南利用外资的结构、特点与对策分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2):90-96.
  [6] 柳思维.经济新常态下加强湖南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探讨[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5(3):1-7.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2.
  [8] 刘彦.湖南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8(12):127.
  [9] 罗曼怡.湖南高新技术产业FDI技术溢出情况探讨[J].时代经贸,2019(1):37-39.
  [10]孟可心.中国吸引外资政策选择与产业升级[J].新经济,2019(6):18-23.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8-199.
  [12]胡凯,漆圣桥.经开区招商引资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9,40(4):67-71.
  [13]文秋林. 谱写湖南开放发展新篇章[N]. 湖南日报,2016-07-20(006).
  (责任编辑:铁 青)
  The Structur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egional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A  Hunan Case
  QING  Dingwen,HOANG Jiao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Hunan 410004,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ten years from 2009 to 2018, Hunan's industrial structure, source structure, region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mode structure of foreign capital utilization have undergone positive changes, and there are also pressing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the proportion of primary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small, and the source structure relying too heavily on Hong Kong and Taiwan fund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is concentrated on the Beijing-Guangzhou railway line, and the proportion of sole proprietorships is too large. To this end, we will unswervingly promote the overall investment strategy, increase the degree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reation of a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promote the continued rapid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Hunan's foreign investment.
  Key words: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foreign capital structure;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y; investment environment
  作者简介: 卿定文(1969—),男,湖南新化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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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湖南省石门县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的调研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考量空巢老人的代际经济支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村空巢老人的代际经济支持状况以净供养型为主,其次为净抚养型与供抚平衡型;性别、年龄、自评健康状况、月收入、子女经济情况及居住状况对空巢老人代际经济支持类型具有显著影响。鉴此,可从家庭、村落与社会三级层面优化家庭代际互助模式,创新村落帮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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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2007-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利率市场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治理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且对不同状态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有较强的异质性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能够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提升企业财务稳定性,这有助于驱动企业降低金融化水平。在现有范式基础上嵌入银行业发展因素,发现只有在较好的银行业发展基础上,利率市场化驱动企业去金融化的作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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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8年CFPS数据和Logit模型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总体上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积极的改善效果,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从区域异质性看,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并且以中部地区尤为明显。从家庭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促使收入贫困农户、非融资约束农户、非土地流转农户、非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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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气指数保险是传统农业保险、区域产量保险的创新。选择天气指数保险探讨其费率厘定,有助于克服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确保农业保险快速、健康地发展。粮食作物日照时间天气指数保险的费率厘定,首先要测算日照过短(或日照过长)的严重程度,计算日照过短(或日照过长)测度指标;再分析气候因素导致粮食作物减产的程度,计算气候减产率;然后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确立气候减产率与日照过短(或日照过长)测度指标之间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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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沪深两市交易所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logit回归模型考量CEO金融背景对上市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结果表明: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并不会对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带来显著改进;中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拥有金融背景的CEO会更容易通过增加企业的金融性资产比例从而增大企业的经营风险。  关键词: CEO;金融背景;企业经营绩效;PSM;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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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创新是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驱动力,协同创新是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梳理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的特征,根据复杂系统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将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系统分解为科技创新主体子系统、要素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并基于秦巴山脉区域省市航空航天制造业2010-2016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序变量中,政府支持度与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正相关关系最明显,各子系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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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2004-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量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对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市场竞争力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能显著提升其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存在持续性;官员型政治关联和市场竞争力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官员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比市场竞争力的调节作用更强;代表型政治关联则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国家标准;生产率;政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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